《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章节根、沈丁立
〔内容提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之一，美国的军控政策是其重点影响的对象。一方面，它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积极参与影响美国的军控政策；另一方面，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使它具备了对美国军控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能力。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同一般利益集团相比较，美国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军控政策有着鲜明的特点。“9·11”之后，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进一步凸现，这种势头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关键词：美国外交·军事战略/ 军控政策/军工复合体
在考察美国的军控政策时，军工复合体的作用值得注意。在美国学术界，有关军工复合体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多，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军工复合体的历史的研究，另一类是主要以军工复合体对战争及国防政策的影响为视角的研究。从我国国内研究状况看，随着对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也注意到军工复合体的重要影响。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一些基本概念，尤其是军工复合体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分别从动因、特点、内容及原因四个方面分析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为了更充分论述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的第三部分将以军工复合体推动部署导弹防御与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为案例来进行论证。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结合“9·11”之后美国所面临的新的国际安全形势，对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进行初步总结及预测。
一、概念的界定
在讨论开始以前，有必要对文中所涉及的几个概念进行界定。
1.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在1961年1月17日的《告别演说》中，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姻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在每一个城市、每个州的议事机构、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都能感受到它的总体影响——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甚至是精神方面的。我们认识到这种发展具有不可避免的需求。然而，我们不可以不去理解它的重大影响。……在政府各部门，我们必须防备军工复合体获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管寻求与否。”【注释】“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Speech, Dwight D. Eisenhower, 1961，” http://www.yale.edu/ lawweb/avalon/presiden/speeches/eisenhower001.htm.【注尾】在这一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历史的解释，这为后来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但此后经过40多年的发展，概念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给军工复合体下一明确定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定难度。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理解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文中的论述即是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首先，本质上讲，军工复合体代表了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行政机构中的军事机构与私营部门的军工企业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是一种制度性的结合，并在经济、政治、精神等诸方面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军工复合体是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从我们的政府寻求特别的关注——在这里寻求合同，又在那里寻求税收利益，试图改变政府条例去方便攫取金条，最终是要使他们更加有利可图”。【注释】Paul A. C. Koistine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0), p.vii.【注尾】再次，军工复合体还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有在军事机构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完全建立起来后（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这种密切联系都存在），并在它们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强有力的持续的影响的情况下，完整意义上的军工复合体才真正出现。
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军工复合体的两大部分——军事机构和企业，是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的结合，这就决定了其独特的性质。一方面，虽然它有军方背景，能极大地影响政府的决策，但它本身只是政府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不能代替政府进行决策，不直接掌控公共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军工企业与军事机构在经济、人事等各个方面的密切结合，它对政府政策，主要是政府的防务政策的影响远较其他一般企业大得多。它在美国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是特殊的利益集团的角色。
2. 军备控制及美国的军控政策
军备控制是指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对武器系统（包括武器本身及其指挥控制、后勤保障和相关的情报收集系统）的研制、试验、生产、部署、使用及转让或者武装力量的规模等进行限制。【注释】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页。【注尾】因此，一个国家的军备控制政策是其对外政策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1年9月26日美国国会颁布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法》要求组建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明确规定其任务是“以促进国家安全的方式”制定美国军控与裁军政策。该法案还指出，“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控与裁军政策总的说来必须和国家安全政策相一致”。【注释】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第1页。【注尾】以该项法律的颁布为开端，美国政府有了明确的军备控制法律，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军备控制管理体制。总体来说，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正如该项法律所规定的，是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内制定的。
二、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是一个普遍而且重要的政治现象，这同样体现在美国军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美国诸多的利益集团中，军工复合体可被视作权势利益集团的代表，美国的军控政策是其重点影响的对象。考察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概括起来可以从军工复合体积极参与影响军控政策的动因、参与影响军备控制政策的特点、对美国军控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之所以能够对美国军控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 军工复合体积极参与影响军控政策的动因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讲，军备控制是对武器装备或武装力量的状况和发展进行限制，因此它有可能会损害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对军方而言，一项军控政策的推行可能意味着减少相应的防务开支；对于军工企业而言，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获取的军品订单就会减少。换个角度看，分析军工复合体从战争及军备扩张中得到的好处，有助于理解军工复合体积极参与反对军备控制政策的动因。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所得的利益可以从战争和非战争状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战争期间，军事机构的地位大为提高，同时战争意味着国防预算的直接攀升，国防部因此获得了比和平时期更多的军事预算，所以军方往往成为推动战争的重要力量。战争意味着军备的扩张，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军事机构实际上将除核武器外的其他领域，包括从常规武器、军服到基础设施建设，都承包给了私人企业。美国的核武器是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督下，通过与私人企业的合作来发展的。这样，战争给军火商们带来了大量的军事订单，军火商们因此在战争中得到巨额利润，他们自然就成为战争的积极推动者。而且，同国防部相比较而言，军火商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更加激进，因为前者毕竟还要对战争的结果负责，一场失败的战争会大大降低前者的地位；而即使在美军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军火商得到的好处与其在其他战争中的获利也并无区别。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事开支的增长为例，军工复合体在战争中得到的好处很明显：从1949年到1990年，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平均为2650亿美元（以1990年美元价值计算），而朝鲜战争期间和越南战争期间的年均军费开支都高于这一数字，分别为3570亿美元和2760亿美元，这两个时期的军事支出在联邦政府总的支出中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5％和45％。【注释】朱明权：《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注尾】
在和平时期，通过夸大潜在的战争威胁和不断制造新的假想敌，军工复合体也能获得很多好处。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相当明显。此时，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已不复存在，但美国政府的年度防务开支仍超过2500亿美元，五角大楼的解释是：美军虽不再需要对付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对手，但仍需要同时应付两场较大规模的、针对诸如伊拉克和北朝鲜这些“无赖国家”的局部战争。【注释】William S. Cohen, Secretary of Defens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997),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注尾】然而，正如五角大楼预算分析家富兰克林·史比尼指出的，五角大楼的两场战争战略只是使高军事预算合法化的一个市场化工具而已。【注释】转引自：William D. Hartung,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visited: How Weapons Makers are Shaping U.S.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tics,” 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us.org/papers/micr/star_warriors.html.【注尾】结果是军火商仍然能在和平时期得到相当多的军事订货，见表一（以1999财年为例）。
表一 1999财年美国前五位国防承包商
公司 |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的美国国防部合同价值 (括号内为它占美国国防部总合同的百分比) |
主要武器 |
1.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
12675 (10.8%) |
F-16，AH-64 阿帕奇，三叉戟式飞机，地狱之火导弹 |
2. 波音公司 |
11568 (9.8%) |
F/A-1，F-15，V-22 鱼鹰， RAH-66 科曼奇, C-17 |
3. 雷声公司 |
6401 (5.4%) |
爱国者，AMRAAM, “霍克”导弹 |
4. 通用动力 |
4564 (3.9%) |
核潜艇，DDG-51驱逐舰 |
5. 诺斯罗普 |
3193 (2.7%) |
B-2轰炸机, F-15, F/A-18 |
资料来源：美国防务信息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
从表一可以看出，五家最大的军工企业从美国国防部获取的合同价值占国防部总合同价值的32.6%，所以获益的最多的是那些最大的军工企业。从排名第一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一份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出大的军工企业所得到的具体好处，见表二。
表二 美国安全政策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带来的利益
· 洛克希德·马丁是五角大楼最大的军火承包商，1997财年就接下了185亿美元美国国防部的合同 · 该公司1997年280亿美元年销售额的49％来自国防部，24％来自企业和非军事政府部门，21%来自国际购买者，剩下的6％来自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 · 该公司在美国45个州447个城市及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业务（1997年） · 该公司是美国第32大工业公司（1997年） |
资料来源：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us.org/papers/micr/index.html.
（二）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军备控制政策的特点
作为众多的利益集团中的一种，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政策的手段总体上没有脱离一般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模式。但同一般利益集团相比较，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军控政策有其鲜明的特点。
首先，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政策的投入甚巨。美国的军工企业实力强大，在当今世界军工企业100强的排名中，美国的军工企业在前十名中就占了7席。【注释】牛宝成：《五大公司为美军打造军火》，http://www.csonline.com.cn/gb/content/200212/31/content_205134.htm.【注尾】
以美国军工企业的龙头老大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例，它2002年的销售额为265.78亿美元，其主要客户是美国国防部，占了它总销售额的57％。【注释】数据来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02年的年度报告，http://www.lockheedmartin.com.【注尾】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参与影响政府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军工企业每年能从美国国防部获取巨额的军事订单，但如果政府实行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订单数目就会减少，这显然不是军工巨头们所希望看到的，这就是他们运用所拥有的财力去影响军控政策的强烈动机。两者相结合的结果则是军工企业每年把大量的钱财用于游说运动，见下页表三。军工企业用于政治捐赠的款项也远较其他一般利益集团多得多。实际上，从1991年到1997年，军工企业比其他众所周知的“死亡批发商” ——如烟草游说团——提供的政治捐赠还要多323万到269万元不等。【注释】William D. Hartung,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visited: How Weapons Makers are Shaping U.S.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tics,” http://www.foreignpolicyinfocus.org/papers/micr/star_warriors.html.【注尾】
其次，军工复合体对两党的用力并不均衡。军工企业与美国两党的关系密切程度有一定的差别，见表三。
表三 军火游说团概况
公司 |
捐赠给民主党（万美元，1997） |
捐赠给共和党（万美元，1997） |
两党合计（万美元，1997） |
国防部订单金额（十亿美元，1997） |
洛克希德·马丁 |
23.2782 |
43.4223 |
66.7005 |
18.5 |
波音公司 |
29.3340 |
50.1241 |
79.4581 |
13.775 |
诺斯罗普·格鲁曼 |
11.1500 |
20.2700 |
31.4200 |
8.2 |
雷声公司 |
12.9090 |
16.2041 |
29.1131 |
6.27 |
TRW有限公司 |
2.9209 |
13.9856 |
16.9065 |
3.8 |
通用动力 |
8.6500 |
16.2150 |
24.8650 |
3.65 |
资料来源：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www.opensecrets.org)
从表三可以看出，几个大公司捐给共和党的钱都比捐给民主党的钱更多，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军工企业之所以对两党的支持度有此种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两党在安全政策上立场的差异。简单说来，民主党在安全政策上更加强调国际法治，从而比较倾向于建立国际合作制度以保障国家安全，体现在军备控制政策上就是倾向于建立有效的国际军控制度；而共和党在安全政策上则更加强调实力，倾向于加强本国的实力来维护安全，为此他们更强调加强国家的军备建设，因而对军备控制与裁军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之所以在军备控制上表现出这种差异，要归因于两党外交理念上的不同。一般而言，民主党在外交上更倾向于理想主义，而共和党则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强调法治，希望通过在国际上建立一套类似于国内法律体系的制度来维护各国的安全；而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首要前提则是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将发展本国实力置于首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对控制与削减军备态度消极。
这两种外交理念的分歧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和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实践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他们的军控政策也显示出重大差别。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的军控政策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即从积极推动军备控制到抑制甚至逆转军备控制。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表现出明显的党派分野。以 1999年 10月 13日美国参议院否决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为例，美国参议院 55名共和党议员对批准该条约全部投了反对票，而 45名民主党议员中有44人投了赞成票。【注释】投票记录来自于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网站：http://www.senate.gov和http://www.house.gov【注尾】1996年，在该条约上签字的恰恰就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美国两党在军备控制上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然逃不过军工企业的视线，军工企业出于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共和党提供更多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军工复合体参与影响军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与一般的利益集团有所差别，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这种差别源于军工复合体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如前所述。一方面，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和一般的利益集团有很大的不同，它是政府行政部门中的军事机构与军工企业的合成体。从美国军备控制管理体制来看，军事机构（国防部）本身就是军控管理机构之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军工复合体本身就参与了军控政策的制定，显然这使得它对军控政策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另一方面，作为军事机构与军工企业的联合体，军工复合体内部是一种制度性的结合。制度的效力在于它比较持久的稳定性，这使得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也比较稳定和持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下，军工复合体在失去了冷战时期对防务建设高民意支持率的情况下，仍能对美国的军控政策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第四，军工复合体对军控政策的影响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的特点。军工复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军备控制政策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高峰期，军工复合体通过对中产阶级做出三方面的承诺（一流的防御系统、技术改进和稳定的经济）取得了高民意支持率，使它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有意于推动军备控制的艾森豪威尔在任时没有能和苏联达成任何一项军控协议，不能不说与此有关。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也由于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逐渐丧失绝对优势，军工复合体经历了一个低潮期，它对军控政策的影响明显减弱，一些军控协议在此间得以达成。80年代后，在共和党出身的里根总统当政后，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再次回升。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安全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在这过程中，国防部的防务预算大大降低，军工复合体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期，但经过90年代中期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改组后，美国国内形成了更强的“军事垄断”。“军火部门的合并使军火生产企业影响五角大楼的权重进一步增大，因为当国防部需要采购一个大型武器系统时，可供选择的就几家为数不多的公司”。【注释】William D. Hartung,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visited: How Weapons Makers are Shaping U.S.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tics.” 【注尾】这就使得军工复合体内部的结合更加紧密，从而更集中地对政府的军控政策施加影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工复合体对军控政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从“高潮→低潮→高潮→短暂的低潮→新的高潮”的过程。
（三）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大体说来，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
直接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政府参加国际军控协议时施加压力，如1996年美国总统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在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院外活动的作用下，美国国会于1999年10月拒绝批准这项由美国行政当局曾经积极推动的国际军控条约。二是直接突破武器销售禁令。美国的军工企业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军事科技水平成为国际军火市场上最主要的武器供应商，但同时美国又实行比较严格的武器出口管制制度，很多武器的销售并不为政府所允许。为了谋取军火交易的暴利，军火企业常常突破这种武器销售禁令，从而破坏美国在这方面的军控政策。
相对于军工复合体对军控政策的直接影响而言，它对美国军控政策的间接影响更为广泛。间接影响是指，军工复合体积极推动推动政府进行军备扩张、扩大政府军事支出，从而影响到美国在军备控制上的立场，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军控政策。之所以说它是间接影响，是因为在此时军工复合体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某个具体的军控政策。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扩张，试图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这与军工复合体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强调单边主义的做法，致使国际军控形势出现逆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工复合体对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游说活动，积极推动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
（四） 军工复合体能对美国军控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从国内层面看，军工复合体所以能够对军控政策产生影响，首先在于军工复合体自身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次，军工复合体本身是一种制度性的联合体，这使得它能对政府的安全政策产生持久而稳定的影响；第三，美国的民主体制为军工复合体留下了很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军工复合体对此充分利用，把自己装扮成国家安全利益的捍卫者和经济繁荣的保障者，为其找到了干预军控与裁军政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国际层面看，复杂的国际形势也为军工复合体干预军控政策提供了藉口。冷战时期，借口所谓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军工复合体积极推动军备扩张，以致美国在冷战的高峰期难以推动有意义的军控政策。冷战结束后，军工复合体又借 “无赖国家”的威胁为名，促使美国政府对军控政策做出重大改变，在单边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
三、案例分析
1993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结束实行已达10年之久并耗资甚巨的“星球大战”计划。自此，战略防御计划被正式否定。由于经费、技术及国内外反对等原因，加之“星球大战”计划最初使命的国际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该计划被正式否定本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注释】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来自苏联的核弹头，如今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取代它的俄罗斯不再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注尾】但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将原来负责战略防御倡议（SDI）的战略防御计划局（SDIO）改组为弹道导弹防御局（BMDO），并提出了相应的弹道导弹防御（BMD）计划。依据克林顿政府的计划，美国将同时研发 “战区导弹防御（TMD）”和“国家导弹防御（NMD）”等先进反导系统。克林顿之后的布什政府则加紧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布什签署的2002财政年度军费预算法案中，有70亿美元用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比2001年财年增加了37％。【注释】“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2,”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congress/2001_rpt/sr062.htm.【注尾】在新的安全环境下，在原来的“星球大战”计划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缘何改变做法？布什政府又为何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来构筑导弹防御？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军工复合体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中获取的巨大利益
在军事上，战略防御远比战略进攻的成本要高很多。为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势必要进行大量的军事拨款，国防部的订单自然会大量增加。而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武器主要是由私营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提供。因此，导弹防御计划的付诸实施会给军工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见表四），而且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一旦成功，军工企业还将从该系统中获取更多的回报。能够从导弹防御这样庞大的计划中获利的企业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波音、洛克希德和雷声公司等。考察这三家军火商从导弹防御计划中获取的好处具有代表意义。
表四 导弹防御项目主要承包商所获合同金额(1998-2000)
公司 |
获取美国国防部合同价值（以亿美元为单位） |
1.波音公司 |
35.03913 |
2.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
17.392 |
3.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 |
7.11824 |
4.雷声公司 |
6.01938 |
5.计算机科学公司 |
4.1052 |
资料来源：根据“Axis Of Influence: Behi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Missile Defense Revival”【注释】Michelle Ciarrocca and William D. Hartung, “Axis Of Influence: Behi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Missile Defense Revival,” http://www.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axisofinfluence.html【注尾】一文Table IV整理而成。
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喷气机生产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最大承包商，也是五角大楼最大的承包商之一。在波音公司从五角大楼获取的订单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与导弹防御项目有关。可以说，波音公司是导弹防御计划的最大受益者。仅从“导弹防御努力的系统整合” （Systems Integration of the Overall Missile Defense Effort）一项，波音公司就从国防部获取了16亿美元的合同。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该合同在未来的十年内将给波音带来52亿美元的收入。【注释】转引自： William D. Hartung,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visited: How Weapons Makers are Shaping U.S.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tics.”【注尾】波音公司也是研制和生产机载激光器的承包商，这是一种装载在波音747上的化学激光器，美国空军在该项目上的花费大部分也落入了波音公司的口袋。此外，波音还为导弹防御计划中的陆基拦截导弹这一关键组成部分装配助推式火箭引擎。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是美国陆军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的主要承包商。该系统是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到1998年为止，美国陆军已在该项目上花了32亿美元。【注释】William D. Hartung,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Revisited: How Weapons Makers are Shaping U.S.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tics.”【注尾】
雷声公司 该公司最有名的产品是“爱国者”防空导弹，因在海湾战争中扬名而大受五角大楼的青睐。它同时获得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早期预警雷达项目的订单。此外，它还是美国海军战区宽区导弹防御计划（Navy’s Theater Wide Missile Defense Project）的主要承包商。
（二）军工复合体推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军工复合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去推动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首先，政治捐赠与政治游说。在竞选过程中，军工企业分别为两党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以期其当选后制订出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从与导弹防御系统密切相关的四大军工企业对两党的捐赠总额来看，由于共和党在推动导弹防御这个问题上更加配合，它们相应地把更多的钱投向了共和党，其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如表五所示）。在表五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军工企业花费了大量金钱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游说。
表五 四大军火公司政治捐赠及游说花费情况
公司 |
1997－1998用于政治捐赠费用（括号内前、后分别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得到捐赠所占百分比） |
1997年用于游说的费用 |
1. 波音公司 |
52.9万美元（57％，43％） |
1002万美元 |
2.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
25.3 万美元（64％，36％） |
360万美元 |
3. 雷声公司 |
17.62万美元（57％，43％） |
164万美元 |
4. 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 |
19.525万美元（100％，0％） |
136万美元 |
资料来源：根据“Tangled Web: The Marketing of Missile Defense 1994-2000”【注释】William D. Hartung and Michelle Ciarrocca, “Tangled Web: The Marketing of Missile Defense, 1994-2000,” http://www.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tangled.htm.【注尾】一文Table I整理而成。
其次，军工复合体还大力支持美国的一些右翼保守的思想库，通过他们去说服政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行政官员的弗兰克·盖夫尼创建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保守的家族捐赠者和波音、洛克希德、雷声等国防承包商，而这些家族和公司正是导弹防御计划的主要获益者。【注释】Michelle Ciarrocca and William D. Hartung, “Axis Of Influence: Behi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Missile Defense Revival.”【注尾】从1988到2000年间，其成员先后发表了将近200篇鼓吹导弹防御的文章，而且它每年出版一份《国家安全简报》，主题多为诸如“朝鲜导弹威胁”、“中国‘核偷窃’”、“各种军控条约对美国的危害”之类。【注释】William D. Hartung and Michelle Ciarrocca, “Tangled Web: The Marketing of Missile Defense, 1994-2000.”【注尾】
（三）导弹防御计划与《反导条约》
《反导条约》全称为《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美苏双方于1972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其核心是美苏双方不进行“国土防御”，以“互相确保摧毁”维持核时代的战略稳定。根据该条约及美苏于1974年7月签订的补充议定书，每方只可部署一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每个发射场可部署100枚反弹道导弹拦截导弹，除此之外不得部署保护全境或其他个别地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或其组成部分。条约还禁止研制、试验或部署海基、空基、天基或机动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并禁止使普通防空系统具有拦截战略弹道导弹的能力。显然，《反导条约》的目的在于限制发展、部署战略防御系统。
因此，对导弹防御系统（尤其是其中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言，《反导条约》是妨碍其发展和部署反导技术的法律障碍。在军工复合体的支持下，美国的一些保守思想库和共和党的智囊机构纷纷论证有关《反导条约》已经过时的思想。他们认为，1972年的《反导条约》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后冷战时代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当代军备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如果继续坚持《反导条约》，只会束缚美国军事力量建设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如果坚持《反导条约》，不仅将约束美国开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和部署，即使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重大打击。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主要威胁源的后冷战时代，《反导条约》已经不能适合冷战后美国的安全需要。而针对白宫提出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技术成熟程度问题，国会的共和党人则提出了“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和资源”的要求。
正是在这些保守的战略思想库和国会中共和党议员的积极活动下，布什上台后，提出要及早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促使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2001年 12月 12日，布什正式宣布：由于《反导条约》妨碍了美国的反导研制，美国将于半年之后退出该条约。这是军工复合体的重大胜利，是它们促成了美国这一重大的军控政策的转变。美国退约的更严重的后果是它导致了国际战略基础的失衡，其单边主义的做法使得国际军控进程出现了重大的倒退。因此，军工复合体就弹道导弹防御展开的活动影响的不仅仅是《反导条约》这一项具体的军控政策，它还将给美国其他方面的军控政策带来更多的不利影响。
四、结论
考察当今的军工复合体与美国的军控政策，当然离不开对当今的国际安全形势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的意义在于：虽然它本身并不一定改变整个国际形势，但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决策层对当今国际安全形势的评估。更重要的是，此类事件的发生往往会为军工复合体所利用，从而使他们得以为影响美国安全政策制造出借口。“9·11”就是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9·11”之前，尽管军工复合体为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退出《反导条约》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美国国内反对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力量的制约，军工复合体的努力进展并不顺利。但是，“9·11”事件发生后，出现了有利于军工复合体的重大变化。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布什即成功宣告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该事件的发生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布什政府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评估。在布什政府看来，在新的安全形势下，美国要面对多个无法确定的潜在对手，引起冲突的根源和潜在的冲突根源是多种多样的。针对这种新的安全环境，美国很难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对象或在什么程度上使用军事力量。美国制定新战略不能再根据“威胁”来自何方，而是要根据未来潜在对手可能具有的所有“能力”制定对应的军事战略。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做法，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美国的军费大幅增长。军工复合体也可以借口外在的威胁，说服政府采取积极的军备扩张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摆脱军备控制的束缚。
“9·11”之后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仅仅是个开始，它同时还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寻求新的核军控政策。布什政府认为，冷战时期的《反导条约》和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都已过时，退出《反导条约》，并声称完全放弃相互确保摧毁战略，都表明布什政府正在放弃以往核军备控制的理论基础，其核军控政策正在发生转变，转向执行单边的、不受条约束缚、没有核查的核军控政策。【注释】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ationale and Requirements for US Nuclear Forces and Arms Control,” January 2001. http://www.nipp.org/Adobe/volume%201%20complete.pdf【注尾】这种军控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为军工复合体逆转军控形势留下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9·11”之后，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呈现一种新的发展态势，那就是要减少对部署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作为打击力量的依赖，代之以更多地依赖先进的常规武器与导弹防御的威慑作用。这是一种成本更高的战略部署，这应该是军工复合体所愿意看到的。
“9·11”事件的发生还为美国借口发动反恐战争以推进其军事霸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后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就与此事件密切相关。美国的这种做法对军工复合体也非常有利。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军火工业在美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一枝独秀，生产导弹的雷声公司股价上涨了25％，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股价上涨了29％。【注释】李宣良：《美国加紧补充武器库》，《环球时报》，2003年5月7号，第7版。【注尾】更重要的是，战争还为军工企业的新式武器提供了“试验场”，这有利于它们开拓国外市场。因战争而来的丰厚利润增强了军工复合体的实力，它们因此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影响美国的军控政策。美国的反恐战争还要继续下去，也就会为美国军工企业的新式武器提供更多的“试验场”，因此军工复合体的这种影响还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章节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军备控制与地权安全项目组成员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