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美国的文化悖论

朱世达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威胁；总统权力扩大，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

关键词：美国社会文化/“9·11”/文化悖论

　　“9·11”事件后，美国国内社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总统的权力得到空前的扩大。美国的移民政策更为强硬。反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改变了社会与道德情绪，爱国主义高涨。在美国公众中有普遍的不安全感。反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将反恐引向世界的同时，它也使自己陷于困境，从而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

　
一

　　
　　 “9·11”事件后，美国面临的主要的文化悖论之一便是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由于美国在世界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占绝对优势，它成为无与伦比的霸权和世界警察。正如丹尼尔·贝尔说的，“美国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作为世界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时是主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而来的意志的较量。这样，美国开始在世界上施加一种权威的影响，……” 【注释】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4页。【注尾】于是，它几乎处于所有人的怨恨与谴责之中。

　　美国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是世界第一。根据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软权力是通过吸引或劝导其他人或国家做你期望做的事，即期望其他人或国家采取你的目标。硬权力是通过使用胡箩卜加大棒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使其他人或国家遵从你的意志的能力。【注释】见Joseph S. Nye Jr., “Propaganda Isnt the Wa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January 10, 2003, p.6.【注尾】软权力是“一揽子计划”，包括流行音乐﹑美国职业篮球﹑人权等，总之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根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 的理论，新帝国主义是指后现代国家动用它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还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注释】佩里·安德森：《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读书》2002年10月号，第7-11页。【注尾】

　　美国成为冷战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标志着一个新帝国的诞生。这个新帝国主义的特点是：（1）不再是以占领殖民地作为标志; （2）它是以对全球化的市场控制作为标志; （3）以绝对优势的经济和硬权力为后盾；（4）以软权力，即美国文化和价值为吸引力; （5）以先发制人为其战略; （6）它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实行美国式民主，将美国生活方式普世化。

　　亨廷顿曾指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如果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断裂存在于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那么，那将意味着单边主义美国与世界其余地区的对峙。【注释】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注尾】丹尼尔·贝尔在谈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论及一个民主政体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指出，“帝国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注释】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255页。【注尾】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反映了美国政治与文化的分裂。

　　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独霸的地位，其先发制人的战略，使它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不可一世的优势，它的权威几乎是不可扼制的。而这与美国信奉的基本民主价值背道而驰。科罗拉多学院教授大卫·亨德里克森 (David C. Hendrickson)认为，“其实美国人民无须别人来提醒他们，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权力的情况表明一种初期政治病症的危险的信号。对权力的制衡正是我们建国元勋们留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这一思想是我们宪政的中心议题。”【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Imperialism Versus Internationalism,” Gaiko Forum, Vol.2, No.3, Fall 2002, pp.35-42.【注尾】他说，“如果这种倾向失控的话，它将导致毁灭。”【注释】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p.2.【注尾】

　　波勃·赫伯特（Bob Herbert）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不可能打赢的大灾难。美国的战争加剧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反美情绪。美国在伊拉克驻军正是圣战分子所希冀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美国人面对面战斗的机会。美国不可能以武力威胁的手段赢得在伊拉克的胜利。【注释】Bob Herbert, “America Needs Friends to Help It out of the Iraq Mess,” IHT, August 22, 2003, p.6.【注尾】历史证明，给一个国家外加一个政府，奉行一个在本国没有文化基础的信条，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这个信条是多么的美好。布什在“敌人”的概念上含糊不清，并挑起了一场没有时间限制的战争。由于对“敌人”概念在定位上过于宽泛，有可能使美国错误的反恐战略合法化，将美国陷入其他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注释】The Perils of Fighting, “Terror,” Boston Globe, IHT, September 12, 2003, p.8.【注尾】如果以暴易暴，将使更多的人走向恐怖主义的阵营，使美国更加不安全。不问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而施行美国主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挑战。这是美国作为新帝国所面临的一个无法解脱的文化悖论。

　　
二

　　
　　 在“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特点之一开放性，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 ——构成挑战。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文化悖论之一。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开放社会的许多致命的弱点及其脆弱性。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美国政治家并不希望“9·11”事件使美国改变其传统的开放社会的根本原则，但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其开放性不受到影响是不可能的。国会和白宫都认为要改进签证发放工作，边境巡逻和对在美国的外国人的监测。美国着手削减入境签证数。从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4日，美国共发放28.4663万份签证，而从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4日，则只发放22.4324万份签证。同期签证拒签数从107754万增至11.0893万，被拒签者大多数是亚洲人和中东人。【注释】USA Today, September 9, 2002, p.2.【注尾】以在肯尼亚的卡库玛（Kakuma）难民营为例，在7万战争难民中只有2.7万人在2002年得到前往美国的签证，是25年以来最低的。【注释】Rachel L. Swarns, “New Screening Delays Refugees Entry into U.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anuary 30, 2003, p.2.【注尾】

　　2002年4月，移民局宣布加强对留学签证的管理，规定持商务旅游B类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不得进入各种学校就读，也不能转为F-1类学生签证。规定同时缩短了持旅游和商务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时间，持B类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的最长时间由一年缩短到6个月，持旅游签证的则缩短为30天，而且没有足够理由不得延长。同时，布什政府决定加强对外国学生申请在美国从事课题研究的审查，以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敏感领域的信息和技术。这些敏感领域包括激光、高性能金属、导航系统、核技术与导弹助推技术等。

　　据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的一个受到国务院资助的名为《门户开放：2003》的调查报告，在2002-2003年度外国学生的入学率虽然有上升，但增长率只有1%，而前5年每年的增长率是4．9%。沙特学生入学数降至4175，下降25%，科威特入学数下降至2212，下降25%，阿联酋入学学生数下降至1792，下降15%。在送留美学生最多的20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的学生数下降，其中印度尼西亚学生数下降至10432，下降10%，泰国学生数下降至9982，下降14%，马来西亚学生数下降至6595，下降11%。在276个学院中，46%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下降了，21%说没有变化，33%说它们的外国学生数上升了。【注释】U.S.A., November 3, 2003, p.7B.【注尾】

　　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10月24日，参议院于10月25日批准﹑总统于26日签署的《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包括了对外国学生进行监控的条款，并规定为此调拨3600万美元专款。美国众议院于2001年12月19日通过﹑众议院于2002年4月18日通过﹑美国总统于2002年5月14日签署的《关于加强边防安全和入境签证改革法》 (the Enhanced Border Security and Visa Entry Reform Act) 加强了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并堵塞了漏洞。国土安全部将原来移民局的职能全部移交给公民与移民局及边境安全局。边境安全局负责对外国学生的监控。在美国，也有人担心将外国学生视为主要的安全与恐怖危险因素是一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这有可能使政府的监控走向极端，却无补于减少恐怖威胁。美国政府要求来自25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非美国公民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到移民当局作特别登记。 在8.2万登记的人群中，发现1.3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为非法移民。这些人将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据美国官员说，自“9·11”以来，在第一轮递解非法移民中，已有600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送回来源国。此后，有3000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捕。具体被递解出境的数字美国官方拒绝公布。被递解出境的亚洲和非洲非法移民在过去两年中上升了27%。【注释】Rachel L. Swarn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une 9, 2003, p.7.【注尾】

　　这些措施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是相悖的，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原则相悖的。而开放性与自由资本主义正是美国社会的生命线。减缓了移民的速度，对移民实行种种严酷的限制从长期来说将对美国经济﹑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

　　
三

　　
　　 “9·11”后，美国面临的另一个文化悖论就是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国内被当作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政治上，由于美国处于战争之中，美国总统拥有极大的行政权力，可以较有利地面对政治反对派。布什总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大大超越了“水门事件”之后的所有总统，并可以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权力相媲美。美国学者认为布什恢复了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帝国总统”的做法。

　　在国内事务中，行政当局改组了移民与归化局而无须国会批准。布什总统签发了允许在军事法庭审判恐怖分子的命令。由于美国战时的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行政首脑手中，他现在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布什政府以保密和国家安全的名义拒绝与国会分享机密。布什无视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命令535名国会议员中仅8名成员能参加敏感性的发布会，后来由于议员反对并保证不泄露机密，布什才后撤。布什政府无须国会与法院批准就可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对美国人作为“敌方战斗人员”进行审判。布什说，“敌人已对我们宣战，我们不能让外国敌人利用自由来摧毁自由本身。”布什在2003年7月中旬宣布，将有6名被俘人员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这将是美国50多年以来第一次使用军事法庭。2003年9月10日，布什要求扩大《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 的执法范围，扩大联邦法律执法权力，去除妨碍追查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的障碍”。具体地说，他要求允许联邦机构在与恐怖有关的事件中签发“行政传票”的权力，以获取私密的、医疗的、财务的，以及其他资料，无须法官或大陪审团的同意；扩大联邦法关于死刑的规定，以涵盖与恐怖有关的罪行，并使与恐怖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较难获得保释。美国有学者担心政府权力的过分膨胀会有损于美国最高权力的分权体系。【注释】Please refer to Nancy V. Baker, “The Law: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Dec. 2002.【注尾】

　　“9·11”事件之后，崇尚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美国国内社会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文化挑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以及司法部门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产生了失衡现象。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反恐战争，战争要求政府的运作按非同寻常的方式进行。在这过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与限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关的问题, 如政府可以无限制地拘留任何人, 将外国人遣返出境而不进行任何公开的听证会, 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的人员送交法院审判，司法部人员可以窃听可疑分子与律师的谈话，以及降低搜索住家的标准.。

　　政府可以在美国窃看和拦截可疑分子的电子邮件，根据《美国爱国者法》可以跟踪、追索、拘留或遣返疑犯，同时，司法部有更大的权力不经起诉就可以拘留移民。对此法在美国争论颇多。

　　美国以其宪法﹑民主治理﹑独立司法而自豪于世。而美国的司法精髓 ——独立的法官、独立的检察官和最高法院裁决——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象征。然而，有人认为，《美国爱国者法》所列的不经过独立上诉便判决的军事法庭，无限期的拘留权，对内部侦查行为监督的放松，等等，却与这一切背道而驰。【注释】James A. Goldston, “A beacon of Freedom Grows Dim,” IHT, September 13-14, 2003, p6.【注尾】此法涵盖过于广泛。

　　联邦调查局（FBI）从2002年11月开始发公函，要求全美各大高校向该机构提供在校外国学生及教师的个人信息，其内容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携带的各种证件的资料，以确定他们是否与已知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有联系。在此之前，许多高校已向管理20万外籍学生的移民和归化局提交了类似的信息。移民和归化局根据美国移民法有权获知外籍学生的所有信息，但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权限则相当有限。【注释】参见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 2002.【注尾】

　　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电子追踪系统，即所谓的“学生和交换学者信息系统（SEVIS）”，控制100万在美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特别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在2003年初，政府已批准3900所学校入网，1748所学校在待批的过程中。没有批准入网的学校不得招收外国学生。系统记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受学校处罚的信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处于一种被怀疑的境地。除了在总的追踪系统记录在案之外，移民和归化局有另一套系统，每年将来自24个穆斯林国家的学生和学者的手印和近照登记入册，并进行个人访谈。【注释】Dianna Jean Schemo, “U.S. Keeps Tabs on foreign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February 18, 2003, p.3.【注尾】这种将美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加以区别的做法是对美国学校多元化的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涉及到美国的根本价值体系，涉及到美国往往引以为自豪的根本的宪法权利。

　　在理念上，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限制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斯特（Ashcroft）在2001年10月12日给各媒介头面人物的备忘录中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精神强调在发布新闻时有必要考虑报道的敏感性与保密性问题,而司法部以前的方针是只要没有“可预见的害处”便可以发布。民权主义者指责政府篡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侵害了个人的自由。于是在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主价值的辩论，即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不损害民主，重要的是如何做到个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平衡。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与强调往往会影响民主与人权。

　　五角大楼制定了“整体信息意识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旨在通过窃收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和商业性资料库中的有关健康﹑金融和旅游信息而达到发现恐怖分子的目的。一组情报分析家可以从网络上收集情报，追索个人与个人或与团体的关系，并互相分享情报。他们可以与机场摄影机﹑信用卡交易机﹑机票预订网络和电话记录系统联网。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均认为这一做法只能针对外国人，不能针对美国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人隐私权的威胁。国会要求国防部在60到90天之内提供一份报告，在此期间不得继续研究，除非总统向国会表明这一中止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国会曾否定了《美国爱国者法》中关于政府有权不经过法官而签发传唤传票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到美国权力制衡机制的运作，国会对政府的一些有可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做法进行控制。

　　自反恐战争进行以来，美国政府以“物证”名义已拘留了至少20多人。104名外国人被指控破坏了移民法而被监禁。阿卜杜拉·埃尔·默哈杰尔，原名胡塞·帕蒂拉，生于布鲁克林，是波多黎各后裔，在芝加哥长大，后皈依伊斯兰。他被指控阴谋制造并引爆带有辐射的炸弹，俗称“脏弹”。如果按美国正常法律程序审判，美国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将可以保护他。首先，因为揭发他的是物证，而在美国法律中由物证指控而进行的逮捕不能是无限期的，现美国政府把他定为“敌对战斗人员”，则便可以无限期地拘留他。美国五角大楼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战场所拘捕的罪犯将是无限期的，即使军事法庭判他们无罪，美国也不会释放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将被拘留，这场战争本身就是无限期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拘留也将是无限期的。

　　另一案例是哈姆迪(Yasser Esam Hamdi)。他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父母是沙特人。当他在阿富汗为塔利班战斗时，被北方联盟所俘，现关押在弗吉尼亚州，没有经过任何法庭指控程序，也不被允许见律师。诺福克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罗伯特·道默尔请控方提供审讯记录和其他文件以判断哈姆迪是否是敌方战斗人员。8月6日，美司法部宣布拒绝提供法官任何文件，并声明法院无权过问此事，并认为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拥有此权力。哈姆迪的案例牵涉到美国司法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司法与行政之间就公民自由权利所发生的分歧。

　　指控一个美国公民为敌方战斗人员，并剥夺其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显然属于国内公民自由权利的范畴。哈姆迪案例表明，布什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谁是敌方战斗人员。政府可以任意抓捕任何人，而法院无权将这些人从监狱中释放，也无权为他们提供律师帮助。这显然与建国元勋们在建国之初所确定的监督与制衡的机制，政府的任何部门不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原则相违背的。使美国学者感到忧虑的是布什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秘密的”——秘密的拘留，秘密的移民听证会，对见证保密，等。有学者认为，“从公众对布什政府反恐措施的反应来看，人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格莱维尔·比福德（Grenville Byford）在《外交》杂志中提出将反恐战争说成是善对恶的战争是否公平的问题。他说，所谓的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并不明确，是虚无缥缈的，最好尽快不用这样的措辞。有的学者认为，布什政府决心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是许多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念上的遗产。新保守主义运动正统帅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右的表现，以摧毁现存的体制和结构为目标。【注释】William Pfaff, “Al Qaeda vs. the White House,” IHT, December 28-29, 2002, p.6.【注尾】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认为，在美国，有一种由道德所驱使的故意的无知，即一种对反恐形势的“认知上的差距”，这种无知实际上反映了国内政治。他说，一种新的后“9·11”的“政治正确”使人们公开地讨论他们的观点变得很困难。在美国，任何人试图理解在世界上发生的反美的反应就会遇到充满道德义愤的激烈的攻击。这些攻击者自认为在捍卫清晰的道德性。实际上他们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被利用了。【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四

　　
　　 布什政府所面临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悖论是反恐战争所反映的宗教性问题。“邪恶轴心国论”反映了布什战略的宗教内涵。“邪恶”本身是一个宗教概念。布什提出“邪恶”的概念表明宗教二元论 (dualism) 对布什和对美国心理的影响。白宫中有许多福音派清教徒，白宫的宗教狂热（religiosity）是现代美国新教的一个重要的支脉。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战略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支十字军。布什在演讲中曾经失言说过“十字军圣战”。美国五角大楼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帮办中将威廉·伯伊金 (William Boykin) 2003年10月中旬在俄勒冈的一次宗教礼拜上穿着军装在布道台上说，他正在领导一场反对撒旦的“精神战争”，对于基督国家美国来说，“击败恐怖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是以耶稣的名义去面对他们。”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走向战场的基督战士（Christian Soldier）。【注释】IHT, October 23, 2003, p.4.【注尾】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讨论的竞选纲领包含的无非是堕胎﹑安乐死和同性恋婚姻。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认为，这不是文化战争，这是宗教战争。【注释】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宗教二元论认为人类分为被拯救和重生的人和罪人，宣传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峙，在上帝和撒旦之间存在永恒的战争。恶是物质性的，而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它在宗教中的影响一直是很大的。卡尔文主义 (Calvinism) 和17世纪天主教的非正统派别詹森主义 (Jansenism) 受到宗教二元论的影响。而卡尔文主义和詹森主义对美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卡尔文主义影响17世纪的清教主义，而清教主义形成了18世纪的公理会和19以及20世纪的福音派新教。它们鼓吹世界上充斥撒旦的陷阱。而詹森主义则通过爱尔兰天主教影响美国。虽然摩尼教 (Manichaeism) 在欧洲的影响在6世纪时就衰落了，但它的宗教二元论对美国心理的影响则一直延续下来，特别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和这次反恐战争中。【注释】William Pfaff, “Thinking with a Manichaean Bent,” IHT, November 28, 2002, p.6.【注尾】布什的“邪恶轴心论”具有明显的宗教道德色彩，因为其出发点是具有宗教内涵的道德判断，而不是以政治学的概念来加以精确的规范(布什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2003年初作的《国情咨文》中再也没有提这一说法) 。欧盟外长索拉纳在评述美国和欧盟在攻打伊拉克前夕所发生的分歧时说，这是白宫关于世界事务的宗教观点和欧洲人的世俗的理性的看法的对峙。

　　新正统派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对美国现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一直鼓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义的顾问们遵循的正是他的思路。【注释】William Pfaff, “When Power Disdains Realism,” IHT, February 3, 2003, p.8.【注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布什在其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在谈及诸如艾滋病﹑吸毒﹑恐怖主义和伊拉克问题时流露出他的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绪。在谈及伊拉克时，他说“邪恶的”(evil)；在谈及预防艾滋病的道德责任时，他说这是一项慈悲的工作 (a work of mercy)；在谈及开展宗教计划帮助吸毒者时，他说“促使他们放弃吸毒习惯的奇迹是可能的”（the miracle of recovery is possible）。布什称攻打伊拉克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最高道德传统的。”2002年12月29日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布什称美国为“一个道德的国家”(a moral nation)。布什的助手们称此为“明确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优越感或天真的道德性。这一观念使布什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黑便是白，不是是就是非，这一观念促使他去从事别人不敢去从事的冒险行为。

　　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杜勃雷（Regis Debray）撰写了一部书，名为《占上风的上帝》(The God That Prevailed)。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以秩序的名义而造成混乱，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国惯于做的事。但这样会驱使它们从一个军事胜利走向另一个军事胜利而最终走向衰亡。他说，美国应该像它的欧洲盟友一样善于区分政治和宗教。“美国用圣经的关于超验的命运的自我信念来弥补它的短视、它的权宜之计。清教的美国被神圣的道德所羁绊；它将自己视作善的命中注定的寄存之所，肩负着打击邪恶的责任。它只相信神意，追求一种从本质上说是宗教教义驱动的政治，和罗马教皇格利高里的政策一样的古老。”他又说，“老欧洲已经知道这个星球太复杂了，太多元了，不可能仅仅持一神教的两元逻辑：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在这里，美国面临一个悖论，即后现代的美国追求的却是前现代的价值。【注释】Regis Debray, “To Each Its Own Worldview,” IHT, February 24, 2003, p.8.【注尾】

　　与此有关的便是美国国内种族关系紧张的问题。“9·11”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们是把这一行动看成是其“圣战”(Jihad)的一部分。从本·拉登的言论来看，穆斯林原教主义者们把美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对于他们来说，反美与反犹是一回事。这也就是说，国际恐怖分子在一开始就把这场斗争定格在宗教与种族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社会心理是有影响的。在美国一部分人中，特别是草根阶层，有人怀有宗教与种族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种族关系中会发生阿拉伯族裔和其他种裔关系的紧张。在美国，种族关系本来就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种族宗教问题将作为一个潜在因素始终影响这场斗争。它将使这场斗争变得愈益复杂而扑朔迷离。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其他族裔关系紧张。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胡珀 (Ibrahim Hooper)，美国的穆斯林已经失去了许多公民自由权利。最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族裔出身背景的预警系统 (ethnic profiling)，这种系统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假想为恐怖分子，要求来自被美国指定为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家的外国人登记并留下手印，申明他们将前往美国的什么地方，当他们更改地址或离开美国时将通知移民局。这种做法本身就构成了种族歧视。【注释】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虽然美国官方竭力将反恐战争与伊斯兰教及12亿穆斯林教徒分开，布什总统多次说伊斯兰是一个“基于和平、爱和同情心的信仰，一个献身于道德、学习和容忍的宗教”【注释】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 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犹太裔）、福音派基督教领导人和宗教保守分子，包括曾在布什就职典礼上作祈祷的福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在“9·11”事件后谴责伊斯兰为一个“邪恶的”宗教。2002年8月初在电视上，格雷厄姆公开说可兰经宣扬暴力，全世界“主流”穆斯林支持恐怖主义。【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台主持人 帕特·罗伯特逊（Pat Robertson）曾说，“希特勒是糟糕的，但穆斯林想对犹太人所做的更糟糕。”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现为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肯尼斯·艾德尔曼（Kenneth Adelman）认为，“将伊斯兰作为一种和平的宗教越来越困难。你越研究这一宗教，你就越会发现它是好战的。伊斯兰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战士，而耶稣是一位和平鼓吹者。”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也是布什政府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美国的敌人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说得更为直率，认为把伊斯兰说成是一个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的和平的宗教是不妥当的。【注释】Dana Milbank, “Bush Chided over View of Islam,” Washington Post, 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这一分歧与争议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伊斯兰的怀疑与不信任。有人认为修习伊斯兰教义是不爱国的表现，是对恐怖主义软弱的表现。宾夕法尼亚州哈维福特学院比较宗教学教授迈克尔·赛尔斯 (Michael Sells) 认为，这场争议的背后潜伏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议，认为与和平的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是一个主张暴力的宗教。【注释】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保守分子的言论使美国穆斯林非常担忧。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发言人伊伯拉欣·胡珀（Ibrahim Hooper）说，“这些右翼分子跟拉登一样企图煽起文明的冲突。我们竭力阻止这种浪潮，但它似乎每天都在向这方面发展。”【注释】Dana Milbank, op. cit.【注尾】

　　
五

　　
　　 国际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对美国“新帝国进取”(neoimperial aggressiveness)的一种反动, 对美国“文化霸权”的一种反动，对美国超常的财富积敛的一种反动。“9·11”事件反过来震撼了美国社会。这种震撼产生两种作用：一种是打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打破了美国人的“美国例外论”，另一种是使美国人开始自省。“9·11”之后，美国攻打了阿富汗和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进攻并占领了伊拉克。后“9·11”时代与冷战时期十分相像。冷战也是一种战争界限十分模糊的、没有规范的冲突，偶然的行为有可能演变成真正的战争，但大部分时间是对峙。【注释】Alan Brinkley,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

　　从“9·11”后的美国，我们看到了其社会内部结构的困境。我们在“9·11”后的美国社会中看到文化这一领域（含宗教与思想）对政治领域（含法律）的冲击，而政治领域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领域。在反恐的战时体制下，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受到挑战，行政权力得以扩大，增加了其私密性；美国的某些宪政原则也不得不对特殊的战时体制让步。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隐蔽的﹑分散的﹑往往是跨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这种战略产生两个效果：一方面，在国际上，它败坏了美国的民主使命，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深，并扩大了有些阿拉伯国家国内如亨廷顿所谓的种族的、文化的与宗教的断层(fault lines)，恐怖活动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另一方面，美国采取的每每无法自圆其说的国际性军事行动反过来对美国国内的民主和公民自由造成巨大的压力，加深了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这种矛盾的表征之一就是布什政府在国外鼓吹民主，而在国内在对待“敌方战斗人员”方面，如美国公民帕蒂拉，却并不准备实行。同时，正如调查所显示的，美国目前是基督教西方世界中一个最具宗教性的国家。基督教信仰在美国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经历了一个复兴。根据2003年哈利斯公司(Harris)的调查，79%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他们中，1/3强的美国人说他们在一个月中至少去做一次宗教礼拜。有的欧洲政治家指出在美国有可能产生犹太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现实危险。【注释】Peter Schneider, “Separated by Civilization,” IHT，April 7, 2004, p.6.【注尾】这样，这些文化矛盾由于国际恐怖组织所赋予它的宗教目标和含意，由于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美国社会本身及新保守主义所蕴含的宗教冲动，而变得更加纵横交错，扑朔迷离。

　　从本质上说，这些文化悖论源于美国政治文化的韦伯所谓的“攫取性道德”，源于其扩张性的“解放世界”的天赋使命感 (manifest destiny)，源于其普世主义。普世主义即美国主义。美国评论家和学者有人将这场反恐战争描述成“思想的战争”(a war of ideas)。弗里德曼说，“反恐战争是一场思想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必须保持其思想的可信性。”【注释】Thomas L. Friedman, “Bush Must Act to Restore Americas Hono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2004, p.6.【注尾】克莱蒙斯说，“这场反对那些惧怕或仇恨美国社会的人的思想的战争不可能通过将美国与世界隔绝而赢得。”【注释】Steven C. Clemons, “The Folly of Discouraging Visitors,” IHT, April 10-11, 2004, p.6.【注尾】如果我们引申其义的话，这是一场美国价值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含有诸多的文化与道德的涵义。所以，最近揭露的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 (Abu Ghraib) 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情况不仅使美国，而且使美国价值，特别是美国人权思想，处于非常窘迫的﹑尴尬的﹑矛盾的境地，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国际和美国国内学者指出，在关塔那摩无限期关押的600多来自44个国家的“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这违反美国的根本的价值原则，在司法上和道德上都是错误的。所以，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道德与价值体系受到巨大的压力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美国在司法上实行的双重标准，诸如美国人与非美国人，美国本土与美国本土之外等概念，使美国陷于更深的文化困境。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在当今的世界中，美国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他还说，“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58-359页。【注尾】而“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注释】亨廷顿：前引书，第368页。【注尾】在另一个国家推行外来的所谓普世的价值，诸如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选举领导人，自由贸易，等等，无论这种价值是多么诱人，多么冠冕堂皇，它们没有在当地扎根，没有融入当地的血脉当中，是注定要失败的。历史显示，这不仅不会造就出追随者，反而会催生出敌视美国价值的人。美国的普世主义的使命为自己制造了危险的不断扩大的对立面，危险的不断扩大的敌人。这是迫使美国面临“9·11”后一系列现代文化悖论的真正根源。

　　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认为，美国和世界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关系之中。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否会引起阿拉伯世界陷于混乱和不稳定，是否会造成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或整个穆斯林世界对峙的局面，是否会酿成一场全球战争， 还需要假以时日以观察。【注释】Arthur Schelisinger Jr.,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也认为，未来10年到20年间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目前在华盛顿掌权的人们的政策而造成的。【注释】Sarah Lyall, “A Communist Historians Candid Manifesto,” The New York Times,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美国国内安全和国防的不安全联系在一起，美国又回到了冷战心理，回到了福音教派的善与恶，黑与白分明的世界。在国际上成为压制持不同看法的力量的一部分。【注释】Joyce Appleby,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在国内方面，对美国公民的权利进行侵犯，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的范围被缩小了。总统权力迅速地扩大，越战和“水门事件”后不遗余力地制定的对总统权力的限制都被轻易地否定了。如果这种倾向不加以制止，便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总统，不管好坏，这将根本地改变美国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注释】Alan Brinkley, Ibid.【注尾】

　　从6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与思想的演变进程来看，“9·11”事件和此后的反恐战争将起到一种划时代的作用，成为美国思想冲突的主要议题。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抬头。新保守主义本来就对6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和激进主义不满，对诸如女性主义﹑有利于少数种族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自由主义的堕胎权利和允许少数种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挑战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满。它认为，由于政府企图顺应太多的市民社会公民提出的要求，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的权威性。政府几乎变得无法管理。因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来自各阶层的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的期待。在市民社会内，各个团体都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顾别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它认为，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策的失败和无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社会为自己设立了太多的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新保守主义利用反恐战争的需要而要求美国人民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而忍受牺牲。在经济上它主张自由经济和减税，布什已经在这样做了。在政治上，它主张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总统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人民应该忍受反恐战争给个人自由﹑经济和生活水平带来的影响。而这一切招致自由派人士和民主党人的质疑和反对，亦成为市民社会辩论的焦点。

　　虽然“9·11”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虽然美国面临一系列文化悖论，但也不能过分地估计。就美国公开社会的生命线——移民问题而言，美国目前的移民闸门确实缩小了。这使许多潜在的学生，也是潜在的未来的朋友，转向其他国家。据美国研究生院联合会的2004年3月的统计，美国90%的大学2004年秋季国际学生的申请数都有所下降。中国学生的申请数下降76%，印度下降58%。连中央情报局前主任罗伯特·盖茨也惊呼，美国“在疏离未来的盟友”。【注释】Robert M. Gates,“Reopen Americas School Doors for Foreigners,”IHT, April 3-4, 2004, p.6.【注尾】美国在历史上，按照国内政治与经济的需要，移民的闸门都曾时开时关过，时大时小过。 由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是美国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经济﹑文化与价值的生命线，美国的生产力，创造力，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美国，全赖以此，它是不可能放弃移民政策的。就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损害公民自由的现象而言，这种损害现象仅仅是战时的一种表现，而且从历史的角度和美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说，对民权和公民自由的限制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它们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社会。任何将这些现象无限夸大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符合美国社会实际的。如果认为这会使美国社会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 认为，“布什所做的符合在危机时增加(国家)安全的传统。他比禁闭日裔美国人的罗斯福总统，策划帕尔默大搜捕的威尔逊总统，以及暂停执行人身保护令的林肯总统克制多了。公众在有安全需要时会愿意牺牲权利的。例如，一项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49%的美国人认为，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走得太远。”他认为，是自由主义分子与时代脱节了。美国的整个市民权利体系并没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美国的基本的自由并不是那么脆弱，美国的制度也并不存在危险。【注释】Nicholas D. Kristof, “Americans Civil Liberties Will Survive,” The New York Times, IHT, September 11, 2002, p.8.【注尾】美国政治文化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可能。正如贝尔曾指出的，“尽管这些直接的和明显的祸端非同小可，然而若是以为它们便会使美国这样一个既庞大又强大的社会完全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注释】贝尔：前引书，第231页。【注尾】要估计美国社会真正的变化，仍需多年的时日才能看清。

朱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