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大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李增田
〔内容提要〕鲍大可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他毕生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考察了鲍大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关键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文章首先探讨了他在60年代初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缓和与松动中美关系，随后探讨了他在两方面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即推动国内对华舆论转变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每一关键时刻向美国决策者提供的具体政策建议。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美国的中国研究/鲍大可
在美国学术界，鲍大可(A. Doak Barnett)是与费正清齐名的中国学家，是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美中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他和绝大多数他那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出生于中国，系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后代。从1921年在上海出生，到1936年随父母回国，鲍大可在中国度过了15年童年和少年时代。1947年从耶鲁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先后任过报社记者、大学教授、多个学术机构的项目主持人及联邦政府顾问等职，有着丰富的阅历，但所有这些阅历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与理解，作为一种事业，一直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成为他人生的一条主线。1999年4月9日，即鲍大可逝世的20天之后，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协会等机构联合为其举行的晚宴上，曾对鲍大可一生为促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说：“鲍大可先生毕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他从不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产生动摇。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深深怀念着他。”【注释】“Obituary,” Washington Post, March 20, 1999.【注释】
一 一种新的思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新政府，次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又命令美国第七舰队武装“中立”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由此，中美两国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敌视与对抗。与此相应，麦卡锡主义又在美国肆虐，令美国学者和普通民众在相当长时期对中国问题谈虎色变，中美关系的改善失去了舆论上的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一些政界人士曾经预言，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政权会因经济困难、农民反抗或者国民党的重新反攻而被推翻。国务卿艾奇逊所谓的“等待尘埃落定”，实际上就是要看看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到底能撑多久。同时，美国政府提出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三个条件：（1）有效地控制自己所声称的领土，（2）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3）其统治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美国政府声称，鉴于中国新政府尚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美国现在还不能对其予以承认。【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3), p.349.【注释】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注释】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注释】这里的内部困难显然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国民经济和管理国内事务方面遇到的困难，外部压力则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新政权不予承认的压力。美国的决策者以“不承认”来对付中国，目的是想通过孤立中国来“尽可能地给中国人制造问题”，从而迫使中国最终改变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注释】Gordon H. Chang, Friedn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lif.: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8, 77.【注释】对于中共新政权的未来前景，时任《芝加哥日报》驻华特派记者、长期对中国革命进程进行跟踪采访的鲍大可也曾满腹狐疑。他虽然不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共政权会遭到任何有组织的反对，特别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已转入到地下活动，缺乏民众支持使它难以成为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重要因素【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4), p.12.【注释】，但他难以相信共产党有能力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这一烂摊子，因为这个摊子实在太烂了，经济崩溃、政治分裂、思想混乱，哪一方面处理起来都不会轻松，特别是把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经济发展起来。基于新中国面临的这种境况，鲍大可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共产党的最终成功远非大局已定。“共产党只是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成功，真正的难题仍然横亘在共产党面前，并且他们面临的困难可能还在增加。”【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p.25.【注释】他还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共政权能否巩固下来，能否赢得民众的坚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处理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注释】Ibid., p.26.【注释】
然而，中国后来的发展事实使上述估计告诸失败。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困难，但相对于接管政权之初，在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秩序维护方面也成效显著，即使在50年代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严重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境内也没有出现一些美国决策精英所希望的任何危及中共政权稳定的民众抗议。
一直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实地跟踪调查研究的鲍大可，对新中国在短短几年所取得的成就无疑印象最为深刻。他在1954年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这几年间，“虽然没有显著地改变国外非共产党经济专家为中国经济描绘的图像”，“但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取得的进步远远超乎人们的一般想象。”【注释】Ibid., p.299.【注释】他在1958年为国家计划协会撰写的《共产党的经济战略：大陆中国的崛起》的研究报告中，根据自己的测算认为，新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年均GDP增长率约为8%，与日本的同期增长率相当，是印度同期增长率的2倍，快速的经济增长已将中国置于不发达国家的前列。【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59), pp.10-11.【注释】切身感受到的中国这种惊人的发展势头，加之中国政权的日益稳定和巩固，使鲍大可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由最初的怀疑开始变得颇为欣赏，以至于他把中国新政权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效的极权主义政权，至少从近代意义上讲如此”。【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2), p.28.【注释】不过，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他把中国的这一发展态势看作是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挑战和威胁，认为中国如果继续照此发展下去，而其他非共产党不发达国家不能取得相应发展的话，在东西方竞争中这将是极度令人不安的事，它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领导人考虑采取“极权主义的方法”来谋求经济发展；另外，如果中国在与军事有关的某些关键工业部门超过日本，这将会对亚洲国家产生重大的心理、政治和军事影响。【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pp.78-82.【注释】鲍大可还从分析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援助状况、战略意图和军备建设，认为中国已经参与到东西方的竞争中来，“已经对美国在整个亚洲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了最可怕的威胁”。【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60), p.461.【注释】
在50年代中后期，认为中国正在构成美国的战略威胁的当然并非鲍大可一人，而是美国政府内外的一种广泛共识，美国政府正是从“中国威胁”的这一前提出发，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和遏制。不过在如何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鲍大可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他在1960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对华政策主张。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决不是杜勒斯一再声称的那样“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共产党中国将长期存在下去，美国应立足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重新修订中国政策，而不应继续沿袭已达10年之久的一成不变的教条。他称，“在处理共产党中国所带来的众多难题的问题上，美国应该彻底转变观念，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北京已对中国大陆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和眼下还难以看到中共政权会被从内部推翻或被国民党反攻摧垮的前提上。”他还从对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对中共施加压力不仅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相反还常常导致中共对内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和对外更加表现出好战的姿态。【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pp.35-36.【注释】
从维持亚洲的战略均势和稳定考虑，鲍大可指出，美国如果要阻止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正视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因为竞争的结果决定着亚洲的未来。鉴于亚洲必将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是不以中美两国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帮助把一变革进程引向非共产主义轨道，认可和支持变革沿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味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他还指出，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军事实力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权力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它已“决不是惟一的甚或最重要的因素”，“从长远来看，意识形态、文化影响、经济实力以及类似的其他因素在决定竞争的结果方面，与传统外交和军事实力起着同样的作用。”【注释】Ibid., pp.85-86.【注释】
为了防止中国在亚洲不结盟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制造分裂从而将前者纳入进共产主义的发展轨道，鲍大可建议，“美国必须尽己所能扩大和加强自己与盟国及该地区所有‘结盟’或不结盟的非共产党国家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即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必须做出重大努力维护中国周边非共产党国家的独立和帮助它们实现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发展，因为“中国能否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渗透到这些国家，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不诉诸极权主义统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程度。” 同时鲍大可特别指出，鉴于中国的外交策略已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而亚洲的形势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坚决反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前提下，“美国必须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不断的审查和调整，即美国的政策也必须是灵活性的。”他提醒说，“如果美国不能相当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变化的需要和态度，美国的政策终将没有成功的可能。”【注释】Ibid., pp.84-85.【注释】
基于灵活性原则，鲍大可向美国政府建议：政府应设法打开与中国进行非官方接触的渠道，逐步放宽除战略物资以外的对华贸易限制。他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实际上所有的重要贸易国都逐渐减少、有些国家甚至还最终取消了对中国的贸易特别限制，美国对中国继续进行贸易禁运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中国从美国买不到的非战略物资可以从法、日、德等别的国家买到，而且，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利益“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和政治上的”，发展中美贸易可以“影响中共对自身国家的认识和对西方的总的态度”。【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pp.473, 455-458.【注释】
对于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鲍大可建议：
（1）采取有效行动说服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退，并决心不再对这些岛屿承担防卫义务；
（2）设法使美国的主要盟国来承担保卫台湾之责，同时让大多数国家懂得，中立台湾海峡是一项国际责任；
（3）通过某些具体行动对“中华民国”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义，以此表明：美国虽然承认国民党政府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威，信守对这些岛屿的防卫义务，但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也是中国大陆的政府；
（4）以某种行动暗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大陆事实上的控制，但明确否定其对台湾的权力主张；与此同时或在此后适当时机还可以暗示，如果中国愿意接受美国继续保卫和支持国民党的事实，并愿意采取行动，美国愿意对中国政府表示正式的承认并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5）可以运用“重要问题”方案继续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但不宜使用否决权，而应接受多数国家的意见。一旦联合国表决同意中国加入，应设法将北京进入联合国与同时也让国民党政府作为一名新成员加入挂起钩来。【注释】Ibid., pp.473-474.【注释】
显然，从性质上讲，鲍大可的上述政策建议不过是美国政府从40年代末就开始竭力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的翻版，与美国政府的战略构想相一致，只是在政策措施方面考虑得更为灵活、具体、周详。鲍大可的这些政策建议是否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所接受和认可，不得而知，但至少令人玩味的是，就在《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出版的当年，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果然抛出了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以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鲍大可的政策方案是“两个中国”的翻版，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是决不会为中国政府，包括台湾当局所接受的，对此鲍大可本人也有充分的估计。不过他认为，即使这一政策为中国方面所拒绝，对美国来说也大有裨益，因为这样就把妨碍中美关系改善的责任推到了中国一边，从而使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国际处境得以改善。
鲍大可的政策建议虽然与美国政府一直在设法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方案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但其出发点与后者根本不同，目的是为了缓和与松动中美关系，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而不是继续维持中美两国的高度敌视与对抗，是试图将中美关系纳入进政府的议事日程，而不是将其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因为中美两国的长期隔绝与对峙，不仅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常态。正如他后来所说：“在20世纪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在长达1/4的世纪里，相互敌对，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与交往。” 【注释】转引自任东来：《小视角下面的大历史：中美关系中的两个23年》，《南方日报》2002年10月29日。【注释】从这一点来讲，鲍大可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他在力图将中美关系的异态扭转为常态。其实，鲍大可当初就不同意杜鲁门总统对新中国政府采取不承认政策。1949年10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在美国国务院召集远东问题专家举行的“圆桌会议”上，鲍大可就和多数与会者一样，主张对中国新政权给予及时承认，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注释】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第238页。【注释】
二 推动舆论转变
鲍大可的对华政策新思考是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的一种重要转向，不过在此之前，一些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的声音就已经开始在一些美国公众中出现。1956年3月，《新闻周刊》就曾报道，“在华盛顿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即红色中国不可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美国最好能体面地接受这种不可避免性。”1957年2月，时任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西奥多·格林（Theodore Green）公开表示了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坚持僵化的对华政策的不满，说中国“是一个伟大而有组织的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承认其他共产党国家而拒绝承认中国。”随后，商业巨子亨利·福特二世(Henrry Ford II)和美国商会主席约翰·科勒曼（John S. Coleman）也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要求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学术界，饱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之苦的费正清也一改多年的沉默，重新开始对华政策发表评论。著名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也不满于政府僵化的对华政策，在给《国际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是在自我设计的神话中不能自拔的结果，……我们迟早将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征服中国这一无法避免的事实，并容许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注释】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1979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4), pp.76-77.【注释】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2月，即鲍大可已在着手撰写《共产党中国与亚洲》的研究报告之际，国会参院外委会在同样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的新任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 Fulbright）的领导下，委托云集着斯卡拉彼诺（Robert A. Scalapino）、帕克（Richard L. Parker）等一大批著名亚洲问题专家的康伦协会（Conlong Associates, Ltd.）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评估。6个月后，康伦协会所提交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人印象深刻”，同时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共政权相当稳固，“决不可能受到任何挑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显著发展，使中国“完全有可能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重要大国之一”，不过在目前和可见的将来，不会对美国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报告建议对当前的对华政策进行适度调整，具体内容包括：（1）设法与中国建立官方往来；（2）取消对华贸易限制，将对华贸易置于对苏贸易的同等水平上；（3）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使台湾以“台湾共和国”的新身份加入联合国；（4）继续恪守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卫责任，但要求台湾当局从沿海岛屿撤军，当地居民去留自便；（5）在“台湾共和国”建立之后，美国协助那些愿意离开台湾的“大陆难民”撤离台湾；（6）设法与中国签订一项贸易条约，并在随后对中国予以“事实上”的承认。【注释】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318页。【注释】
“康伦报告”与鲍大可的政策建议几乎相差无几，都是旨在朝着“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向迈进。这体现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作为一种新的对华政策选择在美国政策研究界具有相当的共识，是美国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妥协和最有可能被其接受的方案。不过，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述，《康伦报告》显然不及《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周详全面，在关于调整对华政策的步骤与措施上，也不及后者细致具体和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作为“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美国的含义的著作”，【注释】Michel Oksenberg, “In Memory of A. Doak Barnett,” China Quarterly, No.158, June, 1999.【注释】一经问世，就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鲍大可也因之在美国中国研究界取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和成为政府对华决策部门经常的座上客。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朝野虽然开始涌动着一股新的对华政策思潮，但还不足以对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形成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美国公众对华舆论总的来说还是负面的和消极的，反对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任何重大的转变。1958年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了它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次年《康伦报告》出台后，国务院拒绝出席参院外委会拟就报告举行的听证会。康伦报告的内容见诸报端后，国务院又发表声明称政府不同意其建议内容。但是，随着1960年总统大选临近，有关中国政策的辩论日益活跃起来，民主党也将中国问题作为与共和党争夺总统宝座的斗争工具。1960年初，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艾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主次不分”，并含蓄地声称美国需要奉行一种新的积极的亚洲政策。【注释】Adlai Stevenson, “Put First Things First: A Democratic View,” Foreign Affairs, Vol. 38, January 1960.【注释】随后不久，肯尼迪的外交顾问、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也在《外交》上发文，直言主张美国应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注释】Chester Bowles, “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Vol. 38, April 1960.【注释】肯尼迪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共产党的斗争中界线不清，宣称在保卫台湾问题上应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即在坚决承诺保卫台湾的同时，也应坚决地把沿海岛屿划出美国的防卫线之外。他称，美国为金门、马祖这两个既对台湾没有多大价值又在军事上难以守卫的沿海小岛而冒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不明智的行为”。肯尼迪在中国问题上的言论虽然主要是一种竞选策略，而不是政策纲领，但至少意味着他主政白宫后美国的中国政策具有了进行灵活调整的可能。随着肯尼迪最终赢得竞选，特别是当肯尼迪任命斯蒂文森和同样力主调整对华政策的腊克斯（Dean Rusk）分别为驻联合国大使和国务卿后，中美关系隐隐约约地显现出一缕曙光。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士推测，美中缓和的时候马上就要来临了。【注释】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1979, pp.95-98.【注释】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后确实也对中国显示了某种新的姿态。如在1月25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针对中国当时发生的严重饥荒曾经暗示，如果中国提出需要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愿意给予考虑，次年5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又一次做了这样的暗示（然而，中国方面对这种示意明确予以了拒绝）。1962年，国民党威胁要“反攻大陆”时，肯尼迪政府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决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另外，肯尼迪政府还做出了一个提议交换记者的善意姿态（同样遭到了中国的拒绝）。1963年12月13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 Jr.）发表了一个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再认识”演讲，公开提出要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这虽然是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三周才进行的事情，但却是肯尼迪生前早已安排的。
然而，希望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是不切实际的。美国对华舆论在肯尼迪上台后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转变，但仍然无法为大幅度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反对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声音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这种情形不允许以微弱多数当选的肯尼迪在调整对华关系问题上采取显著的主动行动。
为了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推动国内对华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进一步发展，鲍大可借助于自己日益增长的学术声望，积极投身于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1961年他主动联系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政治系任教，从事起直接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并经常组织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和讲座。他不断告诫他的学生和听众：“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仅仅十年有余，但他们已经给中国社会刻上了无法抹灭的烙印。”“在审视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时，必须将目前这种发展置于某种历史的视野中”，否则“不可能理解当代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真正意义及其对美国的含义”。【注释】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in Perspective, pp.27, 1.【注释】为了帮助美国公众历史地认识中国，他还将他1947至1956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进行实地采访时写的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整理成册，分别以《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初年》两书出版。他在这两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不了解1949年以前的状况，就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接管政权后所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起点和基线；不了解1949至1955年这段时期，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在此以后的许多发展，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某些根本的政策。【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preface;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preface.【注释】1962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规划了一个名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大型研究项目，旨在对中国的国内外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分析和评估，从而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进行深入探讨，用该项目指导委员会主席、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话说，就是旨在“努力开拓一种对美国在（中国）这一多事地区的政策的新的理解。”【注释】Robert Bl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6), p.viii.【注释】鲍大可受邀参与并在后来实际主持了这项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陆续出版了八本书，内容分别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世界各国对华政策以及美国普通公众对华基本态度等。这些书虽然论述的问题不一、观点不一、写作手法不一，但在满足公众对中国知识的渴求和激发公众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方面，着实起了巨大的作用。
此后，鲍大可最有影响的一次舆论塑造活动是他1966年3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作证。这次历时一个月的听证会是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不断高涨，与此相联，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也空前热烈起来的背景下举行的。鲍大可与费正清、斯卡拉彼诺、戴德华（George E. Taylo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14位中国和国际问题专家出席了听证会。鲍大可是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他在发言中指出：在过去近17年间，我们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的是一种遏制与孤立的政策。在我看来，遏制的因素“是必要的，在某些方面也还算是成功的”，但孤立的努力“是不明智的，从根本上讲也是不成功的”，“它无法为一种合理的长期政策提供基础”。“我们的政策目标不仅在于限制中国的力量，而且在于减少紧张局势，软化北京的态度，增进非共产党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并逐渐将共产党中国纳入到更为规范的国际交往范式中。”他敬告美国政府，“尽管美国现在正在越南从事着一场痛苦的战争，但转变对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转而实行一种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的时机已经来了。” 【注释】A. Doak Barnett, “American Policy Alternatives,”China,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6), pp.15-31.【注释】最后，他又一次阐述了他于6年前提出的调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具体步骤和措施。
鲍大可的证词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他受到了来自保守势力的攻击，他们称他是“红色中国的游说士”、“鼓吹安抚红色中国的最多产的作家”，但更多的是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和赞许。更为重要的是，白宫政府也对他的演讲很快做出了积极的反应。3月13日，即在鲍大可作证的五天之后，副总统汉弗莱在电视讲话中说，美国对北京执行的是“遏制”的政策，但未必是把北京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注释】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注释】3月16日，国务卿腊斯克在国会听证会上从十个方面对汉弗莱所称的“遏制但未必孤立”的对华政策做了具体的阐述。随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公开场合声称，美国要以一种新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设法架设与共产党中国沟通的“桥梁”。约翰逊总统在6月12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则表示，美国政府愿在“合作而非敌视”的基础上与中国“实现和解”。【注释】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4页； 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pp.115-116.【注释】同年年底，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鲍大可、费正清、斯卡拉彼诺、戴德华、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白鲁恂（Lucian Pye）等几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就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讨论。
在1966年，鲍大可还联合斯卡拉彼诺、费正清、白鲁恂、瓦尔克等一些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名流广泛构成的论坛组织，旨在为公众教育和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提供讲坛。但在成立后不久，它很快发展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之前，它以一种介于官方和民间的特殊身份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1968至1969年，鲍大可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在他的筹划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于1969年3月举办了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场大型讨论会。与会者有学者、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其他各界人士，多达2500余人，就中美关系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会者的观点虽然各有不同，但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是美国不能无视“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会后，鲍大可还将一些有代表性的发言编辑成《今后十年的美国与中国》【注释】A. Doak Barnett,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Next Decad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70).【注释】一书，于1970年出版。鲍大可组织的这次大型讨论会在客观上为新任总统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起了重要的舆论推动作用。
三 促进中美建交
在鲍大可及其他一些中国问题学者的联合努力下， 6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华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在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一改以往的强烈反华面孔，显示出格外积极的对华姿态。从尼克松的竞选中，鲍大可看到了中美关系改善的希望，认为他“是打开中国大门的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一贯强烈反华，“有着长期的反共政治背景”，不怕保守派的指责，而民主党人“因为害怕被指责为软弱”，缺乏“为此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的能力”。【注释】金先宏：《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注释】
就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不久，鲍大可与费正清、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白鲁恂、汤姆森（James Thomson）、傅高义（Ezra Vogel）、帕金斯（Dwight Perkins）、杰罗姆·柯恩（Jerome Cohen）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联合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备忘录，就改善中美关系及为此采取的步骤与措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条，说：“您应该认真研究以下可能性：安排中国领导人与一个你所信任的人之间做秘密的——甚至便于公开否认的——谈话。”【注释】“Extension of Remark,” Congressional Record, August 6, 1971, p.30766. 转引自资中筠、姬虹：《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1969－1972》，载于《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50－78页。【注释】果然，1971年尼克松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尼克松在1969年初就职总统后，根据自己的战略设想，随即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先是撤走了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接着取消了部分对华贸易限制，准许美国的海外子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进一步放宽本国公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甚至在某些场合下还开始用“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谓来称呼中国的首都和国名。这些行动对于鲍大可这样的对华关系“促进派”来说显然是可喜的。为了给尼克松政府打气，促使其继续朝着这一方向积极进步，鲍大可在1971年初又撰写出一份3万字的政策报告——《我们的中国政策：变革的必要》，为尼克松政府今后的进一步行动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周详的建议和指导。
鲍大可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改善中美关系“创建一种新的基础”。他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存在着许多固有的危险、代价和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如此地相互怀疑和缺少交流，显然包含着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冲突的后果都是高昂和悲惨的，在核时代背景下尤以为最。即使中美之间没有公开的冲突，高度的相互猜疑也孕育着紧张和不稳定，它代价昂贵地转移着两国人民用于和平发展事业的注意力和资源，阻碍着两国正常和互利的经济、文化与科学交流。”而且，“只要中国被继续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安全以及长期的人口、环保等问题就变得大为复杂和更加难以解决。”所以改善中美关系是必要的，是“随如人愿的”。他还从对中国20年来的对外行为模式和中国对外行为所面临的内外制约条件的分析中，抛弃了他坚持多年的“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认为中国无论过去还是在目前都不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他说，导致中美关系形成20多年的敌对状况一直无法改变，不少情况下是由于双方的误判和决策失误造成的。“在冷战时期，美国把毛在中国的胜利看作是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的一部分，并恐惧性地做出了反应”； 中国虽然在某些时期表现得“十分好战”，但20年来对外行为的总体特征是“非常强烈地倾向于低代价、低冒险的政策”，“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北京的领导人常常醉心于广泛的领土扩张”，即使是朝鲜战争，也是美国判断错误，不听中国的警告而首先穿越“三八线”的结果。【注释】A. Doak Barnett, Our China Policy: The Need for Chang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p.3-13.【注释】他还说，中国的军事实力虽然发展迅速，但相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是“很有限的”，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也“对自己向国外投射力量的能力形成了很大的限制”，而且东亚大国关系“正在经历着一种深刻的变化”，正在形成一个由美、苏、日、中构成的关系复杂的四强均衡格局，这种多极均衡“将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该地区大国军事冲突的机会，增加政治、经济竞争的复杂性”，“将增加美中关系变化的可能性”。总之，中国不对美国和亚洲国家构成军事上的威胁，“只要中美双方能够克服互相的恐惧和敌意，中美关系是可以改善的”，而且“改善关系的时机、条件和基础目前已经具备。” 【注释】A. Doak Barnett, Our China Policy: The Need for Change, pp.28-34.【注释】
关于如何“克服互相的恐惧和敌意”，鲍大可指出，鉴于中美实力对比依然相差悬殊，中国“依然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敌视性的，我们的实力仍对其构成潜在的威胁，我们近来的政策变化还不足以使其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和政策”，所以，如果美国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 就应该采取主动，“单方面主动修正自己的政策，以使中国相信美国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真诚希望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注释】Ibid., p.35.【注释】
在全面阐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鲍大可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具体政策措施和步骤：
（一）进一步扩大非官方接触。具体内容包括：进一步取消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所有限制，准许任何希望并可获得中国许可的美国人包括旅游人员到中国旅行；鼓励美国私人组织努力探索两国记者、科学家、学者、医生、商人甚至商务官员进行互访的可能性；鼓励美国上述人员申请借各种可能的机会和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到中国旅行。
（二）解除对华贸易禁运，将对华贸易政策置于与对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贸易政策相同的基础上，即除某些指定的战略物资外，准许一切商品向中国出口。鲍大可认为，这可以分两三个步骤来完成，比如先允许从中国进口，而后准许一些特定货物如食品、化肥、药品等向中国出口，最后取消一切非战略物资的对华贸易限制，不过最好是一步到位地把这一问题解决。
（三）放弃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做法，用“双重代表”方案解决中国大陆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即一方面让中国大陆政府进入联合国，另一方面设法继续保留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具体安排是：让中国大陆政府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席位，台湾当局只在联合国大会保留席位。鲍大可指出，为了使台湾当局保留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基础，美国可以援引“联合国会员普遍性”原则和联合国代表权的“继承”理论作为这一方案的“法理”依据；援引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个代表席位作为这一方案的实践先例。同时还要尽可能表明，联合国给予中国两个代表席位决不意味着中国将永久分裂成两个国家，也不意味着台湾必须与中国大陆最终实现统一。他强调说，这一方案要旨在把代表权问题与主权问题分开，而在表述上要尽可能模棱两可，以致“有关各方均能根据自己的意图和利益加以解释”。不过鲍大可意识到，即使这样精心设计的方案也并不能保证被中国大陆和台湾所接受，有鉴于此，他告诫美国政府：这一方案一旦失败，联合国做出以北京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的决定，美国应该接受这一现实。
（四）在事实上完全承认北京政府对中国大陆的主权，但拒绝承认北京政府对台湾拥有主权，也不再承认台湾当局是全中国的政府；与此同时向北京政府私下表明，在此基础上，美国将准备讨论正式承认和建交问题。鲍大可还指出，有鉴于中国目前不可能对正式承认和建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应着重强调发展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提升大使级会谈的级别和扩大大使级会谈的范围和意义等。
（五）在保留一支可行的核威慑力量和某些军事基地以确保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调整亚洲军事部署，减少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以进一步消除中国对美国的恐惧心理和疑虑态度；另外向中国表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不非是针对中国的“共谋”，美国非常重视中国的利益和担忧，愿意就核武器和其他安全问题与中国举行对话。
（六）继续做出重大努力劝说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退，如若无望，应单方面采取措施以使自己摆脱保卫这些岛屿的责任。
（七）鉴于第七舰队足以担当保卫台湾的任务，因而应从台湾地区撤军，在此过程中应向中国表明，美国反对台湾海峡两岸双方任何运用军事手段强行改变台湾政治地位的努力，但不反对两岸双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台湾的政治前途。【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The Need for Change, pp.35-55.【注释】
鲍大可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按照上述措施进行调整后，中国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不过，由于20多年的对抗留下的宿怨甚深，加之两国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鸿沟，中美关系不可能会出现任何突然的、显著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是“一个渐进的、谨慎的相互适应过程”。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在未来十年间花费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努力创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注释】Ibid., p.59.【注释】
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显然是令鲍大可深感欣慰的事情，它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创举，打破了中美之间冻结了20余年的坚冰，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此后，两国民间交流激增，官方沟通频繁，1973年基辛格还实现了两度访华，具有半外交使团性质的联络处也于这一年在对方的首都建立起来。美国的公众舆论也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不带任何批评的欣快症代替了缺乏理智的敌视。”【注释】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B. Oxnam, ed.,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137.【注释】中美两国的公众都认为，两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为时不远了。
然而，好景不长。到70年代中期，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开始日益衰减，双方关系不仅没有朝着全面正常化的方向继续迈进，而且经济文化交流也因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止步不前而有所下降，两国正式建交似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造成这种停滞状况既有美国方面的原因，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从美国方面来说，1974年虽然废除了《福摩萨决议案》，但在完成从台撤军方面动作缓慢，而且做出了一系列有悖于发展中美关系的事情。“水门事件”的发生更是严重干扰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进程。福特作为白宫新的领导人，不敢在对华关系上承担较大的政治风险，他试图以“倒联络处”方案来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以安抚国内的亲台势力。从中国方面来说，鉴于美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某些倒退，中国对美国表现出较多的敏感和戒心，同时提出了“断交”、“废约”、“撤军”不能妥协的原则立场。另外，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中国的决策者缺少了以往的灵活性，甚至一度暗示双边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两国的建交进程。紧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最高领导人相继病逝，决策层在对美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这大为削弱了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于是，如何打破僵局使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建交的方向迈进，成了70年代中期鲍大可等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在这期间，鲍大可除了出席国会听证会、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评论外，还于1977年出版了《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和《中国与东亚各大国》两本书来系统地阐发他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在前一本书里，他力图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在最近几年扩大和改善美中关系是必要的、称心的和可行的”，“是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18.【注释】在后一本书里，他分析了美、中、苏、日四大国的相互关系， 旨在从战略角度上阐明美国应该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以有利于在东亚形成稳定的战略平衡。【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注释】
在《对华政策》一书中，鲍大可提醒美国政府：中美关系仍然是“有限的”、“脆弱的”，是否能够最终实现全面建交还有待观察，没有成功的保证。但如果中美关系的改善不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其结果便只能是倒退。进则有利，退则有害。【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p.1.【注释】他分析说，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最高领导人的去世，使中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继承斗争和有关国内外政策的辩论更加激烈起来，反对与美国进一步达成妥协和主张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如果美国不能朝着与中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国新领导人将会探索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可能性。在目前中美关系仍然脆弱的情况下，如果中苏实现某种程度的缓和，美国很可能失去目前所享有的同这两个国家打交道的杠杆，其结果是，“不仅美中之间目前的有限关系趋于恶化，亚洲其他地区的不安和紧张也将增加。……在东亚建立稳定的困难几乎肯定会增加。”【注释】Ibid., p.27.【注释】
对于卡特政府试图以“倒联络处”方案来解决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的设想，鲍大可的结论是“根本行不通”，原因是这一方案的实质仍然是“两个中国”。在“两个中国”的基础上继续与中国大陆与台湾打交道，这种观点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是最好的，但在今天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却不是现实的”，因为“目前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都与国民党断交并与北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1971年以来，美国就已经不存在任何成功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现实基础。”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按照“日本方式”来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pp.15-17, 25.【注释】
他还说，其实，在中美建交谈判中最艰难的问题并不是“倒联络处”问题，而是所谓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售台武器问题，即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中国则认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不能承诺放弃武力解决这一最终手段；中国坚决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而美国又坚持不予承诺。对于第一个问题，鲍大可建议说，鉴于美国不可能从中国方面得到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承诺，也不会获得中国从台湾问题是其内政问题立场上的妥协，美国可以坚持要求中国重申争取和平统一台湾的意图，同时发表一个强有力的声明，以此作为未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和对台原有防卫义务的替代。他说：“美国应该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保卫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东亚地区稳定，从而对于美国的利益，非常重要这一信念基础上的”；“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通过武力改变台湾的地位的企图”；“一旦在台湾地区出现新的军事冲突威胁，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评估它对该地区的政策，以及考虑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努力制止这一冲突或者帮助保卫台湾。”对于这一声明的价值，他称，虽然不足以代替正式防务条约的立场，但鉴于北京目前缺乏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台湾在未来时期遭受袭击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其意义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声明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台湾的顾虑，使东亚有关国家确信美国不会放弃自己在该地区的安全责任，并加强北京目前的克制态度。”对于第二个问题，鲍大可建议说，美国应继续允许直接或间接售台武器，否则台湾会考虑中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绝望行动。但是应该严格限制对台军售的数量和性能，使售台武器仅限于为防卫该岛所必需的设备，而且任何直接的军售都应该采取现款交易而非政府贷款的形式。他还说，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这样安排，虽然“可能会增加日后摩擦的风险”，但为了不致使这一问题无限地妨碍建交，只能如此。【注释】A. Doak Barnett, 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pp.24-27.【注释】
最后，鲍大可还在建议中指出，在采取上述政策立场的同时，美国还应该阐明它对台湾政治前途的立场。他说：“华盛顿应再一次强调，美国不反对台湾地位在未来发生变化，不管是与大陆统一还是最终获得自治，只要这种变化是由台湾和大陆的所有中国人自己以和平方式实现的；美国更要积极表明，美国愿意看到北京与台北之间建立接触以探索达成最终政治妥协的可能性，但是不应该承担努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责任。”“美国应像自己在‘上海公报’中做出的保证那样，避免挑战北京关于台湾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也应避免表达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这不仅是“因为该岛显然不在北京的控制之下”，而且是“因为从法律上讲，如果美国在目前情况下承认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连与台湾继续保持事实上的关系也会受到质疑。”【注释】Ibid., p.27.【注释】
只要将鲍大可的上述政策建议与美国后来在处理建交及售台武器问题的具体安排和与中国达成的有关协议稍作对比，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吻合之处，建交时美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及后来在处理售台武器问题时达成的协议文本，甚至在某些用语上都与鲍大可的政策建议一字不差。这是否意味着卡特政府及后来的里根政府在处理建交问题和售台武器问题方面直接采取了鲍大可的建议，无从查证，对于这一点，中国学者资中筠教授曾经当面问过鲍大可本人，鲍大可只是微微一笑，说：“也许是不谋而合吧，这是谁也说不清的。”【注释】资中筠：《鲍大可：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载于《百年潮》1999年第11期，第63页。【注释】不过有迹可循的一点是，鲍大可曾经是卡特总统在竞选时期的亚洲政策顾问。
从上面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鲍大可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推动者。限于篇幅，本文所涉及的只是中美建交以前鲍大可为缓和中美关系和促进中美建交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其实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他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美关系，为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而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据鲍大可的学生、美国当今很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在1999年3月鲍大可临终前，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他曾到医院看望老师，从他一进入病房的那一刻起，老师和他聊的话题就没有离开过中美关系，老师反复告诫他说：“政府应当对美中关系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因为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将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 【注释】见金先宏：《影响白宫对华政策的“中国通”》，第155页。【注释】
李增田:天津商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