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与美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

赵学功

〔内容提要〕1954-1955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是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美两国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又一直接较量，使双方再次处于战争的边缘。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是，美国的强硬政策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这次危机也表明了中美对抗的限度，揭示了美国“战争边缘政策”和“核威慑”战略的本质。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第一次台海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武器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至为敏感的、核心的问题。1954-1955年初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中美两国首次围绕台湾问题发生的一次严重对抗。危机期间，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对中国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结果却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本文主要依据美国近年解密的档案文献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就这一时期核武器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讨。【注释】国内外史学界已发表了不少关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成果，但从核武器这一视角进行探讨的却很少。参见庄荣辉：《近年来美国与海峡两岸学者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看法》，（台北）《近代中国》第125期，1998年6月；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4-5期。【注尾】

一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执政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制定了“新面貌”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威慑力量。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艾森豪威尔等人认为，杜鲁门政府奉行的遏制政策是“消极的、徒劳的和不道德的”，必须以积极的、大胆的“解放政策”取而代之；美国不可能在共产党“可能进攻”的每一个地区派驻军队，不应把防卫力量单薄地分布在各个地区，相反地，而是应该维持强大的、能迅速回击“侵略来源地”的巨大报复力量来威慑进攻者，建立一支以核武器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军事力量。

　　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主要体现“新面貌”战略精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该文件主要阐述的是在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如何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避免动摇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借以生存的制度”。文件指出，美国必须发展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苏联和中国形成有效的威慑，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保持优势地位”。文件建议“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可以使用核武器”，强调“不仅要使美国的欧洲盟国，而且要使苏联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一旦欧洲遭到进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来进行回击”。同时，该文件主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考虑之前，这一政策不得公开”。【注释】NSC162/2, Record Group(RG)27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David Alan Rosenberg,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 1949-1960,”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83, pp.28-29.【注尾】这表明，美国决策者对核武器有了新的认识，即在美国的武器库中，“核武器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常规的地位”，并开始把核力量作为实现其外交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首次对国家安全委员会162/2号文件提出的新战略作了公开的阐述。他首先批评杜鲁门政府的战略“不是一种健全的战略”，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同盟友的关系少花钱多见效。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更多地依靠威慑的力量，同时减少对局部防御力量的依赖。”杜勒斯认为，“局部防御将永远是重要的”，但是“单纯的局部防御绝不可能遏制共产党世界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用大规模报复的打击力量作为进一步的威慑来加强局部防御”。他最后强调，“阻止侵略的办法就是由自由世界愿意并且能够利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做出有力的反应”。【注释】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85;《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76页。【注尾】他的这一讲话被新闻界解释为，今后无论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侵略行动”发生在哪里，美国都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对苏联或中国进行报复。随后，副总统尼克松也宣称，“我们将不容许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口吃掉，我们今后将主要依靠大规模报复能力；其好处在于我们可以自己考虑决定在我们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这种能力，打击侵略的主要策源地”。【注释】Samuel Wells, “The Origins of Massive Retali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pring 1981,pp.35-36.【注尾】很显然，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更具浓厚的军事冒险主义色彩。在随后的几年里，美国领导人多次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挥舞核武器，试图以核威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美国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的表现即是一典型例证。

二

　　1954年9月中国对金门的炮击不仅使台湾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使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国民党在金门驻守了4万多正规军，并将沿海岛屿视为“反攻大陆”的踏脚石。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做出的分析，一旦中国攻占沿海岛屿，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威信，使美国的信誉下降，并沉重打击国民党的士气；美国如果承担沿海岛屿的防御义务，就会引起英国、印度及日本的反对和担心；如果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态度摸棱两可，不做明确的界定，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注释】FRUS, 1952-1954，Vol.14，pp.536-538.【注尾】艾森豪威尔则声称中国炮击金门是他执政最初18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注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20页。【注尾】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空军参谋长特文宁等为首的强硬派极力主张美国应派兵“保卫”这些沿海岛屿，甚至可以没有盟国的支持独自行动。他们坚持认为保持沿海岛屿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价值，不仅是收集情报的良好场所，而且也可以作为袭击和骚扰沿海地区的集结地，称这些沿海岛屿对防守台湾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如果中共控制了金门和马祖，“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严重损害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威信，并削弱国民党的士气”。他们力促美国参与这些岛屿的“防务”，并且帮助国民党轰炸大陆，如有必要则投掷原子弹。【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576.【注尾】美军驻远东部队司令赫尔也表示：在台湾海峡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可能性，即“局势的发展极为迅速，以致同中共发生全面的敌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美国应准备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确保胜利，这“包括使用原子弹”。【注释】Ibid., p.598.【注尾】国务卿杜勒斯的态度非常强硬。9月4日，正在马尼拉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会议的杜勒斯指示国务院说，失去金门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从而导致共产党“得寸进尺”。根据他的估计，炮击事件可能是一连串事态的开始，并可能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日本等产生严重的影响，从而严重危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整个战略地位。为此他建议，如果美国认为需要防守沿海岛屿，那就必须采取行动，即使这需要进攻中国大陆。杜勒斯还指示国务院将中国的炮击视为“紧急事态”，立即同国会领袖协商，以获得国会的支持。【注释】Ibid.， p.560.【注尾】

　　9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丹佛主持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集中讨论美国对中国炮击金门的政策。会上，雷德福等人继续坚持军事介入，甚至提出美军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对大陆进行空袭。雷德福认为，只要授权美军攻击中国大陆，并在必要时动用核武器，金门是能够守住的。他宣称，对中国“除了被迫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将使美国一直受消极政策的影响，从而会逐渐在局部冲突中丧失自由世界的力量”。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雷德福一再强调，美国协防沿海岛屿不会导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美国袭击中国境内目标也不会把美军拴在那里。他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声称国务院的政策将最终导致美国“失去”台湾，并切断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甚至断言，国务院在台湾海峡奉行的不再是遏制政策，也非维持现状的政策，而是“以牺牲美国的声望和战略地位为代价、显示共产主义胜利的政策”。【注释】Radford Papers, 1953-1957, Box 6, 091-China, RG 21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注尾】艾森豪威尔虽然对美国协防台湾态度十分明确，甚至为此不惜动用原子弹，认为“共产党的舰队可能是原子弹打击的一个合适的目标”，【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p.518-519.【注尾】但对沿海岛屿却并不愿意这样做。在他看来，除了心理的因素外，金门并不真正重要。美国主要是要控制台湾，不让其落入共产党手中，如果美国将“保卫”台湾的地区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势必会大大增加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认为军方领导人的意见过于冒险，指出那样的行动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因为这将意味着战争。艾森豪威尔对雷德福等人批评说：“我们现在不是讨论一场有限的丛林战，而是在讨论跨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他希望在美国军事力量不卷入的情况下，国民党能将沿海岛屿守住。杜勒斯的观点更典型地表现出了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处于一种“极端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一方面他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试探，除非我们制止他们，否则，我们在远东就面临着灾难”，认为如果让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撤退，那将对他们、对美国在远东的盟国，如韩国、日本和菲律宾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并促使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同时他又表示反对在沿海岛屿和大陆之间“划线”，担心“如果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红色中国作战”，除了蒋介石和李承晚，“全世界都会谴责我们”，美国国内舆论也将产生严重分歧。这样一来，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注释】Ibid., pp.618-619.【注尾】为了摆脱困境，杜勒斯绞尽脑汁，最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即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维持台湾地区政治和领土现状、实现停火的决议，这样既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又能够保住沿海岛屿。杜勒斯认为这是美国目前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无论共产党否决或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这一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首肯。会议最后决定：由杜勒斯负责去探索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并尽早采取行动；国防部则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为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做好准备。经过多次磋商，10月12日，美国、英国和新西兰三国政府就代号为“神谕”的提案达成协议，决定由新西兰为提案国，要求联合国出面斡旋“在中国大陆某些沿海岛屿的敌对行动”，美国和英国将对该提案予以支持。为了换取国民党对“神谕”方案的支持，美国政府表示同意在提案提出之前先行缔结国民党曾多次要求的“共同防御条约”。11月2日，美台关于防御条约的谈判在华盛顿正式开始。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12月2日，双方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与此同时，为了对“迅速增长的苏联和中国的威胁”做出反应，艾森豪威尔于12月1日召见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决定增加在海外部署美国的核武器，将36%的氢弹和42%的原子弹部署在海外基地，其中包括冲绳，并指示斯特劳斯把原子能委员会对原子弹的控制权移交给国防部。

　　《共同防御条约》一出笼，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为了反击这一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密切配合，于1955年1月18日收复了一江山岛，全歼国民党守军。虽然艾森豪威尔认为大陈岛的位置使其重要性微乎其微，它的失去不会影响台湾的安全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利益，但它担心这是中国采取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奏。艾森豪威尔表示，“划出最后界限的时刻已经到来”，美国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行动方针。1月19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雷德福一起商讨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杜勒斯提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明确自己的意图，此时宣布美国对沿海岛屿的局势袖手旁观是不现实的。为此，杜勒斯建议让国民党从大陈撤出，并帮助防守金门。【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p.41-43.【注尾】当天晚上，杜勒斯召集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重要决策人物参加的会议，就沿海岛屿问题进一步磋商。杜勒斯强调，中共对大陈的进攻表明它要夺取全部沿海岛屿以及“解放台湾”的决心，在此情况下，如果坐视不顾，将严重损害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并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盟友产生不利影响。他再次表示，即使冒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美国必须利用一切军事手段协助国民党守住金门，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原子弹对中国大陆的目标采取行动。20-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杜勒斯强调，美国必须重新考虑不参与协防任何沿海岛屿的政策，在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撤退的同时，应明确声明将协防金门和马祖；如果美国的立场仍然模糊不清，那将带来“更大的危险”。尽管国防部长威尔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卡特勒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一行动很可能导致与中国发生战争，但艾森豪威尔却对杜勒斯给予了全力支持。在他看来，杜勒斯的建议不仅不会增加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反而还会降低风险，美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明确划定一道防线。【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p.69-81.【注尾】艾森豪威尔在21日的会议上再次表示，不管情况怎样，在目前形势下，他决心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放弃这些岛屿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即使采取的行动构成了战争行为，他宁愿被国会弹劾，也不想无所作为。他声称已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去避免“在为金门的战斗中出现另外一个鸭绿江庇护所的情形”。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紧急授权他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派遣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区”。咨文称，如果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将会“严重地扰乱”太平洋地区力量的平衡，并对美国及其他“自由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一江山岛的“陷落”和对大陈岛的炮击是共产党夺取台湾的前奏，因此，当前形势“对于本国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乃至世界和平都带来了严重危机”。【注释】Ibid., pp.89-96.【注尾】

1月25日和28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410票对3票和85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在他认为对于防御和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这一特殊目的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授予总统发动战争的广泛权力。此时，美国政府对中国沿海岛屿采取强硬政策的倾向性明显增强。杜勒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摆出“威胁”台湾的姿态，美国将准备对其发动海空打击，摧毁其主要港口和机场。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我们想在远东站住脚，我们就必须准备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如果我们不愿冒这个险，那么好吧，做出决定吧。让我们撤出来，然后在加利福尼亚构筑我们的防线。”【注释】Michael Scha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4.【注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杜勒斯警告与会者，如果国民党不至少保住“金门这副瘦骨架子”，美国将“从东京到西贡都面临非常严重的形势”。鹰派参议员威利也宣称，“我们要么现在就在台湾海峡保卫美国，要么日后在旧金山湾保卫美国”。27日，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宣布，艾森豪威尔与其军事顾问商讨了在台湾地区部署美国军队的事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司令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对中国大陆实施大规模核打击选定目标。2月13日，艾森豪威尔批准在内华达州进行代号为“茶杯行动”的一系列当量在5万吨以下的小型原子弹试爆，作为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使美国公众对核战争“有所准备”。他本人还表示极有兴趣观看爆炸试验，认为这有助于提高士气，但由于这一行为“显得过于太好战了”，最后只得作罢。【注释】Stephen E. Ambrose, Eisenhower: The President（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p246. 【注尾】

三

　　1955年2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后，美国政府使用核武器的倾向明显增强。杜勒斯认为，中国决意要占领台湾，而非仅限于沿海岛屿，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对抗是不可避免的，“那里的形势远比我想象得严重”，美国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不能“袖手旁观国民党军队被中共摧毁”，否则就会被人视为“示弱”，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其影响对于台湾和整个亚洲都将是灾难性的。他提出，“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们将要使用核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攻击大陆上的飞机场”。【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336.【注尾】对此，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认为必须协助国民党守住金马，哪怕采取一些强硬措施。他强调：“只要蒋介石认为占据金门、马祖对台湾的士气和精神状态是重要的话，我们不想去讹诈蒋，压迫他从那里撤退。”相反，只要没有达成相互同意或默认的停火，美国就要在各个方面继续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后勤支援；如果美国相信“任何对这些岛屿的进攻事实上是对台湾的进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帮助击败它”。【注释】Ibid., p.304.【注尾】艾森豪威尔同意，为了守住沿海岛屿，在必要时应像使用常规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他要求杜勒斯向全国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表明政府认为在美国的武器库中，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3月7日，杜勒斯在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治谈话时，再次强调了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并力图得到国会的支持。他重申，美国决不能对中共进攻金马无动于衷，而要有效地防御这些沿海岛屿就需要动用核武器，鉴于中共庞大的兵力和轮换能力，要想用常规武器摧毁其机场和炮兵阵地是不可能的。对于使用原子弹可能造成的后果，杜勒斯保证说，美国使用的核武器没有放射性尘埃，其影响完全是局部的。【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337.【注尾】

　　3月8日，杜勒斯发表广播电视讲话，称美国“现在已有新式和强有力的精确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海空军部队，这些部队能够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不危及没有关系的平民中心”，对付中国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美国的威慑力量和我们愿意使用这种力量去回答军事挑衅的决心”，中国不要把美国仅仅当作“纸老虎”。在3月1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明确表示，现在公众还没有意识到沿海岛屿事态的严重性，要使公众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紧急措施”来为美国使用核武器创造更好的公众气氛，并强调原子弹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惟一有效地进攻大陆各种目标的武器”。雷德福在会上提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主张在沿海岛屿使用战术核武器，因为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力量不能有效地对付形势，使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认识到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至关重要”。【注释】Ibid., pp.346-348.【注尾】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来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同意向中国发出核威胁。他指示就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起草一份绝密文件，旨在强调核武器同其他武器的性质完全一样，以试图改变公众对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和恐惧心理，并减少由于使用核武器而产生的“歇斯底里”。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形势要求美国进行干预，首先应使用常规武器，只有在常规武器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核武器，必须把使用核武器作为最后的手段，并且事先也必须通知美国的盟国。【注释】Ibid., p.358.【注尾】12日，杜勒斯再次发表讲话称，美国科学家已经研制出威力强大的新式精密武器，这些武器可以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同时又不危及无关的民用中心。他还表示，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如果在台湾地区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战术核武器。在他看来，中国是“咄咄逼人、迫在眉睫的威胁”，甚至比苏联更为“危险”和容易“挑起战争”。虽然杜勒斯多次宣称使用核武器不会伤及平民，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对中国飞机场和军队集结地实施战术原子弹攻击，将造成1200万至1400万无辜平民的伤亡。【注释】John L. Gaddis et al eds., 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76；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1973, pp.278-279.【注尾】随后，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相继发表讲话，威胁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在这一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艾森豪威尔称：“在任何交战中，如能把核武器严格地用来针对军事目标并且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完全像使用子弹或其他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他希望这一回答“在使中国共产党信服我们决心的坚强”方面“有所作用”。【注释】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536页；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李枫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注尾】尼克松强调“战术核武器现在已经属于常规武器的范畴，它们将被用来对付任何进攻力量的目标”。3月25日，海军作战部长卡尼向新闻界透露，美国已经制定好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进攻的计划，以摧毁中国的军事潜力，并且估计战争可能在4月15日爆发。所有这一切旨在向中国发出威胁，同时也是为打核战争制造舆论。3月31日，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李梅致电空军参谋长特文宁，表示已经作好对中国开战的准备，部署在关岛和美国本土的3个空军联队已处于警戒状态，待命轰炸中国沿海的选定目标。李梅汇报说：“现在关岛驻有一个空军联队，其他两个尚在美国的联队也已处于警备状态，并且可以随时调往关岛。关岛有能力容纳60架B-36轰炸机，这将使之有能力立即投入战斗。”李梅明确表示，轰炸目标已经确定，同其他负责的指挥官也进行了协调，并将任务分配给具体的机组。【注释】Thomas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Armonk, NY: M.E.Sharpe, 1985）, pp.89-90；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132. 【注尾】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部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加强与国民党的军事合作，并制订了代号为“罗彻斯特”的行动计划。双方商定，一旦发生战争，为了“防守台湾、澎湖及可能还有沿海岛屿”，双方应协调行动，国民党军队主要负责地面行动，美军则承担海空支援及轰炸任务，并规定国民党的海空力量由美国统一指挥。【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p.550-551.【注尾】第二，为了提高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并表明美国防守台湾的决心，美国准备在台湾部署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甚至还考虑部署战术核武器。第三，封锁中国的主要港口如上海和广州等。第四，如果中共进攻金马，美国的反应将是全面的，并且将使用核武器。杜勒斯宣称，对沿海岛屿的有限防御不能起到威慑作用，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惩罚行动”，摧毁其油库，切断其桥梁、铁路和通讯系统。他认为，如果对方明白美国的反应不限于局部，将有可能阻止住他们对沿海岛屿的进攻。对于实施核打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雷德福表示，届时将使用精密的战术核武器，除一、两个外，大城市或人口稠密地区将不列入打击目标。雷德福还极力主张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建议应当明确地告诉中国和苏联，为了防守沿海岛屿，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他确信，只有把中国打得“鼻孔流血”，远东的危机才能结束。【注释】Radford Papers, 1953-1957, Box 6, 091-China, RG 218,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注尾】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鲍伊则提议，如果金门、马祖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就宣布它将不时地向这两个岛屿投掷原子弹。杜勒斯认为此举不现实，因为这是对宝贵的核武器的“巨大浪费”。

　　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越来越强硬，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仅仅几个月前，我们还有蒋介石和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支持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地位。现在法国人走了，这就最清楚地表明我们再也经不起把蒋介石丢掉，否则我们所有人就要从地球上的这个区域完全撤出。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声称，“西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我担心如果我们试图迫使蒋作进一步的撤退，这些亚洲国家的人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最好还是想办法同共产党尽可能达成最有利的协议”。在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表示，真恨不得让这些“该死的小岛沉下去”。【注释】J.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i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p.147；Warren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p.56.【注尾】

　　尽管美国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蔡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坦普，以及资深参议员诺兰等人极力主张允许国民党军队轰炸中国大陆的飞机场，并封锁中国海岸，但艾森豪威尔决定改变政策，使美国从“要么开战要么撤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确信，为了金门、马祖同中国开战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会支持这样的战争，美国国内的公众舆论也将发生严重分裂，并且将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为此，他提出应将沿海岛屿视为“前哨基地”，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危及美国和“自由世界”在该地区的利益。这一设想表明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正发生重大变化，旨在为美国“脱身”做准备。【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p.445-450; Bennett Rushkoff,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1954-1955,”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Fall 1981,p.478.【注尾】4月17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进言说：第一，如果蒋介石愿意撤出金马，美国将提供海上及空中掩护。第二，如果国民党撤出金马而中共方面并没有宣布放弃武力夺取台湾的意图，“作为自卫的措施，美国将同国民党一道对南起汕头北至温州的中国沿海实施封锁”。此种封锁既可以取代金马作为防御区域，也可以阻止中国通过海上对福建机场进行军需品的供应，同时还借以表明美国防守台湾的决心。第三，美国将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其他防空设备以及海军陆战队等。第四，美国政府将继续重申不承认中国，拒绝中国加入联合国，继续给国民党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在与杜勒斯会谈时，艾森豪威尔强调，从长远来看，除非有意想不到的事态的发生，可能有必要接受“两个中国”的思想，这需要5到10年，或者12年的时间。【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p.491-493.【注尾】4月20日，美国政府派遣雷德福和罗伯逊去台湾，劝说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军。他们表示，如果国民党同意从金门、马祖撤退，美国将予以协助，并同国民党军队一道，对南起广东汕头，北至浙江温州范围的海运航道的战争物资和禁运品实行拦阻，美国还将把它的海军陆战队和空军部队派驻台湾。蒋介石表示，他同意从大陈岛撤军，但是，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帮助，他都要保卫金门和马祖。雷德福和罗伯逊只好空手而归，美国领导人再次面临严峻抉择。

　　为了向世人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公开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受到各国舆论的普遍欢迎。事实上，中国的这一声明为美国政府走出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台阶和机会。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则我准备谈判”。台湾海峡局势随之慢慢平静下来。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

四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要求艾森豪威尔使用核武器的压力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达到了他总统任期内的顶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在1955年初进攻金马，美国极有可能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注释】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注尾】值得庆幸的是，核战争终究没有发生。制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虽然杜勒斯、雷德福等人力主使用核武器，但国防部长威尔逊、陆军参谋长李奇微、财政部长汉弗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卡特勒、副国务卿史密斯等都反对为了沿海岛屿就同中国大动干戈。威尔逊认为，沿海岛屿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美国的介入只能增加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这样一来就很难向美国人民和盟国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想在朝鲜和印支同共产党中国打仗，却心甘情愿为了这些小岛和中国共产党打一场战争”。他认为仅仅为了守住那些小岛而同中国打一场“糟糕的”的战争是“十分愚蠢的”。李奇微表示不相信失去沿海岛屿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造成重大威胁。【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p.586-588.【注尾】事实上，对于是否真正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也一直是摸棱两可。或许，作为军人出身的他更明白核战争意味着什么。【注释】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73； Leonar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No.3,1985,p.639.【注尾】另外，美国公众对使用核武器持保留态度。1953年3月杜勒斯向中国发出核威胁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发表了评论文章，对政府的强硬态度提出批评。艾德莱·史蒂文森、沃尔特·乔治、林登·约翰逊、萨姆·雷伯恩等民主党议员也纷纷发表讲话，谴责政府的“战争边缘”政策和“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认为美国根本不值得为了那些小岛而同中国打仗，要求政府从这一地区撤出。威恩·莫斯、赫伯特·莱曼、拉塞尔·朗格等参议员则联名提出一项议案，禁止总统动用美军防御沿海岛屿。【注释】Foster R.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New York:Thomas Y. Crowell Co.,1972), p.159.【注尾】

　　其次，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国特别是英国不赞成美国协防沿海岛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上，美英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还在危机爆发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曾向杜勒斯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决定承诺协防沿海岛屿，英国将无法给予支持；美国防守金门、马祖的承诺可能会使北约组织处于一个“极为可怕的境地”。艾登建议美国应说服国民党从沿海岛屿撤出，以换取中国不进攻台湾的保证。【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649.【注尾】英国是美国传统的主要盟国，没有英国的大力支持，美国要想在国际上采取任何行动是比较困难的。艾森豪威尔也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信，在我们必须采取的任何行动中，都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主要欧洲盟国之间，尤其是英国之间，打进楔子。对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577.【注尾】美国在沿海岛屿的政策引起英国政府的忧虑和不安。丘吉尔致函艾森豪威尔，指出“为蒋介石保住沿海岛屿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英国是无法为之辩护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一切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强调目前英国政府必须致力于防止“突发事件和继续发生战斗”，并敦促美国放弃沿海岛屿。与此同时，他还在中、美间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斡旋活动。【注释】Victor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 U.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92; Michael Dockrill and John Young ed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56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9, pp.185-186. 【注尾】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也都表示不支持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美国一位专栏评论家批评说，“除了蒋介石委员长，我们所有的盟国，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注释】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陆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218.【注尾】美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认为，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世界的反应将是“震惊”；如果使用这些武器来防守沿海岛屿，或是在中共试图全力夺取沿海岛屿之前就使用这些武器摧毁中共的军事基地，那将产生对美国非常不利的影响，亚洲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将对美国持极为强烈的批评态度，并促使日本政府奉行更为中立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也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沿海岛屿使用核武器，美国将在世界舆论中处于孤立地位，并导致与盟国关系的极度紧张，而这正是美国所承受不起的。【注释】NIE100-4-55, March 16, 1955, RG26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FRUS, 1952-1954, Vol.2, pp.359-360.【注尾】

　　第三，美国政府认为，虽然苏联不会为了沿海岛屿而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但它肯定会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美苏发生冲突的危险并不能完全排除。中苏同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行为构成威慑，使其在考虑对华实施核打击时不能不有所顾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一旦与中国发生战争，为了维护其同盟关系，避免中国的失败，苏联将必然向中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艾森豪威尔确信，与中国的一场全面战争也就意味着同苏联的全面战争。他和杜勒斯还十分担心，苏联将会尽其所能来使美国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使它自己在欧洲获得更多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注释】SNIE 100-3-55, January 25, 1955, RG263,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ler et al eds., Nuclear Diplomacy and Crisis Managemen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0), p.233.【注尾】

　　第四，美国的原子弹数量有限，主要是用来威慑苏联，苏联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艾森豪威尔表示，共产党正在世界各地制造出一些事端，想把美国的力量牵制在那里，他本人并不想做出过多的承诺去防守所有这些地方。“在每一个危机中我们都应该考虑，什么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他强调，如果美国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我们应当在那里发起进攻，而不是中国”，要打就要打“蛇头”。【注释】FRUS, 1952-1954, Vol.14, pp.615-617; Robert Divin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7.【注尾】杜勒斯也表示，如果对整个世界力量对比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美国不能白白地将有限的原子弹浪费掉，必须三思而行。此外，美国决策者也对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巨大的平民伤亡表示忧虑，并对是否能真正阻止中国发动进攻感到没有把握。【注释】FRUS, 1955-1957, Vol.2, pp.409-415; John L.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8.【注尾】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关键时刻采取了灵活的政策，迫使美国不得不走向谈判之路。

　　这次危机对中美两国及双边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第一，这次危机是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首次直接交锋，通过这次较量，使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政策、态度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第二，美台之间签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确立了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使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固定化”和“法律化”，进一步增加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也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设置了一个严重障碍。第三，中美双方在危机期间剑拔弩张，但终究没有使事态失控。应当说，不论是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并最终走向了谈判之路。此次危机再度表明了冷战时期中美对抗的限度。第四，透过危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并非是无限的。在东西方关系紧张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的主要意图依然是既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又要使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构成潜在的军事威胁，使台湾成为维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利益的战略前哨。第五，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危机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5年1月，中国做出了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第六，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鉴于核威慑的有限性和脆弱性，开始反思“大规模报复战略”，并酝酿重新调整国家安全政策。【注释】Andreas Wenger, Living with Peril: Eisenhower, Kennedy, and Nuclear Weapons (Lanham and Oxford: Rowan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pp.126-127.【注尾】

　　赵学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