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
踏勘历史，面向现实
——读《从解冻走向建交》
姜长斌
《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注释】宫力、 〔美〕威廉·C.柯比、 罗伯特·罗斯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版。以下简称《从解冻走向建交》。【注尾】于2004年5月正式推出，该书英文版不久也将在美国面世。这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项目的第三阶段成果。
1995年春，中美两家研究机构着手进行“当代中美关系史”合作研究项目时，双方并没有十足的信心，都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今10年过去了，回首走过的路途，确实“有话可说”。
一 “当代中美关系史”合作项目盘点
至今，这一合作项目已经完成了三个阶段的任务。第一至第三阶段总共有19位中外学者参与这一项目的研究、写作和定稿工作。
1995年夏双方开始接触，商讨课题研究的时间“起止点”和具体的子课题时，考虑到此前中美两国学者已经有过一段合作研究的基础，并有成果《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注释】袁明、 〔美〕哈里·哈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注尾】出版，所以把合作项目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放在1954年以后，商定的子课题包括：第一次台海危机、越南战争、“尼克松冲击”、中美两国国内政局与外交决策。1998年5月，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一书出版。
第二阶段合作研究于1997年启动，课题主要涉及：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大使级会谈、越南战争、中美日三角关系、两国政局与外交决策。2000年11月，第二阶段研究成果《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一书中英文版分别在中美两国出版【注释】姜长斌 、〔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简称《从对峙走向缓和》。【注尾】，其中英文版被列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目。【注释】Robert Ross & JiangChangbin,ed.,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U.S.China Diplomasy,1954～1973 (Th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1）.【注尾】
第三阶段合作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历程”，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宫力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哈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威廉·柯比(Willam C. Kirby)教授和美国波士顿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教授主持。此项研究既是第一、二阶段研究主题的自然延伸，更是合作主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课题包括：1969～1972年的中美关系，1973～1979年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的苏联因素，海峡两岸内部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注释】参见《从解冻走向建交》，第4页。【注尾】
第三阶段论文初稿研讨会于2003年1月在北京召开，柴泽民、朱启桢、李道豫、李凤林、王立，以及洛德、芮效俭、付立民、索罗门等多位中美前外交官与会，并以丰富的外交经历和真知灼见对每篇论文进行了点评。第三次研讨会结束时，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特别接见了中美部分与会者，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多小时热情友好的谈话。这对双方把课题继续做下去，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由于双方学者的价值观、研究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使用资料的不同，理所当然地会存在差别或分歧。在2003年1月北京研讨会上双方存有争论的问题有：（1）美方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受国内政治变动影响，对美政策有些摇摆不定；中方学者则列举事实说明，1971年5月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对美政策基本方针，虽然受到过干扰，但实践证明，后来一直没有改变，相反倒是美国由于总统政府更迭、游走于中苏之间，导致对华政策起伏较大；（2）美方学者认为，1974年和1978年邓小平对美态度“判若两人”，中方学者认为，之所以产生如此误解，一方面是对邓小平在中国决策层中的地位变化缺少足够估计，另一方面也对邓小平复出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了解不够；（3）美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缓和过程中，美国刻意保护台湾利益，是因为不愿意承担抛弃“老朋友”的坏名声，而中国学者则坚持认为，照此推理，美国外交没有充分的说服力。问题要比是否“老朋友”深刻得多，否则美国抛弃“老朋友”——越南吴庭艳集团又该如何解释？问题实质不在于是否“朋友”，而在于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否能够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4）美方有学者提出，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都不接受“两个中国”方案，都坚持自己一方是惟一合法政府，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理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方认为，对中国大陆来说并不存在“玉碎”问题，中方当时坚持“一个中国”，是因为已经看到了：最坏的结果顶多是推迟一两年加入而已；美国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驱逐国民党代表方面，客观上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不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它的作用更不是决定性的，应该承认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5）美方学者较普遍地表示，对海峡两岸当年（直至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掌权之前）都坚持“统一立场”不太理解，中方学者则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蒋氏父子“道统”观念根深蒂固，国民党历史书中认为蒋介石是周公的后代，用意在于维持儒家 “道统”的法理依据，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对“道统”的突破，集中体现在“一国两制”的决策上。【注释】参见宫力教授为《从解冻走向建交》所作的“序言一”，载该书，第6～7页。【注尾】
总之，中外学者、专家这些很有深度的讨论和争鸣，有助于双方换位思考，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繁荣和进步。会后双方论文作者和主编经过将近一年的辛勤劳动，终于使得研究成果《从缓和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顺利付梓。
二 论文：多姿多彩，求真务实
中美缓和的目的在哪里？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它们建立何种国家关系？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注释】其实，关于缓和美中关系问题，尼克松早在1967年10月就在《外交》上发表文章称：“我们必须带着迫切的需要与现实主义的忍耐前进，循着通往最后目标的方向审慎地移动脚步。”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9页。章百家教授的论文中引用的是尼克松另一段话：“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中。”见《从对峙走向缓和》，445页；同样，麦克·沙勒教授也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类似观点：“与其说美国能在排挤中国的亚洲扮演更有效的角色，不如说美国能在包容中国的亚洲起到更大的作用。”见《从对峙走向缓和》，第375页。【注尾】直到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签署并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经多次交涉，终于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霸条款”写入《公报》。中方一直认为，这些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注释】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下册，第1353页。【注尾】至此，两国距离正式建交似乎只有“一步之差”了。其实不然。随后的历程，正像宫力教授的论文题目所言：《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注释】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载《从解冻走向建交》，第119页起。【注尾】从1972年2月起到1979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两国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为止，竟然经历了经过长达7年的“跋涉”，中经起伏跌宕，忽热忽冷，甚至濒临失败的边缘。《建交联合公报》的达成，说明两国的共同利益要大于分歧。分歧可分为两类，有些在当时看去紧迫而重要，但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双方的共同努力，成了“历史”，而有些在当时可运用外交“灵活性”暂时搁置的、深藏于“共同利益”背后的“分歧”，却会日益凸现，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越来越敏感、双方高度关注的重大障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引起“爆炸”，——当然，这是双方都想竭力避免的“悲剧”结果。史学家们不可能不对它们的起因、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
双方课题组主持人都为本卷的出版撰写了序言，逐一点评每篇论文。全书突出体现了两条原则：一是不吝苦功开掘史料，尽可能地还历史进程以本来面貌，《从解冻走向建交》几乎每篇论文作者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二是在“换位思考”【注释】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第7页。【注尾】的基础上求证结论。中方主持人宫力教授在总结中美学者合作研究经验时，指出了这种模式的交流沟通的重要性：它不仅促进相互了解，还对中美两国的政策建设卓有贡献。他写道：“当中美两国利益存在明显的冲突而又难以调和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克制，客观评价对方对自己利益造成的威胁。”【注释】同上，第3页。【注尾】
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换位思考”，展开观点交流、交锋，始终是双方合作研究主导精神，只有相互了解和体谅，才能使双边研究富有成效。
本着这一精神，宫力教授对每篇论文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柯比与罗斯教授在合写的序言中指出：“从1969年到1979年，北京从未动摇过这样一种立场：在正常化之后，任何形式的美国在台湾的存在都毫不含糊地是非官方的。中国领导人知道在这一原则问题上的任何妥协都是危险的，它不仅会危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最终统一，而且还会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政治合法性。”【注释】同上，第21页。【注尾】他们坦率地认为：“在追求同中国合作的同时，尼克松、福特和卡特都谋求使后正常化的美台政治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美国“关注‘放弃’台湾的多重政治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亚洲、全球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限制了谈判的灵活性”。【注释】同上，第21页。【注尾】
根据上述两项原则评析《从解冻走向建交》，篇篇论文堪称“要辞达而理举”。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李丹慧研究员的论文《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以中、越、苏、美战略格局变化为背景，史料丰富、笔触洗炼，生动地再现了各方策略调整、定位的复杂关系史。1964年爆发至1973年1月27日签订越美《巴黎协定》结束的战争，实际上构成了中、美、苏关系在局部地区的斗争轴心和角力场。战争所牵动的大国关系，与1945～1954年抗法战争的内容和性质不同。50年代大部时间中苏同处一个阵营，而60~70年代大国关系急剧变化，纵横捭阖是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中国与越南的抗美战争离不开变化中的国际大背景，主要表现为：（1）苏联强化着争霸世界的势头，越南战场是它施展雄心的重点地区之一；（2）美国由于深陷战争泥潭，急欲脱身，以便集中精力对付咄咄逼人的苏联；（3）中国既是越南的传统盟友，战争又直接关乎国家自身安全，所以中国始终全力援越抗美；（4）1969年胡志明主席逝世，给中越、中苏、越苏关系出现了意外的变数；（5）由此，中国既要帮助越南取得战争胜利，同时又要遏制苏联填补美国撤军后的“真空”。李丹慧指出，1965～1968年，中国并不主张越南积极谋求与美和谈，但是随着中苏边界冲突加剧、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威胁也更为现实。这时毛泽东开始转变对和谈的态度，由不积极转为积极促进。在对美态度方面，于1969年2月20日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李丹慧指出，不过，这时“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直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尼克松才向戴高乐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可是另一方面，尼克松又散布美苏共同遏制中国核武器的言论。这当然增加了中国对美战略意图的忧虑与警觉。此事明显地告诉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加快解除对中国南边的威胁，实现联美抗苏。中国并没有像苏联宣传的那样，“损害越南这个盟友的利益”，1971～19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经济、军事援助协定的金额超过90亿元人民币”。从50年代抗法战争，中经抗美战争，直至1975年越南统一，中国的援越总额则为203.6846亿元人民币。【注释】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为1：1。见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注尾】即使在抗美战争结束后的1974年，中国的援助额仍保持在25亿元人民币（含1.3亿美元现汇）的高水平上。
中国如此大力援越的原因，李丹慧认为，首先是中越传统盟友关系决定的，中国想更多地“给予”，换取越南从抗美斗争中更多的优势地位，促使美国尽快撤军；其次，中国援越也是为了保证自身安全；第三，当时中国外交仍然处于由“世界革命”理想向务实路线转变的初始阶段，“革命性”思想还相当浓厚；第四，为了拉住越南不被苏联拖走。
国防大学王仲春教授是一位军事理论—历史专家，其论文独具特色。他从国际军事政治角度，对60年代末中国不得不做出重大军事战略调整，脉络清晰地做了论述。他指出，中苏正面冲突最早起因于1959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到60年代后期，对苏防卫作战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中苏、中蒙边界长达1.2万公里，这有利于苏联预先集结重兵，从多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是使实施战略突袭。他列举翔实的资料描绘了苏联对中国“重兵压境”的情况，中国切身感受到了来自北边和西北边的侵略威胁。而美国在争霸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一是急于从越战中抽身，二是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以新的攻势对付苏联。1973~1976年，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三个世界”战略构想，决定了中国必然力促与美缓和的基本外交方针。但美苏之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自相矛盾，使中国在全力援越的同时又不免疑虑重重。中国当时虽然看到了苏联的战略重心仍然在欧洲，也看到了美国在同苏联缓和关系时明显地在打“中国牌”，可是作为弱国、历史受害国，中国对苏联和美国的霸权倾向不能不慎重权衡、严加提防。中国对历史上沙俄和苏联造成的伤害，不能不保持足够的、甚至是过分的警觉。正像1969年9月中旬周恩来对柯西金所说：如果苏联真地像西方战略分析家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对中国进行“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就是侵略，就是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柯西金听后并没有加以否认，且回国后对缓和两国关系未予答复。这当然只能加重中国的疑虑。看来，中苏之间必有一战已是“箭在弦上”了。今天回顾历史，中方学者与西方作者不同，较一致地认为，当时中国决策层对于中苏大战的可能估计未免过分，因而在对美交涉时没能掌握更多的主动地位。【注释】参见《从解冻走向建交》王仲春教授论文，第198页；《从对峙走向缓和》宫力教授论文，第681页。【注尾】
莫斯科大学科兹列夫(VitalyKozerev)教授的论文《1969~1979年苏联的对美与对华政策》，深刻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的首要特征。首先，“出现了一种超越超级大国的框架而朝着一种三角关系或者甚至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所以“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就成为历史和政治最值得思考的主题之一”。其次，“与中国和美国不同，苏联领导人坚持他们对‘全球化’进程的教条主义的认识。苏联领导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驱动（实际是霸权扩张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胜利’的信仰，对国际化进程持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理解，他们把世界的联合视为必然的革命进程的实现”；第三，“莫斯科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地区威胁，遏制中国成为高度优先的任务”；第四，“苏联对自己的世界性又是十分自信，对苏联人而言，战略均衡、美国在越南的惨败、‘石油危机’期间的恐慌气氛都‘正式地’证实了这种自信……莫斯科很难充分地估计美国复兴潜力……苏共中央政治局……无力放弃‘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教条”；第五，“中国夸大了莫斯科对印度支那政治变化的影响。越南在1977～1978年间就已经显露了地区称霸的野心，它的行动绝不是与莫斯科友好关系的结果”。科教授也认为，越南1978年7月参加经互会组织、同年11月与苏联签订《苏越友好条约》，确实助长了越南的地区霸权野心。【注释】参见《从对峙走向缓和》，第244页。【注尾】后来中越关系的发展证实了科瑟列夫的看法。
三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宫力的《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研究员的《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和英国牛津大学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教授的《赢得了奖杯，丧失了机遇：美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1972～1979》，都以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变化牵动外交方针进退为主题。福特教授认为，中美建交之前的那些谈判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从那以后，对台军售一直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而《建交公报》“由于使用语言过于晦涩和委婉，导致了双方的误解，令未来两国关系更加复杂化”。【注释】罗斯玛丽·福特：《赢得了奖杯，丧失了机遇》，《从解冻走向建交》，第183、184页。【注尾】
中美在《建交公报》中是否存在“误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阿奇奈利(Robert Accinelli)教授对此进行了探讨。他的论文《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1969～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台湾问题与中美和解的过程》，强调1972年的《联合公报》达成的仅仅是“暂时妥协”，中美关系中的变数并未消除，还必须有大量后续工作等待完成。阿奇奈利对中美缓和之前的紧张关系一言以蔽之：“20年来（1949～1969），台湾问题一直是华盛顿与北京不和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美国对台湾当局提供支持既是一种公然的挑衅，也是一大威胁。因此，中国不管是出于感情上，还是从政治、战略上考虑，收复台湾都是一项基本国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政府，这是北京的基本立场。对此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都不可能动摇。”【注释】阿奇奈利：《努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暂时妥协》，《从解冻走向建交》，第66页。【注尾】
阿奇奈利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台战略有高度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因为这也是他们整个中国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还认为，当1971年4月周恩来第三个口信送达白宫后，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受鼓舞；基辛格相信，中国人决心收复台湾，而不只是担心苏联威胁，正是（收复台湾）这一点促使他们想进行旨在中美和解的高级会谈。但是当时基辛格却对总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中国人不可能从我们手中骗走台湾。他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点。”【注释】同上，第77页。【注尾】阿奇奈利的文章，从“旁观者清”的角度，逐一“破解”了达成1972年《公报》美方的折冲樽俎和伸缩退进。
最后还要说的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裘兆琳研究员加入了第三阶段的合作研究。她的论文，由于大量地、系统地使用台湾当局档案资料，拓宽了研究视野。这无论对透视当年的美台关系，还是研究今日的美台关系，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双方正在商讨启动第四阶段的合作。初步拟定的主题是，就1946～1954年的中美关系中重大事件进行再研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主宰下的国际格局似乎营垒分明，但是“定格”下面暗流涌动，各方利益纠缠杯葛，大国之间在“有所得”的表面下，又都丧失了许多机遇，其中必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袁明和哈里·哈丁教授虽然已经铺路在先，但是随着大量新档案、新资料的披露，随着人们对历史进程的深入思考，许多问题毫无疑问地有待于重新研究、定论。相信新的成功在等待着双方学者。
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