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
美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和平崛起
刘建飞
2003年10月1日始至2004年3月31日，笔者走访了60位美国学者，同他们就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注释】采访的主要内容已由香港新华社主办的《亚洲论坛周刊》2005年9月号（总第126期）以《六十位美国精英谈中美关系》为标题全文发表。【注尾】 现将受访学者的主要观点加以综述，并对采访情况做简要介绍。
一
这次采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中长期走势的看法。有两个重要事件为背景：一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二是中国学界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并引起中美两国战略界的极大关注。笔者曾参与中国战略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课题研究，这促使本人对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进行了一些思考。中国要实现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而和平崛起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所以，能否搞好中美关系，是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环节之一。美国学者怎样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和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是采访活动的主要着眼点。
笔者按学者身份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曾在政府中任职的前政要，他们熟悉中美关系，离任后又在思想库中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布热津斯基、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托尼·雷克、布莱尔、傅立民、索罗门等前政府负责安全、外交和国防事务并熟悉中美关系的官员，还有洛德、芮效剑、李洁明、尚慕杰等前驻华大使。第二类是国际战略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其中不少是中国学界所熟悉的大家，如约瑟夫·奈、亨廷顿、保罗·肯尼迪、沃勒斯坦、福山、华尔兹、基欧汉、米尔斯海默。第三类是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也是中国学界所熟知的著名学者，如傅高义、李侃如、陆伯斌、盖瑞特、谢淑丽、江忆恩、兰普顿、何汉里、沈大伟、施乐伯。第四类是保守主义思想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其中有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尔，执行主任斯密特，传统基金会副总裁沃策尔。
二
从思想倾向来看，受访学者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传统现实主义者。他们多为专门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大学教授，以米尔斯海默、华尔兹为代表。他们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他们认为，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延缓这一进程。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必然走向对抗。
第二类是新保守主义者。以“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尔和执行主任斯密特为代表。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新保守主义者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现在这种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根据这种观点，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第三类是自由主义者。以托尼·雷克、傅高义、约瑟夫·奈、基欧汉、布莱尔、李侃如、谢淑丽为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克林顿民主党政府中任职，现在从事研究工作；也有些人是纯学者。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磨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美国人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根据这种观点，中国虽然是美国推进民主的对象，但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第四类是理性现实主义的观点。以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兰普顿、何汉理、沈大伟为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共和党政府中任职，也有很多纯学者。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此外，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做其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而遏制中国只能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上述的两种现实主义，是笔者所归纳的。所谓传统现实主义，主要是指固守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强调大国间的实力对抗，特别是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看法。其实从学理上分，这一类包括了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以华尔兹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而理性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是因为他们虽然也信奉权力政治理论，但并不强调大国间的对抗，而是合作，是寻求双赢，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他们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都属于理想主义，只不过自由主义是理想主义的主流，新保守主义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这两派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从理念、道德出发，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与之相对，现实主义只把推进民主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手段。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区别是，后者主张采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推进民主，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而前者主张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对方，使之逐渐向民主方向转化。上述归类，有些是根据受访学者本人的自我定位，有些是笔者根据其观点来归纳的。
当然，60位学者不可能全部归入上述4 个流派。有些人是复杂的、矛盾的。比如布热津斯基，曾在民主党政府任职，而且从其《大失败》这部著作所表达出来的观点看，他当属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大棋局》又是研究地缘战略的，有些人以此认定他为现实主义者。依笔者之见，布氏基本上属自由主义，在他的“大棋局”中，“民主的国际体系”和“民主桥头堡”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亨廷顿也是位特殊人物。从他的《第三波》看，他当属自由主义者。但是从“文明冲突论”及近年对美国种族问题所发表的观点来看，他的思想又与新保守主义接近，所以有人把他算成新保守主义者。福山也是如此，他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却与新保守主义吻合。有些学者确实无法归入上述4个流派。比如传统基金会副总裁沃策尔，属于传统保守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很大差别，但与两类现实主义者也有所不同。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自认为是建构主义者。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建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与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相近。沃勒斯坦被许多美国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观点也确实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他却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战略学家，否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也许他们确实超越了各种“主义”和“流派”。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类战略学家的观点虽然有明显的区别甚至对立，但是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观察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战略。他们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美国目前的世界地位。
归结起来，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走势的看法基本上可分成两派：悲观派和乐观派。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属悲观派；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属乐观派。悲观派强调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但是也承认存在着积极因素，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后，虽然中美关系会趋于成为战略竞争关系，但不会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那样对抗。乐观派强调影响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但是也正视消极因素，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后，虽然中美关系会保持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是两国也需要谨慎从事，中美关系需要经营。
三
美国学者强调影响中美关系的消极因素主要有五个。
第一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冷战结束后直到布什政府上台，美国之所以一直未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作为头号“对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实力尚弱，不能对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在世纪之交，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已展现出这种变化。如果中国再经过“战略机遇期”的快速发展，真正实现了“崛起”，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就会大大增加，中国就从“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从而有能力对美国的战略利益甚至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在美国学者们看来，尽管中国主动进攻美国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更倾向于在国际舞台上同美国竞争，甚至同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中美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能调和，最终不得不摊牌，那么中国就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此外，中国的国力增长还会带来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不可能赶上美国，但是极有可能超过其他几“强”，跃居世界第二位，届时，中国自然就成了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将在中美之间上演。肯尼斯·华尔兹认为，未来世界将再次出现两极格局，一极是美国，另一极是中国，世界其他力量将分别聚集在这两极周围。而两极之间的关系，竞争性将是主要方面。再者，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极有可能改变安全战略，更富有进攻性和挑战性。
第二是美国的反恐战争进展顺利。九一一事件促使布什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新的调整，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与之相应，美国强调同中国的合作。反恐成了九一一后中美合作的重要战略基础。现在看来，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支持恐怖主义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曾为九一一事件喝彩的萨达姆成为美军的阶下囚；一向同美国作对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向美国服软；“基地”组织被重创；本·拉登一直不敢公开露面；特别是，“基地”组织虽然多次扬言要再次袭击美国，但美国本土自九一一后一直平安无事。如果反恐战争结束，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础就不复存在。届时，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矛盾就会凸显出来，如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那样。
此外，许多战略学家承认，美国反恐战争的目标并不是单一的，不仅仅是打击恐怖主义。从一开始，美国就在借反恐之机扩展自己的战略利益。推进霸权战略在反恐战争中居什么位置，完全依美国对形势的判断和对不同方面利益的取舍。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如果美国国土安全形势继续改善，美国会更倾向于利用反恐战争来推进霸权战略。再者，如果美国认为传统安全威胁在上升，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可以随时宣布反恐战争的结束。美国也可以找到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反恐战争胜利的象征，如抓住本·拉登。
第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接受台湾“独立”。美国的对台政策明显具有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目前虽然没有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但它的所作所为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台独”势力的作用。布什在上台后初期声称，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美国要协防台湾，而不明确是在什么背景下，即是否是台湾先挑战现状而引起中国动武阻独。这实际上给了“台独”势力一种暗示，即不论什么情况下，只要中国武力攻台，都可以得到美国的协防。如此，“台独”势力可以大胆地推进“台独”。而在“阻独”上，美国的作为则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局势很有可能失控，从而使中美走向军事冲突。一些美国学者担心，如果海峡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是因台湾独立而发的），尽管美国政府从美国的根本战略利益出发不愿直接卷入同中国的战争，但很可能顶不住来自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和民众的压力，不得不再次同“错误的对手”打仗。
第四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目标之一，特别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力量，更加突出推进民主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推进民主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全球战略出发，美国“期望”中国能加快实现“民主化”进程，但是中国的现实又决定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而且必须走渐进的道路。中国的现实与美国的“期望”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使美国人容易产生对中国的敌意。
第五是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一些学者强调，在中国，冷战后，滋生了一股反美情绪，这股情绪在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时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固然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民众中存在着的“义和团情结”。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亨廷顿却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
四
美国学者强调的影响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历史经验。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悲剧不胜枚举，中美两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会认真地吸取历史教训，小心地经营中美关系，不再重蹈大国政治悲剧的覆辙。特别是在核时代，核大国的冲突很可能毁灭包括当事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这是负责任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笔者采访的战略学家中，持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观点者都主张美国应该同一个崛起的中国和平相处。就是新保守主义者，也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只不过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理论，认为中美关系前景比较悲观而已。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则认为，虽然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但不一定会发生中美之间的战争。
第二是中美关系的性质。当今的中美关系完全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有很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反恐防扩、文化、地区安全等领域，两国的合作日益深入。如果中美走向对抗，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不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兰普顿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在三个方面同时深入发展，即经济、安全、文化。他把这称之为“三脚凳”，三只脚的长度差不多。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中美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包括20世纪70~80年代，都要成熟，稳定。而在70~80年代，三只脚是长短不一的，安全这只比较长，而经济这只则很短，文化这只略长一点。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尽管未来世界格局将走向美中两极，两国关系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由于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两国之间的合作领域远比当年的美苏之间宽广得多，所以，中美关系不会恶化到美苏关系那样。
第三是全球化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共同利益增多。这有利于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与冲突。班宁·盖瑞特认为：不像苏联及其盟国，当今所有主要强国为了它们的繁荣与安全，都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同它们的关系（特别是同像中国这样庞大且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的关系），以帮助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是反恐战争有可能长期化。许多学者强调，虽然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欧洲、东南亚、中东、南亚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有增无减，美国国内时常遭遇恐怖袭击的警告，美国人仍生活在恐惧之中。特别是，美国借反恐之机推行霸权战略，损害了国际反恐联盟的合作基础，而没有国际合作，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特罗夫特批评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认为照这样打下去，反恐战争要打200年。更为重要的是，反恐战争虽名曰战争，而且美国确实也采用了战争的手段，但是它毕竟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不同。恐怖组织是跨国界的，没有固定的疆域，而且活动都是隐蔽的。美国很难通过几个大规模的战役就把恐怖组织消灭掉，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在对付恐怖组织上作为有限。再者，反恐战争最终胜利的标志是什么？美国不可能将所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消灭干净。而恐怖组织不除，美国就不会真正有安全感，反恐这个第一要务就不算完成。从这些因素看，美国的反恐战争将是长期的。与此相应，美国在反恐上同中国合作的需求也是长期的。此外，美国在防扩散等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合作。
第五是多极化的作用。多极化是大趋势。就连一些持传统现实主义观点的学者如米尔斯海默也认为未来世界会出现三极格局，即美国、中国和欧洲。陆伯斌也认为，未来世界会出现三极格局，只不过这三极将是美、中、俄。更多的学者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以美、中、俄、欧、日、印为主要力量中心的多极格局。不管是几极，在多极世界中，任何两个大国冲突的结果都是使其他大国获渔人之利，而冲突的双方则两败俱伤。
除了上述五个促使中美避免冲突、增强合作的直接因素外，有些学者还强调一些间接因素，它们也会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有两个，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离真正实现崛起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面对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人口、资源、生态、可持续发展、政治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能否最终实现崛起，尚难确定。就拿经济发展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持续25年的高速增长，在未来20年内，继续保持同样的高速增长将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如果中国的发展遇到困难，国力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美国也就可以减缓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调整进程。
有些学者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大国如日本、印度、俄罗斯的关系将越来越复杂。这些国家比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更为敏感，更担心中国的“威胁”，美国完全没有必要自己亲自出马“遏制中国”，或者通过支持中国的周边战略竞争对手来达到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而自己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如此，美国根本没有必要过早地改变现行的以接触和合作为主的对华战略。
五
上述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想避免中美走向冲突，长期保持总体上合作的态势，中美两国都要付出努力，经营中美关系。除了继续扩大两国间在经济、安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外，特别需要“经营”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第一，妥善解决台湾问题，避免中美直接对抗。在近期内，能够引起中美走向直接对抗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但是，因台湾问题而走向对抗并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因此，中美在抑制“台独”，维护台海局势稳定上有重大共同利益，能够进行合作。当然，有些学者强调，美国在阻止“台独”上的作为有限，中国不能寄于太大期望。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在于发展两岸关系，在于中国如何争取台湾民心。
第二，中国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美国学者中的自由派和新保守派都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看成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现实主义者也承认，中国在民主上的进步将有利于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的发展。他们普遍认为，虽然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当依据中国的国情，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而且不一定照搬西方的模式，但是，中国应当表现出积极的姿态来。中国完全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抑制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在转型期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是正常现象，问题是政府怎样去应对。从发展中美关系的角度说，中国在制定对美政策、处理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时，应尽量避免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言词、呼声的影响。
第四，努力建立中美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战略互信是保持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要建立战略互信，一方面要加强两国间的军事交流，另一方面要加强两国思想库之间的交流。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