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与冷战
——兼论冷战的知觉错误与过度防御心理
张杨
〔内容提要〕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深受冷战影响的一个国家安全政策领域。本文在综合运用美国解密文件的基础上，探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文章认为，大国空间决策及空间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美苏的综合实力对比和美国的决策心理定式，并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美国决策者制定空间政策的前提是根源于“过度威胁预期”和“记忆恐惧”的知觉错误，其结果是导致决策过程中的“非逻辑性”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
关键词：美国军事外交冷战时期外层空间政策
1957年，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上天标志着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事实上，美苏两国对于空间技术的关注和空间政策的制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这一新的政策领域因诞生在冷战的土壤中而打上了深深的冷战印记，反之，大国空间政策的实施必然与冷战形态纠合在一起，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冷战的性质。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外空决策的解析揭示其对冷战进程的影响，进而以此为视角解读冷战的某些特质。
一
关于外层空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814/1号文件这样界定，“便于政策声明，空间分成两个区域，‘大气空间’和‘外层空间’。‘外层空间’被认为与‘大气空间’相邻，‘外层空间’的下限是‘大气空间’的上限。” 这一段话尽管未明确外层空间的下限，但“外层空间”被划分出来，成为单独的政策领域，因而就有了一系列围绕其制定和实施的政策目标。
至于外空政策的研究范围，负责制定外空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最初考察这项政策时就说：“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有关美国在与外层空间相关的科学、民用、军事和政治活动中的利益的政策。它包括探空火箭、地球卫星和其他空间运载工具，它们与开发和使用外层空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政治和精神意义。”由于火箭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的亲缘关系，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该政策是否应将弹道导弹包含在内曾有分歧，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利安等人的坚持，最后确定的空间政策文件表述如下“尽管外层空间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的关系已被广泛认可，但美国对弹道导弹的政策不包括在这个政策中。”
反弹道导弹系统（ABM）是否应包含在美国空间政策中，这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制定空间政策之初，反弹道导弹正处于技术研发阶段，因此在NSC5814文件中反弹道导弹系统没有被包括进外层空间政策。到NSC5918，尽管反导防御系统仍未包括在内，但文件补充一句为“除非空间运载工具可能被应用在与这种系统有关的地方”。（NSC5918）随着ABM完成实验阶段并实战部署，其与空间系统实际上已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正如里根政府官员在讨论NSDD 144（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草案时所说，“防御技术研究已清楚表明一个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的主要部分将是天基的（spacebased）。在一个关于国家空间战略的NSDD公布之前，承认战略防御倡议（SDI）对于美国三个空间部门（民用、商业、军事空间部门——本文作者注）的潜在影响似乎是适当的。”因此，虽然直到冷战结束所有美国空间政策文件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归属都未加详细说明，但其显然已成为美国空间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释】NSC5814/1, “Preliminary U.S. Policy on Outer Space,”1958/6/2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Vol.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845~863; NSC5918, “U.S. Policy on Outer Space, January 26, 1960,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Council” (Declassified June 27, 1980), Microfilm: NSC Meeting Records 1947~1960, Reel 3; NSDD144,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August 16, 1984,”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44.htm.【注尾】
美国政府内部对外空政策的酝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了，由于受冷战制约，这一带有鲜明技术色彩的领域从一开始就由军方主宰。早在1946年，美国空军授命刚刚组建的兰德公司就卫星运载工具的可行性进行研究。1946年5月，兰德公司的第一份报告出台。报告首先明确表示从技术和经验的角度来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具有现实可能性；其次，它预见到“未来的卫星运载工具可以用来载人飞行”；最后，它确定“这样一个运载工具将毫无疑问地证明有巨大的军事价值……可直接应用于洲际导弹的发展……且不能通过雷达从地面实施监测。”【注释】“Preliminary Design of an Experimental WorldCircle Spaceship, May 2, 1946,” RAND SM-11827, ISBN: 083302672.【注尾】
从1946年到1957年美国政府高层不断有报告或专题会议就发射卫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进行探讨。【注释】“Conference on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Unconventional Weapons, January 26, 1949,” MS00593; “U.S. Air Force: Project Rand, Research Memorandum, The Satellite Rocket Vehicl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ctober 4, 1950,” MS00594; “Memorandum for Deputy Chief of Staff, Development, Satellite Vehicles, December 18, 1952,” MS00598, 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inafter cited as DNSA),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注尾】从这一时期几份报告和备忘录的分析中可以归纳出此时美国空间政策发展的特点：其一，外层空间受到美国决策当局越来越高层次的关注。最初只是三大军种的各自独立运作，后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参与进来，到1955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外层空间的第一个政策文件，即NSC5520 【注释】“NSC5520,U.S. Scientific Satellite Program, May 20, 1955,” MS00498, DNSA.【注尾】号文件，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而言，这表明外空政策已成为一个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领域。其二，文件皆具有明确的冷战意识，即外层空间就是用来与苏联进行对抗。在军事层面上要用空间来促进导弹技术的发展【注释】火箭与弹道导弹在技术上确实有很大的亲缘关系，实际上，美苏两国最初用来发射卫星的火箭都是由弹道导弹改制而来。详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静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下，第232页；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考克斯报告：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14页。【注尾】；在政治上要通过卫星侦察打开苏联封闭社会的铁幕，确立“空间自由”原则【注释】“NSC5520,U.S. Scientific Satellite Program, May 20, 1955.”【注尾】；在心理上则要用一颗卫星对苏联施加技术优势的精神影响。总之，发射一颗卫星实际上是“改变（美苏）现存力量平衡”之举。【注释】需强调的是，这一“力量平衡”是指作为“一个国家军事体系的新的和非常规的补充”来说的，也就是说，仅指美苏间存在的军事平衡，而非综合实力平衡。 “U.S. Air Force: Project Rand, Research Memorandum, The Satellite Rocket Vehicl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ctober 4, 1950, MS00594, DNSA.【注尾】其三，综览这一时期的评估文件可知，无论美国的智囊机构，还是政府决策层，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苏联会抢在美国之前发射一颗卫星。【注释】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机构曾注意到成为“空间第一”的重要性，但对苏联抢先发射卫星的可能性仍估计不足。详见Dwayne A. Day, “Cover Stories and Hidden Agendas: Early American Spa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Roger D. Launius, John M. Logsdon (eds.), Reconsidering Sputnik: Forty Years Since the Soviet Satellite (N.Y.: Oversea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00), p.180.【注尾】这实际上反映出冷战进程中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即在1957年前，尽管苏联在核技术及其运载工具等方面一直紧随美国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政治方面也不断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但从冷战心理上说，综合实力的天平仍倾斜在美国一边。苏联对于美国来说，还不是一个有足够制约力的显性对手，只是一个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必须加以遏制的潜在敌手。换句话说，此时的国际形势是“一极稍强”，尚未完全进入两极均衡对抗的格局，反映在美国的对苏战略上就是“积极遏制”：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干涉朝鲜和策动伊朗1953年的政变等。
在上述情形之下，1957年10月苏联卫星上天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冷战前期的形势对比，引发人们一系列冷战宏观图景和微观心理的变化。
首先，苏联第一颗卫星斯普特尼克使外层空间由一个潜在的冷战竞争场所变为美苏公开敌对的领域。两国在空间的活动扩大了冷战的深度和广度，使冷战敌对与对峙延伸至除陆、海、空之外的第四维空间，并由此影响到美国整体国家安全观念的改变。1959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正式写入美国“基本国家安全政策”NSC5906中，【注释】“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SC5906,” FRUS 1958~1960, Vol. III,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292.【注尾】这标志着外层空间政策正式纳入美国安全战略的范畴，并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一个关键领域。此后，冷战对外空的影响不断得到加强。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陆军退役中将格雷厄姆在其“高边疆战略”中，进一步提出美国要利用空间技术优势在太空设防，以摆脱恐怖平衡等灾难性理论的束缚，从而恢复对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信心。【注释】丹尼尔·格雷厄姆：《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注尾】
其次，苏联卫星抢占“空间第一”的事实，既对美国造成了现实威慑，也使整个西方对苏联的军事和科技实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既在事实上改变了美苏综合实力对比，也在微观心理上改变了美国的决策定式。应该说，核与导弹是使冷战形态区别于其他任何战争形态的重要因素，因其巨大的杀伤力而维持着冷战的恐怖平衡。尽管苏联在核军事科技方面不断与美国接近，西方国家却没有人相信苏联会在重要的军事技术，尤其是导弹技术方面赶超美国。1955年苏联曾宣布要发射一颗卫星并宣称将在空间击败美国；1957年初，苏联宣布试验成功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可“那时没人把他们的话当真”。【注释】Walter A. McDougall,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pace Ag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1.【注尾】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发射才使西方人终于相信“俄国人现在可以制造能够打到世界任何既定目标的弹道导弹了”；“很明显他们在导弹技术领域已取得了极大的领先地位，”【注释】“Next Stop Mars?” Manchester Guardian, October 7，1957.【注尾】从而改变了1957年前的心理对比。这种洲际导弹高悬头顶的现实威慑加之卫星的巨大心理冲击，使美国的冷战心态发生转变。在综合实力对比的层面上，还不能说苏联已超过了美国；在心理层面上，美国不仅认可了苏联的实力地位，还进而产生“导弹差距”的逆想。其结果是美国彻底改变了1957年前的冷战决策定式，对苏联的“积极遏制”也为“消极遏制”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从“大规模报复”到“相互确保摧毁”的美国核战略转变，也可视作这种决策改变的证据。而历时五年的“导弹差距”恐慌，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才得以终结，其时“美国卫星告诉肯尼迪，苏联核力量的能力非常有限，知己知彼使肯尼迪能够诱使赫鲁晓夫摊牌。”【注释】Maj Michael J. Muolo, AU-18 Space Handbook: A War Fighters Guide to Spac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1993).【注尾】
最后，正因为空间时代降临在冷战形态中，其在改变着冷战性质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个冷战问题，从而使冷战和空间政策实施具有了同一性。冷战与外空政策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实际上，外层空间对冷战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突破的不只是空间高边疆、安全高边疆，更是一种战略心理高边疆。是人类的空间活动和政府的空间政策参与才使冷战成为一种包含一切的全方位的冲突。艾森豪威尔曾概括说，苏联威胁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其具有包含一切性的特征，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为其扩张武器服务。【注释】Dwight Eisenhower, “State of the Union, 1958,” http://www.ukans.edu/carrie/docs/texts/dde1958.htm.【注尾】空间活动对冷战的影响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更为突出。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肯尼迪清楚地表示美国的月球登陆计划是由于“现在正在全世界进行着的自由与专制的战斗”，苏联技术能力的最新展示将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是更有效的发展途径，其“在各国人头脑中”有如此大的一个冲击，“并正试图决定他们应当选择哪种道路”。【注释】W D Kay, “Problem Definitions and Policy Contradictions: John F. Kennedy and the ‘Space Rac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Feb 2003.【注尾】外层空间已经同军事竞赛、国家威信竞争、制度号召力、文化优越性等种种冷战问题联成一体，所以有人断言说，“当苏联在50年代的剩余几年内继续成功，并且当美国似乎不能‘赶上’时，空间政策转化为一个冷战问题就在事实上完成了。”【注释】“Problem Definitions and Policy Contradictions: John F. Kennedy and the ‘Space Race’.”【注尾】
二
正是由于外层空间对于冷战，冷战对于外空有着上述如此深刻的相互影响，以及空间与冷战之同一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通过美国空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解读空间竞赛和冷战的某些特质。
在探讨早期美国外层空间政策时，有两个疑问会不期而至：首先，除了技术优越感，是什么影响美国做出了“空间第一”的决策？其次，斯普特尼克效应到底对美国空间政策和冷战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怎样的心理暗示？为了探究这两个问题，本文引用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错误知觉”概念。
杰维斯关于“错误知觉”的概念利用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有以下几个层次：其一，知觉是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错误知觉则是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其二，由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认知相符现象【注释】即人们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都有对于世界事物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时，总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注尾】、诱发定势【注释】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注尾】和历史包袱，因此错误知觉是普遍存在的。在国际关系中，许多双方本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的冲突正是源于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其三，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再明智的决策者也经常出现错误知觉，因此了解其存在和形成机制可以减少由于错误知觉而造成的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注释】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前言。【注尾】
尽管战后苏联拥有强大的常规军力并于1949年获得了核武器，但尚未能对美国构成临界的现实威胁。其时美国决策层一直处于无意识的矛盾心理中:一方面，长期的技术优势和文化优越感使美国轻视苏联的空间努力，拒绝接受有关苏联科技进步的任何信息；另一方面，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政治领袖受“珍珠港”事件记忆和苏联封闭社会性质的影响，对苏联的意图充满恐惧的臆想。在美国人看来，冷战之可怕并不仅因为敌意长久不散和“共产主义的可怕”，更因为“斯大林展现出一种神秘莫测、令人恐怖的形象”。【注释】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注尾】美国决策层认为，这种神秘性同常规军队一样是苏联力量的源泉。兰德公司就曾评论说，“完全秘密是苏联领导层评估美苏之间力量关系的因素之一，在这方面，任何重要秘密的丧失都可能导致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美国力量的相对向上调整，并因此增加退让的稳定性。”【注释】“U.S. Air Force: Project Rand, Research Memorandum, The Satellite Rocket Vehicl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ctober 4, 1950,” MS00594, DNSA.【注尾】这样的历史包袱和思维定式使美国决策层更为关心怎样能对苏联进行有效核查，促使其“开放天空”，并将其视为开启苏联秘密的有效途径。
鉴于这种知觉，美国政府的相应决策是一方面由各种智囊机构不断出台各种“应付突袭威胁”的报告【注释】早期比较著名的一个“应付突袭威胁”的报告是基利安报告，正是该报告促使美国第一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决定发射一颗科学卫星。 详见“Report by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FRUS, Vol.XIX,1990, p.41.【注尾】，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每年出台一至二份专门分析该年度“苏联可能的直接军事行动”的报告【注释】例如对于1949年苏联军事行动的两份预测报告：ORE 22~48, September 1948, Possibility of Direct Soviet Military Action During 1948~1949; ORE 46~49, May 1949, Possibility of Direct Soviet Military Action During 1949, CIAs Analysis Of The Soviet Union, 1947~1991, http://www.cia.gov/csi/books/princeton/.【注尾】。另一方面，要争取以一种恰当方式发射一颗卫星，以建立“空间自由”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获知苏联的能力和意图”。【注释】“Memorandum for Deputy Chief of Staff, Development, December 18, 1952,” MS00598, DNSA.【注尾】为了寻找适当的发射时机使苏联不致对这样一颗“确立标准”的卫星提出抗议，美国的卫星建设相对缓慢。【注释】到1955年美国才决定借国际地球物理年之机制造一颗科学卫星，用其来建立“空间自由”的原则。【注尾】与此同时，也在酝酿发射卫星的苏联领导层却目的明确，为争得“空间第一”，为了证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做出了怎样自由而尽责的努力去实现人类大胆的梦想”【注释】《关于第一颗卫星的宣告》，《真理报》，1957年10月5日，转引自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14.html。【注尾】，也就是说，苏联想用一颗卫星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根据已解密的文件和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回忆录可知，美国本来可以抢在苏联之前发射一颗卫星，【注释】在美国确定第一颗卫星发射计划时，陆军弹道导弹局在冯·布劳恩领导下已有了较成熟的基于“红石”导弹的“轨道”卫星计划，它可使美国在1955年末发射卫星，然而，“空间自由”的政策考虑使决策层选择了“先锋”计划，从而导致空间竞争的失败。Maj Michael J. Muolo, A~18 Space Handbook: A War Fighters Guide to Space; “Discussion at the 32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ctober 10, 1957,” 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oct57.html.【注尾】但决策层的知觉错误使美国确立了方向偏离的空间政策目标，其结果是1957年，人类第一颗卫星由苏联科学家送上了轨道。
美国早期空间决策产生知觉错误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空间决策的知觉错误来源于美国历史遗存的技术心理优越感和对于苏联技术落后的心理定势，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4年就预测苏联会发射一颗卫星，并且在1957年初苏联也曾正式宣布试验成功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可是由于这些信息与美国决策层原有的认识不一致，因而未能纳入其原有的认识框架中，关于苏联落后的错误意象得以持续下去，从而出现认知误差。【注释】《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173页。【注尾】其次，知觉错误还来源于同属历史包袱的“珍珠港”记忆。战后美国对“突袭”的恐惧因苏联社会的“封闭”性质而加深了。因为极其强烈的希望避免“核珍珠港”，艾森豪威尔于1955年7月提出“开放天空”，建议美苏交换关于各自军事建制的信息，并允许无限制地飞越对方领空以便于确认。【注释】Curtis Peebles, Guardians: Strategic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s (Calif.: Presidio Press, 1987), p.13.【注尾】然而苏联拒绝了这一建议，美国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侦察飞机的秘密行动和用卫星确立“空间自由”的努力。由于不以“空间第一”为主要决策目的，美国并未像苏联一样使用最为可能成功发射卫星的弹道导弹作为卫星运载火箭。一步之差，谬以千里。最后在苏联卫星的压力下，美国仍不得不用从前否决的“红石”导弹发射了美国的第一颗卫星。第三，过度威胁预期是产生错误知觉的又一原因。曾在兰德公司、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担任高级政策评估员的雷蒙德·加特霍夫对此深有感触，“不少人，特别是从杜鲁门时期就从政的那些人，总是怕别人低估‘共产党威胁’。”【注释】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 第130~131页。【注尾】这种过度威胁预期的结果必然导致知觉错误和决策失误。
从知觉错误的角度来说，斯普特尼克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首先，它颠覆了美国人持之以恒的自信心，使美国决策者产生了技术“珍珠港”【注释】John F. Graham, Space Exploration: From Talisman Of The Past To Gateway For The Future, (John F. Graham, 1995),p.59. http://www.space.edu/projects/book/.【注尾】的知觉，并为以后冷战政策的制定打下了“过度威胁预期”的心理暗示底子；其次，由于卫星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的亲缘关系，美国本土遭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现实威胁恐怖，从而使其跌落入更深的冷战怪圈中。及至苏联第二颗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军方已经肯定，它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并且就美国卫星侦察的早期能力而言，美苏“存在巨大的差距。”【注释】“Briefing on Army Satellite Program, Military Uses of Space, November 19, 1957,” MS00604, DNSA.【注尾】由此可见，冷战知觉错误引发美国早期的空间危机，而苏联卫星反过来加深了这种知觉错误，促使冷战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以纠正和调整，知觉错误也是一个螺旋叠加上升的模式。
在空间冷战与知觉错误的关系互动中，美国对中国的空间决策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应该说，无论是冷战初期还是现在，美中两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空间技术能力极不对称，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空间能力预期却完全脱离实际，这是冷战知觉错误的又一典型事例。
1958年5月苏联卫星3号发射升空不久，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会在苏联援助下发射一颗卫星，如果这样，“（中共的）卫星发射或许会被视为共产主义制度能够创造如此快速和令人吃惊的技术结果之能力的积极证据。”【注释】“Report on a Proposed cooperative Scientific Satellite Launching Project,”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Sep 19, 1958, CK3100114141, 数据库: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after cited as DDRS), Gale Group, Inc.【注尾】7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战协作委员会（OCB）批准了一份呈交给总统的报告，指出了如果中国发射卫星将对世界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产生的影响。为了应付这种即将出现的威胁，报告开出的处方是援助一个自由友好国家也发展一颗或几颗科学卫星，候选国在英国和日本等国家间徘徊。报告比较倾向于援助日本，并预见到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会持反对意见后，也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日本领先于或至少等同于红色中国作为亚非世界的科学领导地位”。【注释】“Report on a Proposed cooperative Scientific Satellite Launching Project,”CK3100114141.【注尾】美国为了所谓“中国威胁”竟不惜用导弹来武装日本，这验证了在国际关系中，知觉错误常会导致国际冲突与矛盾的说法。
三
许多研究冷战史学的“后修正派”学者认为，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注释】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注尾】这种观点是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进步，可是如果以杰维斯的理论进一步推敲的话，会发现这一观点只看到国际关系中有错误知觉引发冲突之普遍现象的存在，但具体引发和维持冷战存在，并使其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决策中之错误知觉的“误读与误判”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冷战的特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冷战的特质就在于决策者没有掌握好决策过程中的“度”，因其“过度威胁预期”而导致错误知觉，又因其错误知觉而导致“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而二者相互叠加螺旋上升的结果就是50年空间冷战的现实。
还是以美国对中国与苏联的空间决策为例。
就中国而言，如前所述，因斯普特尼克引发的知觉错误使美国夸大了中国的空间威胁。随着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已发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与莫斯科在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对其他共产主义党派的控制以及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严重冲突，”【注释】“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P Draft. Mar. 26, 1962. CK3100379844, DDRS, pp.190~191.【注尾】显然苏联不会再对中国提供空间技术援助，以当时中国的空间技术实力而言，美国本可以卸下“中国空间威胁”的包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通过一系列政策评估报告，对中国的政策意图得出的结论为，“同苏联相比，中国更不理智，更加不计后果”。【注释】1964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同蒋介石的一次会谈中，腊斯克提到美国不愿冒发动一场可能毁灭人类的总体战的危险，蒋介石认为苏联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腊斯克回答说，“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但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参见FRUS 1964~1968, Vol. XXX China, 2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注尾】这种知觉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对华空间决策上的错误认知，并依此制定出夸大了的对华空间防御计划。
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关注中国的先进武器发展，并对中国的空间军事力量发展定位，认为：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已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个比我们从前想象的更为野心勃勃的先进武器项目。……北京肯定会利用其成就来扩大其宣传战。……它可能会使用一个原型中程弹道导弹（MRBM），加上一枚单级或多级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其目的是……劝诱邻邦人民：北京正叱咤风云（ride the wave），抵制是没有用处的。【注释】“CIA report on Communist Chinas Advanced Weapons Program,”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Jul 24, 1963, CK3100130607, DDRS.【注尾】到1965年，尽管中国的导弹核武器发展没有美国情报机构想象得那么快，它还是禁不住预言说：“中国计划发射一颗卫星，确定的日期是1965年10月1日【注释】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注尾】，……中国应当被视作可以在两年内把卫星送入轨道的又一个国家”。【注释】“The Race for Third in Spa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Jul 23, 1965, CK3100507724, DDRS.【注尾】
这样一种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推断却因为符合美国决策层的思维定式而被用来当作空间防卫中国的理论依据。恰好到60年代中期，美国反弹道导弹（ABM）从技术上进入可以实战部署的阶段。1967年9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宣布部署“哨兵”防御体系，并指出这一体系主要地是设计来防御来自“第N个国家的威胁”，特别是中国正在研制的那种不先进的ICBM威胁。【注释】关于美国对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的威胁预期与评估，以及美国制定部署ABM之计划时对中国的政策考虑，详见拙文《中国战略核武器发展与美国早期ABM部署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注尾】
就苏联而言，美国针对其的空间防御心理是全程而实时的。自有卫星计划起，美苏就都萌生了保护本国卫星的设想，即反卫星武器（ASAT）。美国的第一个反卫星武器体系——卫星监控与拦截（SAINT），于1956年进入设计试验，1959年8月，国防部最终批准其全面发展。1961年4月，苏联第一次载人航空飞行成功，赫鲁晓夫公开用标准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语气威胁道，“你们没有50~100百万吨级的炸弹，我们有比100百万吨级更有力量的炸弹（氢弹）。我们把加加林和蒂托夫送入太空，并且我们能用其他载重代替他们，这些载重可以指向地球的任何地方。”【注释】Curtis Peebles, Battle for Space (New York: Beaufort Books, Inc., 1983), p.101.【注尾】加加林带来的恐慌使美国倾两届政府之力实施“阿波罗计划”，并最终在月球着陆方面“战胜”了苏联。
1982年，就任不久的总统里根宣布发展空间边疆将是他在80年代四个优先政策之一。【注释】“NSDD144, National Space Strategy, August 16, 1984,”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44.htm.【注尾】里根之重视空间防御力量是因为他意识到此前美苏之间实行的相互确保摧毁（MAD）战略确实疯狂，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注释】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注尾】1983年3月23日，里根做了关于“战略防御倡议”的著名讲话，号召增加军事花费以满足美国军事需要和承诺。两天后，里根在白宫公布了NSDD-85号文件，指示“集中努力去确定一个长期研究和发展计划，目的是最终消解由核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注释】“NSDD~85, Eliminating the Threat from Ballistic Missiles,” 转引自AU-18 Space Handbook.【注尾】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空间能力的评估都是夸大而没有实据的，是由“过度威胁预期”导致的错误知觉。可是这种非逻辑性的错误知觉竟被上升为一种理论原则，并直接用于针对中苏的冷战决策。肯尼迪时期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首次明确提出所谓针对中苏的“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greaterthanexpected threat），其核心思想是“必须对最遥不可及的可能性做出极端保守的估计以保卫国家。”【注释】John Murray Clearwater, Johnson, McNamara, and the Birth of SALT and the ABM Treaty 1963~1969(Dissertation.com, 1999), p.11.【注尾】换句话说，冷战时期，用“过度威胁预期”制定“过度防御政策”的非逻辑性被当作一种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用于政府决策中，并体现在冷战实施的方方面面，这可说是冷战最为突出的特质。
四
关于美国的外空政策与冷战特质形成的关系、外空政策所显示的冷战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有如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说明：
首先，冷战具有“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的特质是从空间冷战的角度提出的，这种推论是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冷战之后，回过头来看美苏的冷战设计，就会发现许多在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决策，在当时被郑重其事地执行。美国的冷战错误知觉和过度防御心理不仅体现在空间决策上，在其他方面也处处可见。
（1）知觉错误的现实存在。随着冷战结束，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文件和中苏外交文件解密，使我们得以揭开冷战面纱。大量的事实表明，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领导层都没有主动攻击对方的战略意图，双方的政策基点都是防御性的。以空间决策为例，尽管赫鲁晓夫曾大喊空间战的口号，但50年一贯，双方在空间发展上都十分克制，并订立了一系列维护空间和平的条约【注释】如1967年《外空条约》和1972年《反导条约》。【注尾】；以战争边缘为例，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双方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但双方都以极大的理智避免了直接冲突；以美国自约翰逊时期就提出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为例，虽然其实际后果是增加了美国的威慑能力，但美国的出发点还是纯粹防御性质的。美国冷战核战略的重要决策者麦克纳马拉在30多年后（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核武器在此世界之责任的确定，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政策，历经35年都是建立在错误前提的基础上的。……所以虽然是后知后觉，我认为我们不时地夸大了威胁，并且虽然我们面对着非常真实的威胁，但我们的确误解了苏联和中国的目的。”【注释】“CNN Cold War: Interviews Robert McNamara,” 口述史：http://www.cnn.com/SPECIALS/cold.war/episodes/12/interviews/mcnamara.【注尾】上述种种事实反证了整个冷战时期，双方（尤其是美方）对对方意图的夸大估计和过度防御心理的产生是认知错误的结果，即错误知觉是冷战起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2）过度防御心理的客观存在。从一般知觉的角度出发，美国面临苏联这样强大的对手，应当进行必要的防御，然而，冷战暴露的是一种过度防御心理的存在。1957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交了一份对整个60年代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报告，即盖瑟报告。该报告认为，苏联可能在1959年晚些时候以100枚携带百万吨级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向美国发动一次袭击，届时，平民将无处躲藏，而战略空军司令部将……毁于旦夕。【注释】《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第247页。【注尾】盖瑟报告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60年代风行一时的“人工掩体”计划。然而，最为危险也是非理智的计划莫过于美国的“核战争计划”（Nuclear War Plan）。早在冷战初期，美国军方就不断有人提出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的主张，要趁苏联尚未强大到足以威胁或进攻西方之前，选择有利时机对其实施核打击。该计划曾得到美国军界和政界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以至决策层一直相持不下，直到1954年末，艾森豪威尔才用NSC5440号文件明确否决了打预防性战争的主张。【注释】见《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第14~15页。【注尾】然而另一种核战争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计划（the 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却作为一种现实的核战争计划存在着。2004年7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项目组将一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文件解密公布，【注释】该项目组主要是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FOIA）向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机构提出解密文件的要求，并将得到允许予以解密的文件整理并公诸于众。见The Creation of SIOP-62: More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30/index.htm.【注尾】使我们得以看到这场战争设计的全貌，以及美国制定冷战计划的过度防御性。统一作战行动计划是于1960年开始制定的针对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打击计划，其确定核打击目标时，不仅以军事目标为打击对象，而且把城市和工业目标也包括进去，目的是为了摧毁对象国的持续生存能力，以便赢得战争。【注释】Document 2: J.C.S. 2056/131, Notes by the Secretaries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 August 1959, The Creation of SIOP~62: More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Overkill. 【注尾】这一核战争计划在此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延续下去，除了增加一些灵活性的修改外，以一场全面核打击对抗另一场核打击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危险性之大、保密程度之高就连美国国会都深感担忧。2000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克里多次要求国防部将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置于国会考察之下；2001年，拉姆斯菲尔德在参议院作证时，参议员兰德里欧再次提出此事，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一件由总统决定的事。其接受行政部门数量极少的人考察。……这是所有我能说的。”【注释】Hearing on the Nomination of Donald Rumsfeld for Secretary of Defens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January 11,2001, http://www.fas.org/sgp/news/2001/01/rumsfeldsiop.html.【注尾】这样一种核战争计划显然是过度防御心理作祟的结果。
其次，如前所述，冷战的这种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是一个不断螺旋上升加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在美国人看来有如“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刺激着美国冷战心理的增强。从苏联的氢弹试验成功、斯普特尼克升空、加加林航天飞行，到中国的战略核武器发展，错误知觉仿佛得到了不断的符合印证，从而延续着冷战的存在。而冷战过度防御心理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直到肯尼迪执政时期形成“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并实际上成为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则。
最后，冷战的错误知觉和过度防御心理并没有随苏联解体而消失，反而以极强的惯性存在着，这在美国军方和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美国又回到“一极超强”地位；在意识形态上，世界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美国的潜在对手也没有消失，只是由苏联转向一些所谓“无赖国家”；而冷战思维持续存在的最好证明是作为冷战特质的知觉错误和过度防御心理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存在。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保有“珍珠港危机记忆”。1998年，美国参议院委派后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牵头组成调查委员会就美国空间体系的国家安全管理和组织展开评估，其后形成的“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弹道导弹威胁是广泛的，比最初猜测的还要更成熟、发展更为迅速，并且其会在很少甚至没有预警的情形下出现。【注释】David C. Gompert and Jeffrey A. Isaacson, Planning a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Systems: An Adaptive Strategy, RAND, 1999,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IP/IP181/.【注尾】该报告特别担心中国和其他国家微型卫星技术的发展，担心其会被用来干扰甚至破坏美国商业和军事卫星。报告最后还警告说，“我们不想在某一日清晨醒来时发现已遭遇‘空间珍珠港’。”【注释】“Rumsfeld Commission Warns of AntiSatellite Threats,” Defense Daily, Jan 12, 2001.【注尾】类似评估报告一如冷战时期，每年都要由政府、国会出台好几份。“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到小布什执政时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得到强化。2002年，副国防部长费斯强调，“因为我们的情报是不完美的，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已确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实际存在的一小部分”。【注释】Douglas Feith, “Remarks to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July 7, 2003, http://www.defenselink.mil/transcripts/2003/tr20030707-0362.html.【注尾】美国决策者希望其设定的应付力量可以满足“最坏假定”（worstcase）的需要。【注释】Dr Stephen J. Cimbala, “THE SIOP: What Kind of War Plan? ”Aerospace Power Journal, Summer 1988.【注尾】正是由于错误知觉继续存在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决策层的思维中，苏东解体后，美国并未放弃部署弹道导弹防御（BMD）体系的构想，反而退出《反导条约》。根据新华社华盛顿2004年7月23日电，美国军方已于22日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部署了一枚长约17米的陆基拦截导弹，标志着美国开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注释】《美军开始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部署拦截导弹》，2004年7月23日，新华网，http://jczs.sina.com.cn/2004-07-23/2350212384.html。【注尾】
美国总统里根曾对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互不信任是因为我们手握刀枪，我们手握刀枪是因为我们互不信任。”【注释】《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第3页。【注尾】这实际上是对冷战知觉错误存在的一种正确认知，只是积重之下，美国决策层很难从冷战思维返回到正确认知的轨道上来。对于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研究，虽然不能解释全面的冷战问题，却提供了一个有意的分析视角。
张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