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国际问题青年论坛”综述

余万里

　　为了在媒体与学术界之间创造一个互动机制，为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环球时报》共同发起主办了“国际问题青年论坛”。该论坛计划每月举办一次主题研讨会，就当前国际形势的热点与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研讨。2005年8月12日，论坛的第一次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各研究单位、大学、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的20多位学者就“正确认识当前的中美关系”展开了研讨。

　　在近期的中美关系中，一方面，中美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层面合作增多，战略对话提升到新的层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围绕《中国军力报告》掀起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浪潮，经贸摩擦和战略疑虑依然尖锐。与会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复杂性在客观上要求从战略和理论的层面对这一双边关系的性质、定位和现状做出正确的认识。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袁鹏认为，中美关系正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中国问题”正在深化为“中国崛起问题”；中美关系的核心内容逐步聚焦于“崛起的中国”同“守成的世界霸主”如何共处这一中心命题；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遏制”演化为更深层次的“融合+牵制”；美国对华战略疑虑与战略期待同步上升。在中美关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对美外交首先需要战略自觉，要求我们对内应清醒意识到，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则须适当以大国的定位规划行动准则，塑造大国心态，强调大国责任。当前中美关系可划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结构性问题”。中国要发展，美国要称霸，是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只能靠时间来相互调适。第二层是“战略误判的问题”。美国担心中国正在构筑“亚洲版门罗主义”，把美国挤出亚太；中国担心美国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等。这类问题要求双方加强战略上的沟通、对话和交流。第三层是“自我约束的问题”。美国国内保守派人物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中国国内存在的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些困扰中美关系的国内因素需要两国从大局出发，在各自内部进行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实现自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李晓岗认为，近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明显发展趋势是反恐色彩逐渐淡化，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总的来看，目前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反华情绪开始呈现出朝野结合的趋势。第二，与中国有关的安全、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问题相互交织。贸易问题政治化，经济问题军事化。第三，行政当局对华政策仍然以稳定中美关系为主，但似乎举棋不定。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自相矛盾的声音，时而批评中国军力发展，时而赞扬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和与其在反恐上的合作。美国声称中国发展面临十字路口，一条是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开展良性竞争的道路；另一条是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道路。这种说法，实际上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金赢认为：中美保持关系稳定，并且有创造性的发展，将可能刺激中日关系破局。当前中日关系的僵局可能要通过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突破，中美关系的创造性发展应该排除来自第三方的干扰和压力，自主地演变。中美之间应该抛弃冷战思维，特别是在美日同盟问题上的压力，争取稳定的发展空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焱宇指出，从国内政治角度看，美国国会对华的态度还没有理顺。国会在中美关系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成为兴风作浪的源头。国会意识形态的色彩比民间还强烈，美国公众对中国有好感的超过50％，而国会议员当中这个比例低于20％。现在国会中也出现了能看到中美大局的“清流”，比如利伯曼法案、中国连线，但是这个力量还比较小。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王根华先生说，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同戴秉国副部长举行的高层战略对话中表示，美国不害怕中国崛起，美国担心中国崛起能否融入世界秩序。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应当构建怎样的世界秩序？世界的文明是多样的，通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从自身的发展经验中汲取精神财富，从而能够与西方的民主及美国的模式展开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认为，美国对华战略游移不定与我们自身发出信号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思考自身的认同和定位问题。在进入国际社会过程中，是作为“挑战者”还是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与美国打交道，究竟是作为对手还是作为盟友？这些关键问题需要我们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加以检讨，从中探索中国外交的新模式。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助理达巍认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有“战略自省”的意识。首先是对自身力量有限性的自省。中国幅员很大，人口很多，从国内生产总值上看会很大，而且发展也会很快，但实质还是比较虚弱的，大而不强，一旦遭遇强敌就可能一触即溃。其次，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是“内向”的。中国的“内向”不代表闭关自守，而是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国内的发展和民生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守成而不是全球争霸更符合中国的强国之道。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洲提出：在充满矛盾和差异的民族国家体制之下，国际关系理论首先不能回避国际社会的正义问题和和谐性追求，即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应该提供一种世界观，这是国际关系的价值和伦理问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哲学观问题。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伦理的探讨不能只搬弄西方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要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伦理，体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着可待发掘的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资源，以及独特的国际关系实践方式，为中国学者建立起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崛起的中国正呼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自主性，“以中国观天下”或“以天下观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室副主任余万里提出，正确认识当前的中美关系，不仅需要从政策的角度加以密切跟踪，而且需要从理论高度做出有力的解释。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国与国的关系模式，形成了两个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相互依赖关系。理解这种关系，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理论视角：第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行为体超越国界，形成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中断双边正常经贸关系的代价。第二，国内政治。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收益在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获益和受损的群体都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行动起来，对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和压力。对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既不能杯弓蛇影、反应过激，也不能不明利害、做无原则的让步。第三，地缘战略。中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差及国际地位和对外战略重点的差异使得两国之间可以找到地缘战略上的和谐，这是“20年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总结性发言中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往前走，不进则退，而中国的道路一直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美国和西方，这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未来。第二，美国不会衰落，至少在“20年战略机遇期”内不会下降。至于美国的战略重心，只要看看美国主要报刊报道的重点就可以做出量化的判断，主要还是集中在以大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反恐问题上。第三，在对日关系及中国在东亚的定位问题上，还是应该坚持“不当头”的方针，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第四，新闻媒体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影响非常大。媒体引导公众，而公众的看法与国家的对外战略存在一定的差距。媒体应当负起更高的责任来，致力于促进国内共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