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
编者按：2005年11月18到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与美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中美关系及其在亚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的20多位学者与会。与会者就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中美关系与亚洲的经济整合、美国与亚洲主要大国的关系、中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等问题进行研讨。本刊刊发王缉思、印度尼西亚学者尤素福·瓦南迪、美国学者班宁·加勒特、印度学者辛格的会议论文，以飨读者。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美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中美关系中的印度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
王缉思
〔内容提要〕中美关系的国际大环境是：“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200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平稳、最成熟的一年，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视为仅次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战略对手。中美双边问题日益多边化，特别是在中日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日三边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台湾问题暂时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 国际环境 2005年
近年来，特别是在2005年，中美关系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两国国内形势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在国际形势方面，“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格局基本形成，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以合作为主。美国将长期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虽然在伊拉克问题上，在同欧盟、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都损耗了一些软实力，但美国的总体实力仍在发展，呈现出战略扩张的态势。199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2004年和2005年增长率估计都在4%以上）一直大大高于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欧盟内部整合在曲折中发展，形成统一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尚需时日。俄罗斯依赖其自然资源优势和内外政策稳定保持着大国地位，但其国力的恢复和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肘。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美关系从地区同盟向全球问题上的双边同盟发展。印度国力增强，改善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一方面，其他强国长期联合起来制约美国的局面很难形成；另一方面，美国在大国关系中“拉一个、打一个”的图谋也不会得逞。
在国际战略格局基本稳定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世界各国内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都在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各阶层分化严重，移民和流动人口迅速增加，传染性疾病蔓延，生态环境恶化，能源价格上涨，再加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激化了各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各国政府必须加强跨国合作，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制，稳定民心，动员社会资源，引导公众舆论。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共同需要，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大国关系格局，降低爆发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大国间竞争的烈度。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宣传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道路，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和平”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涉及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宗教、环保、旅游、公共卫生等内外互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中国涉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树立起令世界“放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关键在于国内和谐社会的建立、民主法治建设、反腐倡廉的成效，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各项改革、治理措施。此外，还应在国内充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公民的文明意识和国际意识，防止过激民族情绪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社会稳定。
在美国方面，布什第二任期开局不利。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困境以及国内政治社会问题突起，使布什的声望降到了九一一以来的最低点。政府在飓风救灾、社会保障等问题上处置不当，高官政治丑闻不断曝光，两党斗争激烈，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收入增加，社会极化现象严重，油价持续增长，都引起公众不满，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可以预料，200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的两党斗争将进一步激化，不过预测选举结果还为时过早。当前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主要针对国内问题，因此布什政府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国内，以挽回声望，从而不得不在全球扩张方面暂时收敛。但是，由于财政、贸易双赤字问题突出，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在中期选举年对中国形成更大压力。
2005年的中美关系同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年一样，上半年乌云密布，下半年多云间晴。年初，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上升引人注目。中国国内则对美国在乌克兰、中亚等地策动支持的“颜色革命”深感忧虑。2月，在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的发表的“二加二”联合声明中，第一次直接表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3月，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美国舆论反应强烈。与此同时，中美经贸摩擦加剧，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不断升高。
但是，在台湾在野党领导人访问大陆之后，海峡两岸关系明显改善，美国对台海局势松了一口气。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案出台，9月胡锦涛主席同布什总统在纽约会晤，第四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取得重要成果。10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北京，两军关系有所进展。美国几乎所有的部长级经贸官员都在秋天访问北京。11月中美纺织品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布什11月下旬访问北京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同美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于12月举行了第二次双边高层战略对话。
对中美关系的评估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观点是：总起来看，200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最平稳、成果最丰富的一年，双边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成熟的时期（这是一个学术判断而不是政治判断。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包括双方国内政治的考虑，这一点不适于宣扬）。
回顾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可以看到六个值得深入观察的发展变化，它们对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个变化是美国越来越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主要对手。
如果将今年美国对中国的主流舆论同两三年前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相比，可以看到，美国人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对华视角越来越多元，看法越来越务实。不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眼里，中国的形象十分不同：军工集团眼里看到的是中国的军力增强；一些企业集团满怀着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憧憬，另一些企业集团眼里充满对中国经济竞争的忧虑；宗教右翼看到的是“宗教迫害”；文化教育科技界看到的更多对华交流的机遇；外交精英则更加关注中国在海外影响的日益扩大。视角虽然迥异，但是各个利益集团都更加关注中国。
在这种新形势下，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愈加需要协调美国国内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视角。试图全面整合对华战略的各种说法，在2005年里应运而生。9月21日，常务副国务卿佐立克在一篇有权威的对华政策演说中提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无论哪种提法，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必须在对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一方面通过合作促进美国利益，“引导”中国内外政策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防范日益强大的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可以看到，在无力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情况下，美国要尽可能获取在对华关系中的实际利益，同时延缓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速度和政治影响扩大的进程。
第二个变化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功能性问题日益多边化、全球化。
中国在处理任何重要外交政策问题时，特别是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时，都无法摆脱美国的阴影。在美国眼里，中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包括从海外进口能源和其他资源、从俄罗斯、欧盟、以色列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促进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同中亚、伊朗、非洲、拉美各国的关系，都触动美国利益。例如，近来美国多次对中国同苏丹、委内瑞拉、缅甸、津巴布韦等它所仇视的国家发展关系表示不满。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首要任务是反恐，但在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中，主要挑战者是中国。美国在无法将主要精力对付中国时，不能不通过扶植、支持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潜在对手的手段，防止中国影响的扩大，阻挠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区域机制的发展。
第三个变化是随着中日摩擦的增加，中美日三边互动更加复杂。
九一一以来，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由于近年来美国同法德等欧洲盟国之间的裂痕扩大，在“大中东地区”麻烦越来越多，另一个东亚盟国——韩国同美国有离心离德的倾向，日本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中除英国以外几乎唯一“靠得住”的盟国。对于在世界上饱受攻击的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日本却采取基本认同的态度，深得美国赏识。日本在反恐、防扩散等美国关注的主要国际安全问题上全面迎合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贡献大笔资金，派自卫队到伊拉克给美军提供支援,在红海等地区为美军无偿提供燃油，配合美军在亚太地区调整军事部署，同美国协调经贸关系和能源政策。美日两国政治同时偏向于保守右倾。经过国内政策调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很可能再度超过欧洲主要国家。美日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加,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0%以上。美日同盟已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发展。
日本争当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图谋只有得到美国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因此日本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会继续支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在保护能源运输通道、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维护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方面，日本需要继续“搭便车”。在制约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主导东亚地区事务、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如“争常”）方面，日本对美国的战略需求增加。
另一方面，在美日同盟巩固与发展的同时，利益差距、潜在矛盾也在演化之中。首先，美日战略目标不一致，各有自己的盘算。美国要把美日关系从地区同盟转化为全球同盟，表面上抬高了日本的地位，实际上要求日本为美国付出的更多，而且“虚化”了日本在东亚的地位。美国要的是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平衡者”地位，防止成立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任何区域组织，并非欲同日本分享亚太霸权。换言之，美国不想让日本在这一地区同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想让日本在本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永远充当美国的“助手”“后援”。日本则企图在美国全球霸权的卵翼下，成为东亚霸主或至少是领头羊。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美国从来没有做出过积极回应。
其次，由于日本否定侵略历史，同中韩的摩擦突出，在东亚的形象不佳，美国如公开在地区事务中抬高日本，对自己的形象和长远利益不利。对于日本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图谋，美国部分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已经提出了公开批评，布什政府也有所不满、有所警惕，私下多次“善意提醒”过小泉政府，只是出于种种考虑而没有在公开场合刺激日方。日本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决不仅仅针对其东亚盟国，也是针对美国的。日本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对美国公开“说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三，美国虽然没有公开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强国，并且赞赏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支援美国，但决不会赞成日本拥有核武器，决不会从日本撤出所有军事基地。日本则不时有人提出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
第四，虽然美日意识形态接近，但文化和社会差异很大。许多美国人觉得日本人不够坦诚，思想没有深度，缺乏战略思维，日本社会仍然封闭。日本人则对美国人的颐指气使很反感，力图保持文化独特性。日本公众反对驻日美军的声浪一直很高。
当前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基本态势是“美日接近，中美较远，中日更远”，美国处于所谓“顶角”的相对有利地位。拆解美日同盟，或者使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比美日关系更密切，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在美国全球战略和亚太政策中的地位，为日本所不可取代。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超过日本。在同美国利益相关的伊朗、中东、核不扩散等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发挥“领导作用”，而日本在六方会谈中地位已经边缘化。经过努力，同时稳定并改善中美、中日这两对关系，减少美日同盟中联手制约中国的因素，达到较为平衡的一种三边关系，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第四个变化是在两国经贸合作继续扩大的同时，经贸摩擦也在长期化，并对两大社会内部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2005年双边经贸关系高速发展，中美贸易额可望突破200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中美纺织品贸易协议的签订，避免了中美经贸问题高度政治化。目前困扰中美关系的三大经贸问题是纺织品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这三大问题都同两国内部的许多经济、政治利益有关，而且也是中国同许多其他国家的双边问题和多边问题。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涉及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巨额的企业利润。美国还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汇率向上浮动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就上升一大块。据美方说，绝大多数涉及对华关系的美国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都认为中国企业在侵犯它们的知识产权；美国每一个国会议员所在的选区，都有人提出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协议的问题。在这三大问题里，知识产权纠纷最具长期性，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媒体中反映得最为突出。
第五个变化是中美关系中的各个摩擦点相对来说是相互孤立的，这既增加了美国全面压制中国的难度，也决定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局限性。
在2005年凸现的中美摩擦中，经贸、人权、宗教、美国阻挠欧盟解除军售禁令、能源、在亚太地区合作中的较量等等，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美国国内视中国为威胁或对中国有敌意的利益集团（军工集团、企业集团、宗教右翼、亲台势力等），很难拧成一股绳。比如，知识产权问题不会像90年代初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那样高度政治化（同人权问题挂钩）。另一方面，在某一领域的中美合作，也很难缓解在另一领域的摩擦。例如，台海局势的缓和并不能消除美国对中国军力强大的顾虑，而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协调也不会消除宗教右翼对中国的政治敌意。这就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之所在。
第六个变化是台湾问题暂时不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
2004年3月陈水扁再度当选台湾领导人后，“台独”势力一度十分嚣张。大陆方面采取了“硬的一手更硬、软的一手更软”的策略，一方面加紧反“台独”的军事斗争准备，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另一方面邀请国民党、亲民党、新党领导人访问大陆，推进两岸经贸、旅游、文化教育交流，得到台湾岛内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良好反响，遏制了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轻重缓急的考虑，布什政府对海峡两岸关系缓和的态度是乐见其成。自2005年夏天以来，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很少再提台湾问题。台湾方面也感到自己在美国的战略盘算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岛内某媒体甚至称美国已经给台湾“结案”了。
就台湾问题而言，2005年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史上最为风平浪静的一年。经过多年的三边较量，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台湾问题对它来说更多地是一个“包袱”而不是一笔资产，中国大陆在美国战略和经济中的重要性同台湾的重要性根本不成比例。对中国人来说，国家统一是一个不可动摇的长远目标，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多数台湾人尽管对同大陆统一有许多顾虑，但在“急独”必遭灭顶之灾的情形下，维护现状可能是最容易接受的选择。海峡两岸务实接触的增加，可能延缓甚至最终避免在台湾问题上的严重政治军事对抗。2006年，中美两国若能维持在台湾问题上业已形成的某种默契和共识，就有希望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并且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总之，中美关系已经逐渐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成为一种既相互防范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从中美相互的深层政治疑虑来看，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出于政治考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削弱美日同盟，美国不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会同意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更不会停止同台湾的军事合作。当然也可以预料，中国同美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也是有限度的。尽管如此，两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利益的汇合点很多，而且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中美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会平稳发展，继续改善。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