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
用更成熟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
——刘建飞新著《大博弈》读后
姜长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刘建飞于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在美国利用半年时间采访了60位美国战略及国际问题学者。这次“长征”采访构成了他的新著《大博弈：中国的“太极”与美国的“拳击”》的写作基础。该书2005年11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大博弈》主要根据访谈心得但又不限于谈话范围写成，书中体现了作者对国际局势，中美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看法。本文尝试对《大博弈》的精彩处做些点评。
一
《大博弈》一书，进一步印证了我最近几年的判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进展，我国新一代国际战略学家，特别是当中的骨干学者，正在引人注目地成熟起来。与我们这些老年人相比，他们的视野更开阔，对国外情况更熟悉，因而也更自信，更少陈旧观念。由于见多识广，他们分析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更为熟练。这些优点集中体现在《大博弈》中。
《大博弈》的结构特点是，每一部分都从宏观讲到微观，即从世界历史和现实大局讲到微观——中美关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这很符合从“一般”到“特殊”的辩证法逻辑。
通观全书，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二章为《大博弈》的第一部分。作者论述了20世纪国际秩序的嬗变、世界格局变化的大潮流、美国拼力打造单极独霸世界、大国关系、中国复兴百年历程与和平崛起的动力及历史必然性。在第一章，作者指出，当今中美虽然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但却共同拥有20年的“战略利好期”。在此期间，中美之间谁都不会主动地、单方面地挑起导致国家发展实力大逆转的剧烈冲突。在第二章，作者论证了未来世界将由“强化了”的多极化格局，发展为“非极化”。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到本世纪中叶仍将保持“一超”地位，各大国也会奋起直追，不断缩小同美国的实力差距，但是总体上，国际力量会越来越“分散化”，超级大国和“大国”的总体相对实力趋于下降，那些“极”以外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最终，美国和其他大国将彻底失却“独霸”和“称霸”的实力与意愿。“非极化”趋势对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会起到约束作用。
第三、四、五章构成《大博弈》第二部分。作者分析论证了两国“战略利好期”内双边关系变化的态势与依据。首先，美国由“一超独霸”转变为“一超不霸”将是一个不情愿的、被动的过程。其次，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将是一个克服自身各类挑战的过程，是一场持久的“翻身仗”，任何不当的应对政策，都会延缓甚至使得这一进程停滞或者倒退。再其次，中国时时面临同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比拼”。
第六、七章是《大博弈》的第三部分，集中预测中美关系的前途与远景。它由两种相悖相尅的趋势组成，每种趋势都有存在的理由，即：“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和“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最后，作者以乐观的态度展望中美两国的沟通与合作。
二
作者在《大博弈》中论证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当前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中引人思考的一些问题。
第一，何谓中美共同拥有的“战略利好期”？
具体地说，为什么21世纪中美共同拥有的“财富”是持续20~30年的和平共处期？中美两国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动态解读。
（1） 美国对“战略间歇期”的动态解读
苏东剧变和解体后，美国当然是额手称庆的。在美国国际战略专家看来，此后的世界必将进入美国“一超独霸”的新时期。早在1993年9月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安托尼·雷克提出美“扩展战略”构想，至1994年正式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认为，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这一“难得”的国际地位，美国必须做好三件事：（1）打造最先进的、足够的军事力量，随时准备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2）保持住美国经济的发展活力；（3）促使国外民主制度的扩展。刘教授把美国这一战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当时，美国多数智库和政府决策层认为，至少在15~20年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事与愿违，2001年却在美国本土发生了第二个“珍珠港事件”，即史无前例的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不得不倾注主要力量，直接面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全新的、非传统的威胁。从作者对60位美国战略家及国际问题学者的访谈来看，至今还没有哪位美国战略专家认为已经战胜了新威胁。而这正是布什总统上台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泛滥的根本原因。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恐怖主义威胁不仅来自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来自“邪恶国家”，战胜它们至少需要20~30年。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大国之间的“战略间歇期”也因而复杂化了。美国从未放弃打造“新帝国”的理想，但是随着九一一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考验，美国开始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保卫美国利益的任务比新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要更加艰巨。客观上，这为良性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契机。美国对“战略间歇期”的动态解读。
（2） 中国对“战略机遇期”的动态解读
从邓小平时代至21世纪初，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国的发展就是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取得的。最初的主导思想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大规模入侵也没有可能，我国因此必须抓紧机会，放手大搞经济建设。这是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第一阶段。苏联解体后，不仅大规模战争对我国的威胁更大幅度地降低了，也使我们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内容，更加坚定了我们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大踏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时刻，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上百个国际组织，其中既有联合国下属专业组织，也有地区性专业组织。此外，中国还尽一切可能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特别是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以2002年中共十六大为标志，我国在圆满实现“三步走”的前“两步”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对“战略机遇期”的解读，即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坚持：国家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保持社会稳定压倒一切；中国和平统一虽然不设时间表但是统一目标不容丝毫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是中国不可推卸的国家利益与道义的统一；虚心向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无保留地接受人类一切先进文明；坚定地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合法权益。
第二，现在提出国际格局“非极化”是否过早？
作者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非极化”的新概念，他以“‘非极化’：国际政治大趋势”作为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认为“用‘极’这个概念来描述国际格局，虽然直观明了，但有一定缺陷。‘极’有点大国政治的味道，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的窠臼。从20世纪国际政治的变迁来看，‘极’虽然一直挥之不去，但‘极’外的力量却呈上升趋势，与‘多极化’相伴随的，还有‘非极化’趋势。”“总的来看，国际力量分散化、非极化是个大趋势。当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极’虽然还会存在，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将日趋下降。”
现在提出“非极化”是否为时过早？作者认为，“非极化”观点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能得到证明。中国一向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精髓。理论上，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说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实践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恢复联合国席位，正是得益于国际社会“非极化”的表决结果。从远景看，国际格局“非极化”正是全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之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非极化”道出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中小国家的心声，凝聚它们更加积极地为自身未来国际地位去奋斗。
第三，2020：美国“一超独霸”抑或“一超不霸”？
作者提出“非极化”的前提是，他对“一超独霸”进行了逻辑的与现实的“分解”。结论是，2020年时国际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他认为“一超独霸”概念本身是理当分解的，“一超”与“独霸”是两个相对独立并逐渐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苏联解体时，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战略理论家几乎一致把“一超独霸”视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概念，即认为冷战胜出者美国可以为所欲为。15年过去了。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不断地向世人证明，美国确实可以为所欲为，虽然它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但是，这个“一超”的单边主义独霸行为的成功概率却是极为有限的，而它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的世界超级大国，在自然灾害面前同样是脆弱、无能为力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是，新保守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势头，单边主义外交大为收敛。其主要表现是：它不得不重新借助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国际难题。当然，这种做法可以解读为，美国实际是想借助“大国均衡”实现它的单级目标。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它一方面明确否定德、日、巴、印“四国方案”，另一方面却又力主日本“入常”，就是玩“大国均衡“游戏的例证。当然，美国一直在努力巩固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在外交上尽力维持并力求改善与欧盟、印、俄、中的关系，同时利用日本的反华右翼势力防范中国崛起和东盟的离心离德，并加大力度“捆绑”日本，示好印度，要它们一道稳定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可以说，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出色，显示出美国很有“能力”。然而也应看到，美国对2005年中亚骤现的离心倾向和拉美的左倾化却苦无良策，甚至无所作为。
本书对美国到2020年的预测也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他采用多种标准衡量美国前景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就经济总量看，欧盟当数世界第一，但它在政治、军事方面仍将长期处于“跛脚”状态，按邓小平的观察，只有到2050年欧盟作为大的实体才可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 2020年，就经济整体和人均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技、教育和人才水平，美国仍将高踞世界第一，构成综合国力基础的美国经济仍然是发达国家最具活力、最有发展潜力的，日本、欧洲只能望其项背而已。其次，美国在联合国及所有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里仍将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当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和行为规则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第三，据多数美国专家推测，国际恐怖主义还将威胁美国安全20~30年，只要有反恐，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就不会减弱。第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单边独霸”和尴尬结局虽然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严重受损，但是还没有达到不可恢复的程度，2004年仅文化产品产值一项就达一万多亿美元！
但是，美国的相对实力还是会下降的。美国将在变得更富有、更强大的情况下，相对实力则不断下降。“蛋糕会越来越大，但美国所占的份额则越来越小”，最终出现质的改变。首先，美国之外的诸大国无疑还会保持住发展势头，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些“后发”国家，乃至绝大多数中小发展中国家，保持着快于美国的发展速度，它们的综合国力也将不可逆转地坐大做强。随着美国指挥棒起舞的国家将会越来越少。美国的发展势头面临着四大制约因素：（1）反恐增加了额外的防御费用，而收获却不成比例；（2）“单边独霸”和“新帝国”战略不仅遭受越来越强烈的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迫使传统盟友离心离德；（3）美国的全球战略自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例如，反恐与遏制潜在竞争对手相矛盾，振兴经济与提高军力水平相互干扰，保持全球利益与妥善处理地区热点之间有矛盾；（4）处理大国关系，特别是制定应对快速发展国家政策时，防范与合作之间存在着矛盾；（5）反复策划拔掉“钉子户”（“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却一直无法达到目的——“按倒葫芦起来瓢”。
这意味着，再有15年的变迁，即2020年后，美国虽然还将保持“一超”地位，但它的“独霸”气势将会大幅消退。
第四，和平发展：中国永恒的主题。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似乎一浪高过一浪，可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朋友却越来越多，国际环境不断好转。中国以事实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邻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证明：中国的富强对世界是福不是祸。中国必须让它们实实在在地看到：走出史无前例的怪圈——“落后-崛起-富强-扩张-落败”——是可能的。中国没有近代史上的“暴发户”的怪异心态，它们一方面崇洋媚外，另一方面却又自视为“优等民族”，把别国视为“劣种”，可以任意对之蹂躏、侵夺而不必谢罪。1840年前，中国本来是世界和平的“第一强”，它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求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既不需要“做张做智”，也不需要“做小伏低”。中国是在打一场“翻身仗”。同谁打？同它自己的“长期闭关自守”打，同它自身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打。中国还须要以长期的自我表现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超强的美国证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危及别国，包括美国的安全。中国深知，偌大一个中国即使是和平发展，也会“吃掉”国际市场原有的“份额”，中国理解：快速发展的中国必然会引起一些国家的重重疑虑。但是中国会继续走下去，还会走得更好。
作者在《大博弈》的第四章中提出，要打赢中国的“翻身仗”，必须有缺一不可的五项保证：（1）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大幅度地实行改革开放；（2）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为此，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3）要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4）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5）世界大战无疑可以避免，但是仅仅有此，尚不足以保障中国打好“翻身仗”，在未来的50年，中国必须克服不利因素，不断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五，“中美对抗”与“中美合作”。
《大博弈》在第六、第七章阐明，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的。“台独”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不看中国的现实强制推行“民主和平论”，也是定时炸弹。中国冷静地对待外界强加的“战略包围圈”，因为中国不需要向外扩张，针对中国的防堵终归枉然。只有当美国在“捍卫民主”旗号下为“台独”保驾护航，中国才绝对会“不依不饶”，痛下决心打上一仗的。可以想见，结局只能两败俱伤。南海问题也是一个“病灶”，但是，只要没有美国或者鼓动别国从外部强行插手，中国有足够能力同相关国家达成妥协。中国的东海局势被邻国炒作得似乎日趋紧张，但是“虚张声势”的成分大于“动真格的”，中国只须静观其变，适当回应。总之，从美国近年来台海政策大趋势看，中美两国都没有破坏“战略利好期”的意愿。“利好期”过后会怎样？本书作者的判断是：“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宽、放远，我们会发现，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有许多因素促使中美走向合作。”
“中美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双边关系”。只要美国不主动出击，中国的永恒利益——“和平发展”将决定中国会尽最大努力维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 致于双方未来的各种利益摩擦，中国也已做好准备：以中国的“太极”推挡美国的“拳击”。
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