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走出选举的困境：说历史故事，谈民主未来》赵心树、翁玮阳、赖俊卿著，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作者在书中指出，选举的结果除了理想的结局以外，还可能出现“无法局”“违法局”“僵局”“困局”等多种难局，例如美国2000年大选的结果就是僵局和困局的结合体。这些难局的出现即选举困境之所在。本书旨在考察难局形成背后的心理因素和概率因素，分析难局形成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计量方法和选举制度中的缺陷，为世界各国改善本国选举制度提供借鉴。全书从人的心理、统计概率、投票计量和选举制度等四个方面分析了选举难局的形成原因。作者指出，从制度设计者和选举组织者的角度来讲，人的心理和统计概率往往不能以设计者和组织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投票计量方法和选举制度则有改进的余地。作者列举了大量美国、韩国以及台湾选举中的实例，以论证上述观点，使全书既有理论上的启发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不失为一部探讨选举困境的力作。
Blaine Harden, “The Greening of Evangelicals，”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2005, p.A 1.
哈登指出，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提防着现有的环保组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福音派把环保看作是《圣经》赋予他们的神圣义务。2004年秋天，全国福音派联合会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名为“呼唤公民责任”的运动，呼吁基督教徒关注环境保护及政府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问题。哈登认为，事实上，基督教福音派对于全球变暖和减少有毒气体排放的问题一直都很积极，这些活动可能使他们与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发生争执。他认为，鉴于基督教福音派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所以布什政府应该注意他们的动向。因为几乎80％的福音派都把选票投给了布什，这占布什2004年大选所得选票的1/3。他又指出，主流的环保组织已经开始试图与基督教右翼在环保问题上共同努力，尽管以前两者互不信任。
MinhHa T. Pham, “The Asian Invasion of Multicuturalism in Hollywood,”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Vol.32, No.3, Fall 2004, pp.121~131.
作者在文章中叙述了所谓的亚洲文化对好莱坞的“入侵”过程。比如，在过去的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如李安、中国演员如章子怡已经在美国的电影界崭露头角，而且广受青睐。他指出，许多中国人拍的电影并不是专门讲述中国的故事，而是融合了东方的哲学与西方的话语，体现了一种跨文化和跨国的电影制作理念。对于亚裔美国演员和电影制片人来讲，与其说他们在“入侵”好莱坞不如说他们最终“融入了”好莱坞。这样一来，好莱坞的形象也得到了提升，变成具有种族包容性的全球性产业。作者认为，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民众对一批亚洲电影的欢迎，表明美国公众已经扩大了他们的“文化食谱”。
Lyric Winik,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Boys,” Parade, January 16,2005, pp.4~6.
劳拉·布什发起了一项为期4年的活动，这个活动旨在进行全球性的扫盲和帮助妇女维护权利。作者在采访劳拉时，劳拉表示她将把精力放在一个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问题上，即男孩子正在落后。她说，近几十年来，社会比较重视女孩的发展。“我们美国人认为男孩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我们实际上忽视了男孩。”她指出，男孩上大学的比率及在校成绩都比女孩低，他们辍学、碰到的法律麻烦和吸毒、酗酒则比女孩多。劳拉打算与体育教练及“男孩－女孩俱乐部”一道，更好地帮助男孩子成长。
Richard Rothstein, “A Wider Lens of The BlackWhite Achievement Gap,” Phi Delta Kappan, Vol.86, No.2, October 2004, pp.104~110.
罗思坦指出，在纪念最高法院所做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裁决（在学校里进行种族隔离非法）50周年的时候，人们应注意到一个事实——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在学习成绩上的差距是持续存在的。他指出，缩小这种差距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了学校政策方面（例如，对黑人学生成才的期望值过低，教师不够称职，课程设置欠佳，班级太大等等），而忽视了影响学生学习的社会阶级特征，这种做法将遭到失败。他认为，为了缩小成绩差距，教育者还需要努力改善学校的教育质量；把学校教育扩展到校外时间段，通常这个时间段只有家庭和社区对学生产生影响；实行社会的、经济的政策，保证使上学的学生具备同等的接受教育的能力。
Vaclav Havel, “The Emperor Has No Clothes,”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 No.4, October 2005, pp.5~8.
作者指出，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的语言都简单明了到足以使人们牢记在心。他号召民主国家了解把这些文件当作游行时挥舞的旗号，而不真正认真看待其政权的真实情况，并向全世界和自己国内选民直言这种情况。他认为，现在全人类生活在一种“单一的全球文明”下，所以，民主国家不能满足于只是让非民主国家的民众有权了解民主国家的宪法以及其他保障公民权利的文件，而无视那些国家违反人权的记录。“真正的”民主国家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建立它们与别国的合作关系，例如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N. Gregory Mankiw and Phillip L. Swagel, “Antidumping: The Third Rail of Trade Policy,”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4, JulyAugust 2005, pp. 107~119.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很少有政治家愿意解决美国反倾销法对竞争者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问题。他们认为，反倾销关税限制了贸易自由，阻碍了美国国内的企业与国外同行的竞争，美国的出口商更是在他国受到反倾销政策的损害。反倾销政策已经变成了国际贸易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危及到世贸组织的发展和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大。作者指出，应该在世贸组织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解决反倾销政策问题。他们认为，对美国来讲，彻底废止反倾销法是最好的政策，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行，因为2002年贸易法把促进贸易增长的权力赋予了总统，该法案要求总统在签署一项影响到美国反倾销法或者其他贸易修正案的贸易协定前至少180天预先通知国会。作者认为，较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更多地动用临时性的“保护关税”，但这个建议已经遭到了世贸组织的反对。
Philip J. Deutch, “Energy Independence,”Foreign Policy, Vol.84,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5, pp.20~25.
作者指出，尽管美国掌握了大量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技术，但是它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因此能源自主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仍然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项。他指出，人们对于决定油价的因素，少用煤炭、多发展核能的观点，以及消费者是否愿意花更多的钱使用清洁能源等问题存在误解。他坚称，发展新能源技术能够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事实证明新的技术已经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他也指出，建立起关于如何满足人类能源供应的清晰思路不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需要人们充分理解其利弊之所在。
Kenneth Cukier, A Market For Ideas: A Survey of Patents and Technology,”Economist, Vol.377, No. 8449, October 22, 2005, Special Insert.
作者指出，如果处理得好，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对技术行业有利，而且也有益于消费者。如何找到保护知识产权与共享知识产权之间的平衡将考验技术行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的智慧。作者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思想与创新已经替代土地、能源和原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思想在信息时代发挥的作用相当于物质资源在工业时代的地位——它是经济增长的原料。知识产权的产生已不太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因为它依靠的主要是人，而不是机器和砖瓦。作者认为，共享知识产权比独霸它更有利可图，因为共享可以确保知识产权迅速市场化。作者还指出，尽管美国和日本仍然是每年世界上获得专利权最多的两个国家，不过中国和印度已经学会了用创新而不是廉价的劳动力挑战西方的技术公司。
Clive Crook, “Our FaithBased Future,”Atlantic Monthly, Vol. 296, No. 5, December 2005, pp. 37~38.
作者指出，原来民主党人喜欢制定庞大的预算计划，共和党人则要保守得多。而现在，共和党已经变成了“大政府”的无可争议的新的倡导者。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人看到了政府公债数量的暴涨，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实施减税计划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九一一后国家用于维护国土安全、发动伊拉克战争及卡特里娜飓风灾民救济和灾后重建的支出都很大。白宫的声音压过了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温和的抗议声。白宫声称赤字终将不断地减少，因为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认为美国经济即将崩盘的判断是错误的。作者指出，赤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因为外国投资者曾经一直是美国债券的主要持有者，而他们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喜欢美国的资产，而且很可能总有一天要抛出他们手中的美元。作者认为，“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美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就将比现代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危险，如果再不加以补救，天就要塌下来了。”
Nir Rosen, “If America Left Iraq,”Atlantic Monthly, Vol.296, No.5, December 2005, pp.42~44.
作者在文章中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美军每天在伊拉克进行搜捕行动的情况。他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要求美国尽早从伊拉克撤军。一直以来，维持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理由是如果没有美军驻扎在那里，伊拉克就要爆发内战。但作者指出，正是由于美军的存在，伊拉克的内战已经开始了：美军的占领加深了逊尼派对与联军合作的什叶派的敌意；如果逊尼派领导人参与到伊拉克的政治进程中，就会被视为叛国者。作者指出，他所接触到的所有逊尼派战士都告诉他，他们是为了雪耻复仇而战。
Joshua Zeitz, “Boomer Century,”American Heritage, Vol.56, No.5, October 2005, pp.32~49.
通过考察“婴儿潮”一代的成长历程，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问题，“当这一批历史上最富裕且受过最好教育的人都长大以后，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他分析了1946年到1964年间美国出生人数暴涨的原因，论述了促使“婴儿潮”形成的社会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了“仍将继续塑造美国人生活”的这代人的方方面面。
Sara Lipka, “Fulbright Connects With The Muslim World,”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4, 2005, pp.A47~A49.
作者指出，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学术交流项目——富布赖特交流基金会正在加强对穆斯林世界的工作。他们加强了与穆斯林世界重要国家的联系，并设立了以穆斯林国家的教授为对象的短期交流计划。2003年，富布赖特基金会恢复了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交流计划。基金会还设立了与穆斯林国家的大中学生建立联系的扩展性项目，力图通过这些项目加强与穆斯林国家普通民众的联系。文章中介绍了分别来自阿富汗、埃及或者伊拉克的三位交流学者在美国的经历。
Steve Murray and Fan YuanAn, “Protecting National Resources,”Foundation News and Commentary, Vol. 46, No. 4, July/August 2005, pp.16~17.
作为专业的投资分析师，作者指出，从长远来看，许多美国的基金会前途堪忧。因为，大部分基金会都是由富裕的个人建立的，它们主要依靠投资于金融市场的最初捐赠基金和大量后续捐款维持运转。美国国内税收服务条例规定，私人基金会每年至少要把5%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而且大多数基金会一年要有超过6%的开销，这还没有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因此，作者指出，如果市场的回报和基金会的开销仍保持现在的比率，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的生存能力是成问题的。基金会将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降低它们的慈善目标，要么加大对金融市场的投资力度。作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基金会保持一种更加多元灵活的投资组合。
（卢宁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