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6年第4期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王朝晖
〔内容提要〕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曾一度害怕中国内部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看，约翰逊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性举措并没有大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对美国表现出的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曾做出过积极表示。但由于两国长期彼此敌视，缺乏信任，加之两国国内政治、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最终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关系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 “文化大革命” 约翰逊政府
1966～1969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内政局最动荡的时期。约翰逊政府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特殊情况和发展趋势的观察、评估和预测，使其陷入到一次对华政策的再思考乃至新抉择之中。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文献，试图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思考和变化特点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引起国内学人的关注和研究。
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美国的对华政策
约翰逊是在1963年11月肯尼迪被暗杀后接任总统的。就任总统后，由于肯尼迪政府的外交决策班子仍然留任，而约翰逊本人又对外交政策了解不多，因此他基本上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已有别于艾森豪威尔共和党政府的强硬反华立场。从个人角度上看，50年代后期，作为民主党参议员的约翰逊受到美国外交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赞同早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西奥多·格林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后来任约翰逊政府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由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拨款资助的《康伦报告》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在1960年协助肯尼迪总统竞选时，约翰逊就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过于僵化，并提出美国在1960年或1961年就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表态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支持台湾的保守派势力群起而攻之。1961年1月，在肯尼迪宣誓就职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在与肯尼迪的会见中曾表示：他保证不会去批评肯尼迪的外交政策；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如果肯尼迪政府准备承认共产党中国，他就要重返政坛，在公共场合反对这一政策。【注释】Memorandum on Eisenhower Conversation, 转引自Michael R. Beschloss, 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1964 TOUCHSTONE 1997 p.162. note 1.【注尾】
1963年12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Hilsman）在旧金山共和党俱乐部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再确认》的演讲，主张在对共产党中国的势力扩张保持坚定遏制的同时，还要对共产党中国采取“敞开门户”的政策。应该说，这篇讲话虽然是在肯尼迪被刺后3周发表的，但基本上反映了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倾向。约翰逊对这一讲话并没有特别的授意，然而，该讲话却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众多美国有影响的报刊都发表了系列论坛，对希尔斯曼的报告进行了全面评述。美国政界，特别是台湾的院外集团大肆活动，动员众多国会议员向政府施压，要求约翰逊政府对希尔斯曼的讲话做出公开而明确的表态。为了平息来自国会和台湾院外集团的压力，约翰逊于1964年4月发表一篇公开讲话，承认美国对华政策有变化的可能，但其前提是共产党中国的对美敌视政策要先发生转变。由于约翰逊的这次讲话是公开发表的，其后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都认定这并不是约翰逊的真实想法，而是在想方设法平息国会议员和公众的压力。
为了能够全面地了解美国民众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想法，约翰逊在1964年5月委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组织了一个题为《美国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项目，邦迪则把这一项目交给了美国外交学会。经过近10个月的研究，美国外交学会和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行政办公室成员汤姆森（James C. Thomson Jr.）在提交给邦迪的备忘录中总结道：“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价是：（1） 是否应有某个人最终同共产党中国对话；（2）毕竟中国是存在的；（3）正如希尔斯曼所说，美国必须坚定地阻止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4）然而，我们必须灵活，因为我们必须学会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注释】Memorandum for MR. Bundy 1964.11.16, Text of Cable from Hong Kong (1988), 美国盖尔（Thomson Gale）公司网络数据库中的解密文件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以下简称： DDRS）DN: CK3100152191.【注尾】
汤姆森还建议邦迪，应该进行缓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尝试，但是美国国内目前的政治气氛还不适合政府采取过分明显的行动。希尔斯曼的讲话、汤姆森的备忘录，以及美国外交学会归纳总结的公众和媒体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实质上已经包含了“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要点，后来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等人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只是进一步归纳和深化了上述政策要点而已。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这在美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尽管早在1963年美国就预测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并曾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这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而不是美国情报机构所预测的较低级的钚，还是大出美国人的意料。约翰逊政府更加明确了美国必须面对的简单事实，即，美国必须与共产党中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且这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1964年10月28日,汤姆森在给邦迪的备忘录中就承认：美国必须记住两个重要事实：一是中国早晚会进入联合国和参加核裁军的国际谈判；二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流正在加速增长。因此美国必须设法改变只是“遏制”的对华政策，逐步打开同中国交流的大门。【注释】Memorandum for Mr. Bundy ,Oct. 28, 1964, DDRS, DN: CK3100356850.【注尾】
1965年，中国经济明显好转，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稳定。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很活跃。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65年的几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中【注释】NIE 13~9~65, 1965.5.5,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 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追踪巨龙》www.odci.gov/nic/foia_China_content.html.【注尾】对中国的政局和外交战略进行了一些带有僵化反华思维模式的分析，也没有提出要改进美中关系的建议，而是坚持认为：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生前，中国是无法发生变化了，应该寄希望于“毛泽东之后中国会发生变化。”【注释】NIE 13~9~65, August 5,1965, Political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ommunist China, 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追踪巨龙》。【注尾】但约翰逊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主动步骤，向中国表达了要改善关系的意向。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William P. Bundy）向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提交了一份重要的行动备忘录，提出一方面要向共产党中国表明美国坚持要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另一方面则要在以下几方面对华做出让步姿态：（1）允许中国新闻记者访问美国，无需中国方面做出同样承诺；（2）允许中国医生和在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内工作的科学家访问美国；（3）建议中美双方组成联合调查组，共同调查中方指控的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的事件，以及在公海上中国船只遭受袭击的事件。【注释】12月2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公众公布上述决定，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4～1968, Vol. XXX, China, Doc.129～220,
http: // www. state. gov/www/about state/. 【注尾】
1966年初，尽管台湾当局在美国活动频繁，但约翰逊政府还是继续进行修改美国对华政策的各项准备。1966年2月初，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瓦伦蒂（Jack Valenti）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汤姆森整理并提出一些对华战略的见解。约翰逊本人也指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执行特别助理科默（Robert W. Komer）研究对红色中国打开大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负责国会事务的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也建议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问题。国内许多研究者认为“富布赖特听证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引起了美国政界的积极反响，【注释】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注尾】但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遏制而不孤立”政策的提出，事实上都是以美国政府的政策意向为基础的。如果从希尔斯曼的讲话开始，到后来美国政府所进行的民意调查，以及1965年末1966年初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试探行动来看，约翰逊政府从第一任期开始到第二任期中期，一直都在试图寻找改变对华政策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1966年3月1日和3月2日，汤姆森和科默分别向瓦伦蒂和约翰逊提交了备忘录。汤姆森的备忘录主题是：“有关中国战略的一些建议”，科默的备忘录主题是“向红色中国打开大门吗？”
汤姆森的备忘录首先指出了美国需要改变对华政策的依据：（1）中国有7亿人口；（2）中国是亚洲稳定的关键；（3）中国共产主义教义中的庞大好战目标；（4）北京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为此，美国需要改变先前的单一遏制战略，而改为采取多重战略。这种多重战略包括三方面要素：（1）传统的军事遏制：制止中国公开或秘密的侵略，限制这种侵略，不论它在哪里发生；（2）全力支持中国周边国家脆弱的社会体系；（3）系统地影响和侵蚀中国的独裁国家体系，影响中国人的行为，与中国人无视和害怕外部世界的思想做斗争。
汤姆森在备忘录中承认，美国国内反对对华实施灵活政策的势力和呼声已经明显减少了。首先，由所谓的“中国院外集团”领导的亲台势力已被大的政治气候压倒了。民意测验显示，有相当多的美国民众认同美国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最近几年有和解趋势的行动，如希尔斯曼对中国“敞开门户”的讲话和国务院关于放宽公共医疗领域旅行的政策被新闻媒体广泛的转引并得到它们的支持；其次，政府释放的缓和关系的信号并没有受到来自国会的批评，媒体注意到了扎布洛茨基的分委员会在1965年5月建议与中国大陆增加非外交接触，以及宋美龄最近到美国公关旅行的失败。
备忘录承认，中国领导人可能不会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做出积极反应，但汤姆森认为，这种对华灵活战略并不是基于中国人的积极回应，而是基于美国的一些短期和长期的对华战略目标。短期目标是：（1）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并不是永恒不变地对中国有敌意或者与中国难以和解；（2）驳斥在美国盟国及中立国中广泛流传的看法,即，美国是极度地和无理性地反对共产党中国；（3）将北京好战与被孤立的责任转嫁给中国共产党人。 长期目标是：向中国的领导人及其继承人主动表示，美国将改善美中关系，从而改变中国政界精英内心的疑虑；最终目标是逐步消除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外部世界总是要包围和毁灭中国。
为了更好地实施美国对华多重战略的第三条，备忘录建议实施以下几项措施：1.单方面终止限制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禁令；2.继续向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学者和艺术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访问美国；3.向医药和食品类商品的对华贸易发放许可证；4.最终改变目前的对华贸易禁运，允许对华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5.邀请中国加入国际裁军谈判；6.改变美国在联合国排斥北京接纳台北的政策； 7.通过改变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点（如在欧洲大国的首都（巴黎）或亚洲国家的首都）来使先前无结果的会谈变得有活力。【注释】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Valenti),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29; DDRS, DN: CK3100321858.【注尾】
尽管备忘录最后仍重申，上述单方面的措施会马上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拒绝，而且只会在最低限度内和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影响中国人的看法和行为习惯，但这些建议还是对约翰逊的对华政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份备忘录的原件上，还附上了一份1966年7月25日汤姆森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的备忘录，上面写道：“自3月初以来，我们已朝这一方向做出了一些转变，一个新的政策将命名为‘遏制而不孤立’或‘和解’，或者用总统喜欢用的词组‘强硬而灵活’。”【注释】FRUS, 1964～1968, Vol.XXX. Doc.129.【注尾】科默在提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也提出了美国是否应该用改变对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的态度和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和平姿态，作为中国改变对美态度的前提条件。【注释】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2, 1966, DDRS, DN: CK3100321858.【注尾】
除了在这些当时仍处于绝密和机密状态下的美国政府文件中如此表述，约翰逊政府还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上述思想。例如，国务卿腊斯克3月16日在国会众议院远东和太平洋分会发表了题为《改善中美关系，避免敌对状态》的演讲。该演讲称：“美国应继续努力使中共相信美国无意进攻中国大陆，没有理由相信中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应争取更多机会与中国开展非官方接触，并准备与中共进行有关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的谈判。【注释】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48页。【注尾】在同时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129次会谈中，美国谈判代表格罗诺斯基（John A. Gronouski）抢先对王国权大使说：“我荣幸地通知贵大使，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这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第一次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称呼。谈判结束后，美方翻译还再次提醒中方翻译钱永年注意这一变化，钱永年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谢翻译先生，我已准确无误地向王大使转达了贵方友好的表示。【注释】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载于《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注尾】
从上述情况来看，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改变对华政策，并频繁地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好的姿态。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注意到了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196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老调子，新阴谋》的观察家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约翰逊为首的美国政府官员，忽然大谈起‘改善’中美关系来了。什么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啦，美国不想使中国‘孤立于人类大家庭之外’啦，……等等。”【注释】《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第5版。【注尾】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对美国的和解姿态做出积极回应。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经历长达17年的敌意和隔绝，双方缺少基本的信任和理解；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政局正在酝酿着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怀有过分敏感的戒心。
1966年4月2日，汤姆森就《人民日报》的这篇观察家文章，向三位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莫耶斯（Bill D. Moyers）和瓦伦蒂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汤姆森在备忘录中声称，根据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3月31日1774号电传稿，中方已经了解到了美国最近实行的对华政策的转变，但中国仍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看不出有任何积极响应的迹象。汤姆森认为尽管在短期内，美国的政策会受到中方的谴责，但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会使北京的一些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行为和战略。【注释】Thomson Memorandum, Apr. 2, 1966, DDRS, DN: CK3100425193.【注尾】
综上所述，约翰逊政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事实上已完成了对华政策转变的准备工作，并进入到试探性的具体实施阶段，只是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才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
1966年上半年，尽管美国政府已感觉到中国政局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例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中央情报局设在香港的情报研究机构“友联研究所”【注释】参见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注尾】就对当时中国主要官方媒体不断刊登针对文化领域的批判文章【注释】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文章；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196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史群的文章：《试论海瑞的平冤狱》，1966年4月2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文章等。【注尾】感到情况反常，并预言中国可能在文化领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也有类似推断，【注释】Lucian W. Pye, “Coming Dilemmas for Chinas Leaders,” Foreign Affairs, Vol. 44, No. 3, April 1966, pp.391, 401.【注尾】但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突然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仍然让约翰逊政府感到震惊和困惑。
1966年 6月25日，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爱德华·赖斯给国务院发回第一份分析中国形势的电报。赖斯写道：“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形势发展还没有哪一次能赶得上过去几个月中突发的事件那么重要，那么令人迷惑不解。”【注释】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mith) to President Johnson, FRUS, 1964～1968, Vol. XXX, China, Doc.160. 【注尾】 6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秘书布罗姆雷·史密斯将这份电报作为备忘录的附件呈送总统约翰逊。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突然发生的群众运动相当重视。
“文化大革命”发动伊始，“红卫兵”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十分响亮，情绪激昂。最初美国政府摸不清底细，很怕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运动冲出国界，波及邻国。令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持是否会再次演变成一次朝鲜式的战争。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卡纳马拉以及赖斯等人都曾表示过这种担心。他们担心如果美国的军事行动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比如说，加紧对北越的轰炸就很可能导致中国卷入这场战争。这种局面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注释】See Telegram from Rice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 1967, NSFCountry File, box 241;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from Rusk, Feb. 2, 1968, NSFCountry File, box 243;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form McNamara, Oct. 14, 1966, NSFNSC Meeting File, box 2; Memorandum to President from Rostow, April 27, 1967, NSFMemos to the President, box 15; Notes of Presidents Meeting, Aug. 24 and Dec. 5, 1967, Tom Johnsons Notes of Meetings, box 1, LBJL., Quoted from Victor S.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 U.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p.196～197.【注尾】 约翰逊总统本人更是明确表示：“至于我本人，我必须非常地小心谨慎，投射炸弹致使美国士兵在亚洲卷入与7亿中国人的战争是我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注释】Lyndon Baines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1), p.151.【注尾】 1966年9月，美国政府各级官员曾多次分析中国的混乱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影响，以及美国如何从这场混乱中得到好处。中央情报局在主题为“中国的混乱”的备忘录中曾做出如下分析：中国的内乱会使中国自顾不暇，从而不再去管越南的“闲事”。至少中国会因越来越暴露出的不安定而失去其对河内的影响。【注释】Memorandum by the 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90.【注尾】 1966年9月20日罗斯托在致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我禁不住相信，中国的这场狂乱可能使河内更容易摆脱战争。”【注释】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to President Johnson,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88.【注尾】 所以一些美国官员甚至“希望中国大陆再乱上一段时间。”【注释】Memorandum from Alfred Jenk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84.【注尾】
1966年6月下旬，经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历时15个月之久的调研而撰写的研究报告《共产党中国：长期研究》出笼。这份报告反映了明显的僵化的反华思维模式。报告称：“共产党中国给美国造成的问题的实质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中共政权力争地区霸权主义和提倡世界性革命的目标，与我们力图防止任何一个强国独霸亚洲的根本利益，以及努力建设一个由自由国家组成的和平而开放的新世界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注释】Study Prepared by the Special StateDefense Study Group,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61.【注尾】报告提出三种对华战略可供选择的方案：脱离、遏制和决战。报告建议继续采取遏制战略，并设计了在未来的10年里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的3种方案。
另一方面，报告在强调对华以遏制战略为主时，也建议采用一些灵活政策。例如，努力促使当前的或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重新评估美国的意图，重新向北京政权保证我们并没有打算推翻他们；不断提议文化、教育和展览的交流，以开展非官方的接触；扩大“美国之音”的汉语广播， 使中国知识精英得到更广泛的信息等等。
报告中的僵化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实力的错误判断。该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的实力和几十年之后的潜能远远比不上它目前的领导人所期望的国际角色。在当前的这个世纪里，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中国超过美国、苏联和西欧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注释】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61.【注尾】
约翰逊总统及其外交决策班子并没有受上述报告的影响。1966年7月12日，约翰逊总统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表明了愿意与中国和解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因此成为第一位以“和解的口气”谈到中国问题的美国总统。【注释】TsanKuo Chang,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 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84, (New Jersey: Ablex, 1993), p.46.【注尾】 他说，“一个和平的大陆中国是一个和平的亚洲的关键。”他主张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目标是“和解”（reconciliation）。【注释】Editorial Note,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68.【注尾】 1966年8月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汤姆森在给总统特别事务助理罗斯托的备忘录中以“放松美国与中共贸易禁运”为主题，提出允许有关部门发放给去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有关贸易申请的一般许可证；结束长达16年之久的特殊防卫控制等建议。【注释】Memorandum from James C. Thomson, J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73.【注尾】
1967年初，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明白无误地向中国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国”（China）一词来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使用大陆中国（Mainland China）或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他指出：“如果中国决定尊重邻国的权力，美国将第一个表示欢迎。如果中国能把她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福利上，美国将第一个表示欢迎。美国无意否认中国有与其邻国维护安全和友好关系的合理需要。”【注释】LBJ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1967, http://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archives.hom/speeches.hom【注尾】
1967年3月29日，威廉·邦迪以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司的名义向腊斯克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几点放松对中国大陆贸易管制的具体建议。【注释】（1）修改特别船运控制，取消到中国和北越的船舶运输控制；（2）修改国外资产管理条例，给予持有签证到中国、北越、北朝鲜的美国人旅行一般许可证；（3）修改国外资产管制条例，允许对进口艺术品发放一般许可证；（4）制定颁发给出口中国大陆粮食供应商的贸易一般许可证的程序。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250.【注尾】 腊斯克没有马上批准邦迪的建议，但考虑到总统几次讲话的精神，他同意进行进一步研究。【注释】Ibid.【注尾】 4月6日，约翰逊总统单独批准了对中国大陆运送药品和相关医疗设备的许可证，期限是中国大陆疫情严重时期。【注释】Action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Bundy)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Katzenbach,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280.【注尾】 1967年5月29日，国务院给准备参加中美大使级谈判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发出指示，希望表达美方准备邀请中国的中医药专家和科学家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希望中方也邀请美国的医疗专家和科学家访问中国。【注释】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mbassy in Poland, FRUS, 1964～1968，Vol. XXX， Doc.268.【注尾】 1967年夏，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的私人牧场与《纽约时报》的马科斯·弗兰克尔共进午餐时，曾说自己想开始美中之间的对话，尽管这样做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有能力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总统。【注释】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41.【注尾】 7月2日，《时代》杂志头条刊载了弗兰克尔的文章《约翰逊总统欲恢复与红色中国的接触》，出处标明是“据白宫可靠消息。”【注释】Ibid.【注尾】 在1968年的国情咨文中，约翰逊继续对中国进行和解的试探，称“美国仍愿意两国互派记者，进行文化和教育的交流，讨论基本粮食谷物原材料的贸易。”【注释】LBJ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1968, http://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archives.hom/speeches.hom【注尾】 1968年2月2日，约翰逊总统邀请8位中国问题专家【注释】8位专家是：哈佛大学的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密歇根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Lucian W. Pye)、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大可(A. Doak Barnett)、华盛顿大学的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公共事物研究所的卡尔·斯托弗(Carl F. Stover)、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赛西尔·托马斯(Cecil Thomas)。【注尾】就对华政策进行探讨。8位专家认同约翰逊政府自1966年7月12日讲演以来的对华试探性举措，与会者包括约翰逊总统本人都赞同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的观点，即“美国应当超越‘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来观察中国，那才是真正的大问题。”会议期间，约翰逊总统提出对华政策应从两种渠道展开：一方面，与中国“搭桥”；另一方面，仍继续必要的威慑。【注释】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297.【注尾】 1968年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允许中国记者到美国进行报道美国总统竞选的活动。7月，副总统汉弗莱发表演说，一再主张与中国“搭桥”。“我们需要积极地与共产党中国搭桥——尽我们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摆脱他们所处的不正常状态。”他还主张“谋求同大陆（中国）建立较正常的关系，”“取消对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注释】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注尾】
综上所述，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和极左思潮的影响，美国方面曾一度害怕中国国内的动乱会影响亚洲邻国，但从总体上来看，约翰逊政府对华的试探性举措却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地寻求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中国方面也做出了有限的回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局势，包括对外关系，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之中。1967年夏季，外交工作几乎失控。但1967年8月后，由于周恩来努力制止极“左”行动，中国外交又开始恢复正常。事实上，在1968年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国感觉到了中国对美态度的转变。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在写给国务卿腊斯克的信中曾提到，“1月8日的会谈无论是气氛还是实质性内容与以往的两次会谈相比都有了大大改善，这使我又增添了一份希望。”紧接着格罗诺斯基分5点，详细地列举了中国态度友好的表现。他认为，在这次会谈中中国所表现的友善姿态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会有积极的改变，而美国对此应快速做出反应。詹金斯在1月18日递交罗斯托的备忘录中表示，他赞成格罗诺斯基的基本观点，但他认为进行中美间的高层会谈还为时尚早。詹金斯认为，中国的事务仍一团糟，不值得美国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重大努力，还是“再等上一段时间吧”。【注释】Letter from the Ambassador to Poland (Gronouski)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296.【注尾】
三、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因素
约翰逊政府执政后期，即1966年到1968年，也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和出现全国性混乱的时期，美国官方及民间组织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局势十分关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及预测。应该承认，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中国各类情报广泛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的。这些情报不仅包括中国出版的书刊报纸，而且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小字报、宣传传单和批判文集，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广播电台和通讯的监听及情报人员的秘密情报也成为美国研究中国局势的重要材料来源。但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及对华政策的调整仍有偏差和失误之处，约翰逊政府也没有迈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实质性步骤。
首先，意识形态的冲突，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者带上了一副有色眼镜。美国意识形态中反共主义的情结在冷战时代达到顶峰。美国决策层始终认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采取不承认和遏制封锁政策。到60年代，美国决策层已经得出结论，中国的存在并非“暂时现象”，美国无法忽视中国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但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不能跳出相互矛盾的两个考虑。一方面，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极为反感甚至仇视。“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开始发生动乱时，美国官员最初认为，这场动乱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和更加危险。”【注释】罗伯特·舒尔辛格：《约翰逊政府、中国和越南战争》，载于姜长斌等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注尾】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确信在全球范围内苏联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与此相比，60年代，中苏分裂后的中国似乎又是可以拉拢的。1967至1968年间，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有了更为冷静的认识，认为中国无意侵犯邻国，并推断中美关系有可能缓和。
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长期对立和相互隔离致使两国间缺乏应有的了解，彼此猜疑，互不信任，也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评估和国防部对华战略特别研究小组对华研究的冷战思维模式与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的判断。从1966年8月起，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国务卿腊斯克就多次否决了属下拟定的准备放松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和开展文化教育交流的提案。詹金斯在1968年甚至还武断地拒绝了从中国方面传来的“和解”信息。【注释】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173, 250, 296.【注尾】 实际上，约翰逊政府也在有意回避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这就断送了在1968年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可能性。
第三，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也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965年1月，约翰逊以当选总统身份再次入主白宫后，对华采取灵活与和解政策的想法业已成熟。在他的授意下，政府相关部门和智囊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先期研究和准备，到1965年下半年，已经开始进入试探性实施阶段。那么中国政府方面是否清楚约翰逊政府的试探性举动？从中国主要报刊当时的反应【注释】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2月~3月相关内容。例如：1966年3月29日《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老调子，新阴谋》；4月12日新华社文章：《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大讨论说明了什么：美国在反华胡同里找不到出路》等。【注尾】来看，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美国人的试探行动。但是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局正在酝酿着一场疾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高度警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中国领导层必然把约翰逊政府关于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提议，当作“和平演变”的阴谋而拒绝接受。
第四，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与变化, 也是影响美中关系未能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绝好机会，大力发展海军和战略核武器，到1968年，苏联已形成了对美国全球战略优势的挑战。约翰逊政府自1966年以来对中国所表示出的某些“和解”姿态，正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与苏联竞争不利的一种必然结果。1968年8月，苏联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美国政府中那些主张“联苏抑华”人士的梦想。“苏联威胁”成了美中两国积极改善关系的主要推动力，也为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铺平了通往北京的道路。
王朝晖：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