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冷战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运动
李志东、梅仁毅
〔内容提要〕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场颇具规模、富有活力的思想运动，其主体是一群为数不多但相互联系密切的知识精英，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一致的外交政策目标，构建了一整套政策实施原则，并以思想库为基地，通过掌握和影响媒体，创建政治行动团体，甚至参与政府决策等方式，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对美国近年来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成为当今美国政坛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关键词：美国外交 冷战后 新保守主义
进入21世纪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反过去数十年形成的传统，表现出目标狂妄和风格专断的新特点，不仅令世界为之侧目乃至反感，也使这种政策在美国国内的倡导者─新保守派—声名鹊起，成为舆论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研究和探讨方兴未艾。本文试图从外交决策过程的视角，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理念、组织基础、表现形式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进行梳理。
一、概念界定及运动的组织基础
早有美国学者将新保守主义称为“运动”（movement），但很少有人对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有学者认为新保守主义本身是由为数不多但在大学、传媒及政府机构的知识分子所推动的一场“颇具自我意识的运动”，【注释】Kenneth M. Dolbeare & Linda J. Medcalf, American Ideologies Today: Shaping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1990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3), 2nd ed., p.64.【注尾】 还有人指出新保守主义是近期美国政治生活中唯一将理论与实践成功结合的“思想运动”，这一成就使任何其他当代思想运动都无法望其项背。【注释】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 (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x.【注尾】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场“运动”俨然已无需界定便理所当然地得到承认。更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则只使用“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或简作neocon）来指称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和言行，这种做法不无道理，因为新保守派原本是60年代后期因不满于自由派的过激主张而从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并因此而先得其名，此后由于他们的势力和影响逐渐增强，学术界和舆论界才将他们的思想概括为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从事新保守主义研究的中国学者大都使用“思想”、“理念”、“思潮”、“趋势”等词汇来描述新保守主义，有些学者将新保守主义纳入保守主义并统称之为“思潮”。尽管偶有学者将保守主义视为“运动”，但称新保守主义为“运动”者则极为少见。【注释】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02期；孙逊：《论新保守主义思潮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10期；张睿壮：《也谈美国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02期；张立平：《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03期，等。【注尾】
许多新保守派人物自己则明确否认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存在。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称新保守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运动”，因为“它不举行集会，没有组织形式，也没有具体的政策目标，甚至当两位新保守派人物相遇时，他们更可能相互争论而不是商讨或者密谋，”因此，他更倾向于称之为一种“信念”（persuasion）或“思潮”（mode of thought）。【注释】Irving Kristol, “Confessions of a True, SelfConfessed—Perhaps the Only—‘Neoconservative’,” in his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75.【注尾】 里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新保守主义可称为一种“倾向”（tendency）而非“运动”，并指出它绝非“一整套连贯的信念”。【注释】Seymour Martin Lipset, “Neoconservatism: Myth and Reality,” Society, July/August 1988, p.29.【注尾】 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也将新保守主义说成“倾向”而不是“运动”，理由是“它从不具备也未谋求运动所特有的那种中央组织。”【注释】Norman Podhoretz, “Neoconservatism: A Eulogy,” Commentary, March 1996, p.20.【注尾】 近年来，尽管老一辈新保守派初衷未改，一些新锐却已不再那么忌讳使用“运动”这个字眼了。近来颇为活跃的新保守派新星布特（Max Boot）撰文指出，新保守主义“曾经是一场以对外政策为基础的运动，而且如今依然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注释】Max Boot, “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30, 2002.【注尾】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为“运动”一词给出了两组释义，一组包括“一种特定的冲动或倾向；趋势，趋向；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或特定目的的发展过程”；另一组包括“一个群体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参与这样一系列行动的群体”。《蓝登书屋英语词典》提供的释义包括“朝向某特定终点的持续的思想发展过程；以某一特定结果为目标的一系列行为或活动；某一特定领域内事务的走向、趋势或趋向；趋向于或支持某一总体目标的松散结合或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由此看来，“运动”一词大致可用来指一种思想观念朝着某特定目的发展的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可能是一个松散地结合在一起或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在一特定领域内具有共同的目标，而这一过程可能涉及该群体为他们的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或从事的活动。
用这一标准来观察美国新保守派的表现，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保守派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思想和组织活动，不难发现，新保守主义已经发展成为颇具声势的思想运动。概而言之，新保守派已形成一个思想群体，他们在意识形态取向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共同持有的立场即使算不上完全一致也十分相近，他们积极倡导自己的思想观念，毫不客气地批评与之相抵触的各种思想流派，致力于变革现有的处理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方式。为了推动自己确立的目标，他们以思想库为基地，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设计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政策主张，保持对媒体的控制和影响，创建了自己的政治行动组织，并最终掌握了一定的政府决策权力，对近年来的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显著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新保守派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相当活跃并形成了一个为数不多但颇有影响的群体，他们在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织就了一张紧密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精英，有的在学术界学有专攻，有的则是广泛涉猎国内社会和国际战略问题的通才评论家，许多人展转于政府、思想库和媒体之间，他们未必总是一道出席同样的会议和聚会，但他们通过家族关系、师生之谊、共同的职业生涯和组织背景等方式间接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三大家族最能展现第一代和第二代新保守派之间的代际关系。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夫人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是冷战时期的新保守派活跃分子，如今他们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已是默多克旗下新保守派期刊《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主编。长期担任新保守派刊物《评论》（Commentary）主编的诺曼·波多雷茨和夫人德克特（Midge Decter）都曾是新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波多雷茨至今笔耕不辍，他们的儿子约翰·波多雷茨也是默多克旗下《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常客，女婿亚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曾在里根政府的国务院任职，担任过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民主、人权及国际行动的高级主管，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近东和北非事务的高级主管。第三个是卡根家族，父亲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20世纪70年代成为坚定的新保守派，其子罗勃特·卡根（Robert Kaga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也是《旗帜周刊》和《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撰稿编辑，另一个儿子弗里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是西点军校副教授，军事史学家，父子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栏文章主张增加军备以维持美国全球超强地位。
除家族关系外，新保守主义观念也通过师承关系得以承袭。老克里斯托尔的门生珀尔（Richard Perle）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素以强硬姿态著称。珀尔的事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与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一道担任核战略家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研究助手，沃尔斯泰特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沃尔福威茨的博士论文导师，并长期主张美国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这段经历使珀尔和沃尔福威茨首次参与了公共政策制订并最终使他们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鹰派头面人物。珀尔的学生费斯（Douglas Feith）则以其支持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右翼立场而广为人知。沃尔福威茨的学生利比（I. Lewis Libby）跟随他先后任职于国务院和国防部。老波多雷茨的门徒包括里根时期的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和苏联问题首席顾问里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
新保守派人物之间的联系也由于共同的工作经历而得到加强。第二代新保守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根政府中共事并一起成长起来的，如亚布拉姆斯、费斯和罗勃特·卡根。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有威廉·克里斯托尔、沃尔福威茨及卡里尔扎德（Zalmay Khalilzad），而珀尔、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和柯克帕特里克则担任了副总统奎尔的私人顾问。1996年，珀尔、费斯和同为新保守派的伍尔姆瑟夫妇（David and Meyrav Wurmser）共同参与为新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起草了政策备忘录。【注释】关于新保守派的家族和个人关系，参见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p.393~394; Bill Keller, “The Sunshine Warri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 22, 2002, p.84; 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pp.31~33; and Jim Lobe, “All in the Neocon Family,” Alternet, Mar. 26, 2003, http://www.alternet.org/print.html?StoryID=15481.【注尾】
许多新保守派人物在思想库中担任专职研究人员并时常同时在若干研究机构中兼职，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政治和思想趋向，而且还创造了更多个人联系的机会，延展了新保守派的人际网络。同时，这种跨机构兼职的现象也有助于这些机构相互协调政策立场，采取相应的联合行动。
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是公认的新保守派大本营，其专职研究人员包括新保守派活跃人物如柯克帕特里克、珀尔、勒迪恩（Michael Ledeen）、穆拉伏契克（Joshua Muravchik）、唐纳利（Thomas Donnelly）、诺瓦克（Michael Novak）、杰瑞特（Reuel Marc Gerecht）等。博尔顿（John Bolton）曾任该研究所负责公共政策研究的高级副总裁直至进入小布什政府，戴维·伍尔姆瑟跟随博尔顿进入政府前也是该机构研究人员。另一个汇聚新保守派人物的思想库是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董事会成员有柯克帕特里克、珀尔、勒迪恩、穆拉伏契克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James Woolsey），现任副总统切尼、博尔顿和费斯也都曾经是该机构的董事会成员。此外，柯克帕特里克和珀尔还是安全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董事，该中心是新保守派影响美国军事政策和武器采购的重要渠道，其创始人、总裁兼行政首脑加夫尼（Frank Gaffney）是珀尔的门徒，费斯和亚布拉姆斯进入小布什政府前分别担任该中心董事会主席和董事，其成员还包括德克特、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多布里扬斯基（Paula Dobriansky）等。【注释】Jason A. Vest, “The Men From JINSA and CSP,” The Nation, Sept. 2, 2002, p.17.【注尾】
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勃特·卡根于1997年创立的美国新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使活跃于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派实现了最为广泛的联合，在其成立宣言上签字的新保守派头面人物有亚布拉姆斯、贝内特、科恩（Eliot A. Cohen）、德克特、多布里扬斯基、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福山（Francis Fukuyama）、加夫尼、艾克尔（Fred C. Ikle）、唐纳德·卡根、卡里尔扎德、利比、诺曼·波多雷茨、罗德曼（Peter W. Rodman）、沃尔福威茨等，其项目主管包括格森（Mark Gerson）、施密特（Gary Schmitt）、唐纳利、杰瑞特，其他主要人物还有柯克帕特里克、珀尔、伍尔西等。【注释】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statementofprinciples.htm; Tom Barry and Jim Lobe, “The Men Who Stole the Sh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Special Report #18, October 2002, http://www.fpif.org/papers/02men/index_body.htm.【注尾】
新保守派正是以这种家族关系、个人职业联系和共同的团体背景为基础织就了一张虚拟而又强有力的人际关系网，这张网使新保守派个人获得了社会身份，汇集了他们的思想才智，成为他们发挥政治影响的力量之源，也因此构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组织基础。
二、政策主张
新保守主义运动首先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和政策实践中趋于激进时从中分化出来的一股独特的思想潮流，它在坚持自由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吸纳了传统保守主义的部分主张，从而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夹缝中异军突起，形成了以思想为主要武器，以知识界、舆论界和政界为主要阵地的新型政治力量。
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成长过程是一个调整和演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第一代新保守派在表示支持福利国家的基础上主张有限政府，尊重市场经济制度，坚持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坚持传统的机会均等思想，在外交政策上他们对孤立主义和缓和政策持怀疑态度。【注释】Irving Kristol, “What Is a ‘NeoConservative’?” Newsweek, Jan.19, 1976, p.17.【注尾】 80年代，他们保持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低限度的福利国家、传统的精英统治及回归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赞成态度，同时，他们开始着重强调自由民主理想的至高无上地位，重视建立在这种理想基础之上的政治和公民自由，关注美国在促进其他国家民主发展方面的能力和责任，警惕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主张美国在各大地区、各个层次及各类冲突中对苏联进行反击。【注释】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 (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8.【注尾】
冷战结束以来，新保守主义有关社会政策的许多主张逐渐融入主流保守主义，其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在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上，主要观点体现在对美国物质上超强和道德上优越的地位深信不疑，认为美国应在当今世界积极主动地担当领导角色以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并维护美国的安全和至高无上地位，蔑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鼓吹以先发制人方式使用武力打击异己。
首先，新保守主义认为冷战后世界最突出的特点是单极格局，其中美国成为唯一的一流强国，跟随其后的虽有若干在某些方面堪称二流的强国，但无一能在可见的未来与美国比肩而立，【注释】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1990~1991, pp.23~24; Zalmay 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America &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pp.3, 6.【注尾】 有人甚至公然声称美国为“对其余所有国家拥有主导影响和权威”的“霸权国”（hegemon）。【注释】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6, p.20.【注尾】 在新保守派看来，当今世界形成美国一超独霸格局的基础是美国掌控了无与伦比的资源，是“唯一拥有足够的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力量能够在其所决定介入的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国家。”【注释】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p.24.【注尾】
其次，新保守主义提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单极霸权地位，防止新的能够挑战美国地位的战略对手再次出现。不言而喻，单极格局是最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但新保守派同时也意识到这种秩序并非不可逆转，甚至只能是一个历史瞬间，一个类似一战前的“多极格局迟早都要到来。”【注释】Ibid., pp.23~24.【注尾】 因此，为了延长当前的“单极时刻”，新保守派在冷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始谋求防止敌对强国在任何地区出现，并逐渐将保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尽可能地使美国的霸权地位持久存续确定为美国的关键国家利益。【注释】“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p.14; Zalmay 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p.21;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23;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58.【注尾】
第三，新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应在当今世界发挥全球领袖作用，以自发和主动的姿态处理当今国际事务。新保守派坚信，稳定的国际局势不会自然维持而是要靠强国，尤其是最强国来缔造，因此美国应毫不客气地“为世界秩序制订规则并确保这些规则得到贯彻执行。”【注释】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pp.29, 33.【注尾】 在他们看来，冷战后世界上不存在高于美国的权威，美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号令和领导其他国家塑造“稳定的国际秩序”，而绝不应坐等新的威胁出现，甚至将领导权拱手相让。【注释】Joshua Muravchik, The Imperative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 Challenge to NeoIsolationism（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6）, p.1;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20;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pp.59~62.【注尾】
第四，新保守主义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乃至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满足后冷战时期新的安全需要并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的稳固，为此，美国应增加军费开支，更新和完善新武器系统，保持和调整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面对冷战后裁减军备的压力，新保守派始终对美国军事力量的萎缩表示担忧，认为冷战后美国须要施加影响的地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并告诫广泛的战略需求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现状不仅有可能导致美国武装部队的现实准备水平出现滑坡，还可能削弱美军在未来数十年保持高科技武器优势的能力。【注释】Robert Kagan, “The Case for Global Activism,” Commentary, September 1994, p.42;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24.【注尾】 他们相信，由于投入的经费不足，美国事实上已无力按照老布什时期确定的“基础力量战略”（base force strategy）标准同时赢得两场主要地区冲突并应付其他地区的小规模冲突，军方正日益面临“人员短缺、装备和训练不足、执行作战任务捉襟见肘、难以适应军事革命”的尴尬形势。【注释】Frederick W. Kagan,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Armed Forces,”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 Cal.: Encounter Books, 2000), pp.241~258; Donald Kagan, et al,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0, pp.4, i, v.【注尾】 因此，新保守派呼吁大幅度提高防务开支已迫在眉睫。
第五，新保守主义力主美国必须强化发挥领导作用和使用武力的意志。新保守派在呼吁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注意到美国国民对国际事务缺乏热情，并由此指出美国必须具备真正使用武力的意志才能实现军事力量的价值，一种“有利于和平和美国及其盟国和友邦的目标和价值观的”局势不会靠运气出现，而是需要“西方抱有取得和保持超强军事力量的意愿并在必要时显示出使用这种军事力量的决心和能力”方可获得。【注释】Donald Kagan, “Strength and Wil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 p.339.【注尾】 为此，新保守派主张美国摈弃那种依赖多边合作和国际组织的传统外交方式，转而采取单边主义姿态处理国际事务。他们认为，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过程中必须当之无愧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无须接受别国和任何国际规则或国际组织的制约。【注释】Irving Kristol,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Ideolo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5, pp.13~14;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Lonely Superpower,” The New Republic, July 29, 1991, pp.23~26; Charles Krauthammer, “A World Imagined,” The New Republic, March 15, 1999, pp.22~25.【注尾】 不仅如此，新保守派更进一步提出“先发制人”和“政权变更”原则，即面对敌对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美国不应坐等危机恶化或麻烦临头，而是要率先对敌方采取武力行动，乃至颠覆敌对国家政权。【注释】Patrick E. Tyler, “U.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p.1;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pp.64~67.【注尾】
第六，新保守主义推崇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主张不加掩饰地大力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体制的优越性。新保守派不仅将美国的价值观视为人类文明的典范，并以此作为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道德依据和理由，而且认为在全球范围推广美国价值观并促进美国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既是美国的天赋使命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实施美国的全球战略，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手段。【注释】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 Policy,” pp.26~27; William J. Bennett, “A Nation Worth Defending,” USA Today, November 2002, pp.10~12; Zalmay M. Khalilzad,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pp.6, 22;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Present Danger,” p.69; William J. Bennett, “Morality, Charact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 pp.289~294; Max Boot, “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9, 2003; Joshua Muravchik, “The Neoconservative Unmask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6, 2003.【注尾】
显然，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从世界观、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实施手段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理念构成的逻辑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
三、运动的表现形式
新保守主义的成长不仅表现为一个思想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和政治影响在曲折中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新保守派曾经对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一点史家已有公认。【注释】主要论著包括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元简：《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张睿壮：《也谈美国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注尾】 冷战结束后其政治影响力锐减，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他们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新保守派有组织的活动在规模和力度上更是明显加强，政治动员能力大大提高，至本世纪初已成为一支对美国防务与外交政策影响最为强劲的政治力量。这一时期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新保守派潜心观察和研究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为巩固和加强美国的独霸地位谋划蓝图，并致力于将他们的政策主张付诸实施。他们以思想库为基地，宣扬和鼓吹自己的思想立场并与对立思想展开论战；他们以舆论为主要阵地，以现代媒体为主要渠道和手段，拓展自己的影响范围，推广自己的政策立场和战略原则；他们还不失时机地进入美国政府，直接参与防务与外交决策，从而将新保守主义运动推向高潮，使新保守主义思想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一）新保守派与思想库
冷战结束以来，思想库作为“思想掮客”的功能得到了新保守派的充分运用。【注释】“思想掮客”一语出自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s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注尾】 新保守派多为学者和理论家，具有长期从事思想活动和影响公共政策的传统，思想库是他们展示和发挥才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影响政府决策的基地。美国企业研究所是新保守派最为集中的研究机构，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和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也是新保守主义思想表现较为活跃的地方。此外，针对冷战后的新形势，新保守派积极创办了新的思想库和政治行动团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新世纪计划。
美国企业研究所从40年代创立之初开始便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致力于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等保守主义价值观，与布鲁金斯学会等自由主义思想库分庭抗礼，此后逐渐发展成为注重传播其思想，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的思想库。正是这一特点吸引了新保守派的加盟，早期的保守主义运动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思想力量而逐步走向成熟。【注释】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pp.180~184.【注尾】 至90年代，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外交与防务政策研究项目几乎完全由新保守派思想家所主导。他们通过发表专著、论文和政策分析报告，宣传美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品质并肩负救世济民的使命，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主张对“无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批评美国及其盟国与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的谈判是“绥靖”政策，主张美国应支持以色列反对伊斯兰国家并在中东政策上与利库德集团协调一致，声称与中国的冲突在所难免，视中国为战略威胁并提议美国向台湾提供直接安全保证。【注释】 Tom Barry and Jim Lobe, “The Men Who Stole the Sh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Oct. 2002, http://www.fpif.org/papers/02men/index_body.htm; Jim Lobe, “Bush Channels Neoconservative Vision,” Alternet, Feb. 27, 2003, http://www.alternet.org/story/15275.【注尾】
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是新保守派吸取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教训之后创立的，因为他们担心一旦阿以再次爆发战争美国将难以向以色列提供足够的军事物资。该思想库就安全问题保持与国家安全机构和普通民众的沟通，宣传以色列在促进美国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加强两国战略合作的途径。它每年资助美国退役军官访问以色列，资助陆、海、空学院学员前往以色列学习，还经常安排五角大楼官员与犹太人社区领袖之间的交流活动，资助军事院校和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思想库举办会议和讲座。经过近30年的发展，该思想库已在安全事务上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研究项目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弹道导弹防御、恐怖主义、战略伙伴关系、高技术常规武器、极端主义运动、美国防务状况、出口管制等领域。它为促进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策划方案，向防务机构、行政部门、国会、传媒及本思想库成员提供信息、分析等各类帮助，与华盛顿的许多权势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由于许多新保守派同时在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交叉任职，在他们的影响下，90年代以来，两家机构一直是密切的盟友，特别是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表现出的协调立场尤为突出。
成立于1988年的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又是一个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基地，其宗旨是通过美国的实力促进国际和平，手段是激发和影响全国及国际性政策辩论，主题包括那些事关美国安全的地区、防务、经济、金融及科技政策等问题。该中心专门通过电子邮件、电脑传真、因特网站、各类期刊及大众媒体等方式快速准备并实时传播信息、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主要影响目标包括美国安全决策机构（行政和立法部门、武装部队及相关独立机关）、外国政府中的对应机构、新闻舆论界（国内和国际）、全球性工商和金融组织以及从事相关工作的个人。【注释】有关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见该中心网站http://www.centerforsecuritypolicy.org.【注尾】 最能代表该中心政策立场的当属中心负责人加夫尼，他自中心成立以来不断发表报告和专栏文章，鼓吹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是中国、伊拉克、“无赖国家”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及任何形式的军备控制条约，主张撕毁一切军控条约、大力发展各类武器系统、全速推进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安全政策研究中心明确提出美国应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对全面核禁试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国际刑事法院等。【注释】Frank J. Gaffney Jr., “Arms NonAgreements,” National Review, Jul.8, 1991, pp.34~35; “Go Ballistic,” The New Republic, Jun. 10, 1996, pp.18~19; “Senate Must Reject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Human Events, Apr. 4, 1997, pp.12~13;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VX,” Commentary, Oct. 1998, pp.19~25; “Poor Pact,” The New Republic, Oct. 25, 1999, pp.16~17; “Bush,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Critics,” Commentary, February 2001, pp.29~37; “Did Beijings American Allies Compromise U.S. Spy Scheme?”Insight on the News, Feb. 18, 2002, pp.44~45; “Wavering Republicans Needs to Follow Bushs Lead on Iraq,” Insight on the News, Sept. 23, 2002, pp.44~45; Jason A. Vest, “The Men from JINSA and CSP,” p.18; William D. Hartung, “Rumsfeld Reconsidered: An Ideologue in Moderates Clothing,”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January 2001, http://www.fpif.org/pdf/reports/rumsfeld.pdf.【注尾】
美国新世纪计划是新保守派针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而发起并创立的新型思想库，它自称以“促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宗旨，主张美国奉行以加强军事实力和明确道义立场为特点的“里根式”外交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增加军费开支；(2）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挑战敌对政权；(3）在全世界促进政治和经济自由；(4）承担起美国在维护和扩展国际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注释】见该组织网站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及其纲领性文件“Statement of Principles,” Jun. 3rd, 1997,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statementofprinciples.htm.【注尾】 除新保守派思想家和活动家外，参与创立该组织的还有政治人物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杰布·布什（Jeb Bush，佛罗里达州长、小布什总统之弟）、奎尔（Dan Quayle，前副总统），以及其他前政府官员和工商界领袖等。与上述思想库不同的是，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工作重点不在于从事具体政策建议研究，而是充当政治行动团体的角色，致力于联合持有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立场的各界力量，为共同的目标展开有效的宣传和公关运动。自成立以来，该组织不断就具体问题发表政策声明、致总统等政治头面人物公开信及项目备忘录等，从而发挥政治影响力。2000年大选期间，该组织编撰出版了《当前的危险：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中的危机与机遇》一书，综合代表了新保守派的外交政策立场，其用意显然是为新政府提供一套外交政策蓝图。【注释】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 Cal.: Encounter Books, 2000.【注尾】 同时，该组织还发表了题为《重建美国的防务：新世纪的战略、力量与资源》的政策报告，为布什政府提供了“一幅国家目前与未来防务计划路线图”。【注释】Donald Kagan, et al,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0, pp.ii.【注尾】
除上述思想库外，新保守派还将触角伸向了其他政策研究机构。老波多雷茨和夫人德克特分别担任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董事会成员，梅拉伏·伍尔姆瑟（Meyrav Wurmser）是中东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主任，贝内特和柯克帕特里克参与创办和领导了“授权美国”（Empower America），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格森（Mark Gerson）是曼哈顿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勒迪恩和伍尔西兼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员。
尽管这些思想库各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和具体项目并设有各自的组织管理机构，但它们并非彼此截然分离、各行其是的独立组织。事实上，由于有些新保守派人物同时任职于不同的团体，新保守派因此不仅实现了思想上的相互沟通与支持和行动上的协调一致，而且建立了与政治人物的密切联系，乃至在对外政策上与共和党强硬派形成了呼应与联合之势。
（二）新保守派与媒体
思想需要通过媒体传达给决策者和公众方可产生实际效用。新的政策观点在思想库孕育成型并以政策报告、学术论文、书籍等形式获得第一轮传播之后，通常还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体才能达至更广泛的公众以取得宣传效果并形成政治动力。新保守主义运动，无论是就基本原则进行的论战，还是政策立场的宣传，亦或对具体政策建议的推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体来进行的，原因很简单，典型的新保守派几乎都是长于思辩和写作的知识精英。
新保守派知识分子有着相当长的利用和编办刊物的传统，甚至可以说第一代新保守派人物正是依托《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和《评论》杂志这样的老牌刊物成长并成名的，后者一度被当作新保守派的旗帜和“圣经”，至今依然是新保守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之一。【注释】Max Boot, “What the Heck Is a ‘Neoc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30, 2002; Murray Polner and Adam Simms, “Israel & the Neocons,” Commonweal, Jul. 18, 2003, p.12.【注尾】 老波多雷茨自1960年开始担任该杂志主编直至1995年改任自由编辑（editoratlarge）。作为新保守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该杂志就外交和内政问题发表的观点颇令人关注。此外，穆拉伏契克经常为该杂志撰文论述防务和外交政策，里查德·派普斯之子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有关中东政策和罗勃特·卡根有关外交政策的观点时常在此发表，费斯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和唐纳德·卡根的防务政策分析也偶见于该杂志。
1965年，新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的严重左移感到痛心疾首，并在老克里斯托尔的领导下创办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季刊，专门探讨内政问题。尽管“新保守派”一词是此后数年才出现的，但该杂志的创刊被许多人看作新保守主义起源的标志，因为它的多数支持者后来都成了“在保守主义的复兴中注定要发挥作用的那一批自由派人物”。【注释】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95, p.84.【注尾】 20年之后，又一份新保守主义季刊《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创刊，专门讨论外交问题。尽管当时苏联的内政和外交路线已发生变化，《国家利益》在最初几年仍主要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冷战思维，同时坚持新保守派在冷战时期的一贯立场，认为对美国的威胁依然来自一个“邪恶帝国”，直到80年代末才意识到时代的变迁，开始刊载有关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克劳瑟默的“单极世界”论都是在该刊物首先发表的。【注释】See Owen Harries, “Over and Out,”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1, pp.5~6.【注尾】 《国家利益》虽坚持以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商榷与争论为办刊宗旨，但长期处于新保守派的强力影响之下。老克里斯托尔一直担任发行人至2001年退休；90年代，多位新保守派领军人物如德克特、福山、亨廷顿、柯克帕特里克、克劳萨默、丹尼尔·派普斯、沃尔福威茨等，都担任了该刊顾问委员会委员；2001年柯克帕特里克退休，沃尔福威茨进入布什政府后，该机构改称编辑委员会，珀尔增补为委员。除编委会成员外，其他许多新保守派人物也以该杂志作为他们主要论坛之一。
1995年，《旗帜周刊》创刊，为新保守主义运动增加了新的媒体成员。除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外，其撰稿编辑包括弗拉姆（David Frum）、罗勃特·卡根、克劳瑟默、约翰·波多雷茨等新保守派活跃分子。新刊物与《评论》月刊和《国家利益》季刊不同，后两者出版间隔时间长，往往发表更具深度和专业性的分析文章，而《旗帜周刊》则更像一份舆论杂志，侧重于宣传政策和影响决策，而且广泛涉及社会、政治、国际等各类问题。尤其值得注意是，克里斯托尔、卡根、博尔顿、唐纳利、克劳瑟默、卡里尔扎德、沃尔福威茨等人频繁在《旗帜周刊》就外交政策发表强硬观点，主张推翻萨达姆、支持以色列、遏制中国、推进导弹防御系统、警惕恐怖主义、藐视联合国等等。【注释】《旗帜周刊》登载的此类文章很多，举其要者如Robert Kagan,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Jan. 20, 1997, pp.22~27; “China: The End of Engagement ,” Nov. 10, 1997, pp.20~22; “A Way to Oust Saddam,” Sept. 28, 1998, pp.14~15; “How Not to Deal With China,” Feb. 15, 1999, pp.29~3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Road from Hebron,” Feb. 3rd. 1997, pp.20~24; “Oslo Is Dead,” Apr. 14, 1997, pp.21~25; “At Last, Zion: Israel and the Fate of the Jews,” May 11, 1998, pp.23~29; “Arms Control: The End of an Illusion,” Nov. 1st, 1999, pp.21~30; “The Bush Doctrine,” Jun. 4, 2001, pp.21~25; Zalmay Khalilzad and Paul Wolfowitz, “Overthrow Him,” Dec. 1st, 1997, pp.14~15; John Bolton, “Time for a TwoChina Policy,” Aug. 9, 1999, pp.20~21; “Kofi Annans UN Power Grab,” Oct. 4, 1999, pp.13~14;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Pressuring Taiwan, Appeasing Beijing,” Aug. 2nd, 1999, pp.5~6; “A Green Light for Israel,” Sept. 3rd, 2001, pp.9~10.【注尾】 小布什就任总统后，特别是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不久，这些立场大都被纳入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纲领之中。《旗帜周刊》也因此在最近几年名声雀起，被誉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古兰经》”、“新保守派旗舰刊物”及“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注释】Michael Elliott and James Carney, “First Stop, Iraq,” Time, Mar. 31, 2003, p.49;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Global Ord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7; David Carr, “When This Weekly Speaks, White House Liste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12, 2003.【注尾】
新保守主义运动不仅限于上述几个思想阵地，新保守主义思想还透过其他具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传统的报刊得以传播。以《新共和》为例，90年代中期以来，该杂志在尽力保持其“自由主义堡垒”形象的同时不断发表新保守派作者的文章，因而在许多问题上已经与新保守主义思想相差无几了，有人甚至认为它至少有一半已变为“狂热的新保守主义杂志”，成了“新保守派观点的又一中心”。【注释】Hilton Kramer, “Life After Liberalism,” The American Spectator, December 1994, p.66; Eric Alterman, What Liberal Media? The Truth About Bias and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10;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p.188.【注尾】 著名的保守主义期刊《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同样也在刊登勒迪恩、弗拉姆、约翰·波多雷茨等新保守派人士的文章。《华尔街日报》社论版长期以来是新保守派的论坛，《华盛顿邮报》为克劳瑟默和罗勃特·卡根辟有专栏。新保守派的权威评论还时见于《时代》、《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新闻杂志。至90年代末，新保守派观点已广泛渗透到多种主流报刊，如《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纽约人》（New Yorker）、《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纽约太阳报》等。【注释】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pp.188~189.【注尾】
在印刷媒体上成名后，新保守派思想家的影响进而扩大到电子媒体，从而获得了向公众传播其理念的最为直接和广阔的渠道。新保守派杂志的撰稿人开始成为福克斯新闻频道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嘉宾评论员。这些平台使新保守派确立了自己的专家地位并在各新闻网的星期日谈话节目中发表他们的观点。比如勒迪恩、克里斯托尔、珀尔、和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已成为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著名人物，也是华盛顿舆论舞台上的明星，此类新保守派人物还包括沃尔福威茨、克劳萨默、卡根等。【注释】Ibid.【注尾】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众传媒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舞台，没有媒体，就不会有如此彰显的新保守主义运动，也就不会形成新保守派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三）重返决策层的新保守派
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新保守主义，其根本目标是倡导和推行自己的思想观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莫过于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冷战后期新保守派曾得到里根总统的器重而在对外决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此后一直徘徊于决策圈之外。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一纸宣判将小布什送入白宫，也将新保守主义运动推向高潮，新保守派在过去10年间付出的一切努力终于成就了他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劲复兴。
事实上，早在小布什考虑竞逐总统宝座的时候，新保守派便已进入他的顾问班子。沃尔福威茨由于当过里根政府中国务卿舒尔茨的高级助手，又曾经是老布什政府时期国防部长切尼的得力干将，因而成了小布什的主要外交顾问之一（另一位是赖斯），珀尔也是顾问班子的成员。切尼决定担任小布什的竞选伙伴之后，更多的新保守派人物受到重用。沃尔福威茨一度是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只是由于他的战略思想比较容易引起争议且掌管行政部门的兴趣和经验稍显不足，才最终担任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副手，但在政府内部一直被认为是小布什政府防务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注释】James Mann, Rise of the Vulcans, pp.250~252, 262~263; Michael Lind, “The weird men behind George W Bushs War,” New Statesman, Apr. 7, 2003, p.10.【注尾】 曾在老布什政府中效力于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麾下的多位新保守派人物纷纷进入新政府的防务和外交部门：利比就任切尼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兼国家安全顾问，费斯担任了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是五角大楼的第三号人物，罗德曼当上了负责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博尔顿位居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多布里扬斯基出任负责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布拉姆斯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政策班子负责人，卡里尔扎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珀尔虽未进入政府任职，却应拉姆斯菲尔德之邀担任防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初创于1985年，不属于政府机构，成员多为前政府高官、退役军官和资深学者，不领取酬金，但能够接触秘密情报和高级决策人物，每年在五角大楼举行若干次会议，检讨和评估国家的防务政策，并就战略政策、武器采购等问题提供咨询。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珀尔通常被视为特殊政府工作人员。【注释】Seymour M. Hersh, “Lunch With the Chairman,” The New Yorker, Mar. 17, 2003, pp.76~77.【注尾】
至此，新保守派已在小布什政府的防务和外交政策团队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多数关键职务已由新保守派人物或其盟友（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尽管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与新保守派保持一定距离，但由于她本人的强硬政策倾向及竞选期间与沃尔福威茨形成的工作关系，加之美国在安全形势上面临新的变化，使得新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她的支持和合作。而立场温和的国务卿鲍威尔则在决策圈内显得有些孤立。因此，小布什第一任期的防务和外交决策架构标志着新保守派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复兴，甚至远远超过了里根时期，新保守主义运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四、运动的影响
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运动由两股强大势力构成，它们遥相呼应，一度左右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一方面，担任政府要职的新保守派人物从内部发挥作用，使新保守主义理念直接在具体政策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另一方面，政府外的新保守派思想家和评论家摇旗呐喊，提供坚强的舆论支持，为有关政策构筑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基础。尽管两股势力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需要遵守不同的规则，有时甚至步调不能完全一致，但他们从未迷失共同的政策目标，他们在思想库和媒体的协作关系也为默契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小布什入主白宫伊始便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鲜明的鹰派立场和单边主义风格。执政后短短半年时间内，小布什政府先后宣布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执意推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拒绝将克林顿政府2000年底年签署的有关设立永久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条约提交参议院批准；不顾盟国的敦促，继续搁置克林顿政府签署并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面核禁试条约》；退出1997年包括美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拒绝接受有关全面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有效性的议定书草案；反对联合国有关小型武器出售的协议草案。所有这些行动均体现了新保守派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外交问题上的政策立场。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逐渐浮出水面的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这一被称为“布什主义”的战略先由小布什总统透过一系列演说公诸于世，然后整合为一份战略报告于2002年9月以《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为题公布并提交国会，此后又在总统的公开演说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布什主义的主要思想包括：（1）冷战之后美国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超强地位，因此有义务捍卫和平，缔造繁荣，并在全世界促进人类自由，同时这一地位使美国有机会奉行反映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战略；（2）美国以捍卫自由与公正为己任，因此是“正确”与“善”的代表，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就具备了价值观基础，肩负了促进人类福祉的使命，即使发动对外战争，也意味着正义对邪恶的征伐； （3）美国的主要敌人不仅是遍及全球的恐怖主义网络，而且还包括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和支持的任何实体，这些敌人由于谋求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美国构成更为危险而紧迫的威胁；（4）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重威胁，美国必须以先发制人策略取代以往的遏制和威慑手段，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必要而且合法是因为恐怖主义组织或国家难以甚至无法确定、遏制和威慑，它们不仅袭击军事目标，还袭击平民目标，如果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造成巨大伤害；（5）美国需要国际支持与合作，但同时也准备自行采取行动，这种决定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别国的好恶，美国的行动不能受制于不符合美国目标的国际组织、条约和舆论；（6）美国必须维持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创造新的战争方法，转变军事机构的管理体制，增加军事开支以加强国家的防务并确保反恐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直至取得胜利。【注释】“Remarks by President Bush to Troops and Families at Fort Campbell,” Nov. 21, 2001;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 29, 2002;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Jun. 1st, 2002;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 28, 2003; and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Speech at AEIs Annual Dinner,” Feb. 26, 2003.【注尾】 布什主义的多数主要观点堪称新保守派战略思想的翻版，有的甚至在措辞上都与新保守派9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言论惊人地相似。
新保守主义运动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最为明显的影响莫过于伊拉克战争。如果说九一一恐怖袭击诱发了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的阿富汗战争的话，小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开战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保守主义运动发挥作用的结果。虽然海湾战争将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但萨达姆政权却没有受到动摇，对此新保守派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呼吁美国政府对萨达姆政权采取行动，必欲除之而后快。【注释】关于90年代新保守派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参见Patrick E. Tyler, “Pentagon Imagines New Enemies To Fight in PostColdWar Era,”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7, 1992, p.A1; Paul Wolfowitz, “Clintons Bay of Pig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 27, 1996, p.A18; Zalmay M. Khalilzad and Paul Wolfowitz, “Overthrow Him,” The Weekly Standard, Dec. 1st, 1997, p.14; William Kristol, et al., “Letter to President Clinton on Iraq,” Jan. 26, 1998,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iraqclintonletter.htm; William Kristol and Robert Kagan, “Introductio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Crisis and Opportunity in America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San Francisco, Cal.: Encounter Books, 2000, pp.18~20; Elliott Abrams, “Israel and the ‘Peace Process’,” in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eds., Present Dangers, pp.237~238; Bill Keller, “The Sunshine Warri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 22, 2002, p.88.【注尾】 九一一事件后新保守派目标直指伊拉克，认定萨达姆为罪魁祸首。《旗帜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社论，历数萨达姆的种种罪状，力陈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必要性，认为伊拉克一直在竭力谋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参与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并发展恐怖主义网络，镇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反对派。这些文章还认为由于伊拉克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一个敌对政权会对美国的利益和原则构成严重威胁，对伊拉克实施政权变更可以对那些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起到震慑作用，布什政府既然已经表明了对“邪恶轴心”的立场并制订了“政权变更”政策，就应该发动一场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以树立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注释】参见这一时期发表于《旗帜周刊》的新保守派代表性文章如：Gary Schmitt and Tom Donnelly, “What Our Enemies Want,” Sept. 24, 2001, p.14;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The Right War,” Oct. 1st, 2001, p.9; Max Boot,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Oct.15, 2001, pp.27~30; Gary Schmitt, “Why Iraq?” Oct.29, 2001, p.14; Tom Donnelly, “What to Do Next,” Nov. 26, 2001, p.11;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 “What to Do About Iraq,” Jan. 21, 2002, p.23; Reuel Marc Gerecht, “A Necessary War,” Oct. 21, 2002, p.22;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Obsolescence of Deterrence,” Dec. 9, 2002, p.24.【注尾】 美国新世纪计划也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发表致总统公开信，称无论伊拉克政府是否与恐怖分子有直接联系，要想根除恐怖主义就必须“坚决地除掉萨达姆政权”。【注释】“An Open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Sept.20, 2001. The letter was also printed in The Weekly Standard, Oct. 1st, 2001, p.10.【注尾】 珀尔、伍尔西等人通过发表文章、电视谈话及公开演说等方式指责伊拉克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并正在发展核武器，主张美国对伊开战。【注释】Michael Hirsh, “Hawks, Doves and Dubya,” Newsweek, Sept. 2, 2002, p.25; Thomas Omestad, “An Alpha Hawk Spreads His Wing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25, 2002, p.26; Stefan Halper and Jonathan Clarke, America Alone, p.334.【注尾】 在政府内部，沃尔福威茨一开始便主张将反恐战火烧向伊拉克，尽管他的建议没有被马上采纳，但他和其他新保守派人物提出的有关改变伊拉克政权，进而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制度以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实现长久和平的思想显然很快得到了布什和切尼的认同。【注释】Michael Elliott and James Carney, “First Stop, Iraq,” Time, Mar. 31, 2003, pp.48~49;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83.【注尾】 阿富汗战争后小布什总统发表的公开讲话说明政府已经接受了新保守派所倡导的伊拉克政策。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夕，布什选择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全面阐述美国的对伊政策，并宣布“我们已做好了用武力解除伊拉克的武装的准备”，给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作了明确注脚。【注释】“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Speech at AEIs Annual Dinner,” Feb. 26, 2003.【注尾】
至此，新保守主义已经由90年代初一个不甚起眼的思想流派发展成为势头强劲的思想运动，不仅在政策理念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完善，而且还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实现了整合与协调，一旦时机成熟，便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显著而重大影响。
五、结 束 语
考察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上，研究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特点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外交决策理论的研究。冷战出人意料的结束使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人们意识到从传统的利益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已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和外交政策的制订过程，许多国际关系分析家认识到思想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主观”因素较之“客观”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关思想观念单独发挥作用或以制度化的形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理论的“认知学派”（cognitive approach）的兴起，他们认为只有将利益和权力与人的观念相结合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政策结果。这种由关注结构向关注思想的转变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由侧重解释向侧重理解的转变，亦即由研究外在的动因向研究内在意义的转变。【注释】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15~416;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5, 13; 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6.【注尾】 新保守主义由一种思潮起家，最终体现于美国防务战略和对外政策之中，为研究思想信念如何作用于外交决策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实践上，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看好新保守主义发展前景的思想家和学者寥寥无几，分析家们大都认为新保守主义仅仅是80年代美国意识形态 “右转”时出现的阶段性思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敌人，因而将成为历史陈迹，新保守派也将随之销声匿迹。【注释】Russell Kirk, The Neoconservatives: An Endangered Species, The Heritage Lectures, No. 178, 1988, p.5, quoted in Gary Dorrien,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350; Christopher Hitchens, “How Neoconservatives Perish: Goodbye to ‘Totalitarianism’ and All That,” Harpers Magazine, July 1990, pp.65~66; Kenneth M. Dolbeare and Linda J. Medcalf, American Ideologies Today, p.63.【注尾】然而90年代后期以来新保守主义的蓬勃发展说明人们低估了它的政治潜力，主要原因在于人们仅仅将它看作一个“理念”或“思潮”，没有注意到新保守主义并非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思想观念，而是建立在美国文化背景基础之上并适应冷战后新的政治生态的逻辑完整的政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美国政治生活之中，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并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自我实践和自我再生机制。这一特点近10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对伊政策，从开战理由到重建工作的进展，均遭到广泛批评。尽管如此，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并未从根本上受到削弱。新保守派在思想和舆论界的地位未受到动摇，部分老一代新保守派人物依然思想活跃，新的一代已崭露头角。老波多雷茨提出的“第四次世界大战”思想将反恐战争看作美国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恐怖分子进行的一场长期战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的推陈出新。【注释】Norman Podhoretz, “World War IV: How It Started, What It Means, and Why We Have to Win,” Commentary, September 2004, pp.17~54.【注尾】 这一思想立刻得到了众多新保守派人物的响应，他们以此指导方针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标志着新保守主义运动势头未减。【注释】Jaideep Singh,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he Washington Monthly, November 2004, p.12; Hussein Ibish, “New Neocon Committee Prepares for Life In Opposition,”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October 2004, p.23.【注尾】 鉴于当今新保守派的现实表现，有理由认为，新保守主义运动将是未来美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李志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