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
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
——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
【注释】本文为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发展政策研究”下进行的研究。本文初稿曾经北京大学王立新、董正华教授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谨此致谢。【注尾】
牛可
〔内容提要〕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性格”，它内在地要求生成美国主导的全球变迁的方案，特别是一个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核心的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这是现代化理论运动在美国兴起的基本动力和历史条件。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初期曾受到现实主义的有效抑制，一度延缓和削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重视及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政策效应即在于改变这种局面。现代化理论秉持自由国际主义并认同民主党自由主义，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演进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关键词：美国外交 现代化理论 自由国际主义 第三世界援助和发展政策
几乎可以肯定，现代社会科学的任何流派和论说都有其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动力，乃至直接的根源。20世纪中叶美国兴起现代化理论的浩大知识运动就与美国的冷战政治、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国家特性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而明显。但长期以来，对美国现代化理论起源的认识往往单纯从学术史上追溯阐发其谱系源流，将其视为自启蒙运动或者19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科学关于现代性、现代社会变迁的论说的延续和新阶段。【注释】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外是：Robert A. Packenham, Liberal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deas in Foreign Aid and Social Science,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注尾】
近年来，美国“新冷战史”旗下的一些学者以更充足、厚重的政治史、外交史成分，或以更广阔、深入的社会科学思想——制度史视野，以及知识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研究的问题意识，深入讨论现代化理论与冷战政治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对把现代化理论看成是自足的学术史现象的认识方式构成冲击。【注释】相关著述有: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3; David Engerman, Nils Gilman, Mark Ho Haefele and Michael E. Latham(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注尾】
本文从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性即“自由国际主义”出发，探究冷战前期美国对外政策的阶段性演变，特别是美国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中心的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化理论兴起和产生影响的历史条件和动力。
一
1941年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9个月，在美国弥漫的孤立主义政治氛围中，新闻业巨子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他旗下的《生活》杂志上发表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他呼吁美国彻底放弃孤立主义，“不是为了保卫美国领土”，而是为了“在全世界保卫，乃至于增进、鼓励和激发我们所说的民主原则” 而投入已在欧亚两洲展开的战争。他断言：“无论是对国家本身还是对历史而言，美国都要为她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环境负责。而最能有效地影响美国所处的环境的，莫过于美国对其所施加的影响。”美国必须“全身心地接受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国家的责任和机遇，从而向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进而卢斯宣告： “20世纪的世界，如果它要走的是一条康庄大道，就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美国世纪。” 【注释】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February 17, 1941. 全文转载于Diplomatic History, Vol.23, No.2, Spring 1999, pp.159~171.本文所引该文均从后出处，不再注明页码。【注尾】
就其体现了美国的国家特性和思维方式，以及敏锐地洞察和阐发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时代议题而言，“美国世纪”称得上是一篇具有丰富内涵的精彩历史篇章。文章中传达出一个年轻而迅速壮大的国家对自身力量的认知和信心，以及这个国家对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渴望。文中又有对美国自由民主特性的认定和申述，宣示了它基于这种特性的道德优越感。与此相关，文中各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方式，即把民主与独裁的善恶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观察世界事务的方式；而卢斯申述了合乎这种二元对立观念、但在孤立主义时代的大多数时候处于蛰伏状态的一种理念，即民主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的存续和扩展关乎民主在美国内部的存续和成长，美国和独裁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天然的、最终不可避免的对抗。文章中当然还少不了承自19世纪的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一对孪生的信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受到沉重的挫伤，但在美国仍旧维持着强劲的动力。文章中又折射出一种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美国而不是属于欧洲的理念：即自身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一致，所有有利于美国的也将有利于世界。
对照历史来展读旧文，不禁使人感到，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行为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特征，对于美国对战后世界的看法和对自身在世界上所要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对于美国影响世界的方向和方式，这篇文章已经昭示出了某些根本的或者重要的东西。最关键的是，卢斯所有的讨论都指向他所说的“一种真正美国式的国际主义（a tru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在此后致力于解释美国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外交史学家，特别是那些对 “观念产生力量”（ideas produce power）有深刻理解的学者当中，有许多人将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解释立足于卢斯所说的“真正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之上。只不过所使用的术语有所差异，不同术语下的侧重有轻微差异，如弗兰克·宁科维奇用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或者“威尔逊主义国际主义”（Wilsonian Internationalism），【注释】Frank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注尾】汤尼·史密斯用“美国式自由民主国际主义”（American liber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注释】Tony Smith, American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ony Smith,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23, No.2, Spring 1999, pp.173~188.【注尾】 而约翰·塔夫特则认为战后美国的世界观的最佳表述是“国际主义的自由主义”（internationalist liberalism）。【注释】John Taft, American Pow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Glob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xii.【注尾】 显然更常见的是“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可以认为，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包含以下要素：在美国以外支持民主既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现实的需要，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为此必须积极介入和主导国际事务，并致力于建立和主导和平民主的制度化国际秩序；美国追求的国际秩序，在经济方面是全球范围内畅行无阻的一体化自由贸易及其制度体系，在政治上是以民族自决、国际合作为原则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性国际共同体；否定欧洲列强和美国自己的殖民帝国的长期合法性，但主张用和平手段终结殖民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反映了美国的实力达到世界顶端后的一种必然趋向，是其“国家风格”在其国际观念上的投射，首先由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其做了集成和阐扬。【注释】关于自由国际主义（“威尔逊主义”）及其历史渊源的一个挥洒灵活的阐发，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1, pp.132~173.【注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环境变动不居、外部事态和冷战格局呈现阶段性变化的过程中，自由国际主义会受到抑制，但它也会补充和更新自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美国界定国家利益的方式、对政策目标的选择和实现国家目标的方式。
卢斯还强调，对于理解20世纪的世界，首先要认识到，“人类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在根本上不可分割的世界。”进而他呼吁美国要有全球性作为。卢斯虽然没有使用“全球主义”（globalism），但这个词徜徉在字里行间，这同样也是一个常为后世历史学家用来标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特性的词。【注释】如John Taft, American Pow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Globalism;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7th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注尾】 全球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含义有相当的重合，都有作为孤立主义的对立物的涵义；而且的确在战后历史中有高度的共生关系。两者的联系大抵如一位学者所看到的：“自由的或者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路线问题……一向是其倾向于鼓励每一个富于进取性的对外政策目标和义务……自由国际主义者倾向于以宽泛的、具有扩张性的和理想主义的方式界定美国的利益。”【注释】Colin Dueck, “Hegemony on the Cheap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rom Wilson to Bush”,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3/2004, Vol.20, No.4, p.1.【注尾】
“美国世纪”不仅预告和凸显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特性。它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卢斯在文中宣示和呼吁了一种把美国的利益、目标与全球进步结合起来的对外援助理念。他号召美国要使自己成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要把其技术和艺术送往世界各地”，“要与所有民族分享我们的权利法案、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我们出类拔萃的工业产品，我们的技术。”“我们每在军备上花一块钱，就应该在供养世界的巨大努力上花至少一毛钱……”
这些华丽的语句有着重要的意义。卢斯所号召的，是一种以往美国和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对外政策工具和国际交往实践，即系统的、大规模的、以变革外部世界为目的的对外援助的理念和实践。【注释】关于对卢斯的外援理念以及卢斯后来致力于推动外援的活动和思想，参见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徐朝友、谭怀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67页、第393~397页。【注尾】 卢斯的语句昭示了美国对外援助理念与自由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昭示了美国人在观念上将援助与美国的世界地位、援助与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目标、援助与世界的进步、援助与自由民主在美国内外的存续之间的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观念和实践上，并将在“现代化理论”的社会科学论说中被申述、补充和强化。
二
自由国际主义及其派生物全球主义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但对这个判断应当加以限定：它们影响目标和行动，但不必然和全然决定目标和行动；它们是面对外部事态做出反应时的一种选择、甚至是首要选择，但不是一种任何行动必需遵守的政策原则和教条。打另一个比方，可以说自由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性格或者气质，或者是由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行为偏好。正如在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更紧迫的需求的压力之下，一个人并不总是能够按照他的性格和偏好行事，自由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处于独断的地位。实际上，冷战时代的美国政策中也总是有一种对自由国际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抗衡力量，即现实主义。
自由国际主义以“国际事务中和谐之可能性为前提”，将一体化、制度化的国际规则和国际体制作为保障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倾向于将国家安全寄托于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的体制；而现实主义则“怀疑任何将国际事务压缩到法理概念中去的方案”，【注释】乔治·凯南语，见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注尾】将有利的“均势”态势的营造和结盟关系而不是普遍的国际制度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途径。
自由国际主义注重“原则”，现实主义注重“利益”；自由国际主义是理想主义气质的，而且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意识形态和观念在其中产生作用的空间更大，确定国家目标时更多地从原则而不是从“硬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出发，而且习惯于在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可行的目标和长远的意愿之间建立一致、和谐的关系；而现实主义则浸润于保守主义气质的、历史型的、基于复杂性的智慧，它戒惧意识形态目标和一元论的、图式化的宏大认知框架，而且强烈要求将安全要求置于原则要求之上。
自由国际主义本能地假定其他国家与美国自身的相似性，相信美国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倾向于低估别国历史文化对其现实行为的影响，强调国际环境的一致性，倾向于模糊国际和国内的界限；现实主义则首先假定其他国家基于历史文化的特性，强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异，而且把国际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归结为基于各民族国家的特性之上的多样性；自由国际主义习惯于总体、全面地看待美国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喜欢以“一揽子”的、连贯系统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对和处理问题，有内在的进取性和扩张性；现实主义则在审视和选择对外政策目标上谨慎保守，强调美国能力的有限性，要求在确定国际利益和目标时分清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更倾向于从当前的紧迫性而不是长远的前景为出发点。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观点相联系，现实主义与地区观点相联系。【注释】关于类似的判断，参见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p.145.【注尾】
最后对于本文十分重要的是，自由国际主义非常重视别国内部发展的状况和国内组织方式，倾向于将影响和改变别国的长期变迁作为美国需以切实加以追求的目标；而现实主义则认为这些东西本身不是美国对外政策恰当的关注对象，不应在这上面耗费美国的资源和力量。自然，比之现实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者更倾向于支持非军事和地缘政治目标的对外援助。
战后美国现实主义的宗师凯南以“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zed）和“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ic）区分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两种基本传统。显然现实主义就是“特殊主义”，而自由国际主义（及其伴生物全球主义）就是“普遍主义”。【注释】参见约翰·加迪斯关于凯南的讨论，《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6~34页。【注尾】 和借以理解历史的任何二分概念一样，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二者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存在和彰显自身。在战后以对抗共产主义为主题的美国对外政策史中，一方面，自由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持续地相互竞争、相互制衡。但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局面，在选择目标和手段的复杂的过程中，两组对立的理念逻辑又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地、完全地相互排斥。它们在实际的历史进程和政策形成中、在决策者的动机和考虑中显示了许多交错重叠，而且不同特性的政策或逻辑会以协调或者不协调的方式共处在一起。【注释】其实莱夫勒对“国家安全”和“核心价值”（core values）的讨论正指向这一点。Melvyn P. Leffler, “National Security”,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3~128.【注尾】 这种情形首先反映了冷战斗争的双重属性：既有军事地缘政治的一面，又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的一面。其次它还反映了对外政策中意愿和现实、长远前景和当前紧迫性之间永恒的张力。
但须要强调，从20世纪美国对外行为的基本连续性上看，从美国介入世界、世界受美国影响的长期趋势上看，由威尔逊所开启的自由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是方向，是主导的、基调性的， “决定命运的性格”；现实主义和特殊主义是从属的，是关于如何有效达成目的的行动原则，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反应性的策略。或者可以说二者居于不同的层次，自由国际主义是“世界观点”（worldview），是“道”，现实主义是策略，是“术”。自由国际主义立基于美国的权力地位，又发生于美国的国家特性，它在珍珠港的硝烟中最终突破孤立主义，并在现实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限制中一次次挣脱出来张扬自身，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结构和认知要素。就此而言，宁科维奇以“威尔逊主义的世纪”来标示美国20世纪的美国外交史，是善辨大体的判断。
然而，从杜鲁门主义到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前期，自由国际主义的方案和普遍主义的冲动受到现实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挤压和抑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年，美国致力于申述张扬自由国际主义原则，并初步构建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制度体系（最突出的是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但从冷战爆发直到肯尼迪上台之前，自由国际主义的框架在政策演进的过程中一直缺乏新的实质内容的填充。与现实主义相比，这一时期它在较小的程度上构成具体的政策规划和行动的逻辑和动力。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冷战从欧洲爆发并向东亚扩张的过程中，美国面对的是欧亚大陆事态的急剧变动和高度不确定性，“国家安全”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苏联威胁的军事和地缘政治性质有被放大的倾向，而这又必然助长“按照最坏的打算来做准备”的心态。这种情况导致的是“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一种回归”。【注释】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p.146. 【注尾】 小亚瑟·施莱辛格曾指出，“在1950年代，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都维系于这样一种理论，即苏联的属性是军事扩张主义。” 【注释】Arthur Schlesinger, Jr., “Some Lessons from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1, Winter 1992, p.49.【注尾】 朝鲜战争后冷战在地缘政治上大局甫定，但危机性事态仍不时出现，而且苏联领导人的更迭也影响了美国对苏联对外政策稳定性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苏联核力量多少有些出乎美国人预料地迅速发展，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冷战军事斗争的紧迫性和不确定性。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正反映了具有核武器时代特性的地缘政治思想：将“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和欧洲优先结合起来。在兼具美国式反共观念和宗教热情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激烈夸张的言辞背后，美国政策的重点是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威胁，“遏制”全球共产主义扩张倒似乎退居次位，而“扩张民主”更是少有踪影。作为财政思想保守、执意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保护国家利益的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强调节省资源减少开支，而这又强化了以核武器为战略中心的倾向。
三
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前十年间受到抑制，其最重要的表现和后果是，在这一时期自由国际主义的框架下没有生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在现实主义逻辑和两极化的战略观点之下，广袤的世界边缘地带——“第三世界”，也就是美国官方常用“非西方世界” “欠发达世界”“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来指称的地区——必定处于美国战略的边缘位置。在1950年代的美国政策体系中，第三世界倾向于缺乏独立的地位，倾向于作为不同国家、区域和部分而碎裂地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特性和功能地位的整体而存在。美国对属于第三世界的各个地方的政策表现出很大的反应性特征，而较少施之以长远、总体的规划。上述状况有两个明显的体现。第一，第三世界有些地方被赋予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处在美苏冲突、苏联势力的战略扩张的前沿地带，或者是因为其作为经济腹地对西方的盟国的经济复兴和生存是重要的，从西方世界作为体系核心的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是重要的。【注释】David S. Painter and Melvyn P. Leffler,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Melvyn P. Leffler and David S. Painter(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9~10.【注尾】比如，1947年以后凯南主导的政策规划中，“在亚洲只对日本感兴趣”，东亚和东南亚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作为保障日本经济的生存和复兴的而具有意义。【注释】Bruce Cum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 Product Cycle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8, No.1, Winter 1984, pp.16~22.【注尾】 第二，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都是发生在第三世界的重大事态，但中苏同盟确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基本上把中国看作苏联的附庸，只是将其归入“共产主义集团”的类型内，而较少像后来那样，将其置于第三世界革命和全球变革的方向的“问题意识”下来考虑并赋予这方面的重要意义。
正如卢斯的文章所昭示的那样，自由国际主义与对第三世界的重视、与超越直接的军事、安全目标的外援之间有着亲和、一致的关系。可以说，自由国际主义的框架内，以直接影响外部世界发展进程为宗旨的经济发展援助本是一个必然的、关键的组成部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开启了战后对外经济援助，并为战后美国海外援助实践建立了最初的制度基础。而“第四点计划”则整体地、专门地以欠发达世界为对象，旨在使美国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利益能用于欠发达地区的进步和成长”，是一种超越纯粹的安全目标和军事援助的外援政策理念的初期形式。当时即有美国学者自豪地宣称：“为欠发达世界而设立的第四点计划看来是勇敢的新世界的一个当前的和现代的表现形式，……表现了……我们提升自己和改造我们的邻居（特别是后者）的努力。”【注释】John K. Rose, “Needs and Resources of the Brave New World”,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268, Aiding Underdeveloped Areas Abroad, March 1950.【注尾】它是将卢斯式的外援理念付诸实施的政策创议，给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框架赋予政策、实践和制度的实质内容，是战后美国形成系统的、整体的、有着独特内容和逻辑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开端。
然而，自由国际主义受到冷战初期急速变动的地缘政治势态的制约，受到美国内部现实主义政策逻辑的压抑，这突出地反映在“第四点”的命运上。针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实际上产生了排挤和延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非军事援助的效应。【注释】David Louis Cingranelli, Ethic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132.【注尾】 在欧洲复兴计划顺利实施，欧洲的军事、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杜鲁门于1949年1月的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杜鲁门本人认为这是他的外交政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随后的将“第四点”付诸“制度化”的过程中，1950年6月通过“国际开发法”，又据国际开发法在国务院内设立技术合作署，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但第四点计划在美国政策的全局中没有占据欧洲复兴计划那样的重要地位，朝鲜战争更是挤压了“第四点”被充分贯彻实施的可能性。在乏力地运作了几年之后，第四点计划在1953年黯然收束。【注释】Sergei Y. Shen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hird World: The Origins of Postwar Relations and the Point Four Program, Huntington, NY: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99, pp.23~72, 75~115.【注尾】 正如罗斯托就此所说：“共产主义进攻的事实立竿见影地将注意力吸引到以在短期内坚守防线为目标的行动上，而牺牲了旨在促成在长期意义上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变迁的行动。”【注释】W.W. Rostow, Eisenhower, Kennedy and Foreign Aid, Austin, T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p.80~81. 【注尾】 此后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基于共和党政府既定的“新面貌”战略框架，并在共和党传统的保守财政观点的影响下，美国对第三世界和发展援助呈现出相当的冷淡。特别是在1956年以前，美国政府公开宣称、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贸易而不援助”（trade not aid）的原则，援助政策长期偏重于军事援助，发展援助受到抑制。【注释】Burton Kaufman, Trade &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2~33.【注尾】
卢斯发表“美国世纪”的时候，对美国人来说，第三世界或者“欠发达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非西方世界不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整体而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中，有着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东方世界的模糊镜像——一个非白人的、非西方文明的、非基督教的、殖民地的、落后贫穷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政治上是被欧洲的各个殖民帝国所分割的。美国有一个传统的拉丁美洲政策，门罗主义以“不许殖民”和“美国的后院”框定了拉丁美洲在美国的世界观点中的位置。它也在逐渐地在孕育一个亚洲政策，“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扩张使它和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发生了关系和纠葛。但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美国政策中几近付诸阙如。在罗斯福规划的战后世界秩序中，针对欠发达世界的内容无非是非殖民化问题。而非殖民化问题首先在根本上是欧洲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问题，其次当然也会涉及美国和欧洲宗主国的关系问题，最后才是美国和殖民地的关系问题。在罗斯福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相关考虑中，美国并没有纳入苏联威胁和“国际共产主义”因素，它认为那主要是殖民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美国要在联合国和大国合作的架构中在非殖民化事务上发挥作用。但除此之外，它没有直接、大规模介入非殖民化进程和后殖民地事务的强烈意愿。对于和非殖民化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的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问题，罗斯福的方案没有打算有什么作为。不仅如此：“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本是自由国际主义的要项，但在冷战的展开过程中，美国政策中固有的整体性的反帝国主义因素被大大削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明显地走向反帝国主义和非殖民化进程的反面。显然，反帝国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对民族自决的空洞倡导不足以为一个系统完整、足以面对战后世界的第三世界政策提供基础。
部分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政治的第三世界毕竟出现在了美国的眼前，而且其出现的速度、方式和后果多少是美国没有预料到的。非殖民化并不像美国所设想和希望的那样是伴随着和平演进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而是充斥着美国人所不希望看到的革命、暴力和动荡。本来，在美国向来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道义上同情和善待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而非西方民族主义也将是亲美的。而且，民族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美国人不担心非殖民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只要这个进程是以有协调、有控制的方式进行，就能够与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相兼容。上述美国式观念，不仅体现在1942年的大西洋宪章中，而且体现在罗斯福关于美国可以通过施加压力促进英帝国的解体的考虑和尝试上，以及罗斯福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憎恶态度上。【注释】Scott L. Bills, Empire and Cold War: The Roots of USThird World Antagonism, 1945~1947,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5~12.【注尾】 除了个别例外如伊朗、土耳其等，冷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涉及非西方世界。但是自中国革命开始，冷战向第三世界扩展，或者说第三世界的许多事态都与业已展开的冷战发生了关联，使得美国原先关于东方民族主义的假定，以及和这种假定有关的思维定势和政策构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美国与中立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冷战的两极化格局中，对第三世界的很多新兴国家来说，中立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理甚至是必然的选择，是其民族主义在国际方面的派生物。与中立主义相伴生的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共同的国际身份、进而是其寻求某种国际政治整合的努力。美国对中立主义和不结盟运动感到格外不适，满腹狐疑，乃至于杜勒斯发出所谓中立“是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观念”的愤激之语。【注释】“Dulles Talk Aims to Assure Allies”,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56.【注尾】 这个著名而广受争议的论断所折射出的，正是美国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认知和应对中的紊乱和困境。
对美国来说更不安的是，它切实地感到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越来越桀骜不驯，越来越偏离自己所希望的轨道。它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和革命，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以及越来越多苏联、中国的影响力和扩张势头（如在1950年后的印度支那）；或者即使没有明显的共产党的存在，美国也在非西方民族主义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反美和反西方因素（如在1953年的伊朗）。无论是作为具有“反革命”传统的国家，还是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建构者和维护者，美国都不能不对第三世界的“革命民族主义”感到强烈的不适。现代世界的革命都具有普遍主义气质和内涵，都有国际性的内容和影响，【注释】弗·哈迪利：《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注尾】 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苏联欢迎第三世界的革命化进程，而影响力迅速上升的中国则看来对这一进程有更直接有力的推动和更大的热情。它们的革命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在第三世界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对第三世界仿效中国革命道路的“叛乱”和游击战，美国感到越来越大的危险性，但它显然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50年代美国面临的国际事态日益凸现出，两极观点钳制下的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缺乏系统的、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冷战现实主义弱化和虚化了原有的自由国际主义框架，阻遏了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建构；而自由国际主义框架持续地存在着一个重大空缺，日益不能适应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整体而出现的事实，不能适应冷战向第三世界扩散的事实。没有第三世界政策的全球主义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球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必须也必然对第三世界的整体存在和具体事态做出反应。1956年苏共20大以后苏联开始明显地加强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这自然地被美国人判定为一种“经济攻势”，进一步凸现了第三世界在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冷战中的重要性。【注释】Burton Kaufman, Trade & Aid, pp.63~65.【注尾】 第三世界和冷战、第三世界的动荡和共产主义扩张、第三世界的前途和冷战的结局之间的相关性被稳定地确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由国际主义者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有着根本的缺陷：缺乏系统的第三世界政策，缺乏抑制第三世界革命和“革命性民族主义”的手段，缺乏影响外部环境和外国内部发展进程的努力，缺乏以“使世界对民主安全”为目标的政策创举，缺乏对外援这个政策工具的更积极有效的运用。而这些缺陷是不能允许继续存在下去的。【注释】系统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典型是，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近期历史试论》（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原书出版于1960年。罗斯托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在第三世界面临的事态是继大萧条、法西斯侵略和1945年后冷战威胁的第四次危机。第291~293页。【注尾】 同时在1950年代后半期，冷战的烈度、冷战在地缘政治上的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在已经大大下降了，这自然削弱了现实主义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制约效应。美国要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考虑长远问题，更多地张扬其国家特性和风格，要更切实地致力于第三世界内部发展的状态问题。当肯尼迪夺回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时候，正是全新的以援助和发展政策为中心的第三世界政策和规划出台的时候。
四
构建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填补自由国际主义政策框架中的空缺的使命，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以当仁不让的姿态来承当的。观察冷战前期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体系，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援助和发展政策的演进，不能不使人感到：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通过所谓“政策导向”的研究而塑造，然后再输入政策系统；而不是像通常的情况那样，主要是由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政府活动中所主导、制定和操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和战后初年，美国大学及其他官方、非官方的学术机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国际研究”）剧烈扩张，“地区研究”的学术热潮和制度体制迅速形成，美国长久以来对海外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不甚感兴趣的状况根本改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对欠发达世界的研究。这些社会科学家中有很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投身入军队和政府，形成了把学术专业与政策问题结合起来、从事“政策取向的研究”的偏好和传统，力求使美国对外政策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这些人的政策研究展现了一个与政治家、特别是职业外交官相区别的特性，即学院学术特别是理论化的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学理性以及“整体主义”、“深度思维”（deep thinking）特性。他们在思考政策问题时往往不愿意采取就事论事的技术型、即时对策型的方式，而更倾向于从宏观的、长远的观点着眼，也更倾向于采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一揽子”的方案。战后的“国家安全状态”（national security state）对社会科学知识予以更广泛、深入的动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社会科学家参与政策研究的制度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得以继续维持和强化，许多社会科学家成为“政府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注释】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10月号，第33~36页。【注尾】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上，美国知识阶层素有所谓“左翼传统”，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大多数人服膺进步主义—新政自由主义传统，总体上认可和欢迎扩大国家干预、建立“大政府”的趋势，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注释】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302页。【注尾】 同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国际研究学者高度一致地采取自由国际主义立场，坚信美国从历史中获得的最大的教训就是必须放弃孤立主义，必须致力于缔造防止极权主义和世界大战再度爆发的国际环境。国际研究学者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支持者，也是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者。而且他们是战后美国大规模的自由国际主义国民教育运动的主力，“他们的战时经历和对世界其他部分的专业知识，都使得他们成为一种美国版的国际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注释】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23.【注尾】 国内政治方面的“大政府”主张与对外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全球主义取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正如扎卡利亚所揭示的，扩张性、进取性的对外政策体系要求把美国充裕的内部经济资源转化为外交政策资源，“国家行政权力与对外政策的行动主义”之间有着相互强化的正相关关系，政府财政力量、动员和组织力量的扩张意味着对外行为能力的加强。【注释】参见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孙春英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注尾】 就此而言，战后民主党自由主义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对新政—凯恩斯财政扩张主义经济学的广泛认可，与其对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体系的呼吁和支持之间，也是有着内在的连贯性和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作为战后民主党主流派的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非正式政治宣言，还是作为对自由派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在其政治意识形态中使新政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达成统一的一个范本，1949年问世的小亚瑟·施莱辛格的《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一书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9.【注尾】 这位后来肯尼迪政府的重要思想家在书中宣告，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可靠洞察之上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已经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新生和复兴，将构成领导美国和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的强大中坚力量。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工商阶级政治文化及其“反智主义”传统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知识分子介入权力上层和决策活动的趋向似乎受到某种抑制。但随着民主党肯尼迪政府的上台，“华盛顿又变得对哈佛教授和前罗兹学者如此盛情迎纳”。【注释】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p.3~5.【注尾】 在肯尼迪政府延续新政自由主义、高扬自由国际主义并广泛动员和沟通学术界的政治框架中，社会科学家介入政策思想构建和参与决策活动的景象达到前所未有的蓬勃。
在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和思想宗师帕森斯那里，他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张及其方法论上过度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把“恢复和详细阐发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促使他的新理论产生的伟大道德责任”。【注释】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发展》（贾春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注尾】 有专门研究指出，作为一个“行动主义的思想家”，帕森斯的全部学术工作旨在克服竞争性资本主义的长期不稳定即“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the Hobbesian problem of order），试图为美国社会科学提供一种实践立场，以使专业化的社会科学能够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最终促进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成长和巩固。【注释】William Buxton, Talcott Parsons and the Capitalist NationState: Political Sociology as a Strategic Vo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注尾】 帕森斯自称其理论讨论“既不是以‘经济个人主义’的既定路线的方式，也不是以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方式——甚至于不是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了。” 【注释】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注尾】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在以具有美国特性的“自由主义”的方式讨论问题。而这也是他所开启的美国现代化理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特性。
以其“社会行动理论”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帕森斯构筑了一个志在融通和综合全部社会科学的宏大社会理论体系，在当时对更注重过程和经验，或者更注重欠发达世界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也“为将地区研究计划中的特殊主义的研究统一为一整套相互协调的研究议程和政策议程提供了基础”。【注释】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p.73.【注尾】 现代化/发展研究与同样以跨学科和现实导向为特征的经验性“地区研究”形成共生关系，前者“试图为作为总体现象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推导出概括性法则，后者则集中于探究和应对被视为具体问题的特定地理和文化群体内的挑战。” 【注释】Christoper Simpson, “Universitie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pp.xvii.【注尾】 帕森斯理论似乎对美国对西方的研究（包括美国研究）没有产生直接、明显的影响，但许多学者以帕森斯为基础展开对欠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性状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现代化研究的浩大学术运动由此创生。
在经济学领域内则以“经济增长”或者“发展”为主题，兴起了发展经济学。其理论立场接近甚至直接承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及其微观分析传统：它研究的出发点和主旨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发展（所谓“national development”），而不是企业和个人的利润最大化。他们认可政府干预和计划手段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在1950年代主张进口替代工业化，其国际发展理念与新政自由主义的国内经济理念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性。【注释】 参见Vernon W. Ruttan,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olicy: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Ai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86~87.【注尾】发展经济学家特别是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梅森【注释】梅森在这方面的著述有：Edward Maso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rn Asia, Claremont, CA: Claremont College, 1955; Mason, Foreign Aid and Foreign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1964.【注尾】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马克斯·米利坎、沃尔特·罗斯托等人，似乎比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有更强烈、直接的政策意图。他们在1950年代后期致力于倡导扩大经济援助，直接提供可为官方所用的援助理论和详细具体的政策建议，而且也致力于规划设计新的美国外援制度机构。发展经济学由最初单纯注重资本投入和经济增长而变得越来越重视对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且越来越具有跨学科倾向，这就使得发展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现代化学者之间沟通与合作相对顺畅。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会结构整体变迁的意义上来界定“发展”，他们和社会学、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家”密切合作，经济学中的发展研究至少部分地汇入了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发起的“现代化理论”运动中。比如，在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基地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框架和路径就经历了由“经济发展”向更具包容性的“现代化”的转换。【注释】Donald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s, 1951~1969, Cambridge, MA: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p.115~118.【注尾】 而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汇聚、同时又是民主党自由派知识大本营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特别是剑桥市，更是形成了致力于发展/现代化研究并积极推动外援的庞大学者集群，其学术和政策主张被他们的哈佛同事小施莱辛格称为“查尔斯河路线”（the Charles River approach）。【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ughton Mifflin, 1965, pp.586~589. 【注尾】
这种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最主要的大宗产品，“自由发展主义”（liberal developmentalism）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说“现代化理论”运动，是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的产物。【注释】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p.4.【注尾】 更准确地说，它是民主党自由主义牌号的产品，又是冷战时代自由国际主义自我更新的结果。
五
社会科学家以严格的社会科学论说更新了原本由更含糊的文化信念和政治理念支撑的自由国际主义，将明晰严整的学理化的现代化思想注入美国政策观念体系，构筑起冷战时期美国对欠发达世界的认知体系和政策理念，填充自由国际主义政策框架面对全球冷战而日益凸现的空缺，并将对欠发达世界的发展援助和“发展指导”推向美国政策的高端和中心地带。这种战后美国国家政治和对外政策大规模消费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学”现象，在肯尼迪时期达到高潮。来自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政策创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欠发达世界和发展援助的重视，是肯尼迪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约翰逊政府）不同于以往美国政府的冷战政治的最鲜明的特征。
沃尔特·罗斯托正是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和冷战政治的这个新阶段最醒目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在1950年代，这位经济史学家及“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与马克斯·米利坎一道将原本致力于心理战和苏联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办成发展/现代化研究最重要的基地。而这种转向背后的考虑正是基于该中心同仁的这样一种共识，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是一种“国际性的危机”，是“世界政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该中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地区/国别研究，并为美国的发展援助和发展指导制订基本理念和行动原则；他们还通过和媒体的联系发动对外援的必要性的宣传，以与右翼的外援理念相对抗。【注释】Donald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s, 1951~1969, Cambridge, MA: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p.69, 96~104.【注尾】 1954年，米利坎和罗斯托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的帮助下，开始“制订”一个以发展援助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计划”，该文件后以《一项计划：有效对外政策的关键》为题出版。这是现代化理论家的政策建言的典型：它从世界历史变迁的长期趋势即现代化的“大过渡”（great transition）着眼，把美国政策的核心主题认定为能否应对这个大过渡中的危险和机遇，能否有效地驾驭整个过渡，以创造出适应美国民主的世界环境。【注释】Max Millikan and W. W. Rostow,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P. N. RosensteinRodan, A Proposal: Key to An Effectiv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尤见第1~8页。【注尾】 作为其一系列研究的汇集和总结，而且作为其“使历史学、发展理论和政策融会贯通起来” 【注释】Walt W. Rostow, Essays on A HalfCentury: Ideas, Politics, and Action, Boulder: Westview, p.2.【注尾】的旨趣的一个体现，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了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注释】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注尾】 在罗斯托的理论框架中，当代第三世界、共产党国家和西方都可以被放在“恰当”位置：第三世界处在“为起飞准备前提条件”和“起飞”的过渡阶段；共产党革命是过渡社会政治脆弱性所导致的“病症”，共产党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食腐动物”（scavenger）；西方是通过顺利过渡而达到“高额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阶段的现代化成功者，而美国则居于历史演进的终点，获致了现代化的完备形态。进而，美国的世界历史地位以及其引导全球变革的责任都被罗斯托给出了界说。
这部著作甫一问世便在学术上备受争议，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同行对其历史经验事实的处理和过于整齐划一的阶段划分提出尖锐质疑。【注释】1960年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在西德康斯坦兹举行会议，邀集众多杰出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专门讨论罗斯托的新著，其间罗斯托受到尖锐批评。会议文集后来结集出版：W.W. Rostow(ed.), The Economics of Takeoff into Sustained Growth, London: Macmillan, 1963. 关于会议的情况，参见 Henry Rosovsky, “The Takeoff into Sustained Controvers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25, No.2, June 1965, pp.271~275.【注尾】然而这已经不重要了。凭藉其比其他现代化理论家更直接的政策相关性，对复杂问题更简单明了的回答，以及更浅白生动的阐述方式，在美国学院经济学传统上非主流的“罗斯托路径”(Rostovian Approach)成为了那一时期现代化理论的主流和标志，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肯尼迪政府的官方学说。罗斯托路径正适应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自我更新的需要，适应民主党在共和党执政8年后重建政治活力和实现政策突破的需要，适应195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应对第三世界作为凸显的全球政治现象的需要。对第三世界、援助和发展问题建立了浓厚兴趣，并力图使之成为借以问鼎白宫的主要对外政策议题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1957年开始与国际研究中心建立联系，并借重该中心来构建自己的对外政策创议和框架，罗斯托及其他多位中心成员集其麾下。【注释】Donald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s, pp.104~109.【注尾】 1950年代末，罗斯托还将现代化观点注入军事问题，研究欠发达世界的“叛乱”和游击战，迅速成为公认的“反叛乱教义的一个主要设计师”。【注释】David Grosman Armstrong, “The True Believer: Walt Whitman Rostow and the Path to Vietnam”,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gust 2000, p.7.【注尾】 1960年大选结束后，罗斯托加入规划对外政策的特别任务小组。在1960年12月上达总统的一份报告中，罗斯托郑重而激切地敦促当选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对自由世界的地位至关重要的是，肯尼迪政府必须用其最初的日子在对欠发达国家的外援问题上创造突破。这方面的决定已经被拖延了5年。”【注释】W. Rostow, “The Strategy of Foregin Aid, 1961”, Dec.,1960, Box 1074, Task Force Reports, Foreign AidStrategy Report 1961,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JFKL）.罗斯托和米利坎都加入了肯尼迪对外经济政策特别工作小组，其外援政策更详细的建议参见 “Report to the Honorable John F. Kennedy by the Task Force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1961”, PrePresidential Papers, Transition Files, Task Force Reports 1960, Box 1073, JFKL.【注尾】 他随肯尼迪进入新政府，历任要职，成为“在为行政当局阐述一套总的战略观念方面……最成功的人”。【注释】加迪斯：《遏制战略》，第213页。关于罗斯托对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宣传阐释，参见罗斯托：《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国际关系学院“五七”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该书原版出版于1964年。【注尾】
由加迪斯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上述说法也许仍不足以说明罗斯托的意义。他不仅仅是肯尼迪对外政策的阐释者，而且是其最主要的建构者。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区别于以往历届政府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对第三世界和发展援助的总体的重视：增加对外经济援助，并以发展援助为中心重构美国外援政策体系；改组外援的制度组织，强化以国际开发署为中心的一体化外援制度机构；以争取进步联盟和和平队扩大发展援助和发展指导的范围和实施力度；以“反叛乱”、“反游击战”为重点重构美国的军事政策。凡此种种，都旨在变革第三世界内部状态、推动其“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化思想的框架或者方向下生成，打下了深重的罗斯托印记。【注释】关于和平队、争取进步联盟以及反叛乱政策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问题，参见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相关的三章。关于罗斯托在政府内部倡导和设计反叛乱政策的情况，Armstrong, “The True Believer: Walt Whitman Rostow and the Path to Vietnam,” pp.616~639.【注尾】鉴于美国对外政策及其观念框架在肯尼迪时期发生的重大转向（罗斯托在承袭了肯尼迪对外政策路线的约翰逊政府里继续发挥重大作用），似乎有理由把罗斯托的地位与凯南相比。如果说凯南是冷战初期现实主义的思想宗师，罗斯托——当然他个人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整个现代化理论运动——就是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更新了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体系的最主要的代表。在两人之间做如下简单对比也许有助于理解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的风格和特性：凯南是一位优美的散文体作者，知识专长在于俄国历史，其思维方式是历史启发式的；罗斯托则是高产的学院社会科学家，擅长和习惯于理论化思维和社会科学型的宏大叙事，致力于以高度一元论的方式给世界历史制订了一个确定的演进图式。这种智力风格上的差异当然与他们所分别代表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差异有内在联系。而罗斯托的学术论说和政治主张，显然完全符合前文开列的自由国际主义的诸多特性，当然可以听到亨利·卢斯曾在“美国世纪”中奏响的旋律。
冷战中的现代化理论更广泛的历史意义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大灾难的年代”【注释】霍布斯鲍姆语。《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注尾】已经终结、但又面对新的长期危机的时代，在对立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相互激荡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或者说一个“现代性的帝国”——基于自身的特性、镜像和利益所规划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主义全球变迁方案。宁科维奇洞悉到，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对现代性的全球性危机的反应方式，【注释】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注尾】 现代化理论的要旨也正在这里。
以越南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整体失败，显示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与多样化世界的诸多不适和冲突，也显示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困境。1960年代末在越南战争引发的政治和思想危机中，现代化理论丧失了作为主导性官方政策理念的基础地位，在学术上也受到来自激进、保守两翼的批判和挑战。现代化“学派”很快在美国消散了，到1980年代似乎已很少有学者会自称自己的专业领域是“现代化”了。但在经历了顿挫之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美国世纪”依然在延续，甚至在后冷战时期得到新的强化。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逻辑和思想要素也得以存续和强化，由最初的一种民主党牌号的理念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扩展而为两党共识；美国引领掌握全球变迁的方式和进程的意愿和冲动也在延续和强化之中。与此相关，作为最为突出和著名的例子，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在汤姆·巴尼特以变革“断裂带国家”（gap countries）为基点的大战略规划中，现代化理论又复活了。【注释】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徐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Thomas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4. 有人称巴尼特为“全球化时代的乔治·凯南”，笔者却认为他更像沃尔特·罗斯托。【注尾】
毋宁说，现代化理论从来没有死亡过。
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