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
建构认知
—评丹尼尔·帕帕的《当代国际关系》
仇华飞
国际关系的基本政治环境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处在绝对安全环境中。【注释】“Introduction，”in John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注尾】在国际安全困境中，各国都努力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以影响对本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环境。对于国际安全环境的理解，不同的研究取向产生不同的分析方法。理想主义学派强调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视为维护本国安全的“公共产品”。而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秩序和价值观念制约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甚至可以改变对国家利益本身的建构”。【注释】Peter J.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al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5, 60.【注尾】
丹尼尔·帕帕在其新版《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2002). 【注尾】一书中，结构性地论述了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诸多因素，涵盖了有关国家利益、权力均衡、国际体系演变、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外交决策与决策的理性化、国际关系中权力的经济参量、军事参量、国际法参量、外交参量及权力的社会政治因素、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与价值冲突、环境与疾病传播等问题。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关注各种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环境因素，阐述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16. 【注尾】 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 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注释】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7), pp.281~329;Margaret T. Sprout, “Mahan: Evangelist of Sea Power,” in Edward M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415~445. 【注尾】 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注释】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介绍性解释参见 R.N. CarewHun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3), Theodore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2002, p.17.【注尾】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注释】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75.【注尾】 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p.18, 287.【注尾】 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注释】Ibid., p.18.【注尾】
二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19.【注尾】 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注释】政治现实主义代表作有: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 George Kennan (“X”),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Henry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注尾】 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 “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19.【注尾】 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注释】Paul R. Viotti,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37. 【注尾】。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主权。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20.【注尾】 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注释】Ibid.【注尾】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486.【注尾】 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注释】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82.【注尾】 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注释】Klaus Knorr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10.【注尾】 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注释】Howard H. Lentne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d Conceptual; Approach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p.3.【注尾】 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23. 【注尾】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释】Peter J. Katzenstein & Rudra Sil, “Rethinking Asia Security：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 J.J. Suh, etc. ed.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33.【注尾】 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p.23~27, 141.【注尾】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注释】Ibid., p.3.【注尾】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注释】Ibid., p.35.【注尾】 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注释】Ibid., p.315.【注尾】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注释】Daniel S. Papp,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p.299.【注尾】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注释】Daniel S. Papp & David S. Alberts, ed. Information Age: An Anthology on Its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CCRP Publication Seris 1997), pp.2~3.【注尾】
丹尼尔·帕帕还是和平主义的鼓吹者。他的《弹道导弹防御在美国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注释】Daniel S. Papp, Soviet Policies Toward the Developing World During the 1980s: The Dilemmas of Power and Presence (Max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86), p.XV.【注尾】一文，对里根政府制订“战略防御计划”（SDI）提出质疑，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威慑环境和威慑的成功率做了大量的论证，认为“弹道导弹防御”（BMD）计划不仅涉及技术成本问题，也涉及政治、经济、战略成本问题。丹尼尔·帕帕提出的“战略威慑不应靠‘双方确保摧毁’（MAD）来维持”【注释】Daniel S. Papp, From Project Thumper to SDI“The Role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n US Security Policy,” Airpower Journal, Winter 1987~1988, pp.1~15.【注尾】的观点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
仇华飞： 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