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陶文钊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版。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台湾、经贸和人权四个方面的政策、构成这些政策的要素、政策的调整和演变过程，以及推动这种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背景。第二部分考察了国会、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等方面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并对这些因素的内部构成、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本书参阅、引用了美国的档案、著述、研究报告，并对美国官员和专家进行访谈，资料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何兴强 供稿）
James Kurth, “America's Democratization Projects Abroad,” The American Spectator, Vol. 39, No.8, Oct. 2006, pp. 40~47.
作者考察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在海外民主化计划的成功和失败。其中最成功的例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的欧洲。这些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共同的因素：这些国家都是现代化工业国家，遭受过彻底的军事失败，民族单一，而且面临着更严重的外部威胁。与这些国家相比，在中东地区的许多民主化计划则是最大的失败。作者同时认为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计划有着美好的前景。
Peter Skerry, “How Not to Build A Fence,”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Sep./Oct. 2006, No.156, pp.64~67.
目前美国国内关于墨西哥移民的激烈政治争论主要集中在延长和加强两国边界墙方面。本文作者彼得·斯柯里是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文中描述了目前125英里边界的建立，以及如何维护了不同的利益，有时候是竞争性的利益，包括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和其他一些环境问题，以及边界墙穿过部落土地时的主权问题，甚至还有保险责任问题。斯柯里将美墨边界墙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关卡进行了比较，并利用图表说明了美墨边界墙的设计、设置和用料特点。
Ivo Daalder and James Goldgeier,“Global NATO,”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5, Sep./Oct. 2006, pp.105~113.
本文作者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为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戈德杰（James Goldgeier）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客座高级研究员。他们认为，自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跨国军事组织，从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到印度尼西亚的海啸救助，北约对当前国际危机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北约可以吸收符合其结盟目标的非欧洲民主国家作为成员的话，北约将“更具合法性”。一些国家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对北约有所贡献，因为一个日益全球性的世界需要一个日益全球性的联盟，而“全球性的威胁是一个地区组织所无法应对的”。
Scott D. Sagan, “How to Keep the Bomb from Iran,”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5, Sep./Oct. 2006, pp.45~59.
作者认为，一个具有强烈反美和反以（以色列）情绪、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严重威胁。本文作者斯科特·D.萨干现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国际安全合作中心主任。他在评论当前伊朗的核问题时，指出“遏制乐观论”（deterrence optimism）和“扩散宿命论”(proliferation fatalism)的危险性。他认为，对美国和其他全球大国来讲，在“当前没有可行的军事选择”的情况下，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唯一办法是首先理解促使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动因并帮助其消除顾虑。
Robert Kaplan, “When North Korea Falls,” Atlantic Monthly, Vol. 298 Issue 3, October 2006, pp.64~73.
罗伯特·卡普兰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和美国海军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认为，朝鲜的导弹试验和核战争边缘手法（brinksmanship）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威胁。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政权的内部已经开始冲突，“接近死亡的极权政权往往变得慌张轻率”。在北方沿非军事区有军队和炮火布置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上发动一场战争是“可怕”的。卡普兰设想了朝鲜政权崩溃后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以及对日、韩、中三国紧张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朝鲜政权崩溃后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韩国人将对崩溃带来的破坏不感兴趣。他相信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因为中国可以利用一个“大朝鲜”(Great Korean)来实现主导亚洲经济的长期目标。
Jennifer Odell, “All In The Family,” Down Beat, Vol.73, No.9, Sep. 2006, pp.31~35.
本专辑赞扬了一年前惨遭卡特琳娜飓风和洪水毁坏的新奥尔良市的音乐传统。 本文作者在专辑的主打文章中介绍了世世代代传递新奥尔良爵士文化的音乐家族。铜管乐(Brass bands)、狄西兰爵士乐(Dixieland)、爵士(Jazz)、福音乐（Gospel）、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以及放克音乐等都出自于这些音乐王朝，他们蕴涵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未来。因为目前许多家族成员还不能返乡，他们是否能够重建家园和社区就成为公共问题。
Richard Florida, “Where the Brains Ar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298, No.3, October 2006.
作者认为，美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使其他地区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一种地理上的再分布，与以前历史上的移民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此称为“财富移民（Means Migration）, 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日益集中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雅图和丹佛等大城市，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多重影响。这些富有吸引力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贫富悬殊将继续扩大。作者预言，这是“下一代面临的重大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挑战”。
（魏红霞供稿）
Derek T. Dingle,“Rise of the Black Republicans,” Black Enterprise, Vol. 37, No. 4, November 2006, pp. 101~114.
由于共和党候选人考虑争取地方和全国性种族的支持，非洲裔共和党人在美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时刻。黑人共和党候选人的崛起，被视为共和党打入非洲裔社区的一种努力。这被黑人共和党人视为一个进步，可以使黑人社区免于过分依赖民主党，从而无论何党执政，政治中都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声音。对黑人政治家来说，种族歧视依然是一个问题，当一位黑人候选人代表共和党参选时，很可能有超过25％的共和党人投票给民主党。黑人选民对非洲裔候选人的支持也不确定。一些选民不愿意放弃对民主党的支持而把票投给共和党籍的非洲裔美国人候选人。然而，不能再假定非裔美国选民完全支持民主党。
Thomas E. Manm and Norman J. Ornstein,“When Congress Checks Out,”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69~82.
本文考察了国会的监督作用，也就是“防止错误发生或者防止其升级并失去控制”。作者认为，在过去6年中，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特别是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上的监督，实际上已完全失败。在对外政策、伊拉克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计划、被拘禁者的待遇及国土安全等都是首要的美国利益，国会并未质询这些政策如何实施，法律如何执行，或者纳税人的钱如何用于处理这些问题。作者认为，缺乏监督的原因在于, 行政部门“故意拒绝向国会提供准确、有意义的信息”，两党在国会日益增加的分歧，国会中共和党人不愿意批评布什政府，以及国会议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待在华盛顿等。作者写道，加强国会的监督作用，是“修补破裂的立法机构和恢复美国民主的健康平衡”这一更大挑战的一部分。
Tamar Jacoby, “Immigration Nation，”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本文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主张更加严厉地加强执法，同时让国内约1200万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作者认为，重新获得控制的最好办法，不是彻底打击这些非法移民，而是从法律上放宽限制，通过扩大配额并建立一项客工计划，每年吸纳50万新工人以保持美国经济增长。作者还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强制的电子雇用查证系统”，及时向雇主提供工作申请者是否核准在美国工作。认识到对移民不会或者不能同化的严重担心，作者认为，清除“大量非法的二等非本国公民”将清除美国化的障碍。
John L. Thornton, “Chinas Leadership Gap，”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133~140.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他认为，中国变化的脚步在加快，但它应对变化的能力却没有同步增加。中国正在面临领袖鸿沟的问题，因为繁荣和经济发展既提升了国家，也使得来自政府定位的智慧潜能逐渐耗尽。作者认为，政府必须排除妨碍私营部门有才干的专家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障碍。
Richard Haass, “The New Middle East,”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 2~11.
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把伊拉克战争归为导致中东美国时代结束的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崩溃的和平进程、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崛起，以及卫星电视的发展等。他预言，地区和外部的行为者对美国影响力的挑战将日益增加，和平进程将停滞不前，伊拉克将依然处于混乱之中，油价走高，民兵抵抗组织将增加，更多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持续的恐怖主义。他认为，美国在解决地区问题时应该采取多边外交手段，而非使用武力，应该抑制自身石油消费。
Francis Fukuyama, “There are No Shortcuts to The End of History,”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Vol. 23, No. 2, Spring 2006, pp. 35~38.
福山指出了导致美国目前在中东困局的几种错误看法。它们是：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会很快转变成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对入侵伊拉克的反应等。为改变当前的困境，美国更多需要一个政治战略，而非军事战略。美国不应通过使用武力，而应通过建立能够为稳定提供长期动力的多边机制来重塑世界。
（仇朝兵、魏红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