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
中国和平崛起中的“双层博弈”
——《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评介
钟龙彪、王俊
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令世人瞩目。美国作为冷战后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出于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本能忧虑，无疑最为关注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对国际秩序将带来的各种可能影响。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所言，“其他问题也占据了美国的新闻。但正在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提出了最大的长期性的挑战。”【注释】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Politics/ComparativePolitics/China/?view=usa&ci=9780195306095【注尾】 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崛起的研究兴趣持续不减，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克林顿政府中曾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的谢淑丽（Susan L. Shirk）的新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注尾】 颇为引人注目。
一
《脆弱的超级大国》研究的问题是，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中国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21世纪是否必然发生冲突，成为敌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崛起的大国可能引发战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崛起的雅典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原因。在20世纪，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崛起的大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那么，在21世纪，中国和美国是否注定会成为敌人？【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p.4.【注尾】 国际政治学界的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层次和视角对此进行研究，做出预测。
以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国际政治环境的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权威或世界政府。这就决定了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求得生存。而国家要生存，就要不断增强国家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因此，它们必须做好准备，应付来自各方的危险。我的邻居是我的朋友吗？今天的朋友会不会成为明天的敌人？我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击退别国的攻击？在国家意图不明的世界里，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来保护自身，以防任何国家的攻击。理想的结果是大国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因为拥有如此多的相对权力比它小的国家，其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证。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米尔斯海默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如果中国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如果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不让远处大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那么中国的利益无疑是将美国军队赶出亚洲。当然，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对抗。尽管大国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但它们经常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而非均势的考量所驱使。而且，它们常常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前言。【注尾】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的行为选择。这一观点受到自由主义的批评。自由主义者认为，有一个全球社会与国家并存，且与国家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它是制约国家行为的一部分外部环境。跨国界贸易、人民之间的接触，以及国际制度导致了难以用现实主义者那种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观点解释清楚的情势。【注释】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7页。【注尾】 约瑟夫·奈将此称为进程（processes）。体系的进程，就是国家间互动的通常模式。国家相互沟通和达成互利协定，改变了国家传统的战略选择，因此会改变政治后果。【注释】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56～57页。【注尾】 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势并不决定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候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虽然无政府状态这个大的结构不利于国家间的合作，但是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还是可以实现的。【注释】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9页。【注尾】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认为：1971年的中美关系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两国之间极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但在2002年，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解释中美关系的状况。从经济方面讲，中美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非常重要，美国的企业领导人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拜望中国领导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中美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在中美之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现实主义而言，当前中国在多个问题领域面临的情况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注释】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是：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划分，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注尾】 带着现实主义的眼镜看待复合相互依赖的状况将扭曲现实并导致政策失误。【注释】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注尾】
亚历山大·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认为，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永远只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自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而建构主义反对这种观点。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在某些历史时期是可以有这样一种逻辑的，但不是在所有时间和所有空间之内所有种类的无政府状态都必然具有这种逻辑，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具体地说，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2）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无政府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国家所持的社会共有观念势必造就对外政策行为，这种行为又加强和再造这样的观念。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看待彼此，就会创造霍布斯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竞争的方式看待彼此，就会创造洛克世界。建构主义理论意味着共有观念的存在取决于具有知识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没有实践活动，结构就不会发生作用。所以，归根结底，关键是国家的实践活动。即便国家在理论上可以将洛克文化转化为康德文化，但是如果它们不为此努力，那就依然会陷在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这似乎是当今中美关系的症结。【注释】〔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文版前言。【注尾】
进攻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从国际体系层次探讨、预测中国崛起是否必然导致中美成为敌人，发生冲突。这些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不仅取决于国际环境，也受制于国内环境。此外，进攻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把国家假定为单一的行为体。实际上，一国内部是复杂多样的，并不是铁板一块。谢淑丽的《脆弱的超级大国》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独辟蹊径，利用她对中国问题十分了解的优势，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探讨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因素，而不是简单地依据某个理论来预测中国崛起的政治后果，这就使得她的研究更扎实，结论更有说服力。
二
谢淑丽写作此书的出发点是探讨如何避免中美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她在克林顿政府中任副助理国务卿时，就常常担心中美这两个核大国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她认为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中国的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全世界的人都将受到影响。【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p.1.【注尾】 即使中美双方努力避免发生战争，美国只是与中国进行冷战也将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浩劫。因为两国在经济上已相互依赖。如果华盛顿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将通过出售其拥有的数十亿美国政府债券进行报复，美国利率将迅速上升，经济增速将放缓，这将导致全球性的萧条。与中国关系敌对，也将使两国不能合作解决影响两国人民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如艾滋病、全球气候变暖和恐怖主义。【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p.5.【注尾】
谢淑丽认为，处理作为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作为超强大国的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令人胆怯的挑战，防止与崛起中的中国发生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困难的外交政策挑战。中国必须使美国相信，中国不是威胁，中国不挑战美国的世界统治地位，而是满足于扮演一个支持角色。美国必须使中国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共同繁荣，一起合作。两国必须互相妥协。虽然中美两国的政治家都懂得妥协战略的必要性，他们还是会禁不住利用外部威胁作为赢得国内支持的陪衬的诱惑。超级大国需要能在世界上顶天立地的强悍的领导人。这样，战争可能由错误认知引发，即一国从最大威胁程度意义上去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不可避免地，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将与美国竞争，扩大全球影响。但是，更严重的危险是，当中国实力增强时，美国可能对此作出错误解读和处理，结果导致中美关系敌对。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单极世界，其他国家与作为超强国家的美国的差距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这使得中美之间因为错误认知而导致战争的危险增加了。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存在多个强国。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不会明显地影响其他强国的地位。今天，许多美国人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的直接威胁。而中国把美国视为阻止其崛起的大国。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好各自角色的历史转换将决定21世纪是战争还是和平。【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pp.9～10.【注尾】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中美成为敌人、爆发战争？谢淑丽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可能引发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国家对此处理不当。如果美国不懂得中国脆弱的国内政治和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与中国的冲突就真的可能发生。避免与中国敌对的最佳办法是打开中国国内政治的黑箱，深入探究其内部，弄明白中国国际行为的国内原因。每一个优秀的外交官都知道，除非你设身处地替对手着想，否则一事无成。在本书中，谢淑丽努力把读者放在中国领导人位置上，想象和理解他们在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同时是如何应对国内政治威胁的。只有身同感受，理解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处境，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影响中国，使中国以和平方式崛起。【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p.12.【注尾】
谢淑丽一方面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暗淡，也不再是冷战时代恐惧的对象。对外部世界来讲，看上去，今天的中国更加和善和熟悉，更加资本主义化了；单一性减少了，多元性更强了；色彩不再单调，更加丰富多彩了；不再孤立，更加全球化了。这使得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需求更大了。另一方面，她又认为中国面临许多问题：中国越发达和繁荣，越感到不安全，威胁感越强。她创造了一个术语“外强中干”（strong abroad fragile at home）来描述中国的特征。她认为，自从19世纪以来，中国目前在经济上最强大，在国际上感觉最安全。在国外看来，不断增长的经济使得中国领导人似乎像个巨人。但十分矛盾的是，中国领导人具有深深的国内不安全感。中国也许是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但是个脆弱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最大危险，是中国国内的脆弱，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忧虑的原因，美国就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像所有的政治家一样，中国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政治生存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担心下岗工人、农民和学生等不满群体的夹杂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全国性的抗议运动。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在国际危机发生时，中国领导人将优先考虑国内稳定，其次才是对外关系。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相撞，以及一系列与台湾和日本有关的危机，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处理的。【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pp.6～7.【注尾】
谢淑丽认为，中国对其他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能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只看中国的实力，如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国防支出。权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意图，也就是中国如何选择使用实力，决定着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挑战的担忧使得中国运用其实力时具有两面性。一般地讲，中国表现得像个谨慎的、负责任的、专注于国内问题的大国，努力避免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国际冲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努力建构一个良好的世界公民和地区邻居的名声。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和不扩散条约的坚定支持者，通过参加许多国际组织显示中国接受国际秩序的现状。中国向亚洲邻国释放善意，与大多数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与东盟、日本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与东南亚国家妥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了朝核危机的解决。所有这些合作行为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中国愿意采取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防止社会不稳定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在危机出现时，或处理可能变为危机的问题时，中国就表现出另一面特征，即可能导致危险结果的进攻性的一面。【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pp.10~11.【注尾】
根据上述逻辑，谢淑丽对未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做出了预测。在中美关系方面，她认为，双边关系虽然近年来总体上发展比较平稳，但远不能让人觉得轻松。在美国，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减轻，原来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可能重新抬头，并因为对失去工作机会和贸易赤字的扩大的担心而加剧。尽管中国政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努力搞好与华盛顿的关系，但是对美国意图的普遍怀疑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中国的精英仍然怀疑美国企图使中国处在弱小、次要的地位，使美国继续保持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未来中美之间的危机，特别是有关台湾和日本的问题，可能使公众情绪发展到这个程度，使得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不对给国家尊严带来的侮辱做出军事反击，政府就要垮台。【注释】Susan L. Shirk, China:Fragile Superpower, pp.140～254.【注尾】
三
《脆弱的超级大国》的核心观点是：从外表看，中国貌似强大，但是对其领导人来说，中国看起来是脆弱的、贫穷的，国内问题堆积如山。但是，中国面临的巨大的国内问题，不能使美国放心，反而使美国担心。中国内部的脆弱而非中国正在增长的实力，才是美国的最大危险。谢淑丽在书中反复强调，中国的脆弱，就是美国的危险。
谢淑丽是从一个美国学者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毫无疑问，在中国人看来，她的预言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不过，《脆弱的超级大国》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可能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谢淑丽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公众舆论与政府关于美国、日本、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观点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三个方面的政策是中国外交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在增大，这引发了美国人的思考和关注，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前这种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是否会继续，还是会因民族主义的情绪压力而被取代。
对于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问题，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式对实现中国崛起中的外交决策很有启发。他认为，许多国际谈判可以比喻为“双层博弈”。在国家层次，国内各利益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决策者采取对其有利的政策。为确保执政，政府也需要这些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在国际层次，民族国家的政府总是极力争取获利最大化，损失最小化。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出现在两个棋盘上。在国际谈判桌的对面，坐着外国谈判对手，在领导人的旁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国际事务顾问。在国内谈判桌周围，在领导人的后面坐着执政党党员、国会议员、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领导人的政治顾问等。双层博弈的复杂性在于，民族国家的政府的决策既要能为本国国内接受，同时又要能为其他国家政府同意。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要考虑本国国内接受的可能性。所以，在国际谈判中，国内层次的博弈最为重要。为此，他提出了获胜集合（WinSets)概念。获胜集合是指国际协议在国内行为体（包括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各社会阶层）中获得批准（Ratification）的可能性。批准既指正式的投票程序(如美国宪法规定，国际条约需要参议院2/3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也指非正式的形式(如社会舆论的反应)。获胜集合越大，国际协议越可能达成;获胜集合越小，越难以达成协议。获胜集合的大小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分配、领导人的政策偏好、政治制度及谈判战略等因素。【注释】Robert D.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eter B. Evans,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pp.431～468.【注尾】 安德鲁·莫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将这种双层博弈下的外交称之为双面外交（Janusfaced Diplomacy）和双刃外交（Doubleedged Diplomacy）,意在突出和强调外交决策的艰难和复杂，领导人需要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压力，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注释】Andrew Moravcsik,“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in Peter B. Evans,Harold K. Jacobson and Robert D. Putnam,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p.15.【注尾】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内政外交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对外依赖程度日益升高。外交议程不断扩大，除传统的安全问题外，与普通民众利益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国内的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大众政治也正在兴起。由此带来的国际、国内政治后果是，内政外交界限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明，外交可能成为内政问题，内政也可能成为外交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决策者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综合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阅读《脆弱的超级大国》，对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摒弃“受害者”的心态，保持一个清醒、冷静、理性和健康的心态，妥善处理内政外交问题是必要和有益的。
钟龙彪：外交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王俊：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