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

　　在第3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之际，本期专论刊发了多篇有关美国贸易政策问题的文章。
倪世雄、李淑俊的文章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作者认为美国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公众与国会之间的利益互动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的博弈最终导致美国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
屠新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政治与贸易政策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所代表的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
王中美的文章着重论述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权问题。她认为，美国反托拉斯法判例中所确立的“效果原则”将国内反垄断立法的管辖权延伸至国外，与此同时，美国也有相应的“合理管辖”原则对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权的过度行使加以限制；但总的来说，扩张行使反托拉斯管辖权的倾向近年来更为明显。
此外，在本期专论中，吴心伯的文章分析了影响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的三个基本概念：“吓阻”“两面下注”和“威慑”。“吓阻”旨在阻止中国与美国开展军事竞争，“两面下注”是要应对中国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威慑”则是要防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动武。作者认为，在这些概念指导下的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增加了对中国安全的压力，加剧了台海地区的不稳定，并对这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产生了负面影响。
林广的文章认为，新城市主义强调传统邻里和步行街区等城市设计理念，关心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控制都市蔓延、恢复邻里关系、保持城市健康发展的尝试，在美国城市规划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很难扭转以汽车为导向的美国城市规划的趋势。
孔晨旭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长期驻军政策的确定过程。文章指出，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对日本本土进行长期驻军和对日尽早媾和的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构成了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美国长期驻军政策确定的过程，表明亚洲冷战形成时期的美国对日政策是基于一种军事优先于政治的原则。
高程的文章从商人集团与国家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美国经济“起飞”的原因做出了解释。文章认为，美国立国后，国家与商人之间的长期合作推动了具备增长潜力的产业、贸易结构及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确立，这成为确保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因素。
孟海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内战后南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体制变革的关系。他指出，内战以后美国南部以个体家庭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租佃小农场制，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逐渐转变为以雇佣劳动方式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大农场制；这场农业体制变革的根本动力是南部的农业机械化。
    时值岁末，本刊编辑部向一年来为我刊供稿的辛勤作者和多年来关心和支持我刊的广大热心读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盼来年继续获得诸位同仁及更多同道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