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
规避损失与大国的过度扩张
——读杰弗里·W.托利弗的《制衡风险》
林民旺
大国的过度扩张一直是国际政治、世界史研究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就明确提出，在历史上，大国的兴衰都是由于过度扩张造成的。罗伯特·吉尔平也认为，当历史上的霸权国达到扩张的极限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极大的困难，国家内部“黄油”与“大炮”的矛盾，加上外部的竞争劣势，就会导致国际体系中霸权的更替。【注释】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杜建平、松宁译，邓正来校：《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183页。【注尾】人们自然会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国的过度扩张？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国在失败的干涉行为中一再无谓地耗费国力？国际关系学者对此做出过各种解释。杰弗里·W.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在《制衡风险：大国在边缘地带的干涉》【注释】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注尾】（以下简称《制衡风险》）中提出的风险均衡理论（balance of risk theory）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书获得了美国政治学会2005年度国际史与国际政治领域的杰维斯—施罗德（JervisSchroeder）最佳著作奖。
一
在《制衡风险》中，杰弗里·W.托利弗首先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什么大国经常在那些并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外交干预？甚至在明确知道干涉将会失败的情况下，也会继续坚持这种错误的行为？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在越南进行的不断升级的战争，以及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干涉。
已有两种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第一种理论从国内层次进行解释，认为是国内存在的利益集团出于自私的目的，“劫持”了整个国家进行这种错误的军事干涉。霍布森（J.A.Hobson）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都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垄断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操纵国家机器，发动对边缘国家的战争，即便战争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扩张的收益。这是因为扩张的收益归资本家阶层享有，可是成本却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而资本家集团会倾向于支持这种自我毁灭的扩张政策。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同样也认为是帝国主义导致了战争。他认为，军人阶层是国家巩固和扩展所必需的，但是在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他们为了保持自己在工业社会中享有的社会与政治特权、声望，就会鼓吹进行边缘地带的军事扩张，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推动这种帝国主义扩张的因素包括了前资本主义的要素、生存、历史记忆以及权力因素。【注释】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和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注尾】基于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帝国的神话》中详细论证了少数人的利益转变为扩张的外交政策的具体机制。【注释】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8.【注尾】他认为，源于帝国主义集团在大部分政治体系中都至少拥有某些政治优势，它们有能力组织集体行动，垄断信息，保持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在卡特尔化的（cartelized）政治体系中，国家的资源掌握在少数集团的手中。这些少数集团都能够从扩张的外交政策中获得一些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利益，因而它们互相呼应（logrolling），形成联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同时不断制造出帝国神话——“国家安全只有通过扩张才能够得到保障。”【注释】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1～32.【注尾】正因为如此，进行过度扩张的帝国神话在卡特尔化的大国中如此普遍。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皆是如此。帝国主义的联盟政治一开始只是常常向国民大肆鼓吹这种帝国神话，久而久之，这些集团和政府精英也常常将自己的这套说辞内化（internalize）。即便帝国主义精英们没有将自己的这种神话内化，在政治上他们也受到了这些说辞的束缚，因为这些精英们的权力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帝国神话。经过长时间的鼓吹，国民已经接受了过度扩张的合理性。为了维持政权并且使自己的主要政策目标不受破坏，精英们不得不接受帝国神话带来的一些非本意的（unintended）后果。【注释】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p.42.【注尾】一方面，帝国神话是卡特尔化的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神话带来的后果促使这些国家在扩张道路上走上了不归路。
另一个对大国扩张做出解释的理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offensive realism）。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国家首要的考虑是如何才能够生存，而权力则是生存的关键。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也可参见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3,Winter 2000/2001, p.128.【注尾】由于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够保证生存，【注释】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163页。【注尾】因而最理性的结果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因为拥有如此多的相对权力的国家，其生存几乎可以得到保证。相反，软弱只能招致麻烦，因为强国往往会占弱国的便宜。【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文版前言”，第38页。【注尾】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并非认为国家会进行无休止的扩张。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国家扩张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1）国际体系为大国扩张提供了动机；(2)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国家是理性的，只有当成本低于收益之时，国家才会进行扩张。这也就意味着，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只要国家领导人看到了提高相对实力的有利时机，就更可能承担风险进行扩张。反之，如果领导人看到继续进行干涉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则会停止这一冒险的行为。
托利弗认为，以上两种理论的解释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种理论是从国内政治结构——卡特尔化的政治体系——来解释国家的外交行为，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如何解释民主国家在边缘地带的军事干涉呢？例如朝鲜战争，民主的美国深深地陷入没有多大安全利益的朝鲜半岛。而且，这一理论也存在解释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第二种理论，亦即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理性选择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理性的国家没有什么理由会在边缘地带进行干涉，并且在明确知道干涉成功的希望很渺茫的情况下，国家就不可能继续扩大干涉。因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未能回答作者提出的问题。基于对以上两个理论的批判，托利弗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做出了解释，提出了自己的风险均衡理论。
二
风险均衡理论结合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和前景理论。
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认为国家的目标是生存。但是，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同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的世界中最高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只有当生存得到保证，国家才能够安全地寻求其他目标，如安宁、利润和权力。由于权力只是一种方式，而不是目的本身，因而国家偏好加入两个联盟中实力较弱的一方。【注释】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6.【注尾】因而，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大国忌讳获取太多的权力，因为过多的力量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注释】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9页。【注尾】防御性现实主义拒绝将国家追求超过合理要求的安全政策归结为体系的原因，认为必须加入其他层次的变量，才能够做出解释。【注释】Fareed Zakaria ,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注尾】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批评华尔兹的理论错误地将所有国家的首要关切之事（first concern）归结为安全，认为他的理论存在具有独特的现状偏见（statusquo bias）。【注释】Randall Schweller ,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 【注尾】可以看出，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国家维持现状的偏好归结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托利弗认为，很不幸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著作并没有对国家所谓的现状偏见及其根源进行充分的探讨。【注释】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5.【注尾】这种现状偏好不是源于国际体系本身的无政府性，而是源于领导人对国际环境，以及相对于他国而言的地位的各种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同时通过引入前景理论的研究成果，托利弗改进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注释】Ibid.【注尾】
前景理论既不是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外交政策理论，而是关于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首次提出这一理论以来，【注释】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No.2, 1979, pp.160～173.【注尾】该理论已经普遍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产生了大量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行为经济学，而丹尼尔·卡尼曼也正是由于这一贡献，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国际关系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理论。【注释】杰克·利维（Jack S. Levy）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前景理论在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方面的应用，基本上可以看到前景理论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应用的全貌。参见Jack S.Levy ,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Vol.135, No.2 ,2003, pp.215～241.【注尾】国际关系理论的第四次大辩论后，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之势，各个理论之间逐渐形成了一股融合的趋势。【注释】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著，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译者前言”第14页。【注尾】而心理学的引入，无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些启示。【注释】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62～68页。【注尾】
前景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人们在决策时是根据一个参考点来判断自己是获益还是损失。人们决策时更加重视财富的变化量而不是最终量，而且对损失和获益的认知是不对称的，在面临获益时行为趋于风险规避，而面临损失时则趋于风险接受。前景理论将人们的决策分为两个阶段：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在编辑阶段，决策者首先选定参考点，然后判断情势是处于损失抑或是获益，进而考虑各种政策选择；在评价阶段，决策者对各个决策选项的价值和概率进行估值，得出最后的结果。归其要点，我们可以将前景理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参考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指的是决策者的选择取决于参考点，参考点变化可能引起决策发生重大改变，亦即偏好反转（preference reverse）。决策参考点既可以是现状，也可以是某个期望值（expectation level），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简单来说，指的是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反应是不同的。即便是很小的损失带来的痛苦感，也远远大于自己获得高得多的收益所带来的满足感。【注释】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31.【注尾】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决策中存在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指的是相对于不确定的收益而言，人们总是趋于赋予确定的收益以更重的权重。【注释】饶育蕾、刘达锋：《行为金融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注尾】举例来说，对于(a)100％的可能获得100美元和（b）20%的可能获得1000美元来说，人们总是趋向于接受确定性的收益，亦即选择（a）。
沉没成本（sunk cost）对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理论认为，沉没成本是决策的非相关成本，不会影响个人对该问题的未来解决。而前景理论认为，厌恶损失的心理作用会导致个人不愿意接受先前投入成本白白被浪费的事实，因而会将沉没成本考虑到决策中来。【注释】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8～79页。【注尾】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决策中才存在不断升级的投入（escalating commitment）。
综上所述，在结合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前景理论的研究成果后，托利弗提出了风险均衡理论的主要理论假设【注释】其理论的假定为以下四点：（1）首先，国际体系——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分布和权力趋势（power trends）——限定了国际结果（international outcome）和国家外交政策选择的大范围；（2）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会引发冲突和侵略；（3）体系压力（system imperative）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选择之间存在复杂的、间接的联系；（4）人类处理自己环境的新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参见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p.17～18.【注尾】，即决策者的外交政策行为是为了避免国家相对实力、国际声望，或者意志、声誉遭受损失；情势性因素是决定决策者风险行为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相对于参考点而言，为了规避损失，领导人倾向于采取风险接受（riskacceptant）的战略；而为了确保收益，则倾向于采取风险规避（riskavoidant）的战略。在理论的实际操作性问题上，托利弗将自变量设为领导人对国家实力、声望和地位变化的预期，干预变量为领导人决策选择的期望值（决策参考点），因变量是领导人的风险倾向。其推理的逻辑顺序为：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增强—→以现状作为决策参考点—→风险规避行为。反之则是：领导人预期国家实力减弱—→以更好的国际环境作为期望值—→风险接受行为。
托利弗选择了三个案例作为理论的论证，分别是1905年威廉德国发起的摩洛哥危机，1940～1941年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决策，1950～1951年美国的朝鲜战争决策。他采用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的研究方法，对新近解密的历史档案文件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解读，并且进行了案例间的比较。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在于能够发现外交行为的微观变化及其原因。以美国的朝鲜战争为例。托利弗对整个战争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发现在每个决策阶段中，当美国领导人预期今后战争的结果相对于期望值来说是处于获益时，则考虑采取的政策是风险规避型的，反之则是风险接受型的。这些结论基本上验证了理论的假设。【注释】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p.170～171.【注尾】从中也得出了最后的结论：高级官员为了规避可知（perceived）的损失，包括国家的相对实力、国际地位或者声誉的损失，这种心理驱使大国在边缘地带进行干涉。官员们采取冒险的外交/军事干涉战略是为了避免可知的损失。当面对可知的损失时，领导人趋向于采取更加冒险的干涉战略。为了弥补过去的损失，领导人会继续甚至会升级对边缘地区的干涉。他们往往不是采取减少损失的措施，而是继续在边缘地带投入人力、财力进行失败的干涉行为。【注释】Ibid., p.3.【注尾】
三
《制衡风险》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推动了结构现实主义内部两大阵营——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论争，支持了前者的观点。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大国的扩张是由于体系造成的，只要存在获益的机会，大国就会进行战争、干涉。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本身不会导致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和战争，只有当国家越来越变得不安全时，它们才会扩张自己的政治利益。【注释】Fareed Zakaria , From Wealth to Power, p.21.【注尾】可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国家的现状偏见归结为体系本身，因而并没有对这一假设做出信服的解释。结合前景理论的研究成果，托利弗得出结论：国家的现状偏见源于人类的心理，源于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国家对于损失和获益的认知是非线性的，国家对损失权重的认知高于获益。因而，国家的风险倾向也存在巨大差别。当国家预期自己处于获益状态时，则趋于风险规避；而当国家预期自己处于损失状态时，则趋于风险接受。
其二，对国家为什么在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持久军事干涉这一问题的回答。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断出现。例如，冷战期间，苏联正是由于在阿富汗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军事干涉，进而导致国家实力、声誉上的重大损失。美国在朝鲜、越南的干涉也是如此。而国际关系理论没能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华尔兹将这种“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归结为国内政治、错误知觉和领导失误，不得不回到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立场来解释。【注释】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p.7.【注尾】而理性主义的解释也显得很勉强。归根究底，这是由于理论在建构上存在的问题。正如政治心理学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一样，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的假定——国家也是人——存在偏见。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可以假定国家是理性人、建构主义可以假定国家是社会人，却不能假设国家是个富有情感的人呢？亦即，为什么国家存在着“情感缺失”呢？【注释】Neta C. Crawford ,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4, Spring 2000, pp.116～156;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Spring 2001, pp.107～146.【注尾】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制衡风险》对国家为什么在不涉及核心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持久军事干涉做出了回答，即人们在心理上不愿意接受先前投入的成本白白被浪费的事实，因而会将沉没成本考虑到决策中来，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决策中才存在不断升级的投入的现象。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本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理论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政策意义。《制衡风险》之所以获得杰维斯－施罗德最佳著作奖，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它解决的是“美国问题”。亦即，后冷战时期，由于美国独一无二的超群实力，在不涉及核心安全的地区事务中进行干涉，并且还不断沉湎于此，诸如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制衡风险》就是要提醒政策制定者，切勿陷入自己的心理陷阱之中，无谓地消耗国力。
以上都是从积极意义上评价《制衡风险》的。与此同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制衡风险》将已有的两种理论和风险均衡理论放到具体案例中进行了比较。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前景理论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因而《制衡风险》在论证风险均衡理论的优越之处时，首先应该是将它与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比较。这样，人们才能看出心理学解释的长处。当然，前景理论本身并不排斥理性选择，它的研究成果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的重大贡献。其次，《制衡风险》对于风险和损失的定义不清晰，进而在概念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将风险接受的行为等同于冒更大损失的行为。再者，关于决策参考点的选定也存在异议。托利弗将权力变化趋势的期望水平视为决策参考点。这固然有论证和实际运作上的便利，但是同时也忽视了一个重要方面：前景理论认为，参考点总是随着情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外交行为的决策参考点更是受到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讨论。因此，简单地以权力趋势的期望值作为参考点，显得过于草率。当然，由于领导人的决策心理本来就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确定决策参考点是前景理论的难点，正如理性选择理论没能发展出关于偏好起源的假设一样。
四
从《制衡风险》及其理论的构建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第一，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如果按照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发展的观点，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常规科学时期”。学术界也普遍认为，经历了第四次大辩论之后，目前不大可能有新的大理论出现，国际关系的研究层次也正向下回落。这对于一直处于学习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来说，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个挑战。那么，该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呢？中国学界众说纷纭。【注释】具体观点的归纳和评价，可参见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和评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52～59页。【注尾】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一直都有一个强烈的“问题意识”，亦即“核心问题的自觉”。秦亚青教授认为，“生成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具有不可通约性。”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注释】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页。【注尾】《制衡风险》亦可归入“美国霸权护持问题 ”的研究之列，但是在这个大问题之下，托利弗提出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理论是从问题的研究中产生的”，问题的研究产生新理论，而不是理论本身能够提出问题。【注释】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28页。【注尾】如果以“中国和平融合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当代中国面对的这一大问题有意识地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这是理论建构的前提。
第二，关于学科间互相借鉴的意义。《制衡风险》一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它较为成功地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移植到了国际关系学中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借鉴了经济学，建构主义借鉴了社会学，那么作为解释人类行为微观机制的心理学无疑也应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规定性的理论（prescriptive theory），意在告诉人们合理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其理论基础并不一定与经验事实相符。而心理学理论是描述性的理论（descriptive theory），它是根据经验事实和人们的实际行为表现而得来的。正因为如此，心理学理论描述人类的真实行为，也就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注释】当然，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是一种概率性的，并不是决定性的。【注尾】自从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发表以来，认知心理学对国际关系学的影响不断增强。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还一直着眼于微观层次的分析。《制衡风险》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将分析层次定位在国家，而不是个人，将国家看作是有“心理情感”的行为体。
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