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美国历史十五讲》何顺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全书约28万字。
本书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该书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通史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全书的创新之处在于：（1）用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美利坚文明的起源，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创建过程就是一个新的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2）用不少篇幅论述了美国区域问题，作者认为美国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与互动成为推动19世纪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3）为了弥补以往对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研究偏重在社会生产和经济方面的缺陷，作者论述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4）专设篇章论述高科技革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性作用。此书许多观点是作者多年教学、科研的心得，不失为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
《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吴心伯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全书24.9万字。
本书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本书系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论述了从老布什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作者指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亚太安全战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老布什政府鉴于冷战的结束，将美国原来的亚太安全战略“遏制加威慑”转变为“均势加威慑”。克林顿政府则针对新的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用“预防加威慑”取代了老布什的“均势加威慑”。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受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把亚太安全战略的主旨定为“预防性遏制”。作者在研究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时，力图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作者在解读美国官方文件的同时，还关注美国朝野对相关政策的辩论，试图以此探讨推动政策形成和调整的内在理路。
《强国之鉴：八位央视〈大国崛起〉专家之深度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本书汇集了8位参与《大国崛起》纪录片撰稿、摄制的专家学者对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的崛起之路的论述。其中《大国崛起》美国部分的历史脚本负责人何顺果先生把美国崛起的历程概括为五个台阶：（1）“奠基与立国”（1607～1789），以联邦宪法为主要标志；（2）“扩张与起飞”（1789～1865）；（3）以西进运动为标志；“重建与发达”（1865～1930），以福特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4）“危机与调整”（1930～1945），以罗斯福新政为主要标志；（5）“称霸与冷战”（1945～1990），以高科技为主要标志。他认为美国崛起的基本动因主要在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比较完善的国家体系；处于不断的改革和改良之中；立国目标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充分利用外来移民的劳力、智力优势；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想兼而有之的国家。何顺果教授指出，这些因素贯穿于美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是上述发展历程各阶段主要动力及其内涵的综合和升华。
Joseph S. Nye,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oft Pow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22, No.3, Summer 2005, pp.75～77.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从软实力的角度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进行分析。他认为，正如布什政府的新预算计划所示，在第二任期内，布什政府扭转了第一任期期间对公共外交的忽视，增加了对公共外交的投入。但是，如果美国奉行的政策不符合美国所倡导的价值观，那么增加对公共外交的投入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奈认为，布什总统应该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从而使美国重新成为一个聪明的大国。
Richard N. Haas, “The Politics of Power: New Forces And New Challenges,”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7, No.2, Summer 2005, pp.60～65.
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访谈。在访谈中，哈斯论述了关于权力政治的问题。哈斯认为，权力包括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几种。不论讨论何种权力，都不要把权力与影响力混淆起来。他指出，各种权力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民族国家再也无法垄断全部的权力了。在今天的权力舞台上，各种非国家行为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哈斯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E.J.Dionne, Jr., “Why the Culture War Is the Wrong War,” Atlantic Monthly, Vol. 297, No.1, January/February 2006, pp.130～135.
通过引述大选的出口民调，作者指出，美国人对重要问题的观点并不像新闻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所宣称的那样极化。他指出，美国国内真正的分歧发生在希望发生文化战争与不希望发生文化战争的人之间。在选举期间，政治家不是巩固自己的选民基础就是诉诸中间道路，而且预先封杀任何关于什么是困扰美国文化与社会的因素的讨论。作者认为，为了使美国的未来更美好，大家应该寻求共识而不是宣扬文化战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减少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派性。
（卢宁、仇朝兵、魏红霞供稿）
Steven Waldman and John C. Green, “Tribal Relations: How Americans Really Sort Out O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ssues：And What It Means For Our Politics,” Atlantic Monthly, Vol. 297, No.1, January/February 2006, pp.136～142.
为了分析宗教和价值观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两位作者摒弃了简单化的“左派vs. 右派”的两分法，把美国的民众分为12个群体。共和党一边包括宗教右翼（占选民的12.6%），内地文化的捍卫者（11.4%），温和的福音派（10.8 %）；民主党一边有宗教左翼（12.6%），信神但不信教的人（5.3%），黑人新教徒（96%），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人（分别为1.9%和2.7%），无神论者或世俗主义者（10.7%）；还有所谓“摇摆的群体”，包括富裕的新教徒（8.1%），改宗的天主教徒（7%），拉丁裔基督教徒。作者认为，正如这些名称所显示的那样，这12个群体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态度不但各不相同，而且非常复杂。其中，由“摇摆的群体”和共和、民主两党阵营内的一些群体组成的“道德中间派”的政治观点尤为复杂。作者指出，“道德中间派”的人数庞大，因而限制了每次大选以后公共政策改变的空间。他们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文化冲突仍将是美国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Pankaj Ghemawat, “Regional Strategies for Global Leadership,”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83, No.12, December 2005, pp.98～108.
作者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教授。他指出，全球最成功的公司都在针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战略。他认为，全球性的大公司诸如通用电器、沃尔玛和丰田汽车的领袖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增强了各个地区的差异性。无论是贸易领域还是直接外资及产品销售领域的数据，都显示出鲜明的地区特征，这一点是敏锐的公司在做战略规划时必需认识到的事实。在一个既不是完全本地化也不是完全全球化的世界里，为了保持竞争的优势，公司必须有自己的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
Mark N. Katz, “Iran and America: Is Rapprochement Finally Possible?” Middle East Policy, Vol.12, No.4, Winter 2005.
作者是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他在伊朗授课期间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伊朗人。根据采访记录，作者在本文中总结了伊朗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对于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伊朗人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对于民主问题，许多伊朗人担心民主革命会引起伊朗社会的动荡；对于核问题，伊朗人普遍认为美国对他们不公平。许多伊朗人支持美国的国务卿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榜样去伊朗访问，也有一些伊朗人认为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加强将有助于改善美国与伊朗的双边关系。即便是在最近阿布·内贾德总统发表了令人担忧的讲话以后，作者仍然相信华盛顿和德黑兰面临着共同的威胁——逊尼派，这一派的存在是美国和伊朗合作的基础。作者认为，华盛顿和德黑兰目前都没有迫切地认识到，由于逊尼派的存在，双方需要和解。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用了不少时间才认识到他们可以合作对付苏联的威胁。作者认为，目前美国与伊朗的敌对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使两国无法认识到双方和解的必要性。
James H. Nolt, “The Pentagon Plays Its China Card,”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22, No.3, Fall 2005, pp.25～33.
作者是国际政策学会专门研究台湾和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文章中指出，2005年度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夸大中国军事威胁，是为争取更多的经费发展先进昂贵的武器系统找理由。这篇文章有如下副标题：“中国军力相对的衰落”“中国空军的弱点”“不可能入侵台湾”“海军封锁造成的危险”“选择核打击？”“强大的威慑”。作者强调在东亚遏制发生战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防部军力报告“假定中国使用武力不会受到惩罚，……这实际上会鼓励中国采取鲁莽的行动。”
（卢宁供稿）
Derek T. Dingle,“Rise of the Black Republicans,” Black Enterprise, Vol. 37, No. 4, November 2006, pp.101~114.
由于共和党候选人考虑争取地方和全国性种族的支持，非洲裔共和党人在美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时刻。黑人共和党候选人的崛起，被视为共和党打入非洲裔社区的一种努力。这被黑人共和党人视为一个进步，可以使黑人社区免于过分依赖民主党，从而无论何党执政，政治中都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声音。对黑人政治家来说，种族歧视依然是一个问题，当一位黑人候选人代表共和党参选时，很可能有超过25％的共和党人投票给民主党。黑人选民对非洲裔候选人的支持也不确定。一些选民不愿意放弃对民主党的支持，因此不会把票投给共和党籍的非洲裔美国人候选人。然而，也不能再假定非裔美国选民完全支持民主党。
Thomas E. Manm and Norman J. Ornstein,“When Congress Checks Out,”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69~82.
本文考察了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作用，也就是“防止错误发生或者防止其升级并失去控制”。作者认为，在过去6年中，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特别是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上的监督，实际上已完全失败。在对外政策、伊拉克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计划、被拘禁者的待遇及国土安全等都是首要的美国利益，国会并未质询这些政策如何实施，法律如何执行，或者纳税人的钱如何用于处理这些问题。作者认为，缺乏监督的原因在于, 行政部门“故意拒绝向国会提供准确、有意义的信息”，两党在国会日益增加的分歧，国会中共和党人不愿意批评布什政府，以及国会议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待在华盛顿等。作者写道，加强国会的监督作用，是“修补破裂的立法机构和恢复美国民主的健康平衡”这一更大挑战的一部分。
Tamar Jacoby, “Immigration Nation，”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本文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主张更加严厉地加强执法，同时让国内约1200万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作者认为，重新获得控制的最好办法，不是彻底打击这些非法移民，而是从法律上放宽限制，通过扩大配额并建立一项客工计划，每年吸纳50万新工人以保持美国经济增长。作者还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强制的电子雇用查证系统”，及时向雇主提供工作申请者是否核准在美国工作。认识到对移民不会或者不能同化的严重担心，作者认为，清除“大量非法的二等非本国公民”将清除美国化的障碍。
John L. Thornton, “Chinas Leadership Gap，”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133~140.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他认为，中国变化的脚步在加快，但它应对变化的能力却没有同步增加。中国正在面临领袖鸿沟的问题，因为繁荣和经济发展既提升了国家，也使得来自政府定位的智慧潜能逐渐耗尽。作者认为，政府必须排除妨碍私营部门有才干的专家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障碍。
Richard Haass, “The New Middle East,”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6, pp.2~11.
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把伊拉克战争归为导致中东美国时代结束的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崩溃的和平进程、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崛起，以及卫星电视的发展等。他预言，地区和外部的行为者对美国影响力的挑战将日益增加，和平进程将停滞不前，伊拉克将依然处于混乱之中，油价走高，民兵抵抗组织将增加，更多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持续的恐怖主义。他认为，美国在解决地区问题时应该采取多边外交手段，而非使用武力，应该抑制自身石油消费。
Francis Fukuyama, “There are No Shortcuts to The End of History,”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Vol. 23, No. 2, Spring 2006, pp.35~38.
福山指出了导致美国目前在中东困局的几种错误看法。它们是：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会很快转变成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对入侵伊拉克的反应等。为改变当前的困境，美国更多需要一个政治战略，而非军事战略。美国不应通过使用武力，而应通过建立能够为稳定提供长期动力的多边机制来重塑世界。
（仇朝兵、魏红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