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Edward Kennedy, “ The Supreme Court s Wrong Turn ： and How to Correct It, ” American Prospect, Vol. 18, No. 12, December 2007, pp.14 ～ 18.
民主党马萨诸塞州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文章中指出，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副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在确认他们任职最高法院的听证会上摆出温和的姿态，但他们一入主最高法院，就立即改变了立场，推动最高法院向右转。支持司法“谦卑”的这两个法官，对于推翻诸如限制堕胎的权利等法律法规十分积极。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是否有可能否定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也许并不重要，但是至少听证会应该告知美国公众被提名人对当今的紧迫法律问题的看法。毫不夸张地说，下一位可能由民主党总统提名并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进行确认的最高法院人选，将在诸如有关堕胎、肯定性行动、竞选财政、联邦主义等一些重要问题的法律制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需要超越党派政治，一起努力进行改革。
Li Cui, “ China s Growing External Dependence, ”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44, No. 3, September 2007, pp.42 ～ 45.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开始摆脱进口并组装零配件，再出口技术含量低的成品，例如纺织品和玩具的情况。作者指出，中国变成一个输出更先进产品的出口国，与中国的经济能够提供更多的先进产品的零配件是相辅相成的。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比过去更多地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而以前出口的缩减将导致进口的下降。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中国需要摒弃倚重出口的政策，走以内需拉动经济的道路。另外，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可能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Michael Grunwald , “ Down on the Farm, ” Time Magazine, November 12, 2007, pp.28 ～ 36.
作者指出，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为了应对 1930 年代的大萧条和沙尘暴 开始发放农业补贴，但是在华盛顿，“紧急状况从来就没有过去。” 现在，美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发放补贴给农民。政府主要以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补贴农业，并为修复和清理水毁工程、灌溉等提供资金。作者指出，大部分资金流入了一小部分农田——尽管农业补贴帮助了一些具有工业规模的农场扩大了经营面积，但是它却使众多的小农场的生产更加难以为继。大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数量不多的诸如玉米、大米、棉花和大豆等中耕作物的单一栽培。农业补贴的持续发放，有力地证明了农业综合企业的命令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之大。在这些企业的影响下，最近的农业改革尝试被削弱了。
Todd Stern and William Antholis , “ A Changing Climate: The Road Ahead for the United States, ”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1, Winter 2007, pp.175 ～ 188.
作者指出，当 1997 年谈判者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时候，美国参议院的记录显示它已经在反对该条约，而美国传媒和公众则基本上对条约不感兴趣。现在，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议题。它不仅是环境的问题，而且被看作是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这需要下一任美国总统直接地、认真地参与其中，做出切实的努力以改善环境形势。为了构建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共识，新总统必须表明美国的政策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并且是可行的。美国的外交努力应该锁定在经济强国身上，因为 8 国的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全球总排放量的 70% 。美国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美国可以在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国际协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些协定应该设定有约束力的目标，从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得到对这个目标的坚定承诺。
R. Nicholas Burns, “ America s Strategic Opportunity with India , ”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November/ December 2007.
作者系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作者指出，美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只是刚刚开始赶上两国的工商界在为双方建立持久的联盟而工作的步伐。在论述了过去几年中的一些外交成就之后，作者列举了几项美印关系中仍然存在的挑战：双方需加强军事上、情报上和执法上的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核扩散；增进印度的农业生产的同时，需缩小双方在全球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应合作开发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对环境的损害的新技术；推进全世界的自由与民主。作者说在文章中说：“与我们以往所习惯的相比，美国必须适应一种与印度有着更多的分歧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将得到长期的丰厚的回报。”
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 , “ Dead Center: 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2, Fall 2007, pp.7 ～ 44.
此文论述了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究竟是一个失常现象还是未来政策的一个预示。两位作者认为，始于 1940 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观念正在式微。他们指出，自由国际主义源于美国应对纳粹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这些威胁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外交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认为，尽管恐怖主义现在困扰着美国，但是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失去了它最为强大的挑战，降低了美国精英相互合作，既向外投放力量又建设国际联盟的热情。另外，作者指出，中西部和南部更趋保守、沿海地区更趋自由的美国，在政治上已经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作者认为，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有可能出现极端的鹰派和极端的鸽派交替占上风的危险。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中点，应该把适当地向海外投放力量与为解决每个具体的危机建立特别的联盟结合起来。
Curt Campbell and Derek Chollet , “ The National Security Election, ”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1, Winter 2007, pp. 191 ～ 199.
作者指出，无论谁担任下一届美国总统，他或她都将面临诸多关切。这些关切包括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变化中的美俄、美中关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冲突，巴基斯坦的不稳定局势，关于美国人虐囚的指控，保护隐私，以及美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恶化等。但是他们相信，对于总统一职，美国有足够多的合格人选。他们预计，此次总统选举“可能是自 1980 年以来，甚至是 1968 年以来，公众最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的大选。”主要的参选者都已经亮出了他们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观点。在竞选辩论中，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保持强大的军力、赞赏国际机制的作用等方面，共和、民主两党有着强烈的共识。“从迄今为止的辩论来看，每位参选者都深刻地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这确实是美国人民想要的辩论。”
Jason Shaplen and James Laney, “ Washington ' s Eastern Sunset: The Decline of U.S. Power in Northeast Asia, ”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7.
作者沙普兰是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的前政治顾问，莱尼是美国驻韩国的前大使。他们认为东北亚地区危机四伏。美国需要在这种变化中改变自己的政策。美国应该在六个东北亚国家中建立一个安全机制，与中国达成双边的安全安排，像中国一样，积极地参与多边的亚洲论坛活动。美国还应该与东亚、东南亚甚至与印度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文章还指出，“如果美国不迅速采取行动，它将会发现，在东北亚地区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削弱。”
Jim Motavalli , “ The Can Do Congress? ” E: The Environmental Magazine, Vol. 18, No. 3, May/June 2007, pp. 34 ～ 39.
作者是环境杂志电子版的编辑。他指出，由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在本届国会会期中提出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法案。他考察了对这些法案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指出所有的法案都要求减少对燃油的依赖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清洁能源的倡导者和环境组织把现在看作是影响气候变化立法的最佳时机。但是，能否通过新的法律并不确定，因为美国的能源工业比以往更加依赖烧煤的电厂。人们关注减排对经济的影响意味着，任何关于气候问题的立法都将面临来自国会内外的挑战。有可能通过的一个法案是新的“企业法人平均燃料效率标准”，它将提高机动车使用燃料的效率。作者指出，尽管随着新技术的涌现，比起其他法案，国会更容易通过此法案，但是这个标准 20 年来一直没变。作者还注意到，国会已经开始大力推动其他环境立法，包括野生物种庇护地、洁净水管理和减少化学品暴露等问题的立法。
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 , “ Grand Strategy for A Divided America, ”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y/August 2007, pp. 71 ～ 84.
乔治敦大学的库普乾和得克萨斯大学的特鲁伯威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共识，是对美国历史上两党分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的背离。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发展，共识再次消失，使美国面临奉行缺少连续性的外交政策的危险。作者指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大多喜欢追求维持强大军力以保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民主党人则更喜欢采用多边的劝服树立美国的权威。持续的党派分歧将导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稳，而且还可能促使其回归孤立主义。作者写道，“美国需要奉行一种在政治上能化解分歧的新的大战略。” 他们提出如下建议：与别国一起分担外交的负担；目标是消灭恐怖主义分子而非寻求政权更迭；重建失去效能的美国军队；通过交往约束对手；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为解决具体的国际问题与别国建立新的务实的伙伴关系等。
Barak Obama, “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y/August 2007, pp. 2 ～ 16.
本文作者系 2008 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奥巴马。他在文章中呼唤回归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的思想，提出应该用“行动和榜样”指引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中东地区，他主张从伊拉克阶段性撤军，只保留一些训练人员和反恐人员；强化国际上对伊朗的多边压力；恢复参与巴以和谈。奥巴马称核扩散是“对美国安全和世界安全的最急迫的威胁。” 他主张就可核查的全球禁止新的核武器材料问题举行谈判，并且用 5000 万美元启动建立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的核燃料库，从而使各国认识到零排放能源的好处，而不试图发展能够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关于反恐问题，奥巴马认为应该重新把重点放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作为美国重新构建一度被忽视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需要深刻地理解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输出机遇”，以应对 21 世纪的跨国威胁。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卢宁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