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 2008 年第 2 期
评《从盟友到敌人：关于现代性和身份的种种观念与美中外交， 1945~1960 》
甘均先
1945~1960 年期间的中美关系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 , 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特别是东亚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密歇根州立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学院历史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卿思美新近出版的《从盟友到敌人：关于现代性和身份的种种观念与美中外交， 1945~1960 》（以下简称《从盟友到敌人》）【注释】 Simei Qin,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注尾】一书，运用中、苏、美国近年来的解密档案，并采用比较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从现代性和自我身份的角度探讨了中美关系这一时期的巨大转变。该书所提问题和分析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
《从盟友到敌人》一书共十章，主要论述了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时期中美关系由盟友向敌人的转变过程。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中美两国对现代性和身份的不同认知。作者认为，中美关系逆转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差异，而非意识形态。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和身份认知的差异上。第二、三、四章分析了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前的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后果。作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美两国都为改善关系预留了空间，由于对对方本质认识不清，导致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第五、六、七章分析了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和误解如何导致了中美在朝鲜的对抗。第八、九、十章分析了新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作者指出，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渐进与激进路线都是根据中国国情以快速使中国强大起来为基本目标制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目的在于激发中国知识分子建设国家的创造力；“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旨在为中国争取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
该书始终围绕着这一历史时期中美外交政策总是带来反效果这一问题展开。为什么中美的外交意愿与结果如此对立？比如，中国不愿意看到美国与台湾的结盟，但事与愿违；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与苏联结盟，欲诱压新中国走上“铁托主义”的道路，反而促使 1950 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美都不愿发生对抗，却在朝鲜打了一场惨烈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中苏同盟会长久存在而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中苏同盟却很快瓦解。一系列事实说明，中美双方的外交政策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导致了意愿与结果的严重对立。导致这一结果重复出现的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认知失调。作者认为，这种认知失调的原因在于两国的文化差异，在于两国对现代性和自我身份的不同认知。本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其紧紧抓住对现代性与身份的不同认知解释了中美关系大转变的原因。
按照西方的理解，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的封建时代和基督教神学时代相区分的本质特征。现代社会的内涵是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和理性，它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求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个人自由。由于中美在文化、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构造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差异，两国对现代性的理解迥然相异。卿思美指出，民主、自由、平等、进步和理性这些核心价值是中美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但美国人理解的现代性更加偏向个人自由与社会民主，而中国人理解的现代性更注重进步与平等。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中国应该建立不同于苏联的多党制民主政权，并实行自由经济制度；而根据中国知识分子的论述，现代性主要指进步、和谐与平等【注释】 Simei Qin, From Allies to Enemies, pp.17~27. 【注尾】。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此外，中美双方对彼此身份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卿思美指出，在美国眼里，中国的身份是一个需要民主化、自由化的大国，如果中国选择了美国模式，中国就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中国选择了苏联模式，中国就是一个需要遏制的威胁。而中国眼中的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卿思美据此正确地分析了中美因彼此身份的不同看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进而指出中美双方自我身份的认知对外交决策也发挥着巨大的甚至更大的影响。美国视自己为自由世界的灯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全球战略的目标，就是向全球传播自由与民主。而中国视自己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国际政治的平等参与者，中国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中国不追求霸权，但中国必须强大。
二
《从盟友到敌人》一书认为，不同的认知隐藏着巨大的冲突可能。作者在书中例举了很多事实证明这种认知冲突的存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将中国纳入其自由贸易体系。杜鲁门政府向中国提出签订贸易条约的请求，要求中国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尽管这项条约最终签订，但遭到了很多国民政府官员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自由贸易条约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必要基础，但对于遭受列强多年不平等对待的中国国民而言，这项条约不过是近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延续。因此，对自由贸易的不同认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第一次反美浪潮。作者还提到，尽管美国在第二次世纪界大战后极力调停国共两党分歧，但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苏联共产党的同盟，基于反苏目的，美国在调停中始终坚持“支持国民党”的底线，【注释】 Simei Qin, From Allies to Enemies, p.62. 【注尾】在调停失败后，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美国的形象在中国民众心中因此进一步受损。作者指出，美国外交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受制于苏联共产党，拒不承认中共深厚的民族主义根基。这样的事例还表现在第二次台海危机后，美国认为中国欲成为霸权国家，为遏制中国的“霸权”企图而卷入越南战争，而中国真正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走上富强的道路。
在分析了认知的不同这一造成中美双方误解的重要因素后，作者进而指出，认知差异来源于文化差异。同时，美国人忽略了这种认知差异同 1840~1949 年间的中外关系深刻关联。近代中国的屈辱经历，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和平稳定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对于维护国家主权极为敏感；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与统一，中国尤其注重台湾问题和成为世界强国的梦想。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以中国的强国梦为主线的历史，中国追求平等外交关系并不完全是一种文化的映射，而是近代中国的客观现实使然。但美国似乎并不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而是更愿意从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的角度出发来认识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目标要么是争夺世界霸权，要么是像苏联一样输出共产主义，却唯独没有认识到中国真正的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对于不同的认知引起的中美误解，作者从三方面总结了美国对于中国的误解。一是，中国共产党受制于苏联共产党还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二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输出意识形态革命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富强；三是，经济现代化在中国发展中的地位，即经济发展占首要地位还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次要地位。
卿思美重点分析了经济现代化带来的误解。她指出，经济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发展的首要目标。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比意识形态更强大的作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提出的混合经济模式影响着中苏关系，它是中国与苏联的分歧之一；建国之初，中国对西方国家也有很强的经济考虑，并非一开始就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抱有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借以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意愿。即使宣布了“一边倒”，中国也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是从增强中国国家力量，为中国赢得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角度思考问题的。中国追求现代化不仅影响了中美关系甚至波及了中印关系，中国在藏区的现代化改革引起了部分藏族贵族的反对，成为拉萨达赖集团叛乱的重要诱因，从而引起了中印争端。
作者发现，甚至在当代，美国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误解依然十分明显。中国追求经济现代化对各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例如，对“和平崛起”的争论反映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切，揭示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误解。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和平崛起”隐藏着巨大的威胁，隐藏着中国实现世界霸权的野心。作者认为，美国与西方将中国追求现代化实现强国梦的目标完全曲解为霸权梦目标，西方的误解体现出西方始终摆脱不了权力政治解释框架的偏见与局限。
如何选择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中美之间的另一个误解点。中美双方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同，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也限制了两国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理解，各自的社会文化为两国提供了不同的理解对方意图的概念工具和解释框架，造成双方在理解相同事物时常常出现偏差。双方的外交政策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产生了反效果。该书借用巴里·鲁宾的“航船”比喻来解释中美交往模式。巴里·鲁宾认为，国家之间的外交有时像一艘航行的船，它想航行到对岸，但却顺着水流向相反方向漂了 100 英里。原因在于船上的人忽略了河面下深不可测的潜流。 1945~1960 期间的中美关系正是中美双方深深受制于各自的社会潜流的最好说明，最终，两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改变方向或制造出己所不欲的结果。
三
构成“意愿与结果对立”的两个重要因素是认知的敌对和沟通的匮乏，这是作者得出的结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意愿与结果对立”的命题对于中美关系是否依然有效？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没有改变，中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与美国对现代性的理解依然存在差异，中美彼此间的疑虑依然存在，在中美互信基础还不够牢固的情况下，再次出现“意愿与结果的对立”并非没有可能。但从乐观的角度看，中美关系所处的时代早已今非昔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20 年内，中美之间几乎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唯一的官方沟通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被形容为“聋子间的对话”。今天，中美之间的沟通比起上世纪 50~60 年代不仅畅通，沟通管道亦大大增加。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军事热线等，沟通渠道在政府和民间获得全面地拓展。此外，沟通的技术和速度得到了全面地提升，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美双方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地丰富，中美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合作远远地大于分歧，中美之间的交流从经济贸易层面扩大到军事层面，并不断得到深化扩展，中美之间对彼此身份的认识更加符合客观现实，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推动中美关系避开“意愿与结果的对立”的陷阱。认知中的敌意越来越弱，沟通越来越便捷，时间似乎站在乐观态度一边。
为消除国家间理解现代性的巨大分歧，在全书的结尾，卿思美还指出知识分子在弥合各国分歧中的重要责任。全球化影响到各国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正确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是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临的问题。由于一国国民对现代性的理解多是建立在本国知识分子解释的基础之上。因此，理解现代性和传播现代性话语就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总是扎根于本国传统文化并与全球化的语境相结合来阐述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性概念，【注释】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爱德华· W. 赛义德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见爱德华· W. 赛义德：《知识分子论》，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注尾】因此，各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理解的差异既孕育冲突，也催生沟通，全球知识分子应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跨文化的国际对话，在不同的现代化路线中寻求共识和相互理解，承认差异性与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国家间永恒对抗的权力逻辑，才能避开美好意愿与消极后果的对立。
甘均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6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