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John L. Thornton, “ Long Time Coming: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 ”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作者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北京的清 华大学 教授。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对民主的看法与西方的观点不同。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村级选举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这种有事先确定的候选人的选举已经从一些乡镇发展到一些县，县是比乡镇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某些党的职位提出了多个候选人。一些观察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像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一样，中共可能会形成党内的不同派系。另外，中国人还在采取措施减少他们的司法和行政系统的腐败，使它们更能应付挑战，更多的基于法治而非人治。他在文章中说：“乐观主义者认为，与过去那种欣快但是最终却失败的经验相比，目前采取的渐进主义的方针将使目前的自由化过程更持久。”
“ Food Prices, Cheap No More, ” Economist, Vol. 385, No. 8558, December 8, 2007, pp.81 ～ 83.
在过去几年中，食品价格显著上升，达到了近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过去，食品价格高涨一般是农业歉收引起的，但是此次价格高涨却发生在粮食丰产的时候。 2007 年全球谷类农作物的产量达到 16.6 亿吨，是历史上最高的产量，比 2006 年多出 8900 万吨。与此同时，相对于生产的比例，世界的粮食储备库存却是最低的。有几个因素促成了现在的涨价。首先，中国和印度对肉类的需求正在增长，因此需要消耗更多的谷物饲养家畜。第二，生物燃料的生产消耗了比以往更大的比例的玉米和其他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原本是供给人类食用的。第三，石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种植、加工和运输粮食的成本。随着农民把更多的耕地投入到种植玉米或者大豆以生产生物燃料，这对其他非谷物农作物也已经产生了影响。尽管农民将得到好处，但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最重，世界上贫困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是食品的净消费者。
William Cline, “ Global Warming Losers, ” International Economy, Vol. 21, No. 4, Fall 2007, pp.62 ～ 65.
作者是国际经济彼得森学会及全球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还是《全球变暖和农业：国家评估的冲击》一书的作者。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他的研究表明全球变暖对农业的影响比以前设想的要负面得多。尽管由于气温上升，北半球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可能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将被温带和赤道地区的农业生产率的损失所抵消。在下一个 10 年间，农业生产率下降 25 个百分点甚至更多的比率的地区将遍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南美洲、非洲、中东、南亚和整个印度次大陆。作者指出，这些研究结果显示，遏制全球暖化的国际性努力至关重要，下一步是阻止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气体排放。他挑选出印度加以说明，认为其可怕的农业前景将使其参与国际合作减少排放量，从而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之也减少排放量。
Jacques Leslie, “ The Last Empire: China s Pollution Problem Goes Global, ” Mother Jones, Vol. 33,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作者把中国崛起视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定为“划时代的事件，其重要性不亚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世界强权。”中国的崛起还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热潮和最大规模的自然资源转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类产品的生产者，对自然资源和原材料最饥渴的消费者，世界最大的污染者，最近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和国外的环境恶化，从森林的砍伐、物种的消失、沙漠化和水银硫磺污染，不一而足，触目惊心。作者指出，当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代表团访问西方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发达的经济如何促进了增长。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以发展汽车工业为中心的郊区化进程应该是他们效法的榜样。作者认为，“美国错过了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指导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机会，现在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指出，尽管人类处在全球环境深渊的边缘，设想中国与美国同等削减其排放量是蛮横无理的。
John B. Shoven , “ New Age Thinking, ” Foreign Policy, No. 164, January/February 2008, pp.82 ～ 83.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学会的主任。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婴儿潮一代人的老龄化不会造成毁灭全球经济的财政负担。他指出，我们以往关于“年老”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提出使用现代死亡率风险的衡量手段，或者一个人在来年之内死亡的几率来衡量年龄。现在越年长的人，其死亡的风险越高。现在 65 岁的人可望再活 17 年，其死亡风险相当于 1970 年 59 岁的人或者 1940 年 56 岁的人的死亡风险。因此，如果人们只看美国人口中一小部分人死亡率高于 1.5% ，那么“年长者”人数的增长就不那么显著。作者认为，到 2050 年，只有 6250 万美国人，或者占美国人口的 1 5% 的人，其死亡风险超过 1.5% 。但是，现在 65 岁的人的平均退休期已经超过 19 年。为了控制不断加长的退休时间的成本， 作者建议改变退休年龄和养老金以反映现在的死亡率。
Bill Richardson, “ A New Realism: Crafting A US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9, No. 2, Summer 2007, pp.26 ～ 30.
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在 21 世纪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以往曾经是单个国家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全球的问题。作者认为，美国必须建立一种适应于全球挑战的外交政策。由于美国用旧式的军事的方法迎接新的安全挑战，所以美国对于恐怖主义仍是脆弱的。新墨西哥州州长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森提出六项改变世界的趋势。这些趋势包括狂热的圣战主义，非法的武器贸易，亚洲和俄国的崛起，经济、健康、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全球化。
G. John Ikenberry , “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8.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国际事务。他指出，中国似乎准备超越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这种权力转移不必是血腥的过程。中国要面对的不是单个的美国，而是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组成的西方的秩序。这个西方的秩序建立在规则和开放的市场之上，为中国和其他崛起的国家提供了获得地位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作者认为，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可以按照对美国有利的条件和平地进行，但是这只能是在美国首先重新使自己成为西方秩序的最坚强的支持者，从而加强西方秩序对全球治理的体制的条件下才可能。
Walter R. Roberts, “ 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Past Practices, Present Conduct, Possible Future, ”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18, No. 4, Fall 2007, pp.36 ～ 52.
作者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外交学会的创立者之一。他还是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的前成员之一。他在文章中指出，学术界对于公共外交的界定没有一致意见。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无法受到外国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必要向外国公众解释他们的政策。广播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作者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公共外交计划的演进过程，其中包括杜鲁门总统在冷战初期认识到推行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以及经常是棘手的“文化”与“信息”计划之间的分歧，它导致了美国新闻署的诞生。作者指出，在信息丰富的现代世界，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外国公众正变得更了解情况和更复杂。他们的态度对其政府的行动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所以，各国政府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公众产生影响现在变得至关重要。公共外交的成功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策，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信息局；卢宁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