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政治取向与美国对华政策

彼得·海斯·格里斯、 H ．迈克尔·克劳森

〔内容提要〕众所周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在中国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很少有人知道，典型的美国人的政治取向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对中国人的偏见，以及他们所偏好的美国对华政策。全国性的民意测验一般都没有提出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带有政治取向性的、数量足够的、有细微差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调查，我们发现政治取向确实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较之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来说，那些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中有很多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对中国政府持更负面的看法，对中国人也表现出更多的偏见，而且主张更强硬的美国对华政策。就党派归属而言，与独立人士和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把中国看作是更大的威胁，鼓吹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但是党派归属对偏见的深浅程度没有影响。包含教育 / 收入、性别和年龄等变量的联立多元回归分析（ simultaneous multiple regressions ）显示，尽管这些变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但比起政治取向来说，它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关键词：美国政治 民意调查 政党 偏见 中国威胁论 对华政策

　　“我们必须对中国强硬……这个国家操纵其货币（汇率）来损害美国，参与范围广泛的知识产权盗取和工业间谍活动……我们从中国得到了什么回报呢？我们得到了被污染的宠物食物，我们得到了含铅的玩具，我们得到了被污染的药品。”【注释】引自 John Promphret, “ Hillary �� s China �� bashing, ” Pomphret �� s China, 6 May 2008, available at: http://newsweek.washingtonpost.com/postglobal/pomfretschina/2008/05/why_we_need_china.html. 【注尾】

——希拉里·克林顿， 2008 年 5 月 4 日 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活动

　　“我为那些在西藏被中国暴力镇压并继续被压迫的人感到痛惜，他们不过想要坚持其信仰和保持其文化和传统……如果中国的政策和做法不加改变，我将不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注释】“ McCain on China, ” 10 April, 2008, available at: http://hotlineblog.nationaljournal.com/archives/2008/04/mccain_on_china.html. 【注尾】

　　　　　　　　　　　　　　　　　　　——约翰·麦凯恩， 2008 年 4 月 10 日

政治取向如何影响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的偏好？

　　华盛顿特区内的党派政治实情尽人皆知。然而，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党派政治十分复杂。在左翼一方，有些民主党人主张一种亲华的接触政策，以使中国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关注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主张强硬的对华政策。例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于 2008 年 3 月 12 日 发布了一篇新闻稿，谴责中国镇压西藏喇嘛。“西藏人民的苦难是对全世界良知的挑战，当中国政府侵犯其人民的人权时，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同中国政府对抗。”（佩洛西， 2008 ）。但其他一些民主党人，许多来自蓝领工人集中的选区，与大工会一道，谴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主张美国采取更强硬的对华经济政策。

　　在右翼一方，共和党人在对华政策上同样存在分歧。共和党人中的商业人士主张有利于增加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友好的对华政策。代表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美国公司进行游说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 �� China Business Council ），与国会山的许多共和党议员密切合作，推动亲华立法，阻止反华立法。而军方鹰派和基督教保守派则主张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2005 年 6 月 4 日 在新加坡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问道：“既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威胁中国，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中国还要持续不断地扩大武器？”在国会召开了几十次谴责中国缺乏宗教自由的听证会的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托福·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 ）也主张强硬的对华政策，但由于十分不同的原因。史密斯是一名基督教保守派，他 2006 年提出，“中国对宗教信仰的持续压制是世界上最为暴虐的。今天，仅仅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无数的地下罗马天主教牧师、主教和新教牧师被关押在中国声名狼藉的集中营里受尽折磨。”

　　因此，高层的情况是复杂的，不过它还是相对透明的，会在报刊专栏和国会山的辩论中被公开讨论。但对于小城镇的党派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些什么？基层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怎样看待对华政策？

　　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政治取向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的研究如此之少。据我们所知，有质量的信息来源非常稀少。读者来信和专栏，特别是地方小报的来信和专栏，能作为了解普通美国大众关于中国的看法的一个窗口。但这样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些不足为凭的轶事，很少能够直接触及政治取向问题。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是一个更有值得依赖的信息来源，因为它们经常包括了关于党派倾向的问题。然而，全国性的民意调查通常只以十分简单的方式提出一两个有关中国以及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注释】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 World Public Opinion, 2007, ” No.37, Accessed 18 March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thechicagocouncil.org/UserFiles/File/POS_Topline%20Reports/POS%202007_Global%20Issues/WPO_07%20full%20report.pdf. 【注尾】 在其 2007 世界公众舆论调查（ World Public Opinion Survey ）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到同美国的一样大，你认为那将会是……”对此他们只提供了三个选项：“主要是积极的”“主要是消极的”和“两者兼而有之”。一般来说，一个简单的题目加上有限的选项，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分析答题者对中国的态度的细微差别之能力，或者说束缚了我们分析政党政治与对华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公众中政治取向与对华政策偏好之间的关联，我们在 2008 年 2 月对总共 434 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两项平行的调查。这两项调查包括关于政治取向这个单一问题的两个量度：（ 1 ）自由的－保守的（从 1 到 7 级），以及（ 2 ）政党偏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独立人士”没有被包括在内，因为我们不清楚自称为“独立人士”的人是独立于两党之间还是独立于两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关于中国的 36 个问题，这些问题被汇总为关于中国的五个独立的量度，它们分别是：（ 1 ）所感到的中国对美国价值观构成的象征性威胁；（ 2 ）所感到的中国对美国的军事或经济支配地位的实际威胁；（ 3 ）对中国人的偏见或负面态度；（ 4 ）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 5 ）所偏好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相信，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衡量政治取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程序和受访者

　　由于我们对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有效性更感兴趣，我们不打算做全国性的民意调查。因此，我们不能声称我们的数据完全可以代表更大范围的美国人。然而，与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盖洛普（ Gallup ）及其他新闻协会定期进行的有代表性的全国性民意调查不同的是，我们能够问及众多关于中国的问题，而不是零散的问题。例如，关于中国威胁，我们不是仅提出 1 个问题，而是提出 12 个问题。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我们不是仅提 1 个问题，而是 10 个。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每一个有关中国的量度的内部可靠性。这就是说，我们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的等级设计了 10 个问题，由于全国性和地方性样本的信度系数（ Cronbach �� s alphas ）或称内部可靠度分别高达�� 911 和�� 903 ，对于受调查者对中国政府的实际态度的问题而言，这个等级较之受访者对任何单个问题的回答更为可靠。【注释】内部可靠性的估值范围是从 0 到 1 ，其数值越接近 1 ，表明由等级构成的一套选项的可靠性越高。【注尾】

　　更进一步讲，全国性的电话民意调查通常只有 3 到 4 个序数答题选项，与这种民意调查不同，我们的网络和纸质问卷调查使用了 1 － 7 级的李克特（ Likert scales ）量度来分析，这使得我们的量度对于问题内部和问题之间的差别具有更大的敏感性，从而能使我们更好地评估政治取向与我们给出的几个关于中国的量度之间的确切关系。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我们的调查所揭示的绝对数字（例如反华偏见的绝对水平），而是我们所设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民主党和共和党所感到的中国威胁有何差别，或者自我认定的“保守主义”与对遏制政策的支持有什么关系）。

　　然而，为了使我们对调查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更有信心，我们进行了两项平行的调查，对不同的目标人群使用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是全国范围的互联网调查，我们选择在全美的大型公立大学里注册选修一门中国外交政策课程的本科生作为参与者，进行互联网调查。每位学生接到指示利用电子邮件招募 10 名参与者进行在线调查。第二个是纸质的问卷调查。由全美大型公立大学里注册选修一门统计方法课程的研究生来招募参与者进行一个地方社区的调查。两个调查都是在 2008 年 2 月进行的，以免产生时间效应。两个调查的参与者都被限定在 18 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且每个家庭不得超过一个受访者，以保持数据的独立性。在两个调查开始时，受访者都要填写一份同意参加的表格，该表向参与者解释了此调查的性质、调查的自愿性，以及在收集数据时将保持匿名。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守了美国政治学协会（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和美国心理学协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规定的道德准则。

　　在我们之前进行的研究，例如哈德（ Hardr é）、克劳森（ Crowson ）、谢（ Xie ），以及李（ Ly ）【注释】 Hardre L. Patricia, H. Michael Crowson, Kui Xie, and Cong Ly, “ Testing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mputer �� based, Web �� based and Paper �� based Administration of Questionnaire Research Instruments, ”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38, No.1.(2007), pp.5 ～ 22. 【注尾】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基于纸质的调查问卷和基于网络的问卷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但这些研究是在受到控制的试验室环境下进行的。那些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基于网络的问卷调查，很可能不像那些基于纸质问卷的调查那样一丝不苟。因此我们决定使用两种方法进行平行调查。

　　最后的样本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尽管全国范围内在线调查的受访者（ N=158 ）来自 20 个不同的州，但大大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来自俄克拉何马州（ N=95 ）和得克萨斯州（ N=16 ）。而且参与者中的男性（ N=92 ）超过女性（ N=66 ），共和党人（ N=80 ）超过民主党人（ N=38 ）。全国样本中的参与者的年龄跨度是 18 到 64 岁（平均年龄 =33.08 岁，标准差 =14.16 ）。在地方社区样本（ N=276 ）中，女性（ N=143 ）多于男性（ N=133 ），民主党人（ N=95 ）与共和党人（ N=109 ）数量较为平衡，年龄要稍微偏大一些（平均年龄 =35.48 岁，标准差 =12.72 ），受访者的年龄跨度为 18 到 70 岁。

　　（二）有关中国的量度

　　组成以下 5 个量度等级的问题全部采用李克特量表的七级制，从 1 （“强烈不赞成”）到 7 （强烈赞成）。带有肯定和否定措辞的选项大致相等，带有肯定措辞和带有否定措辞的选项的编码是相反的。

　　象征性威胁（ SYMTHR ）等级。这个等级包括六个选项，它试图反映美国人所感到的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的象征性威胁。它包括这样的选项：如“中国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尊重美国人所珍视的宗教自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与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十分相似”（反向编码）。数值越高，表明所感到的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象征性的或价值观的威胁越大。整个等级见附录。

　　实际威胁（ MATTHR ）等级。这个等级包括 6 个选项，它用来测评美国人所感到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支配地位形成的竞争或现实威胁。其选项包括“近期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加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和“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东亚的稳定和促进世界和平”（反向编码）。数值越高，表明美国人所感到的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实际威胁越大。整个等级见附录。

　　偏见（ PREJUDICE ）等级。这个等级由 8 个“中国人民是……”这样的陈述构成。其中 4 个是肯定的（友好的、可信赖的、和平的、诚实的）， 4 个是否定的（不合作的，狡诈的、侵略性的、不诚实的），后 4 个是反向编码的。数值越高，表示对中国人的偏见越大或负面看法越大。

　　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 NEGGOV ）等级。这个等级由 8 个“中国政府是……”这样的选项构成，使用了在上一个偏见等级中用过的形容词。其中 4 个是肯定的（友好的，可信赖的，和平的，诚实的）， 4 个是否定的（不合作的，狡诈的、侵略性的、不诚实的），后 4 个是反向编码的。数值越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越负面。

　　对华遏制政策（ CONTAIN ）等级。这个等级包括 10 个选项，它旨在调查受访者的对华政策偏好。它包括这样一些选项，如“对付中国的最佳方法是保持我们的军事优势，并寻找方法来遏制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我国政府应当采取更为友好的对华政策”（反向编码）。数值越高，表明美国人越偏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来遏制中国。整个等级见附录。

　　这 5 个基本的、与中国有关的量度涉及了 3 个明确的认知过程。“象征性威胁”和“实际威胁”涉及感觉，即受访者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换句话说，这两个等级表明了关于中国“是”什么和它将会变成什么的这样的带有因果性的看法。“偏见”和“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等级，分别表明了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态度是规范的或是带有价值成分的看法。它们表明了受访者怎样形成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看法。最后一个过程“遏制”的等级，反映了行动倾向或者行为，或者说受访者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政策。

二、结果和讨论

表 1 描述性统计： 5 个有关中国的等级的平均数、标准差、

信度值和样本数量（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和社区纸质问卷调查样本）

　　如表 1 所示，我们设计来说明 5 个与中国有关的从属量度的等级都具有从相当好（信度值 =.729 和 .750 ）到非常好（信度值 =.888, .862, .862, .815 和 .837 ），再到优秀（信度值 =.911, .903, .908 ）的内部可靠性。我们因此可以有信心地说，每一等级中的选项都涉及同一个观念，而且它们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被重复使用。

　　表 1 中列出的平均数（ m ）也揭示出，两份样本的受访者都感到中国的实际威胁（ m = 4.54 & 4.46 ）比象征性威胁（ m = 3.76 & 3.82 ）大。对两份样本的平均数的 t 检验显示，两个平均数之间的差别很大， t (157)=-10.79, p <.001 。在 7 分制的等级中，这个从中立到偏向于中国威胁论的调查结果是与百人会（ Committee of 100 ）（ 2008 ： 29-30 ）和其他机构最近的调查结果一致的，即，美国人大多视中国为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有更多的少数派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严重威胁”而不是“没有威胁”。

　　受访者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态度甚至更加两极化，对中国人的偏见（平均数 m = 3.03 & 3.31 ）水平较低，而对中国政府反感（平均数 m = 4.61 & 4.23 ）的水平则明显高得多。两份样本的 t 检验显示，它们平均数之间的差别极大，特别是在我们样本规模的情况下： t (157)= -16.844, p<.001 。鉴于这两组包含 8 个选项的等级使用了同样的形容词（友好的，可信赖的，和平的，诚实的，不合作的，狡诈的，侵略性的，不诚实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被用于不同的对象（“中国人”或“中国政府”），这个发现强有力地证实了一个惯常的说法，即，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人比对中国政府持有更肯定的态度。

　　那么政治取向对我们的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有什么影响呢？在我们检验政党偏好之前，我们先从检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再通过能够提供选择性解释的变量控制来得出结论。

　　（一）自由主义 - 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对于一个单一的问题“你的政治认同是什么？”，我们给出了７个选择，从 1 （极端自由主义）到 7 （极端保守主义），这形成了我们对“保守程度”的衡量，分值越高，表明越保守。总的来说，我们的两组样本（平均数 m=4.37, 标准差 SD=1.55 和 平均数 m=4.17, 标准差 SD=1.40 ）都是更偏向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即大于我们的中点４）。每组样本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问题上，都不因性别而产生差别。

表 2 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 - 保守主义）与有关中国的量度的关联

全国性的互联网调查样本

社区纸质问卷调查样本

注：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样本的关联值位于对角线的上方；社区纸质问卷调查样本的关联值位于对角线的下方。

** 　关联值高于 .01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 　关联值高于 .05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的第一行表示在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样本（ N=158 ）中，保守主义的量度与我们有关中国的 5 个等级之间的关联系数。所有的关联系数都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关联系数的相对大小。【注释】关联值的范围是从－ 1 到＋ 1 ， 0 为等级的中点值。关联值为 0 表示没有关系。正数值表示正关联（一个变量的数值增加，第二个变量的数值也增加）；负数值表示负关联（一个变量的数值增加，第二个变量的数值却减少）。【注尾】 两个所感到的威胁的等级（ r = .586 和 d r = .564 ）和对华遏制政策等级（ r = .608 ）与保守程度有最大的关联性。这就是说，受访者越是视自己为“保守的”，他们就越感到中国的崛起是象征性的和实际的威胁，他们也就越强烈主张强硬的对华遏制政策。反之，受访者越是视自己为“自由派”，他们也就越不把中国崛起看作是一个威胁，也就越可能主张一个更为友好的对华政策。这些关联中的每一个都非常强。

　　另外两个态度选项，偏见 (r = .281) 和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 (r = .434) ，也与保守程度正关联，不过程度要低。值得注意（也有些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关于中国的 5 个量度中，偏见的关联是最低的——对中国人的（偏见）态度并不像在其他关于中国的看法上那样具有党派性。

　　表 2 的第一列揭示了在我们的地方社区数据（ N=276 ）中得到的大体相似的关联性。其中保守程度与对华遏制政策的关联性也是最高的，其次是两个感到的威胁的程度与对华遏制政策的关联性。偏见的关联性也是最弱的。然而，在社区的调查数据中，保守程度与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等级的关联下降到了 p=.05 ，是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水平。

　　（二）政党归属

　　自我认定的“保守主义”对关于中国的看法有很强的负面影响。那么，政党归属在对中国的感觉、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及所偏好的对华政策方面是否有相似的影响？运用多元方差分析（ MANOVAs ）对两个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政党归属对这几个方面确实有影响。对于全国性互联网的调查数据来说，威尔克斯λ = �� 719, F(5, 112) = 8.74, p< .001 ，对于地方社区样本来说，威尔克斯λ = .856, F(5, 186) = 6.27, p< .001 。而且，两组数据的效应值都很大，η p2 分别 = .281 和 .144 。总体来说，共和党人对中国的看法比民主党人更为负面。（见表 3 和图 1 ）。

表 3 用政党归属测量的 5 个关于中国的量度的平均数、标准差

（见圆括号内）及样本数量（全国性互联网和社区纸质样本）

注：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数据列在第一行，社区纸质调查数据列在第二行。

图 1: 用政党归属测量的感到的威胁、态度及对华政策偏好

　　注：除了两个样本中的“偏见”选项和社区纸质样本中的“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之外，所有的 p<.001 ，所有的效应值在全国性样本中都很大（象征性威胁、实际威胁、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和对华遏制政策的效应值η p2 分别 = .20, .18, .10, 和 .21 ），在本地社区样中都很小或者不大（象征性威胁、实际威胁和对华遏制政策的效应值η p2 分别 = .05, .08, 和 .13 ）

　　然而，用政党归属来测量我们的 5 个有关中国的量度揭示了一些重要的差别。第一个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差别是那只“不吠之犬”：偏见。尽管在两个样本中，共和党人（平均数 m=3.12 和 平均数 m=3.40 ）在偏见值上得分比民主党人（平均数 m=2.94 和 平均数 m=3.31 ）高，但这个差别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运用方差分析法（ ANOVA ）分别对两份样本进行的分析显示，在我们为对中国人的偏见设计的 8 个选项的量度上，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并没有区别。全国性样本和地方社区样本得出的数据分别是： F(1, 116) = .847, p = .359 和 F(1, 190) = .420, p = �� 518 。（也可见表 3 以及表 1 的最下面一行。）这一结果与上述分析中的发现，即偏见与保守程度的关联最小，是一致的。

　　第二，与上面表 2 揭示的关联性相一致，即共和党人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要大于民主党人。在全国性样本里， F(1, 116) = 12.23, p = .001 。但效应值η p2 = �� 095 很有限。然而，在社区样本中，两党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的差别在统计学上没有意义。

第三，像上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情况一样，象征性和实际威胁的量度与遏制政策的量度的关联显示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最大差别。所有的 p < �� 001, 全国层级上的 3 种效应值非常大（分别为η p2 = .199, .184 和 .211 ），但在社区样本中，效应值是适中的（分别为η p2 = .053, .075 和 .130) 。这些效应已在图 1 中用图像表现出来。简而言之，比起民主党来说，共和党感到更大的来自中国的威胁，也主张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这些发现并不完全与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相一致。在 2007 年百人会（ Committee of 100 ）的调查中， 23.7% 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共和党人中只有 22.3% ，反而略高于民主党。然而，当我们运用曼—惠特尼检验法（ Mann �� Whitney test ）来检验他们的样本中民主党与共和党所感到的威胁的整个差异水平时，我们发现两者的平均值（ mean ranks ）（ p = .861 ）并没有统计学上意义上的差别。【注释】笔者感谢百人会。它是一个涉及中美关系的著名全国性组织。由于使用他们所作的民意调查的数据，我们得以完成这一统计学检验。 【注尾】

　　那么，为什么百人会的调查没有显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所感到的军事威胁的量度上有重要差别，而我们的调查却揭示出了显著差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百人会为被调查者设计的选项对于衡量所感到的威胁不是充分敏感。他们的选项依次是“严重的威胁”“潜在的威胁”“无威胁”和“盟友”，而这几个选项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选项。例如，一个被调查者可能把“盟友”看作是“无威胁”的，从而导致他们对所选择的选项的含义产生疑问。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百人会的调查只有一个关于军事威胁的问题，而在衡量一个观念时所用的选项越少，受访者心理和态度上对量度的反应的可信度就越低。我们运用６个选项来衡量实际威胁（在两个样本中信度值分别高达 .888 和 .862 ），比起百人会的调查所包含的单一量度来说，几乎可以肯定是更为可信的关于实际威胁的参考数据。

　　（三）把教育、性别和年龄当作控制变量

　　我们是否可以对这些发现中的强有力的一致性做另一种解释？也许正是教育或收入水平实际上造成了我们所发现的有力的关联。或者，年龄或性别，而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或政党归属，才是造成对华态度的真正动因？

　　为了证明这些不同的解释，我们通过一组 20 个同步多元回归分析（ simultaneous multiple regressions ）来预测在我们全国和地方社区样本中关于中国的 5 个量度。在每一个回归分析中，我们把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用虚拟编码表示），【注释】受教育程度是这样标码的：“ 1 ” = 仅从高中毕业的受访者 + 受过某些大专教育的受访者；“０”＝大专毕业的受访者＋受过某些研究生教育的受访者＋得到硕士学位的受访者＋得到博士学位的受访者。【注尾】以及自我认定的政治保守主义（ 1 － 7 级）或政党归属（编码为 1 = “民主党” 2 = “共和党”）当作预测因素包括进来。表 4 － 7 显示出我们 20 个回归模型中的每一个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以及相关的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

表 4 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括号中的数值）的系数（β）以及以受教育水平、

性别、年龄和保守主义作为变量进行同步多元回归分析，

来预测全国互联网样本的五个有关中国的量度

** 关联值高于 .01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 　关联值高于 .05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包含“保守主义”的回归模型。表 4 显示了使用教育水平、性别、年龄和保守主义作为变量来进行的 5 个同步多元回归，并使用全国因特网的数据，来预测 5 个有关中国的量度。如表 4 的前两栏所示，在前两个为感觉到的象征性威胁和实际威胁做的回归模型中，这两个用作预测的因素在标准变量中占联合方差的 37% 〔 F(7, 150)=12.570, p<.001 〕 和 39.2% 〔 F(7, 150)=13.825, p<.001 〕。在这两个模型中，只有年龄和政治保守主义可以成为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较年长的人或在保守主义等级上自我评估更高的人，更可能把中国视为象征性的或实际的威胁。在这两者之中，保守主义有更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归模型中，这两个预测因素在所感到的偏见和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中分别占方差的 11.6% 〔 F(7, 150)=2.810, p=.009 〕 和 25% 〔 F(7, 150)=7.150, p<.001 〕。在这两组分析中，自我评估的政治保守主义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因为那些在保守主义等级上自我评估更高的受访者比那些自我评估较低的人，更可能持偏见态度，也更可能对中国政府持负面看法。年纪较大的受访人比年纪较轻的人更可能对中国政府持负面态度。

　　在最后一个预测对遏制政策支持度的回归模型中，用于预测的因素占标准变量方差的 42.5% 〔 F(7, 150)=15.844, p<.001 〕。在这个模型中，年龄和自我评估等级的保守主义再次成为重要的预测因素：较年长的受访者或在保守主义方面自我评估等级较高的人更偏爱运用遏制战略。保守主义因素比年龄因素有更大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虚拟编码的教育变量中的第一个变量（教育程度 1 ，即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译者注）有统计学意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比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受访者更不愿意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

表 5 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括号中的数值）的系数（β）及以受教育水平、

性别、年龄和保守主义作为变量进行同步多元回归分析，

来预测地方样本的五个有关中国的量度

** 关联值高于 .01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 　关联值高于 .05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复核这些结果，我们用地方社区的数据再次做了 5 个同样的回归分析。表 5 显示出了结果，除了系数值较低外，总的来说与全国层次上的数据相一致。在前两个回归模型中，自我评估的保守主义等级被当作感觉到的象征性和实际威胁的预测因素。这一套预测因素分别在两个回归模型中占标准变量方差的 21.9% 〔 F(7, 257)=10.294, p<.001 〕 和 19% 〔 F(7, 255)=8.542, p<.001 〕。在这两个模型中，年龄和政治保守主义再次显示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较年长的人和 / 或在政治保守主义方面自我评估等级较高的人，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象征性的和实际的威胁。同样，保守主义得到的系数值大大高于年龄。在接下来的两个模型中，在所感到的偏见和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中，预测因素分别占 9.1% 〔 F(7, 254)=3.645, p= �� 001 〕 和 4.1% 〔 F(7, 258)=1.571, p=.144 〕。在预测所感到的偏见的模型中，只有第一个虚拟编号的教育变量有统计学意义，它显示出在我们的样本中那些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受访者比受教育水平高于他们的人更可能表现出对中国人持偏见态度。在预测对中国政府的负面看法的模型中，自我评估等级的保守主义与负面态度的表达有效地正关联。在最后一个预测对遏制战略支持度的回归模型中，预测因素占变量方差的 27.9% 〔 F(7, 252)=13.961, p<.001 〕。在这个模型中，自我评估的保守主义等级再一次显示为重要的预测因素：在保守主义方面自我评估等级更高的受访者，显示出更偏好采用遏制战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述发现：在我们的社区样本中，女性比男性赞同采用遏制战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包含政党归属的回归模型。表 6 显示了把政党认同作为变量之一，并使用我们的全国数据，进行同步多元回归来预测五个有关中国的量度的结果。

表 6 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括号中的数值）的系数（β）及以受教育水平、

性别、年龄和政党归属作为变量进行同步多元回归分析，

来预测全国互联网样本的 5 个有关中国的量度

** 关联值高于 .01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 　关联值高于 .05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在前两个关于感到的象征性和实际威胁的回归模型中，我们用来做预测的变量分别占标准变量方差的 24.3% 〔 F(7, 110)=5.036, p<.001 〕和 27.3% 〔 F(7, 110)=5.912, p<.001 〕。在这两个模型中，政党认同显示为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那些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受访者比民主党人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和实际的威胁。而且，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比较年轻的受访者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实际威胁。在接下来的两种回归模型中，这些预测因素在所感到的偏见和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中分别占 .1% 〔 F(7, 110)=.494, p=.837 〕 和 20.6% 〔 F(7, 110)=4 �� 065, p=.001 〕。在预测偏见的模型中没有出现重要的预测因素。然而，年龄和政党认同都是影响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的重要因素。把自己认作是共和党人的受访者比把自己认作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更可能对中国政府持负面看法。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比较年轻的受访者对中国更少好感。在最后一个预测遏制战略支持度的回归模型中，这些预测因素占标准变量方差的 30% 〔 F(7, 110)=6.739, p<.001 〕。在这个模型中，年龄和政党归属显示为重要的预测因素，较年长的和那些把自己看作是共和党人的受访者比较年轻的受访者和 / 或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民主党人的受访者更偏好采用遏制战略。此外，正如我们的第一个虚拟编码的教育变量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所显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比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受访者更不愿赞同采用遏制战略。

表 7 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括号中的数值）的系数（β）及以受教育水平、

以性别、年龄和政党认同作为变量进行同步多元回归，

来预测地方样本的 5 个有关中国的量度

** 关联值高于 .01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 　关联值高于 .05 （ 2-tailed ）为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复核研究结果，我们运用地方社区的数据再次做了 5 个同样的回归分析。表 5 显示出了结果，除了系数值较低外，总的来说与全国层次上的数据相一致。在前两个回归模型中，政党归属被当作感觉到的象征性的和实际威胁的一个预测因素。这套预测因素在两个模型中分别占标准变量方差的 21.9% 〔 F(7, 257)=10.294, p<.001 〕和 19% 〔 F(7, 255)=8.542, p<.001 〕。在这两个模型中，政党归属和年龄再次显示出是有统计学意义的预测因素。认定自己为共和党人的受访者比民主党人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象征性的和实际的威胁。此外，较年长的受访者比较年轻的受访者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象征性的和实际的威胁。最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受访者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更可能感到中国是实际的威胁。在接下来的两个模型中，在感觉到的偏见和对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中，这些预测因素分别占 10.4% 〔 F(7, 192)=3.176, p=.003 〕 和 6.8% 〔 F(7, 196)=2.051, p=.051 〕 。与年长的和 / 或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受访者比较而言，年轻的和 / 或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更可能持偏见态度。较年长的受访者与较年轻的受访者相比更可能对中国政府持负面态度。在最后一个预测对遏制政策的支持度的回归模型中，这些预测因素占标准变量方差的 15.6% 〔 F(7, 190)=5.003, p<.001 〕。在这个模型中，政党认同显示为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显示出更偏好遏制战略。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比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受访者，更不愿意赞同使用遏制战略，

　　以上 4 个回归模型显示出，虽然性别、教育，尤其是年龄对我们的 5 个关于中国的量度有某些影响，但它们的影响与政治取向相比要小。由于教育水平常常被视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模型中也已成功地包括了收入变量。【注释】例如，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计算见 Christa L. Green, Joan M. T. Walker, Kathleen V. Hoover �� Dempsey, & Howard M. Sandler (2007) “ Parents �� Motivations for Involvement in Children �� s Educ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99, Issue 3, pp.532~544. ，以及 Hillary N. Fouts, Jaipaul L. Roopnarine, And Michael E. Lamb (2007) “ Social Experiences and Daily Routines of African American Infants in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ontexts, ”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Vol.21 Issue 4, pp.655~664. 关于收入在得到较大的教育机会中的作用，见 Lindsey Brink, “ Culture of Success: Inside the Inequality Riddle, ” The New Republic, 21 March 2008. 【注尾】 自我认定的“保守主义”始终是我们有关中国的量度的最佳预测因素，只有对偏见量度来说它不完全是如此。政党归属也始终是很强的预测因素，虽然不像保守主义那么强。

三、结论

　　我们以上进行和讨论的统计分析清晰地表明，自称为“保守派”的人比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更可能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美国的威胁，也更可能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他们也更可能对中国政府持负面态度，而且在更小的、但仍然有统计学意义的程度上，他们更可能对中国人持偏见态度。这些结论也适用于政党归属因素。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把中国看作是更大的威胁，并主张更强硬的对华政策。然而，政党归属对偏见没有重要影响。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中国人持类似的看法。

　　为什么在偏见方面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呢？自称为“保守派”的人比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更可能显示出对中国人的偏见态度。然而，这种关联性在保守主义与我们的关于中国的 5 个量度的关联性中是最小的，不过其关联值仍然是适中的（见表 2 ）。然而，我们发现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在偏见方面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一致？可能当受访者在被要求在 1 至 7 级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上为自己打分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社会文化态度，如社会保守派较之商业保守派会把自己定位为更高级别的“保守主义”。假如社会或文化保守派比商业保守派更可能显示出偏见，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这种不一致。同样，由于蓝领民主党人有更保守的社会和文化态度，他们可能自认为比其他民主党人更保守。这种现象会缩小民主党和共和党集团之间的平均数的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党派认同水平并没有造成偏见上的平均数的差别。

　　政治取向与我们有关中国的 5 个量度之间的有力关联在把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当作变量进行一系列回归分析时始终成立。虽然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都对我们设计的有关中国的量度有影响，但没有一个明显减弱政治取向或相互对立的政治取向在其关联性方面的重要影响。在上述 3 个变量中，年龄因素影响最大。年纪较大的美国人比年纪较轻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把中国看作是威胁，也更可能对中国政府持负面态度，而且在较小的程度上，更可能支持遏制政策。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受访者（他们至多高中毕业）比那些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人，更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人的偏见，而且更想要遏制中国。像霍尔斯蒂（ Holsti ）和罗西瑙（ Rosenau ）【注释】 Ole R. Holsti, and James N. Rosenau, “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merican Leaders, ”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2 Issue 1, 1990, pp.94 ～ 125. 【注尾】的调查一样，但不同于科诺弗（ Conover ）和萨皮罗（ Sapiro ）的调查，【注释】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and Virginia Sapiro, “ Gender,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War,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7, Issue 4 (1993), pp.1079 ～ 1099. 【注尾】在我们数据中没有发现不同性别之间的重要差异，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个小的例外。总体来说，我们的两项调查与霍尔斯蒂和罗西瑙更广泛的论点相一致，后者主要依据是 20 世纪 70 年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为外交政策领导项目（ Foreign Policy Leadership Project ）收集的数据。其论点是，“政党、意识形态和职业，强烈地和一贯地与对外交政策的态度相关联，而性别、年龄、教育和在军队的服役与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关联较小……特别是保守派（和）共和党人较之自由派（和）民主党人更可能是强硬派。”【注释】我们当然不能针对职业和军队服役而言。 Holsti, and Rosenau, “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American Leaders, ” Journal of Politics, Vol.52 Issue 1, 1990, p.116. 【注尾】

　　政治取向与我们关于中国的量度之间关联的相对大小也值得讨论。遏制战略与政治取向总是有最高的关联度，自我认定的各种类型的保守派，无论是商业保守派还是社会文化保守派，都承认强势政策的效力。这与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军事开支的文献相一致。基于 1972 ～ 1990 美国大选调查（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s ，简称为 ANES ）的数据，福德汉姆（ Benjamin O. Fordham ）【注释】 Benjamin O. Fordham, “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ositions on Cold War Military Spending, ”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31, Issue 4, 2007, pp.603 ～ 636. 【注尾】得出结论：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可能支持增加军费开支。【注释】然而，福德汉姆（ Fordham ）倾向于把政党和意识形态描述为仅仅是经济利益的中介，他认为经济利益才是首要的。我们的全国互联网调查包含了一个是还是不是的问题，即：“你或你的家庭成员是否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商业活动？”一个多元方差分析（ MANOVA ）显示出那些报告说自己的家庭有与中国的商业联系的受访者（ N=24 ）和那些没有这种联系的受访者（ N=134 ）之间在我们的 5 个有关中国的量度上不存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差别（威尔克斯λ＝ .954, F(5,152)=1.45, p=.209 ）。见 Benjamin O. Fordham, “ Economic Interests, Party, and Ideology in Early Cold War Era U.S. Foreign Policy,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2.(1998);

“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ositions on Cold War Military Spending ”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31 Issue 4, (2007) pp.603~636; “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American Global Activis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2008), pp.163~182. 【注尾】 运用 1992 年的同一项数据，巴特斯（ Larry M. Bartels ）【注释】 Larry M. Bartels, “ The American Public �� s Defense Spending Preferenc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58, Issue 4 (1994), pp.479 ～ 508. 【注尾】同样认为保守派比自由派支持更大的军事开支。我们的两个对感觉到的威胁的量度都与政治取向高度关联。较之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保守派和共和党人感到中国是更大的威胁。最后，偏见始终在关联度上是最低的。除了以上所做的解释外，这可能也反映出用保守主义做选项时所受到的限制，因为单一的指标不能区分商业保守主义或社会文化保守主义。

　　尽管在互联网和地方样本中我们的变量的关联样式是压倒性地一致，但还是存在着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即，政治取向与我们关于中国的量度之间的关联度在地方的样本中较之全国样本中更弱一些。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地方的样本中存在着级差限制。特别是，地方样本中的受访者受到了更好的教育，而教育水平方面更大的级差限制可能是地方样本中关联度的绝对值较低的原因。

　　且不论政治取向，表 1 显示出在我们的两个样本中，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更感到来自中国的实际威胁，而不是象征性威胁，对中国政府比对中国人持更多的否定态度（对于中国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肯定态度）。虽然他们总的来说稍微偏向于对中国政府持否定的态度，但他们总的来说不赞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些平均值的绝对水平可能有时效性（调查是在 2008 年 2 月进行的，早于美国人对中国态度的转坏，这种变化是由于中国对西藏示威者的镇压和 2008 年 3 、 4 月伴随着火炬传递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所造成的）。然而我们还是确信这些平均值的相对水平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鉴于有 8 个选项的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负面态度（偏见）的等级都使用了同样的词，唯一的例外是所涉及的对象（“中国人是……”或“中国政府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受访者对中国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 M=3.03 & M=3.31 ），而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全国和地方样本分别是 M=4.61 & M=4.23 ）。如上所述，对两个样本的ｔ检验显示出两个样本的平均数的差异极大。不幸的是，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明确区分完全不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所理解，他们在伦敦、巴黎和旧金山的奥运火炬传递时对西方抗议者做出了如此激烈的反应。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批评中国政府就等于批评中国人。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中国人对西方抗议者所做的这种解释。但值得欣慰的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没有直接转化为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的强烈主张。

　　正如引言所说，国会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中国的看法和中美关系上有明显的分歧，因此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主张上形成一些奇怪的联盟。例如，像查尔斯·舒默尔（ Charles Schumer ）（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这样的自由派和山姆·布朗伯克（ Sam Brownback ）（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这样的保守派，共事于“参议院台湾联线”（ Senate Taiwan Caucus ），要求美国在两岸政策中维护台湾利益。然而，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对“左翼的”或“右翼的”，“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甚至是“民主党的”和“共和党的”对中国的看法得出一些谨慎的结论。尽管一些左翼人士仍在强烈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政策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自由派与民主党人在整体上对中国持更积极的看法，而且主张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来同中国交往的政策。相反，虽然在右翼一方，一些商业保守派可能推动亲中国的政策，但保守派和共和党人的大多数对中国的崛起持悲观看法，并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遏制战略。【注释】 2005 年佐格比（ Zogby ）受百人会委托所做的一项调查乍看上去与这个论点相矛盾。该调查显示国会工作人员（ 54% ）比一般公众（ 24% ）和商界领袖（ 30% ）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威胁”。同样，他们发现国会工作人员（ 36% ）也比一般公众（ 15% ）和商界领袖（ 16% ）更可能把中国看作是“严重的军事威胁”。这一差别使百人会深感担忧，为此他们这样命名他们发表于 2005 年 4 月 6 日 的新闻稿以突出这一差异：《调查发现一般公众和商界领袖对中国的看法相近，而国会工作人员的看法与普遍看法相左》。然而，仔细观察他们的调查就会发现，一般公众是在 2004 年 12 月接受民意调查的，而对国会工作人员的民意调查是在 2005 年 3 月进行的，其时恰逢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反分裂法》，这突显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因此，更可能的原因是，时间效应加强了国会工作人员样本中的威胁感，因而他们的威胁感超过了正常状况。我们的这一直觉也得到百人会较近期的一项调查的支持，它在 2007 年 8 月底和 9 月初大约同一时间对普通公众和国会工作人员进行了民意调查。在 2007 年的调查中，精英和公众对关于中国军事与经济实力问题的反应更为接近，分别有 19% 和 22% 的人把中国看作是对美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分别有 32% 和 25% 的人把中国看作是严重的经济威胁。因此，与百人会的报告的结论不同，我们并不认为这表明国会工作人员中的威胁感急剧下降了，而是认为由于 2005 年调查的时间安排造成了调查数字的反常。【注尾】

　　这些发现有什么政策含义？很多学者，如兰普顿（ David Lampton ）、【注释】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 �� China Relations, 1989 ～ 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注尾】记者如曼（ James Mann ）【注释】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 �� 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9). 【注尾】和政策分析家如基尔（ Bates Gill, ）【注释】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 �� 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210. 【注尾】已注意到精英层面上的党派政治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不利的影响。例如，毫无疑问，反对党经常利用中国作为工具来敲打控制着白宫和行政部门的政党，特别是在总统选举期间。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美国人个人之间迥然不同的政治取向对我们对华政策的影响。为了减少对华政策的摇摆性，谨慎的做法是，我们不仅应当设法弥合精英层面的分歧，而且应当应付小城镇中的不同政治取向对关于中国的看法和国内关于中国的辩论的影响。

附录：中国威胁和美国对华政策等级

象征性威胁（ SymThr ）等级（反向编码的选项用楷体表示）：

1.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是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威胁。

2. 中国文化丰富了美国社会。

3.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对美国民主制的威胁。

4. 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在变得越来越民主。

5. 中国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尊重美国人所珍视的宗教自由。

6.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信仰与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十分相似。

实际威胁（ MatThr ）等级（反向编码的选项用楷体表示）：

1. 中国崛起为强国将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2. 中国的崛起将有助于东亚的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3. 中国的经济发展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4. 日益发展的中国经济对普通美国人有益。

5. 近期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加损害了美国的安全。

6. 在美国同诸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紧急安全问题作斗争时，中国军队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

对华遏制政策（ Contain ）等级（反向编码的选项用楷体表示）：

1. 我国政府应当采取更为友好的对华政策。

2. 美国政府应当采取寻求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更为积极的外交来同中国接触。

3. 美国政府应当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

4. 对付中国的最佳方法是保持我们的军事优势，并寻找方法来遏制其在世界上的影响。

5. 美国政府应加强同日本、韩国和印度的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势力。

6. 我国政府应当鼓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

7. 如果中国对美国的敌人如伊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应通过轰炸中国来进行报复。

8. 如果中国威胁美国，我们应当使用军事力量来抗衡。

（何兴强、李枏译，周琪校）

　　彼得·海斯·格里斯（ Peter Hays Gries ）：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美国－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哈罗德· J. 和鲁斯·纽曼讲座教授

H ．迈克尔·克劳森（ H. Michael Crowson ）：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教育心理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