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王晓德
〔内容提要〕在 20 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人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 20 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关键词：美国文化 美国化 克里奥化
“克里奥”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术语，主要指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后生出的后裔，他们既具有这两个种族的生理特性，又表现出与它们区别开来的新的生物特征。如塞舌尔共和国历史上欧洲人与非洲人结合生下的后裔，南美洲西班牙人与当地印地安人或黑人通婚生下的后裔，他们通常被称为“混血种人”。“克里奥化”（ Creolization ）便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比较常见，主要指两种已存在的不同语言在同一地区碰撞的环境中，讲弱势语者去学习强势语时本土语言系统发生的变化。“美国化”是指一种强势文化深入到弱势文化的环境中所导致后者发生趋向更像前者的变化，尽管主要体现了美国文化征服他国之人思想的“文化渗透”，但本身也包含着两种不同文化在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碰撞或互动，其产生的结果究竟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完全征服，还是在保留传统文化本质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形式，学者们的回答是不同的。显而易见，即使那些受美国大众文化冲击的国家存在着“美国化”的趋势，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的本土文化也不会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失去固有的特性，很多情况下反倒由于吸收了外来文化中适应本土的成分而愈益变得具有活力，增强了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许多国家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何看待美国大众文化在境外广泛传播给本土文化带来的挑战与认同危机，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些学者借助了“克里奥化”这一术语来解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同一空间相遇后产生的结果。“克里奥化”观尽管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倒不失为是一种具有新意的解释，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很有启迪。
一、 20 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趋势
自国家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以来，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文化很少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受到所接触的外部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世界联为一个整体之后更加显而易见。文化的相互借鉴是人类走向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文化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的。一般来讲，力量强大的国家具有文化资源优势，一方面它们对他文化的影响总是处于主动出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他文化的主体具有难以抵制的吸引力。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希腊化”“罗马化”和“西方化”等特定术语表明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尼尔·罗森多尔夫指出：“在不同历史时代，人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即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被接受的社会”。他以罗马文化横越三个大陆的扩张说明了这种观点。不过，“罗马化”并不意味着罗马文化波及的所有地区都呈现出与罗马完全一样的面貌。它们“没有变得对罗马的完全复制，其中大多数依然保持着独特的地方特征，包括语言、宗教、家庭和其他等级结构，尽管罗马的存在对这些特性的丰富多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释】 Neal M.Rosendorf, “ Social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oncepts, History, and America s Role, ” in Joseph S. Nye and John D.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 Washington ,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111~112. 【注尾】在 20 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美国大众文化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对传统社会极强的穿透力、对他文化主体的巨大吸引力，以及对商业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等特征，这些特征的结合使美国大众文化逐渐风靡全球，而且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生活在他文化圈内的人们无不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无处不在。“美国化”成为他文化延存与发展面对的巨大挑战。从上个世纪之初开始，携带着现代消费理念的美国文化产品就借着美国经济急剧膨胀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向全球扩张。最先感到美国大众文化威胁的是与美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的精英人士最早发出了“美国化”的警告呼声。 1901 年英国著名记者威廉·斯特德出版了名为《世界的美国化》一书，表明了 20 世纪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斯特德认为，美国文明的特殊风味与精力赋予其力量实现对世界的某种统治。美国的商业技术、组织原则、机器、杂志、服饰、运动、资本和价值观正在使美国迈向全世界，将迅速改变全球的方式，使之从属于美国。【注释】 William T. Stea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Horace Markley, 1901). 【注尾】斯特德的预言很快在一些欧洲国家成为现实。
“美国化”的载体主要是美国大众文化，这种文化向境外大规模的传播不仅表现为处于一种不同文化场景下的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而且体现为对美国现代消费文化的接受，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美国在大众消费文化上走在了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前面，这种文化一旦在国内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便以文化产品输出的形式大规模地向国外蔓延。欧洲上流社会所谓的“美国化”主要是担心来自美国“粗俗”的大众文化取代欧洲“高雅”的精英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士尽管已经提出了“美国化”的问题，但往往是对一种发展趋势的忧虑或预测，一般人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受到来自美国的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冲击，欧洲国家也没有把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视为大不了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状态完全改观，美国虽然还没有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但在外人的眼中却是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完全有实力与其他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争高下。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实力后盾，再加上受赚取更多利润的驱动，美国大众文化开始在欧洲一些国家大规模地蔓延，“美国化”成为摆在这些国家所必须正视的现实。据福尔克·伯格哈恩的描述，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几乎相当于大众政治、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不仅正在美国扩散，而且——至少到 20 年代——也正在‘席卷'欧洲。到 1925 年，美国尽管在政治上还是孤立主义，但不仅是作为工业和商业大国，而且是作为大众文化的供应者重新出现在欧洲”。【注释】 Volker R. Berghahn, “ European Elitism, American Money, and Popular Culture, ” in R.Laurence Moore and Maurizio Vaudagna, eds., American Century in Europe ( Ithaca and London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p.123. 【注尾】挪威奥斯陆大学 历史系 教授吉尔·伦德斯塔德认为欧洲的“美国化”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 1933 年前）放映的电影中， 60% 到 95% 是美国拍摄的。美国的爵士乐和文学作品在欧洲变得相当普遍”。【注释】 Geir Lundestad, “ ‘ Empire by Invitation '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 Diplomatic History, Vol.23, No.2, Spring 1999, p.193. 【注尾】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限制这股“洪水”的进入，但最终收效甚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
对绝大多数普通欧洲人来说，“美国化”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他们的确从消费美国文化产品过程中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愉悦，然而尤其是那些竭力维护欧洲文化传统和倡导文化保护主义的精英们却把美国文化产品大举进入视为“洪水猛兽”，试图通过政府采取相关措施尽量减弱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使欧洲各国的发展不会向着美国社会的趋同。其实，这些精英们担忧欧洲社会的“美国化”并未被历史事实所证明。如果不是欧洲大陆再次陷入战火的深渊，美国大众文化势必继续会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尽管没有完全中断这一进程，但显然是缓和了欧洲精英们在战前所担忧的“美国化”问题。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方世界领袖，文化上的优越感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对外文化输出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实现其外部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美国政府有意识地输出其文化，再加上与战前相比范围更广的美国文化产品蜂拥而入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国家，“美国化”再次成为这些国家所面对的挑战，并且打上了与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竞争的意识形态色彩。与苏联的抗衡导致西欧国家拴在了美国的“冷战”战车上，致使这些国家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听命于过去在它们眼中属于“暴发户”的美国，随之而来的市场向美国进一步的开放必然加剧了所谓“美国化”的深广度。在美国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向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变对国家的发展未见得是件坏事，但在很多一向享有文化特权的精英们的眼中，这无疑是对整个民族文化认同构成严重威胁的“不祥之兆”。因此，即使它们多少有点无可奈何地沿着美国发展模式走向越来越像美国的社会，但精英们对美国生活方式抵制的呼声并未呈减弱之势，形成了不时地引发反美浪潮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之外的很多国家也得到了大规模的传播，致使“美国化”也成为这些国家面对的一大问题。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对付敌对意识形态的局面不复存在，美国大众文化更是借着全球化大潮以更猛烈的方式向外传播。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本杰明·巴伯在其著述中描绘了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着难以抵制的“美国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将被一种风行于世界的消费文化所取代。世界各地之人受经济、技术和外来力量的推动，着迷于“快节奏的音乐、快速运行的计算机和快餐”，其他国家“正在被推进到一种同质的全球主题公园”，这就是被作者称之为的“麦当劳世界”，这个世界“靠着通讯、信息、娱乐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注释】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Ballantina Books, 1996), p.4. 【注尾】“麦当劳化”“迪斯尼化”，以及“可口可乐化”等成为表明美国文化产品风靡全球的术语。显而易见，美国大众文化正在借着把世界联系为一个越来越紧密的“地球村”的全球化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整个世界蔓延。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 2002 年 10 月 2 日 至 10 月 9 日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美国大众文化政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40 余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如此迅速，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人民的想象力。对美国大众文化强大辐射力的一种解释是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另一种解释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论这种扩散的动力是什么，显而易见，美国文化产品在任何时候穿越国际疆界时都在改变自身的含义。与会者还讨论了美国的文化霸权，考察了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威力，以及对不同接受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影响以及美国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向外蔓延所带来的结果。与会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很少有人否认，美国大众文化成功地向全球传播构成了 20 世纪期间导致变革的最带有决定性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之一。国际学术界对全球“美国化”的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高潮，这既说明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这一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问题的重视，也反映出他们文章中所描述的“美国化”现象不断呈加剧之势。各国如何应对“美国化”对本土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的确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不得不予以重视的问题。
二、“克里奥化”命题的基本含义
对全球“美国化”这一问题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最早受到“美国化”威胁的欧洲国家。美国学者起初对美国大众文化向外传播不以为然，他们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起源于他们国家的这种文化会在另一种不同文化场景下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威胁他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洪水猛兽”，世界的“美国化”似乎是不同文化在美国文化主导下逐步趋同的必然归宿。当然这也与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有很大的关系。许多美国人“与外国文化无任何接触，他们对他们自己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同样是不以为然的。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欧洲人所谈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何意，为什么自由贸易概念和开放市场对大西洋另一边的知识分子、电影和电视导演以及文化部长们来说听起来是多么的危险”。【注释】 Richard Pells, Not Like Us: How Europeans Have Loved, Hated, and Transformed American Cultur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264. 【注尾】只是在其他国家精英对这种威胁到他们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美国化”做出强烈反应之后，一些美国学者才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并非由他们提出的“美国化”这一问题。美国文化对非美国社会的影响总是处于主动出击的状态，而美国学术界对这种影响所带来的结果的研究却显得有些被动或滞后，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只是对来自他国知识精英之非议的一种防卫性辩解或历史事实的直观描述。随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继而世界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对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美国政府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这种文化武器，其作用究竟有多大，美国如何回应由此在国外引起的强烈的反美情绪。凡此种种促使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或解释框架，试图从理论上阐释美国文化对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作用。这是美国学者研究全球“美国化”与其他国家学者的主要区别所在。
除美国之外，欧洲学者是研究全球“美国化”的主体，这显然与欧洲文化最先受到“美国化”的威胁有关。欧洲社会的“美国化”一直是这一地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非常关切或忧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他们的眼中，欧洲“高雅”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受到美国“低级”文化传入的严重挑战。为了维护当地传统文化的身份或认同，他们必然会从学理上深入探讨美国大众文化传播所带来的结果，试图或者在理论上构筑起一道抵制美国大众文化扩张的藩篱，或者寻找在任何情况下欧洲文化都不会被美国文化“征服”的依据。他们的研究显然应现实之需要，是对如何解决本土文化危机的学术回应，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价值的观点或理论解释框架。他们的研究未见得实现了初衷，却在美国境外形成了一套关于“美国化”的学术话语。其实，在如今全球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其他地区或国家也与欧洲一样，都面临着社会“美国化”的巨大挑战。这一日益严峻的挑战使非欧美学术界的学者不可能对“美国化”问题保持缄默，他们必然会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之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对这种难以遏制的全球现象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寻找到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维护本国文化认同，或使本国文化更适应现代瞬息万变的世界发展的需要。当然在非欧美学者群体中，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强调的重点多少有些不同。前者一般是美国的盟国或伙伴国，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与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它们对深感忧虑的“美国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它们采用各种措施试图把美国大众文化的洪流阻挡在疆域之外，以保持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固有的传统特性。“克里奥化”说便是美国境外的一些学者对“美国化”的一种理论阐释。
欧洲学者最早提出了“美国化”这一问题，对美国文化试图征服其他文化的批评在欧洲学术界一直不绝于耳，但 100 多年过去了，欧洲文化并没有因为“美国化”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并没有实现对欧洲的文化“征服”。这种结果导致了欧洲许多学者对“美国化”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他们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理论阐释框架，以证明“美国化”是一种借鉴、适应或摈弃进入欧洲的美国文化的过程。“克里奥化”便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荷兰蒂伯格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梅尔·埃尔特伦是一位研究“美国化”的专家，他承认“美国化”现象的确在欧洲发生与存在，但试图以一种新的观点突破对“美国化”的传统解释，认为从“美国化”的概念来看，它似乎描述了“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社会文化影响是来自其他国家影响产生的结果，并将这些影响归于一种几乎是决定命运的特性”。如果仅此而已的话，“这一概念没有或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到，欧洲对美国文化的接收含有选择性借鉴，以及接受者中的能动占用。在这方面，人们应该明白，本土文化继续产生抵制美国影响的替代物和形式”。所以在他看来，“美国化”这一术语总是暗示着，在这一进程中，受到影响的一种特定文化对来自外部适应其文化发展的因素的采纳和吸收。只有在这种场景下，人们才能对“美国化”的当地形式有着比较客观的认识。因此，“在外国对美国文化接受上，相同的克里奥过程过去和今天依然处于争论中。那么我们可以讲一个双重的克里奥化”，即从美国移植过来的文化成分一旦脱离了美国当地的场景，它们就会改变形态，赋予了新的含义。这样，当外国的“美国化”发生时，人们必须考虑文化之间的调解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对一种文化的机械式复制，而是“存在着有选择性借鉴和占用，转换和并入到当地文化的场景中。在欧洲对美国文化的接收上，杂交化和克里奥化的过程发生，就像美国以前屈从于来自欧洲的文化一样”。此外，埃尔特伦还强调欧洲文化对形成美国文化产品的影响，不赞成把“美国化”解释为现代化。美国化不是一种外来文化的“入侵”、“殖民化”或“感染”等，而是表明了“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系列交流”。他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看法。【注释】 Mel van Elteren, “ Conceptualizing the Impact of US Popular Culture Globally, ”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30, No.1, Summer 1996, pp.52,61,62,65,68~69. 【注尾】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罗布·克罗斯、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埃尔伍德、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美国学教授尼克·吉德利以及丹麦欧登塞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奈等人也持类似观点。
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益成分的国家， 20 世纪日本社会的发展大概受美国文化影响最大。日本像很多国家一样感到了美国大众文化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冲击波，“美国化”遂成为日本维护传统的民族认同所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显得更为突出。不过，日本学者很少像西欧学者那样对“美国化”大张挞伐，他们可能会对充斥于美国社会的问题提出批评，但却很少强烈抵制进入日本本土的美国文化。日本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可谓“理直气壮”，并没有感到本土文化或民族认同受到外来文化的严重挑战或威胁。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日本学者不仅对美国文化大规模的进入显得很平静，而且甚至有人针对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呼声进行了反批评。“克里奥化”成为日本学者解释所谓“美国化”的一种主要观点，他们提出了美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产生了文化“克里奥化”的现象。大阪相爱女子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戴维·布莱克·威尔斯用“克里奥化”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工具分析了发生在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认为这个概念实际上涉及到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文化的转变。在威尔斯看来，“这既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也不是全球同质化和同化的某一其他形式”。他从这个角度分析了日本和美国跨文化交流的“克里奥化”过程，由此得出结论：“克里奥化现在可以被看作一种深刻的相互文化交流过程，一种空间的社会构建，不仅仅只是殖民化的民族对支配文化的文化适应。人际关系和物质文化（食品、服饰和人工制品等），当然还有语言、音乐和文学等，程度不同地都受到文化相互作用的影响。”【注释】 David Blake Wills, “ Creole Times: Notes on Understanding Creolization for Transnational Japan America, ” in Takeshi Matsuda, ed., The Age of Creolization in the Pacific: In Search of Emerging Cultures and Shared Values in the Japan American Borderland (Hiroshima: Keisuisha, 2001), pp.4,18. 【注尾】东京大学教授能登路雅子指出：“从音乐到快餐再到主题公园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看起来使全世界的情趣和生活方式标准化，但实际上，这些出口品体现出的价值和含义常常在那些进口社会的场景内被重构和重释。作为世界上对美国产品最热情的消费国之一，日本消化和采用了美国精华的文化符号，使之成为本国社会变革的强有力的媒介。”【注释】 Masako Notoji, “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John Philip and Disneyland in Japan, ” in Reinhold Wagnleitner and Elaine Tyler May, eds., “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 :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219. 【注尾】大阪外国语大学松田武教授研究了战后美国与日本文化关系逐渐确立的历史进程，认为美日文化交流的制度化使提供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交流渠道成为可能，正是通过这一渠道，美国的新思想、信息、技术以及美国知识分子才能没有障碍地到达战后的日本。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导致日本知识界的许多大牌人物变得亲美，而且促成了日本价值观和文化更富有成效。【注释】 Takeshi Matsuda, “ Institutionalizing Postwar U.S. Japan Cultural Interchange: The Making of Pro American Liberals,1945~1955, ” in Matsuda, ed., The Age of Creolization in the Pacific, pp.41~42. 【注尾】他们在研究中没有使用“克里奥化”这一术语，但显然赞成美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导致产生的一些新的文化形式成为日本文化中的组成部分。
在美国欧洲之外的盟国中，澳大利亚的发展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也算是所谓“美国化”的“重灾区”之一。针对这种情况，澳大利亚历史上很多学者对“美国化”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学术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学者根据美国文化对澳大利亚影响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对“美国化”提出了新的解释。菲利普·贝尔和罗杰·贝尔长期从事美澳关系的研究，他们尤其对澳大利亚“美国化”这一很现实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1993 年，他们合作出版了名为《卷入：美国在澳大利亚》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作者分析了 200 年来这个年轻的太平洋国家实际和想象的“美国化”过程，认为美国是通过复杂的文化和政治影响的历史进程“卷入”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美国化”的，而是对进入澳大利亚的美国文化进行了改动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对不利于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美国影响，澳大利亚人往往给予强烈的抵制。这部专著是澳大利亚学界利用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后现代理论研究澳大利亚“美国化”的早期代表作。【注释】 Philip Bell and Roger Bell, Implica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Austral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尾】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澳大利亚的“美国化”问题，菲利普·贝尔和罗杰·贝尔邀请了 15 名澳大利亚学者与他们一起探讨了这一在澳大利亚社会上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些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很有建树，就澳大利亚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某一领域各写了一篇具有较深研究的学术论文。菲利普·贝尔和罗杰·贝尔把他们的研究集书出版，取名为《美国化与澳大利亚》。这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菲利普·贝尔和罗杰·贝尔在《卷入》一书中得出的研究结论。总而言之，他们一致否认“美国化”必然威胁了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这种观点 , 认为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借鉴从来不是被动的和全部的，而是可以被称为“克里奥化”或“杂交化”的特定模式。文化的进口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进口品与本国品的合并，变为真正的本土性产品。【注释】 Philip Bell and Roger Bell, eds., Americanization and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1998). 【注尾】这本文集尽管出自很多作者之手，但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试图通过很多个案研究来证明一个基本的观点，即进入到澳大利亚的美国文化逐渐被本地化，最终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来看，“克里奥化”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当这种文化进入到弱势文化所处的环境中时，一方面会对后者的发展方向发生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部分地失去了在起源国的文化含义，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二是不管是强势的美国文化，还是弱势的本土文化，只要在后者所处的环境中相遇，总是前者对后者发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不过二者总是处在一种互动的过程中。三是即使美国文化进入他文化的环境中时打上明显的“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的烙印，他文化的主体也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而会根据需要做出有选择的主动回应。四是强势的美国文化与弱势的本土文化发生互动后势必产生一些新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尽管具有明显的起源国文化的特性，但却最终成为本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克里奥化”的案例分析
麦当劳本来纯粹是一种快餐消费品，但由于其适应了现代快节奏社会人们生活的需要，逐渐成为代表美国快餐文化的产品，体现了美国现代经营理念和大众消费主义的倾向。在很多人看来，麦当劳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迅速向全球扩张。 21 世纪初，麦当劳公司在 119 个国家设有 2.5 万家分店，而且平均每 17 分钟新增开一家。到 2005 年为止，全世界麦当劳连锁店的总数远远高于这一统计数字，达到三万余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设计雷同和标志醒目的麦当劳连锁店，它们每天为近 5000 万名消费者提供快餐服务。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乔治·利泽将这种现象称为“麦当劳化”。他认为“麦当劳化”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即把预先安排的结构强加给生活，扼杀了创造性和独立思考性。【注释】 George Ritzer,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Thousand Oak: Pine Forge Press, 1996), pp.1~2. 【注尾】利泽的观点富有挑战性，影响很大，逼真地反映出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趋势。其实，世界各地的麦当劳分店在招牌上丝毫看不出存在着任何区别，但在菜单的构成或消费上已经注入了本土特色。如印度的麦当劳连锁店必须要考虑当地人的禁忌，只能提供以羔羊肉为主原料的汉堡。麦当劳本来是一种快餐文化，但在中国变成了父母对孩子的一种嘉奖或者周末全家悠闲消费的地方。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价值观将使大多数国家免遭成为美国发展模式的完全复制。他们认为，全球正在趋向一个一致的“麦当劳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虚幻。“麦当劳餐馆已经向全世界延伸，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同，实际上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具有不同的社会含义以及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在日本的麦当劳餐馆就餐有一种不同于在美国、欧洲和中国麦当劳餐馆就餐的社会感受”。【注释】 Ronald Inglehart and Wayne E.Baker, “ Modernization s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Values: Who s Afraid of Ronald McDonald, ” Futurist, Vol.35, No.2, March/April 2001, p.18. 【注尾】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沃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按照他的观察，中国人想要模仿美国的生活方式。 1996 年，沃森到中国观光时去了在北京一家新开张的麦当劳连锁店，他对这家麦当劳店的氛围完全不同于美国麦当劳店感到很吃惊。【注释】 Jeffrey N. Wasserstrom, “ Burgers, Bowling,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izing China, ” Dissent, Vol.45, No.4, Fall 1998, p.24. 【注尾】沃森随后在东京、北京、台北以及首尔等城市的研究者的协助下，以麦当劳为个案完成了一项关于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全球化的研究，阐述了麦当劳在东亚国家“本土化”的过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衫矶分校人类学副教授阎云翔写的一篇关于北京麦当劳的文章作为很重要的研究成果收录进沃森主编的《东方的金拱门：麦当劳在东亚》一书中。阎云翔通过对很多北京人的采访说明了北京的麦当劳已经与美国的麦当劳有着不同的文化含义。他的结论是：“麦当劳在北京的经历是跨国体系‘本土化'的经典案例。效率和经济价值是美国麦当劳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在北京的文化场景中似乎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当中国的职员举家带口打上的士来到麦当劳店花去其家庭月收入的 1/6 时，他们并没有考虑效率和经济。当顾客们在麦当劳店逗留数小时放松、聊天、读书、欣赏音乐或庆贺生日时，他们正在从快餐中拿出了‘快乐'。显而易见，北京的麦当劳已经转变为中产阶级家庭服务的产业，在这里人们能够愉快地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体验美国文化的中国版。”【注释】 Yunxiang Yan, “ McDonald s in Beijing: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a, ” in James L.Watson,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 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2. 【注尾】在这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大致相同。《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1996 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流行很广的小故事，说一个日本小姑娘到达洛杉矶，她环顾四周，对她妈妈说，“瞧，妈妈，他们这里也有麦当劳”。【注释】 Thomas L.Friedman, “ Big Mac II, ” New York Time, December 11, 1996, p.A27. 【注尾】弗里德曼的本意是想说明麦当劳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但也表明麦当劳已经成为日本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麦当劳的“本土化”既包含着跨国公司出于赚取更多利润考虑而奉行的一项战略，更重要的是这种产品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消费时一种不同于美国人的文化体验。麦当劳的案例表明美国文化产品进入不同文化场景时尽管形式上与起源国的相同，但为了适应当地文化环境或消费者口味已经改变了本身所携带的文化含义。
按照“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来自美国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发展中国家的观众根本没有选择，而且往往是处在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下。诚然，诸如电影、电视节目以及书刊等美国大众媒介对观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但是否观众一定是毫无选择地“被动”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信息，很多研究传媒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研究证明了观众不会对来自外部媒介信号做出相当被动的反应，而是对任何信息都有一种主动的释读，在适合他们自己文化场景下对之做出新的解释。有的学者以拉丁美洲为个案研究表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会相互影响，导致两种文化的杂交，而不是本土文化被外国文化所征服。这些带有实证性的研究对“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批判似乎更具有说服力。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从消极的观点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本来很正常的文化互动在这里完全变成了“侵害”发展中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单向”文化流动，完全忽视了文化接受国大众的选择性和主动性。当然，文化流动永远是不平等的，具有优势地位的美欧文化向发展中世界的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后者文化演进的方向和速度，造成这些国家的文化似乎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决不会出现一种文化统治或消灭另一种文化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混合”。【注释】参阅 Sandhya Bhattacharya, “ Globalisation and Culture: Cultural Imperialism Does Not Exist, ” available at: http://llc.du.edu/student/llabrecq/globalization/cultural6.htm. 【注尾】
不同文化的“混合”实际上是指本土文化对进入本国的外来文化的“消融”，经过一段甚或很长时间的磨合或冲突期，这些外来文化的成分被当地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所接纳，逐渐失去了在起源国呈现的实质内核，以一种不同于最初进入时的文化形态融入了当地文化之中。简单讲，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加拿大学者戴维·豪斯的研究说明了这种已经整合进当地文化之中的新文化形态的种种表现。在豪斯看来，包括可口可乐在内，没有进口到他国的物品可以完全避免“克里奥化”。人们常常发现，“可乐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内被赋予了跟生产者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其中包括：它能够抚平皱纹（俄国）、能够使死人复活（海地）、能够使铜变成银（巴巴多斯）……而且可乐在跟其他饮料混合后还被本土化了，比如在加勒比地区，可乐跟朗姆酒结合配制成了古巴利布乐；在玻利维亚，可乐跟普通烧酒勾兑，制造出了庞奇黑酒。最后，可乐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还似乎被看作是一种‘本地产品'——也就是说，你常常会发现，很多人相信这种饮料是产在他们自己国家，而不是产在美国”。【注释】 David Howes, ed., Cross cultural Consumption: Global Markets, Local Real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6. 转引自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 ( 郭英剑译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2 页。【注尾】这些新的文化形式便是两种文化“混合”后的产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拉美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激烈抨击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电视节目大批地出口到这一地区而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利于当地文化认同的影响，但事实表明，美国肥皂剧的流行只是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在消闲时间的娱乐而已，并没有在文化上彻底“征服”了当地人的意识，相反还促进了拉美国家以相同的娱乐形式制作了更能适合当地观众文化情趣的电视剧。巴西学者奥马尔·苏基·奥里维利亚的研究发现，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巴西自己制作的肥皂剧明显超过了从美国进口的同类节目，而且比后者更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显然不能对这种结果做出解释。奥里维利亚由此得出结论，巴西“可以说与文化入侵进行战斗并赢得了这场战争”，为人们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范例”。肥皂剧显然不是起源于当地文化，更不是真正的本土风格，只是对来自美国的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的借鉴。【注释】 Omar Souki Oliveria, “ Brazilian Soaps Outshine Hollywood: Is Cultural Imperialism Fading out, ” in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Herbert I. Schiller, eds.,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 Norwood : Ablex Pub. Co. , 1993), pp.117,119,128. 转引自 Colleen Roach, “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 in Media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y, ”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19, No.1, January 1997, p.58. 【注尾】 MTV 起源于美国，是美国大众文化输往其他国家获得成功的例子之一，但 MTV 的本土化也是非常明显。 1996 年初发布的报告表明，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电视市场上， MTV 正在失去当地模仿者的基础，他们适应了 MTV 的程式，运用当地语言演唱，成为当地流行的表演者。【注释】 Blair, “ First Steps toward Globalization: Nineteenth Century Exports of American Entertainment Forms, ” p.27. 【注尾】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彼得·斯特恩斯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连环漫画杂志是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了来自美国的国际消费主义如何为了适应当地人的口味而被修改，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物。连环漫画杂志早在 20 世纪 30 之初就从美国进口到墨西哥，但很快地就改变了起源国的形态以迎合墨西哥人关于美的标准，也把墨西哥的政治价值观体现于其内。到了 20 世纪后期，连环漫画杂志在墨西哥比在美国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这些具有很深文化内涵的杂志“已经逐渐地填满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空间，把美国体裁的大众性与另外的成分混合在一起”。【注释】 Peter N. Stearns, 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 (Florence: Routledge, 2001), p.135. 【注尾】上述学者的研究尽管本意是批评“媒介帝国主义”话语，但却表明这些来自美国的媒介所传输的内容并不会真正地改变当地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好，而当地的媒介机构却会从中获得启迪和借鉴，制作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视频媒介形式，最终以具有本土的各种优势取代进口的同类媒介。这种文化上的“克里奥化”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很多实例的证明。
四、结语
对美国以外的国家而言，“美国化”并不是一个中性词，它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尽管它导致的最终结果与文化中心主义者的初衷大相径庭。不过在国际学术界，“美国化”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围绕着这一论题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学术话语。如果完全按照字面的意义来理解，全球“美国化”似乎指一种发展趋势，也就是美国文化通过在全球层面上的扩散同化非美国文化的一种过程。“美国化”总是与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其实，在 20 世纪的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如果承认“美国化”现象，并用这一概念来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其所体现的内涵比简单的字面意义要复杂的多。起源于美国的文化观念在一种异文化的场景下不会完全被“本土化”，但却由于受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部分地失去了其原始含义，并根据当地的需要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简单讲，当一种美国文化产品输入到外国时，尽管其所包含的物质成分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对处于不同文化场景的当地人而言，他们在消费这种文化产品时所产生的文化体验显然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文化在移植到一种新的环境中显然不会是“原汁原味”的再现，一方面它在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当地的社会也在适应来自外部的这些新的东西，并逐渐地使之融合在本国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克里奥化”倒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出 20 世纪美国大众文化向外传递，以及其他国家对之主动或被动回应的这一复杂过程。
任何现存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具有创新功能，创新是一种文化延存的基础。创新一方面来自文化通过自身不断地调整或改造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来自对外来文化有益于本土文化发展的成分的吸取。没有创新，任何文化都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对外来文化成分的吸取往往对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与外部接触的机会，要么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要么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现在人们堪忧的“美国化”而言，美国文化对他文化的影响无疑存在着很大的消极因素，他文化主体对这种打上“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抵制也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进入到一种新环境中的美国文化不见得完全是“洪水猛兽”，必欲抵制在疆域之外。当然，当美国文化进入一种异文化场景时，可能是泥沙俱下，浊清共存，最初或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会在整个社会或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引起强烈的震动，也会造成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发生那些文化精英所不愿意看到的巨大变迁。其实，任何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在与他文化接触过程中都显现出一种“过滤”功能，总是自动地发挥着“优胜劣汰”的作用。只有这样，当外来文化进入之后，它才会选择对其发展有利的成分而淘汰掉那些有害的渣滓，使自身的文化系统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成分中获得发展与创新的丰富资源。“克里奥化”虽然没有具体论及这一点，但却包含着这方面的倾向，也正是这种对“美国化”解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在。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