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逻辑
——《大战胜利之后》述评
【注释】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该书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注尾】
门洪华
国际秩序建构是大国战略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大战之后领导国（ Leading States ）的战略选择则是确立国际秩序的关键。但多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对国际秩序如何出现及其变迁关注甚少。关于战后如何处理战败国，惟有少数关于均势理论的文献触及，政治学者将这些问题交给了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来评估获胜大国昔日如何处理战败国，将来应该怎样做。” 【注释】 Randall L. Schweller, “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1, Summer 2001, pp.161 ～ 186. 【注尾】 2001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是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约翰·伊肯伯里（ G. John Ikenberry ）的代表作，与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的《大国的兴衰》并称美国战略研究的两大高峰，也是自海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出版以来最重要的论述国际秩序的著作。【注释】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注尾】本书出版后，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 2002 年度最佳国际历史与政策著作杰维斯 - 施罗德奖，并成为战略研究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一
《大战胜利之后》以领导国战略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为主题，研究了 1815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至今近 200 年的国际秩序变迁，强调领导国战略选择的决定性意义，被视为架起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的沟通桥梁之作。
该书作者约翰·伊肯伯里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伯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和政府中颇有影响，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中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 John Gaddis ）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伊肯伯里就把国际秩序研究作为主攻方向。他在《大战胜利之后》前言中指出，“我对战后重要历史关头及和平安排的兴趣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关于美国霸权特征及其意义的探讨如火如荼。我不仅对美国霸权的衰落感兴趣，而且关注霸权秩序如何首创，以及如何在更一般意义上创立政治秩序。”由于这种长期的关注，最终使他成为国际秩序研究上权威的理论学者之一。从理论取向上看，伊肯伯里的理论核心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但他并不像其他自由主义学者那样抵制现实主义的作用，而是结合二者，【注释】他与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杰里埃科（ Joseph M. Grieco ）的合作堪称经典，参见： Joseph M. Grieco and G.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注尾】并强调建构主义的价值。【注释】如下文章可以明确体现出伊肯伯里对建构主义的建设性态度。 G. John Ikenberry and Jitsuo Tsuchiyama, “ Between Balance of Power and Community: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 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2, 2002, pp.69 ～ 94. 【注尾】 这种理论的融合运用，体现了战略研究不拘一格的理论视野，可以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杰出战略研究者的应有素质。这样一位学者的理论积淀、战略视野和学术成就足以为学界所看重，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是同时代最富天才的国际关系学者。”【注释】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y.co.uk/book.asp?ref=9780745636498. 【注尾】
国际秩序是大国的核心国际战略议题。进入现代以来，大国崛起进程和标志均与国际秩序相关，大国首先崛起于所在地区，并逐步向全球扩展其影响，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均将因此而震动。冷战结束前夕，大国领袖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事务（如裁军等），而是国际秩序的走向，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布什对于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均体现了这一点。【注释】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第 328 页；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5 ～ 166 页。【注尾】
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换言之，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能否有默契或做出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注释】门洪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 2004 年第 2 期，第 133 ～ 142 页。【注尾】
正是由于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因此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海德利·布尔指出，大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是因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国家实力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大国也可能采取有助于维持或损害国际秩序的政策。布尔指出，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在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鉴于此，大国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注释】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p.199 ～ 222. 【注尾】 然而，冷战结束已近 20 年，国际秩序却依旧处于转型之中，“美国如何管理和平依旧是处于当代国际政治核心的首要问题，”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开改造国际秩序之先河，导致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注释】门洪华：《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一项历史分析》，《远景基金会季刊》（台北）， 2006 年第 3 期，第 37 ～ 73 页。【注尾】
理解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历史经验教训的回溯。从在这个意义上讲，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理论和政策研究具有开创性。通过《大战胜利之后》及随后进一步的探究，伊肯伯里就上述问题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题是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本书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确定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涉及三个核心问题：在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 1815 年、 1919 年和 1945 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 1945 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本书勾勒出 1815 年至今近 200 年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注目。
《大战胜利之后》首先总结国际秩序的类型，指出均势、霸权和宪政秩序呈现递进态势，而宪政秩序是围绕分配权力、制约权力行使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突出了战略约束对领导国的战略价值。其次，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逻辑，其基本思路是对国际秩序建构战略进行理论批评，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作者从对国际秩序源泉的争论开始，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传统秩序思想进行批评，致力于超越现实主义过分关注权力作用和自由主义所秉持的理性主义和契约制度理论，提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作者概括指出，在战后关头，领导国有三种重大选择：运用于其实力主导弱国和战败国；抛弃他国，回归国内致力于自身发展；运用其强大的实力地位获得认可，并参与到一个彼此接受的战后秩序之中。而领导国期望将其一时的控制性实力地位转化为长期的持久优势，在战后创立合法秩序的动机使得宪政安排颇有吸引力。新的领导国约束自己，同意对自己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换取其他国家对规则和制度进程的同意，以确保战后秩序的持久性和可预期性。对强国而言，制度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够有效地消除某些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后果，限制其他国家的未来所得；对弱国而言，制度妥协排除或至少降低了它们所担心的某些后果带来的危险（如被强国所主导或抛弃）。达成协议之后，制度黏性将增强战后协议的稳定性。作者认为，随着时间的变迁，战后安排趋于制度化秩序的方向，开始带有宪政特征，实力通过大家均同意的制度规则和惯例来展示，从而限制了各国随意滥用实力或利用其实力谋取对弱国的永久优势的能力。作者强调，这是一个理想模式（ Ideal Type ），战后重大安排均非完全符合这一理想逻辑，但它有助于进行历史分析和未来展望。第三，作者通过对 1815 年、 1919 年和 1945 年秩序建构的分析验证以上理论假设。 1815 年的案例表明，领导国英国试图将制度作为约束权力的机制，开始出现了某些宪政秩序的印迹，但由于参与国的非民主化特征，约束性制度的建设是有限的。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普遍采用民主制度为达成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机遇，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制度创意，欧洲寻求将美国拖入安全承诺之中，制度性协议变得唾手可得。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国的敏感，尤其是在面对盟国利益冲突之际，伍德罗·威尔逊对法律和制度来源的顽固信念、美国实力使用不当、错过的机遇使得战后安排的失败成为必然。 1945 年的历史关头为领导国和次等国家确立制度安排提供了最为显著的动机和能力。美国更有能力与其他国家达成制度协议，美国国内体制的特征和约束性制度的普遍采用有助于限制其实力的回报，实力高度失衡使得欧洲各国迫切期望签署协议，各国的民主特征使由此而达成的制度安排更为可信和有效，多边的、互惠的、合法的、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秩序就此构筑起来。第四，作者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分析，认为 1989 ～ 1991 年的巨变只是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国际秩序，民主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秩序仍然稳如磐石。鉴于新的权力分配正在塑造之中，有必要重新检视昔日的战后安排。作者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寻求制度建设议程，力图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建立和扩展地区性、全球性制度，将制度作为将其他国家锁定在所期望的政策倾向上的工具，并愿意对自己的自主权进行某些限制；其他国家也把制度视为获得进入美国的途径。这一制度建设模式可被视为西方战后安排逻辑的延续。第五，本书最后探究了上述分析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启示。作者强调，鉴于权力的低回报和制度的高回报，实力最持久的国家是那些进行制度合作并通过制度使用其实力者。进入 21 世纪，美国成为世界上孤独的超级大国。作者提醒美国决策者小心运用其权力，美国巨大的实力优势能否很好地用于创立持久而合法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在国际制度内运用实力和进行运作。
二
《大战胜利之后》出版后好评如潮。戴维·莱克（ David A. Lake ）指出，“战后秩序的起源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堪称我们时代关键性的分析领域、政策领域，《大战胜利之后》显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其理论视野和经验分析尤其引入瞩目。”约瑟夫·杰里埃科（ Joseph Grieco ）评价道，“在理论探索、历史纵深、政策相关性、分析精准等方面，本书堪称国际关系领域的精品之作，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其他著述难以企及。”【注释】以上评论均引自本书英文版的封底。【注尾】 本书理论外延大，分析透彻，论述规范，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最佳典范之作。【注释】 Christopher Coker, “ After Victor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2, 2002, pp.265 ～ 266. 【注尾】 笔者通过对国际秩序分析的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从战略角度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则非本书莫属。
《大战胜利之后》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国际秩序建构中的经验教训，阐述了主导国的战略选择及其成效，从而总结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由此确立了本书在探究国际秩序建构逻辑方面的里程碑地位。可以说，严密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历史案例的实证分析确保了本书的这一地位。从理论建构上，本书将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和实证框架，对处于国际政治和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国际秩序建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对霸权国如何从推进约束和承诺中获益，进行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注释】 Randall L. Schweller, “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 pp.161 ～ 186. 【注尾】 特别是，作者关于领导国民主制度的强调，秉持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以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价值趋向的制度战略颇具启示意义，亦从战略高度发展了自由主义秩序理论。进而言之，本书将国内民主制度与国际秩序的进化结合起来，体现出“民主和平论”的延伸。作者强调，从 1945 年安排及 1989 年之后的安排来看，接触或扩大约束制度的提议显然与各参与国的民主特征相关。惟有通过扩展民主，美国才得以超越均势秩序，美国本身的开放特征和多边制度网络造就了当前秩序的宪政特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者强调，约束和承诺并非是主导国之领导地位的敌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伊肯伯里堪称天才型的大战略家。他进而指出，随着主导国做出承诺、限制自身权力的能力逐步增强，霸权国建立稳定的合作秩序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民主的扩展和美国成为 20 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际秩序超越了简单的均势政治而体现出宪政特征。从实证分析上，本书将对美国战略的剖析纳入历史画卷的纵向梳理中，对美国实力及其战略进行了辩证、富有远见的分析，并对其秩序战略进行了展望。作者以权力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如何运用美国实力提出了堪称远见卓识的建议。小布什上台以来的战略转折尤其促成了作者的进一步思考。作者将之归结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强调以单边和先发制人方式展现的美国实力引起争议并令全球不稳定，布什外交政策将继续遭受失败。【注释】以上观点来自作者 2004 年 11 月 10 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主题演讲，参见约翰·伊肯伯里：《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门洪华译），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5 年第 2 期，第 103 ～ 108 页。【注尾】 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伊肯伯里进一步指出，美国彻底调整方向代价高昂，且非明智之举。美国可能的战略调整是，继续在多边秩序内运行，最有可能的选择不是单边帝国或新孤立主义，而是全球性的“轮辐”双边主义（“ hub and spoke ” bilateral agreements ）。相对于多边协议，轮辐双边协议使得美国更全面地将其权力优势转化为其他国家认可的、触手可及的让步，而无需放弃其政策自主权，但美国对多边协议的需求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迈克·考克斯（ Michael Cox ）就此指出，“在推进对单极条件下美国实力的理解上，伊肯伯里的成就无人能及。”【注释】 Available at: http://www.amazon.com/Liberal Order Imperial Ambition International/dp/0745636500. 【注尾】
当然，作为一本高度简约的理论专著，《大战胜利之后》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对本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秩序定义的高度简约损害了分析的周延性。伊肯伯里将政治秩序定义为一群国家中的“控制性”安排，包括其基本规则、原则和制度，即将秩序的概念限定在国家间的固定安排上，以确定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和关于未来相互关系的彼此预期。这一定义实际上将宪政秩序置于其他选择之上，尤其是明晰的规则和确定性安排是宪政秩序的必要因素，而非其他选择的必需。按照其定义，均势秩序不是秩序，而是无序。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L. Schweller ）就此指出，这是一种过于简约的处理，它导致伊肯伯里无法就宪政秩序和均势秩序的标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它试图将后者列为竞争性的秩序形式。然而，作者对 1945 年之后安排的分析却又借用了均势理论的假设（尤其是德国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这种自相矛盾源于其内在的理论缺陷。【注释】 Randall L. Schweller, “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 pp.161 ～ 186. 【注尾】
第二，作者关于约束性制度作用的认定值得商榷。本书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约束性制度的概念，作者要完成相关理论上的建构，就需要做出这样的假定，即，约束性国际制度可以独立于主导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之外。然而，伊肯伯里也指出，这些约束性制度安排锁定了未来的权力回报，从而超越了相对权力优势，延伸了主导国的控制权。在他看来，制度既限制也投射了国家权力，它既是霸权自我限制的机制，也是霸权的工具。但是，当霸权不愿意被限制之时，制度还能限制霸权的权力行使吗？而领导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事实上， 1989 年以来的美国并没有遵循这一逻辑。【注释】伊肯伯里也指出，“美国常常不受制度框架约束。它没有批准关于地雷、环境保护、拟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等多边协议和公约。在与联合国的关系上，美国没有完全支付其应缴纳的会费，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美国下重手阻止了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连任。近年来，美国经常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强调美国实施军事行动不受任何国际制度约束的独一无二的能力。”【注尾】 从实质上讲，约束战略的目标不是领导国，而是从属国。
第三，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有所高估。在美国的战后伙伴国看来，制约美国权力并使这一制约合法化不是宪政秩序的创设，而是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和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国际制度被视为美国在全球扩展其影响力的工具，是遏制苏联及其伙伴国军事扩张的工具。这些制度与苏联利益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视之为加速了苏联问题的突显，引发了冷战。冷战结束前夜，老布什政府并没有试图与苏联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宪政协议，而是力图抓住最大的自我利益不放；过去 10 年间，美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政策均以单边主义为基本特征，没有战略约束的迹象，美欧矛盾并没有因为宪政秩序而有所缓和，而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反而开始凸显。
第四，对“民主和平论”的推崇是本书的一条主线，且不管“民主和平论”有多少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就民主本身而言，也不宜视之为无所不能的“万灵药”。与许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相似，伊肯伯里力图采用国内政治比附国际政治，并试图将之理论化，这一分析逻辑的局限性早已为学界所批评。
第五，关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注释】 G. John Ikenberry, “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1, January/ February 2008, pp.23 ～ 37. 【注尾】 究其实质，伊肯伯里试图以自由理想主义的方式来实现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目标，促进美国霸权利益和实力优势的永久化。但是，这一秩序的延续，必须确保其他国家相信它们的利益永远得到最佳保护，以及秩序获得持久的普世合法性。否则，必然会出现强有力的修正主义国家挑战既有秩序。相信这一战略成功就意味着，拥抱国家间利益和谐的幻想。【注释】 Randall L. Schweller, “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sited: A Review Essay ” , pp.161 ～ 186. 【注尾】 然而，没有秩序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当前秩序的适用性必然是有局限的。世界如此广阔，不可能由美国单独来控制，国际秩序又处于变动不居的进程，这样的预测难免成为奢望。
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