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编者按: 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2008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美国美中政策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中美关系30年:过去、现在、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刊特刊载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陈宝森等人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教授为此次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以飨读者。
傅立民
30年前，晚年的邓小平说服了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两项相互关联的决定。在第一项决定中，中国决定借鉴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以使它自己的制度重现活力。在第二项决定中，中国政府决定要与美国建交。在建交过程中，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破除国内政治障碍、避开不可调和的分歧方面都表现出了同样的胆识。
纵观历史，很少有什么决定像这两个决定一样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所跨越的历程——从1978年的沉闷贫穷和在国际上的孤立，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展示中国的实力和声望——震惊了世界。正如邓小平先生希望的那样，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帮助促成了中国改革的奇迹。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争吵或偶尔不愉快的事件，如今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之广阔、深入和稳定，是30年前任何人所不能想象的。中美关系已经而且仍然在以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塑造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适当的回顾我们相互交往所取得的成就和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的时刻。有鉴于此，我想要提出关于中美关系的八个论点。它们可以提供一个框架来检验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程，也有助于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先将这八个论点一起提出，然后再回过头来对它们逐个作简要的、更具体一些的说明。
专题研讨：中美关系30年美国研究
第一，中美关系本质上始终是战略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其全球和地区环境，或按照纯粹的双边关系来分析它。
第二，中美关系的变化在改变和塑造全球和地区秩序中曾经并将继续起关键作用。
第三，中美关系的状况是其他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些国家会受到我们两国互动所造成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到中美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而不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所设定的相关政策重点的影响。
第四，中美关系一直受到并仍在受到一些分歧的困扰，为了追求我们之间更大的共同利益，这些分歧最初被搁置了，但以后并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中美关系一直是并仍然是以利益来驱动，而不是以价值观为基础，也不依赖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这赋予了中美关系从倒退中逆转的恢复力。
第六，如今的中美关系不仅是建立在我们两国政府官员相互交往的基础上，而且在同等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两个社会相互交往的基础之上。
第七，中美关系是多方面的，而且大于两国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和军事关系的总和。忽视整体而只考虑其中一个方面的分析方法是无法理解它的。
最后，中美关系存在一种能动性，它表现在两个社会和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上，也表现在随着时光的推移两国力量的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三个论点：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本质；两国关系对全球和地区秩序的影响；两国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1971~1972年尼克松向中国开放很好地说明了这三点。这是一个为保持各自优势地位而采取的外交行动的经典案例。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尼克松的倡议，遂使全球和地区的战略格局被重新安排。毛泽东将中国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目标，从而换取了美国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制止。尼克松的倡议改善了美国与莫斯科和河内讨价还价的地位。它也结束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推动联合国接受北京而不是台北作为中国的首都，并促进了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正常化。
七年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巩固了这些有利条件。它在中国用武力阻止越南在印度支那建立帝国时，防止了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它也开启了中国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战略重建。一年以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中国和美国与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及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战略联盟。这个联盟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支持帮助它们最终击败了苏联，并迫使其撤出阿富汗。同时，中国还通过展示摒弃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使苏联人名誉扫地。过度的军事开支和苏联制度的其他长期而明显的弱点导致了它的衰落。先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接着是苏联本身。
自1989年冷战时代两极秩序终结以来的20年间，人们看到了中美关系在世界格局中的中心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在政治－军事领域不如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美经济的相互开放已经成为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现象就是商品、制造业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跨国市场的迅速涌现。我们两国多部门参与的战略经济对话（SED）所讨论的议题事实上是对全球化现象的承认。这些议题突出了目前我们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如果我们两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刺激经济，世界就不能从当前的恐慌和衰退中走出来。如果没有中美间的伙伴关系，世界就不能构建它所需要的新的、更为安全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如果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未来的世界将更没有能力来追求和平与发展。
如今，世界经济比上个世纪头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和相互关联。当然，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被未曾料到的大国间战争的爆发所打断，这些国家都曾是全球化这个时期的主要获益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政府公债的市值缩水了一半，英国也已失去了其全球统治地位，而且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荡然无存。虽然中美之间的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如今这样一场战争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同样可怕的后果。
这不禁让我思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军事科学中，机动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也许是“闪电战”）的原则是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并孤立他们，同时集中兵力攻击可以被更迅速和容易取得的关键目标。中美关系开启时所采用的“突破性外交”堪与这种机动战相比，通过突破性外交，中美关系取得了最大的进展。突破性外交是集中就可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同时推迟解决更棘手问题的尝试。
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管理国家的方法，通过它，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正如在机动战例中一样，那些绕开的堡垒和问题并不会在搁置之后自动消失。有时，它们会沉渣泛起，威胁到进一步的发展。最终， 如果想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中美之间的一些严重分歧，例如如何处理各类武器扩散的问题，最初都是以这种方法绕过的，但以后得到了解决。其他一些问题，如朝鲜半岛局势的某些方面，目前正在讨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些被搁置和未解决的问题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问题最为重要。台湾问题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美国强烈的荣誉感产生了碰撞。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对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始终是一个威胁。假如不受理性的控制，在台湾问题上的情绪可以轻易地点燃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历史表明，这样一场战争可能不仅对我们的双边关系，而且对世界秩序都是灾难性的。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双方对冲突或错误地企图就不可调和的分歧进行谈判所造成的损失，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认识到通过致力于维持和平的、重新确定海峡两岸关系的前景，我们所能获得的利益。令人鼓舞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入第四个10年时，台湾问题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好。
我的第五和第六个论点：中美关系主要是由利益而非价值观所推动的；我们两个社会之间的交往不亚于、甚至多于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这促进了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稳定。尽管相互怀有很深的猜疑和反感，中美两国在30年前还是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冷静思考而走到了一起。简而言之，中美联姻是地缘政治的安排，而不是由于相互倾心。然而，从那时起，我们的感情纽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彼此的错觉也已减退，相互的了解有了极大改善。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友谊和友爱。然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在代议制民主、人权、宗教信仰、集体谈判在我们各自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上，我看不到会很快达成共识的前景。因此，在我们追求共同利益时，必须继续处理好这类价值观上的分歧。尽管我们偶尔会有激烈的争吵，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这上面把事情搞糟。
中美两国关系的起步曾得益于我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远见卓识：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引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但战略合作符合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从那时起，特别是在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30年中，对两国共同利益的认识已经稳步地扩大和加深了。它现在关系到各级政府、各种商业和金融机构，以及我们两个社会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种因素。即使我们在对外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存在着分歧，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仍发现追求共同利益是可能的。在汇率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我们在社会问题上的争论也没有妨碍志趣相投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利益而不是价值观上所产生的现实主义，以及通过我们两个社会的交往所带来的稳定，使我们能够经受住一些严重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对建立在不那么冷静和广泛基础上的外交关系是致命的。在此，我带着难过的心情想起了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意外轰炸，以及海南空中撞机事件（王伟中队长在此次事件中不幸罹难）。一些国家甚至在经历更小的事件时都会走向战争，而我们选择了另一条更好的路。
我最后的两个论点是，中美关系比它各部分关系的总和更广泛，它反映了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我估计今天的与会者中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两个观点。然而，我们还是会不断地读到一些专注于某个方面、而对整体关系有害的中美关系分析报告，对军事领域的分析尤其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美关系的这一方面发展得最为缓慢，实力的不对等也最为明显。正如某些中国人想象着美国在努力用军事手段包围和遏制中国一样，我们国家的某些人也把中国想象为一个怀有全球野心的军事对手。
总的来说，中国人存在着一种倾向：低估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导国之一的地位，不愿接受这种地位所赋予的责任。与此同时，美国人却习惯于高估中国的实力，并要求中国做出更多努力来维护国际规则、稳定和繁荣。这是一个有些令人困惑的反差。它反映的是实力对比变化所引起的令人困扰的自然状态，而这种变化可能引发不正常的否定及毫无根据的恐惧。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我们之间力量对比的继续变化，以及我们两国关系的迅速演进，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
虽然实力上的显著差距仍会继续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所有方面，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已比30年前更加不相上下。政治上，中国的声望从未像现在这样高。经济上，中国现在已经被看作是在全球经济繁荣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强国。文化上，中国的电影导演、演员、艺术家及音乐人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军事上，中国的自卫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它的军队已经职业化，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上述成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已成为美国更优先的选择。
这些都是有利的方面。展望未来，美国新政府最初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更多地关注西亚和欧洲而不是东北亚的发展趋势。但中美关系的前景仍会是一个例外，很多问题的答案只能在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找到。到适当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就会把注意力转到崛起的中国财富和实力所呈现出的机遇上来。在我看来，这些机遇包括：
（1）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起努力，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确立一个新秩序，对此，中国能够做出与其从持续的全球化、和平和发展中获得的收益相称的贡献。
（2）创建三边和多边的对话机制来协调地区政策和管理危机，同时使中美关系对其他国家更加透明。日本、韩国、朝鲜、东盟诸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安全和繁荣，以及我们两国各自同它们的关系状况自然受到中国和美国的关注。这些国家也同样对中美互动感兴趣。增强对话将会使所有各方受益。
（3）应当认识到相互开放的进程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一进程是30年前两国明智的领导人通过系统地检验和消除两国在法律、规章及其他方面的障碍而开启的，这些障碍是对我们两个社会所有层次上的更大互动和合作的阻碍。
毋庸置疑，寻求这些机会和其他机会来推进中美共同利益的先决条件是，确保历史遗留问题不会爆发从而威胁到现在或未来。基于我们过去30年来的表现，我认为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奋起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人们思考我所提出的中美关系的八个论点时，一定会对过去中美关系为两国社会和世界事务做出的诸多贡献感触良多。这突出地表明：中美关系在未来继续其积极发展的进程对中国人、美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利害攸关，同时它也凸显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的重要性。
（周琪、李枏 译周琪 校）
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美国前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美中政策基金会理事
马振岗
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国际合作局邀请我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美关系的人，对比3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感慨万千。这30年时间，中美关系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当中许多人经历过两国关系“蜜月”时期，也亲身体验过“冷战”结束前后的艰难岁月，一直到关系恢复正常和此后的持续发展的年代。看到两国关系今天的状态，既感到激动，也充满期待。
中美是两个具有世界影响并担负世界责任的大国，中美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但也应实事求是地承认，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诸多不同与分歧。这样两个国家，短短30年间关系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实在不容易。就以经贸为例。双方贸易额当初仅有20多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初期突破100亿美元，当时我是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对此兴奋不已。而这几年，每年的增长额就是500多亿，5000亿美元也将是指日可待。中美关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不能与30年前同日而语。关系发展得如此迅猛，根本上讲是由于中美两国间确实存在着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这首先要感谢我们两国领导的战略眼光、智慧和胆略，这也要归功于中美两国所有为两国关系尽心尽力的人士。30年的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世界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今后30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不仅我们两国人民需要认真思考，世界人民也在观望和期待。特别是美国明年将有一位新总统，一个新政府，人们热切希望两国关系能够承前启后，顺利过度，持续积极发展。
在此时刻举办的这次国际研讨会，绝非是一次世俗的庆祝活动，而是回顾和总结过去30年走过的道路，对未来进行展望，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途径。这次研讨会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义尽在于此。有这么多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我深信会议一定会取得辉煌成果。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约瑟夫·奈
正式建交30年来，美中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诸如贸易、币值、知识产权、人权、台湾和西藏等若干问题造成了摩擦，但这些问题在任何一种正常关系下都可以得到控制。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和美国是否将拥有一种正常关系。
纵观历史，新兴大国的崛起一向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不安。暴力冲突虽不总是但却经常接踵而至。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根源是雅典实力的上升及其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上升，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三个问题之一。
很多观察家将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初的德国相比。林蔚（Arthur Waldron）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战争可能迟早会在亚洲爆发……今天中国积极寻求把美国从东亚吓走，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通过建造‘冒险舰队’来恐吓英国。”按照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说法，“中国领导层看待今日世界的方式很像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国领导人不满其受到的束缚，想方设法要在自己被国际体系改变之前，抢先改变国际体系的规则。”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增长率，国防预算以大约17%的速度增长。五角大楼《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中国认定为一个问题。而中国领导人则在谈论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近来所说的“和平发展”。
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分析家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并预测说：“美国和中国很可能陷入激烈的安全竞争，并有引发战争的巨大可能性。”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等其他人则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睦邻政策，解决了边界争端，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认识到运用软实力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者反击说，中国只是在等待经济继续为未来霸权奠定基础，其目标是把美国赶出亚洲，并取代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孰是孰非？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不会得到答案。但辩论者应看到修昔底德深刻分析中的两个因素。引发战争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而且还有它给对方造成的恐惧。冲突不可避免的信念可能构成一大主因。由于相信最终将兵戎相见，各方都在做着适当的军事准备，而对方又将此解读为对其最严重威胁的证据。在一种扭曲的跨国联盟中，各国的鹰派引用对方的讲话作为确凿的证据。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相信中国“不久将主导世界，”而54%的人则把中国的兴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分析家应警惕此类夸大的恐惧和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用词不当。“复兴”则更准确些，因为从疆域和历史来看，这个中央王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的主要大国。从科技和经济方面看，中国从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都是世界的领导（尽管影响未遍布全球）。仅在最近500年间，中国才被欧洲和美国赶超。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计算，在工业时代之初的1820年，亚洲制造了世界约3/5的产品。到1940年，这个数字减少到1/5，尽管该地区的人口占世界的3/5。如今，快速的经济增长已使其产品比重恢复到2/5。亚行推测，到2025年亚洲将恢复到其历史水平。当然，亚洲包括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国家，但中国最终将发挥最大作用。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较高的年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引人瞩目地增加了两倍。讲求实效的经济表现，加上儒家文化及新近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加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对33个国家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影响力在20个国家获得积极评价，而给予美国积极评价的仅有13个国家。
然而，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发展仍面临许多障碍。用官方汇率（更准确的实力衡量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世界银行最近用此法衡量的结果，认为官方汇率衡量法低估了40%）衡量，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其人均收入仅为1700美元，或者说是美国人均收入的1/25。中国的研发水平仅为美国的10%。如果美国和中国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但美国的人均收入（对经济复杂性的更准确衡量手段）仍将高出中国4倍。此外，中国的军事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并缺乏美国所享有的软实力资源，如好莱坞及世界级大学等。与之相比，德意志帝国1900年就已在工业生产总量上超过英国，并对英国海上霸权发起严峻的军事挑战。历史的类推误读了历史，也夸大了中国的实力。
另外，有关经济增长趋势的简单线性预测会造成误解。一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受益于进口技术，往往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随着该经济体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增长速度通常会放缓。在低效的国有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和不充分的基础设施等方面，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严重的转型障碍。收入差距的扩大、大规模国内移民、落后的社会保障网、腐败和机制不完善等，都会造成政治不稳定。法治和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实际上，一些观察家对羸弱的而非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动荡忧心忡忡。如果中国无法控制移民流动、环境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及内部冲突，就会造成另外一系列问题。政治可能打乱经济规划。
只要中国经济确实保持增长，其军事实力很可能也将越来越强大，从而使中国看上去对其邻国更危险，并使美国在该地区承担的义务复杂化。但军事实力的平衡也将取决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作为。在信息时代，军事实力的关键依赖于对天基监控系统、高速计算机及“精确制导”武器等构成的复杂系统进行收集、处理、传播和整合的能力。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开发出一些这种能力，但据很多军事分析家称，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与美国匹敌的竞争对手，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在东亚对美国构成挑战，或者台海战争等其他问题不可能发生。有时当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感到走投无路时，就会发起进攻，比如像日本在珍珠港或20世纪50年代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时所发生的那样。例如，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中国可能都会对台湾动武。但这样的战争难以打赢，而双方都奉行审慎的政策则可以避免这样的战争。
设计应对挑战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当克林顿政府制定东亚战略时，美国就面临着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呼吁遏制中国的鹰派将无法打着这个旗号聚集起其他国家。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就必定会造成未来的敌对。既然我们无法确定中国将如何演变，那么排斥更美好的未来前景就是毫无意义的。综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我们的回答是：均势和经济一体化。一方面，我们强化美日同盟，从而使中国无法对我们打“日本牌”；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布什政府延续了这一战略，这是两党一致的难得例证。不过，国会却存在一些厌恶这一战略的声音。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可概括为左派和右派反对中间派。
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官方债权人。评论家辩称，对华贸易使我们变得脆弱。中国抛售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对我们造成伤害，但这样做也会损害其本国经济。人民币汇率或许被低估，但在过去5年中，中国仅占美国贸易逆差增加额的1/3，人民币升值也无法消除我们的逆差。至于就业，即使美国禁止从中国进口低成本产品，我们也要从其他地方进口。要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就必须通过增加储蓄、减少逆差并改进基础教育等方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与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相比，这更有助于维护美国的安全。
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仍不确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使4亿人脱贫，但仍有4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中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民工大军高达1.4亿人，污染严重，腐败猖獗。政治变革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
面对这一不确定性，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以战略对话的方式与中国保持接触，鼓励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即认为自己应协助提供国际公用品，而非仅仅追求自己国家的短期利益。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态度正向此方向转变。但也总是残存着一种危险，即面对国内问题，中国会陷入竞争性民族主义。中国年轻人面对外界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所做出的表现，表明这种情绪会变得多么强烈。
结论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必要发生战争。并非每一个新兴大国都会带来战争，19世纪末美国超越英国即是证明。中国软实力或吸引力在美国等地的上升会有助于使中国看上去威胁小一些。同样，美国软实力的增强也有益于中国。实力不必是一种零和关系。如果中国的崛起一直是和平的，就很可能大大有利于中国、其邻国及美国。但请牢记修昔底德的忠告，对于安全问题分析家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将自己的简单理论误认为现实，避免错误地使用历史类推（就像有关德国的），并避免让夸大的恐惧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者套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来说，通过慎重对待恐惧本身，我们能够使两国都更安全。
（许安结 译胡国成 校）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陈宝森
中美经贸关系的30年是快速发展的30年，是由陌生到密切到比较成熟的30年，是为今后更大发展奠定基础的30年，展望未来，前景十分广阔，将为人民造福，值得双方倍加珍惜。在这里谈谈个人的切身感受。
作为一个观察美国经济的研究人员，我也算中美经贸关系30年发展的一个见证人。1982年我从财政部调到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工作，正好赶上中美建交伊始的这班车。1984年底我接受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所奥森伯格教授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安阿伯。现在回忆，当时彼此对对方国情都很陌生，中美经贸关系会怎样发展，双方都没有底。1985年春天，中国研究所邀请了一位中央情报局（CIA）的研究员作报告，他对中美经贸关系有一番畅想，认为如果中国沿海石油有重大发现，中美关系就会有很大发展，否则前景并不乐观。大家都知道，当时人们对中国沿海石油曾寄予厚望。另一件事，是1980年代末，李侃如教授带队对中美汽车合作的前景做调查，我参加过在香山召开的一次讨论会。当时正值吉普风波之后，中国的外汇存底很紧张，北京吉普合作遇到挫折，所以这次调查的结论是认为中美汽车合作还不是时候。
但是中美经贸关系是有生命力的，尽管当时大家对它的认识还很陌生，它本身却在依照自己的规律前进。贸易在快速发展，旅游、餐饮、化妆品业投资在中国获得成功。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更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应当说，经过10年的交往，彼此已经熟悉多了。记得有一次在宴会上看到了一位老朋友高伯乐，他原来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后来他调到香港任总领事，而这次他是作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国总裁来上任的。他告诉我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中国的投资落后了，现在要急起直追，因为他熟悉中国，所以被委以重任。也就在这个时期，美国福特公司、通用公司的总裁也都纷纷来华开展业务。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中国这个大市场大有可为，绝对不可忽视。
应当说，中美经贸关系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是在解决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之后。这时中美建交已经20年。说比较成熟有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在这20年里，中美经贸关系风风雨雨有许多摩擦点，如知识产权问题、贸易逆差问题、反倾销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高科技产品出口问题等等。摩擦是坏事，但也是好事。从中方说，通过摩擦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比较熟悉了，对自己方面的问题，努力改善，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与国际接轨。对对方的问题常常也能够通过谈判、沟通，获得对方的理解、支持和解决，虽然有时并不尽如人意，但总是取得了不少进展。
第二，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这同过去双边谈判，旷日持久，争执不下，形成明显对比。
第三，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把许多战术问题放到战略层面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来解决。尤其是把能源、环境等事关全球利益的大事都提到议事日程，而且找到了不少协调与合作的途径，也为双边贸易投资开拓了新领域。
现在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关系。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对象国，美国则成为中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双边关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已经对美国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美国美泰公司召回玩具事件，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声誉。这令某些美国人不敢再买中国货。这给美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美国女作家邦焦尔尼在她出版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做了生动的描绘。书中说她想花一年时间试验一下不买中国货，看看怎么样，结果味道是苦涩的。拒绝购买来自中国15美元的童鞋，只得花70美元给4岁的孩子买意大利的鞋子。电灯不亮了，不买中国蜡烛，就找不到别国的产品。她的儿子非常想买中国玩具，因为丹麦玩具已经玩不出新花样。邦焦尔尼在书中的结论是：“抵制中国货让我反思中国与我之间的距离。通过将中国推出我们的生活之外，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中国已经多么深入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同样，中国经济中的美国因素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支撑力量。以中美之间的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为例，它们不仅在中美贸易中占了大头，而且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必不可少的途径。诚然，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属于低端，技术含量低，收益有限。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中国农村过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而中国农村的过多劳力如果不能进城务工，中国的广大农村劳力仍然大量闲置，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解决三农问题也将遥遥无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搭上了经济全球化这班车，最大的收益就在于参与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发挥了劳动力充沛这个独特的优势。而美国则是许多产品不可或缺的最终市场。诚然，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多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合理发展外向型经济，但中国不能不参加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不能不让如此众多的劳动者闲置，而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30年中美之间建立起来的比较成熟的经贸关系，已为进一步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展望未来，我们对前景是乐观的，是充满希望的。30年经贸关系的发展，已经使这种关系扩展到方方面面，贸易、投资、金融、环保、能源领域都充满着合作双赢的机会。而其基础则是两国雄厚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市场容量和互补关系。
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不到美国的1/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是138112亿美元，中国是32801亿美元），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假定今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能保持每年7%，那么到2017年它将是6.4万亿的规模，2027年则是12.6万亿的规模。尽管仍然略小于现在的美国经济，但这个市场已经相当可观，可以为美国企业提供无限商机。从美国方面看，在未来10~20年美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头羊和创新的策源地，美国公司仍将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美国现在陷于金融危机，但这是暂时的，经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相互协调与合作，危机终将成为过去，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进行国际金融规则和秩序的必要改革，美国经济将恢复活力，并为中美经贸关系开拓更好的前景。
在布什总统任期，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良好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个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从候任总统奥巴马的竞选讲话看，他有通过对话、沟通，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良好愿望。但是他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的言论是受到误导的，是与实际不符的，我们不希望它们成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相信只要两国加强交流对话，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