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
金莉
〔内容提要〕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厘清了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各自的发展轨迹，探讨了三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并论述了它们共同关注的主题。本文认为，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同步；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引发了美国女权批判作为学科的发展，并促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璀璨的成就；自19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女性写作和女权批评携手共进，成为美国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为其带来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美国文化 女权运动 女性文学 女权批评
美国建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自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女性就生活在英国法律统治之下，殖民地从欧洲国家承继的男权文化传统，导致了这一新兴国家文化和社会中也有男尊女卑的现象，造成了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尽管与欧洲大陆的女性相比，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美国女性有着更大的自由，但在很大程度上，女性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男性所享有的许多权利，丧失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因此，从美国建国之始，女性就开始了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斗争。她们不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在文化和文学领域中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她们长期以来的奋斗，已经给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本文探讨了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各自的发展轨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试图对于美国女性争取自身地位的提高所做出的努力，做出全景式的描绘。
一、女权运动
美国妇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虽然美国是个移民拓荒国家，女性在美国建国初期及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发挥过巨大作用，但美国女性仍然无法幸免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因此，早在建国初期，美国女性就已经开始反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她们把家庭暴君等同于君主暴君，要求把女性的天赋人权也一同写进新建共和国的基本文件中去。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夫人阿尔盖比· 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1776年时就曾经致信给丈夫，提醒他在新生的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不要忽视女性的权益。她写道：“希望你们会在此时记住女士们，而且要比你们的前辈对待她们更为慷慨大度、更为友善。切切不要把无限的权力置于丈夫的手中……如果不给女士们以特殊的关怀和关注的话，我们就决心起来造反，并且决不会受到任何没有我们的声音、没有我们的代表的法律的约束。”【注释】Abigail Adams, “Letter to John Adams,” March 31, 1776, The Oxford Book of Womens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Linda WagnerMartin and Cathy N. David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91.【注尾】亚当斯夫人的语言铿锵有力，表现出强烈的两性平等意识。
玛格丽特·富勒 (Margaret Fuller) 是一位高度关注女性地位和女性发展的19世纪女知识分子。她在1845年写出了美国第一部妇女问题专著《十九世纪妇女》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提倡开发女性智力，论述两性平等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益处。作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一员，她将其倡导的浪漫主义观点用于女性。“我们会摧毁一切专制的堡垒。我们将打通所有道路，让它们像对男性那样，自由地对女性开放。”【注释】Margaret Fuller,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 (New York: Norton, 1971), p.37.【注尾】 富勒的论著为女性要求两性平等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的主流意识没有把女性视为与男性有同等权利的人。到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婚后无权控制自己或子女的财产、不能立遗嘱，在未经丈夫许可的情况下，也不能签署法律文件或提出诉讼，她的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未成年人或是奴隶。而正是女性地位与奴隶地位的这种内在联系，使得当时参与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女性认识到，她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两性平等权利。
美国女权运动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其标志为1848年在纽约州的塞尼卡富尔斯（Seneca Falls）召开的美国第一次妇女大会。在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中，许多白人妇女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正是在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像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伊丽莎白· 卡迪·斯坦顿 (Elizabeth Cady Stanton)、格里凯姆姐妹 (Sarah M. Grimke and Angelina E. Grimke Weld)这些具有正义感的女性，因为在社会上出头露面而遭受非议和排斥。1840年，去伦敦参加国际废奴运动大会的女性因其性别而被剥夺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权利，引起了这些女性的极大愤懑。在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女性深深感受到社会上同时存在着的性别歧视。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获得被剥夺了的权利。
塞尼卡富尔斯妇女大会吹响了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斗争的号角，而由斯坦顿起草的大会《观点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具有讽刺意味地套用了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的结构、词句和语气：“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人对于女人进行不断的伤害与篡夺其权利的历史，他们把建立一种绝对的暴君统治作为直接目标……他从不允许她行使她的有效选举权……他在婚后从法律上剥夺了她的公民权利。”【注释】Deborah L. Madsen, Feminist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6.【注尾】 大会宣言毅然把人生而平等视为两性共享的天赋人权，为美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拉开了序幕。这场被称之为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主导力量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其主要奋斗目标在于解放妇女，使其获得政治权利。之后，斯坦顿与另一位杰出女性苏珊· 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于1869年建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这个协会与露西· 斯通 (Lucy Stone) 后来创立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1890年合并成为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后来又更名为妇女投票者联盟。南北战争后，美国黑人男子终于获得选举权，但女性选举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女权主义者们在一切可能的场所进行抗议，组织了不计其数的游行。她们撰写各种宣传手册和其他资料，收集向国会请愿的签名。经过长达72年的不懈斗争，关于女性选举权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最终在1920年得到国会的批准，美国妇女从此获得了投票选举权。缘于此，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也通常被称为“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
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也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发表于1949年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 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尤其是她在书中所说，“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才成为女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名言。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仍然伴随着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美国黑人在抗议其在法律上获得解放一个世纪之后仍没有获得真正平等权利时，美国女性也在反思自己在获得选举权的几十年后的社会地位。而贝蒂· 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表于1963年的《女性的奥秘》一书，【注释】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by the author (New York, N.Y. : Dell Pub. Co., 1983).【注尾】则被视为20世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弗里丹在书中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名的困扰”，解构了社会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女性”模式，呼吁女性走出家门，改变失去自我的生活，发挥她们的才智和潜能。她于1966年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 组织妇女上街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结束一切歧视妇女的行为，实现男女平等。1970年，在女性获得选举权50周年纪念日，美国女性在40个城市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活动。在这场运动中，提高妇女对于性别压迫的觉悟，以及把个人经历视为政治问题的观点，成为第二次浪潮中女权主义早期的奋斗目标；【注释】Deborah L. Madsen, Feminist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9.【注尾】 平等权利、生育权利和职场的平等待遇，成为女权主义活动家大声疾呼的口号；性暴力、色情表演、色情作品等遭到女权主义者强烈的谴责。虽然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至今未能通过，但美国妇女的性别意识已经大大增强，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较大改善。
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注释】第三次浪潮一词最先出现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作者是罗贝卡·沃克 （Rebecca Walker，艾丽斯·沃克的女儿）， 这个称呼得到了部分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认可。采用浪潮来形容女权运动的阶段是谈论女权运动时一种常见做法。如苏珊·阿彻·曼和道格拉斯·J.赫夫曼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女权运动的浪潮并不等同于女权运动的历史，也不是说在浪潮之外的时间没有女权活动，浪潮主要被用来形容大规模群众性的女权运动。参见 Susan Archer Mann and Douglas J. Huffman, “The Decentering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 Science & Society, Vol. 69, No.1, Jan. 2005, pp.56～91.【注尾】 第三次浪潮既是对于第二次浪潮的挑战，也是对诋毁第二次浪潮的回应。在第二次浪潮后期，女权运动内部不断分化，各自派别林立、观点迥异。差异成为对于第二次浪潮最初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次浪潮不是在第二次浪潮之后出现，而产生于其中。【注释】Susan Archer Mann and Douglas J. Huffman, “The Decentering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 Science & Society, Vol. 69, No.1, Jan. 2005, p.58.【注尾】 而这种挑战发展成女权主义中两大互相对立的阵营，一种把身份政治作为获得解放的关键，而另一种则把对于身份的抵制视为自由。第一个阵营由有色人种和其他族群女权主义者组成，她们秉持的身份政治和区际理论批判了第二次浪潮的本质主义立场、白人中心主义，以及在处理有色人种和其他族群所经历的各种压迫时的失败。第二个阵营以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为代表，她们质疑具有一致身份的观点，并且把对于类型或身份的抵制视为真正的自由。【注释】Susan Archer Mann and Douglas J. Huffman, “The Decentering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 ” Science & Society, Vol.69, No.1, Jan. 2005, p.58.【注尾】
作为第三次浪潮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者，有色人种女权主义首先对于主流白人女权主义进行了批评，以美国黑人女性为主体的有色人种或第三世界女性，在承认女性的性别身份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她们指出，一个女人必然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某个民族，所以每个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著名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坚持认为，白人女性的女权理论无法概括女性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白人女性也无法代表她们的利益。【注释】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注尾】 可以说，美国非裔女性对于白人主流女权主义的挑战，进一步拓展了女权运动的范围和视野，也进一步推动了女权主义的纵深发展。在此之后，其他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对于种族的关注，以及各色人种的女性对于阶级的关注，都极大地丰富了女权主义的斗争内容。同时，美国主流女权主义不仅受到有色人种女权主义的批评，也因未能反对被视为父权权力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强制性异性恋，受到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抨击。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女权运动越多越多地融入当时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之上的，即，所有群体类别都应被视为是本质主义的而应加以解构。即使是基于差异的群体也不具有同一种声音或同一种观点。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者来说，身份就是一种语言、话语和文化实践的建构。在第三次浪潮中，还有一批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成人的年轻女权主义者，她们的政治策略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她们颂扬矛盾，把它作为对于类型身份的抵制，并以此揭露现实的社会建构。她们宣扬身为女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强调个人责任，而不再热衷投身于政治运动。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女权运动已经更加成为主流，更加职业化，也更加商业化。美国全国性的妇女组织还在继续发展，妇女研究机构不断扩展，女权主义者更加关注自我发展和变革。【注释】Susan Archer Mann and Douglas J. Huffman, “The Decentering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Third Wave,” Science & Society, Vol. 69, No.1, Jan. 2005, p.86.【注尾】 但女权运动面临的挑战也是明显的。强调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经验而具有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因而也有着统一斗争目的观点必然会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否认了女性之间由于阶级、种族、文化和族群不同所造成的差别，也会把女性局限于一种作为女权的性别身份范围之内。但过分强调差别和多样性，也会动摇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从整体上视为一个受压迫阶层的基础。女权主义因此既要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避免建构一种宏大叙事的企图，又要把女权主义的观点置于女性的普遍经历之中，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性别歧视。
二、女性文学
如果说美国女权运动对于唤醒广大妇女的性别意识、反抗男权文化歧视，起到了巨大作用，那么美国女性文学则在文学领域中表达了女性的经历、感受和诉求。虽然不能说所有美国女性文学都是女权主义文学，但美国女性作家还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于妇女问题的思考和对于女性地位的深切感受，在主题建立、题材的选择和语言风格上也常常有较明显的特点。
美国女性文学诞生于美洲殖民地，学界通常认为美国女性文学始于1650年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的第一本诗集《新近在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 1650 )。【注释】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注尾】 布雷兹特里特是早期殖民地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她在操持家务的空隙里创作的诗歌被内兄带到伦敦发表后，流传甚广。布雷兹特里特在涉足写作这个传统上的男性领域的时候是十分谨慎的，但她还是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欧洲移民在新大陆艰苦环境里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她的诗歌宗教色彩浓郁，而其中记录了早期殖民地，尤其是殖民地女性生活的作品，笔触细腻、情感真切，堪称佳作。
18世纪末，小说开始在英国流行。这种文学形式以其通俗的语言、世俗的观点和对平民生活的描绘，赢得了广大读者，并且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建国初期的美国还未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学，因此在英国小说越过大洋来到美国的时候，习惯于从英国人那里寻求文学表达方式的美国人也进行了这种文学尝试。但早期的美国女性小说在语言、风格和内容上大多是模仿之作。18世纪末苏珊娜· 罗森（Susanne Rowson）创作的《夏洛特· 坦普尔》（Charlotte Temple, 1791），就是当时流行的引诱小说的代表作品。在这类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她们天真浪漫，毫无处世经验，很容易受诱拐而沦落。这类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说教意味，是作者对于世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年轻白人女性的道德训诫。除了在作品中使用了美国地名之外，这类作品与当时英语小说的区别微乎其微。
美国的民族文学在19世纪中叶达到第一个繁荣期。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取得独立的美国人在争取文化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从此，美国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文学。19世纪中叶也是美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昌盛时期，女性小说成为极受欢迎的文学形式。1848年的第一次美国妇女大会使得女性出现在公共视线之中，而与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几乎同步的是女性文学的迅猛发展。不难看出，女权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至少是间接地影响到女性开始从事之前一直被男性垄断的职业。如果说，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社会活动家，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中为女性权利而不遗余力、大声疾呼，更多的才华女性则是通过手中的笔，在文学领域描述了女性的地位和感受。由于不出家门就可以从事写作，因而写作成为许多才华横溢（经常也为生计所迫）的女性的出路。她们在无法向男性那样走出家门参与公共事务、并且不得不扮演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品相比，19世纪女性文学更多地聚焦于家庭领域以及女性的生存状态，刻画了具有高度道德感和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角色。这些女性以自立自强的精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对于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虽然大多在文学成就上难以与男性创作比肩，但因其鲜明的特征成为 “她们自己的文学”。【注释】此处笔者借用美国评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的作品《她们自己的文学》的书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注尾】 在召开妇女大会两年后的1850年，一部女性小说《宽宽的大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 1850）的出现，在市场上引起轰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美国畅销小说，也使得女性作家成为当时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力量。苏姗·沃纳 (Susan Warner) 的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成长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女性艰难的生存环境。《宽宽的大世界》成为19世纪中叶女性家庭小说 【注释】对于19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小说的称呼有好几种：感伤小说、家庭小说、探索小说等等。【注尾】 的开山之作，也象征着“女性化的50年代”的开端。【注释】Fred Lewis Pattee, The Feminine Fifties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1940).【注尾】 在19世纪中叶，美国文坛上活跃着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女性作家。【注释】Nina Baym, Womans Fiction: A Guide to Novels by and about Women in America, 1820～187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贝姆在此书中讨论了这一时期多名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如：凯瑟琳·塞奇威克（Catharine Sedgwick）, 玛丽亚·麦金托什（Maria McIntosh）、E.D.E.N.索思沃思（E.D.E.N. Southworth）, 卡罗琳·李·亨茨（Caroline Lee Hentz）, 安娜·沃纳（Anna Warner）, 玛丽亚·卡明斯（Maria Cummins）、安·斯蒂芬斯（Ann Stephens）、玛丽·简·霍尔默斯（Mary Jane Holmes）、奥古丝塔·埃文斯（Augusta Evans）等等。【注尾】 她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实现了女性的美国梦，而她们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为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树立了榜样。
19世纪女性作家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意识。虽然她们无法走上政坛和神坛，但是她们以手中之笔参与了社会运动。哈里叶特· 比彻·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是19世纪美国文坛上最为响亮的名字。她的一部《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是19世纪除了《圣经》之外销售量最高的作品，曾经使无数人为之感动落泪，在世界文坛上声名远扬。后来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时称她是“写了一本小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部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文学著作，也是美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对于唤醒北方白人良知、宣传基督教民主博爱思想、揭露奴隶制的罪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对于女性在社会领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描绘，也令人印象深刻。
与轰动文坛和社会的斯托不同，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enson) 在生前几乎默默无闻，她闭门不出，生活的足迹止于自家的院墙。说狄金森是19世纪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并不是指她对于自己的时代有什么影响。她创作的1700多首诗作中，在生前只有寥寥几首得以发表。她在自己狭隘的生活范围里以各种微小意象，描绘自然界的芸芸众生，也探索人生的永恒真理。她言简意赅、技巧精湛、意境深远的小诗，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诗坛，受到欧美诗人的高度推崇。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女性文学在美学上高度发展的时期。【注释】Elaine Showalter et al, ed.,“Introduction,”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Profiles of Their Lives and Works: from the 1870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 pxiii.【注尾】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坛。与之前的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她们大胆地宣布自己的作家身份，在形式上不断追求自由与创新，甚至在内容上也大胆地挑战了关于女性性关系的清教信仰，为女性的故事创造了新的叙事形式和情节。
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莎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是美国文坛上的优秀作家。她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19世纪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时期新英格兰农村地区的萧条和衰落。另一位曾在艺术上得到认可的作家凯特·肖班（Kate Chopin）却做出了被社会视为离经叛道的事情。19世纪美国社会提倡的是一种三从四德的女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要使女性，特别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安心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美国评论家笆笆拉·韦尔特（Barbara Welter）将其归纳为作为“真正的女性”的四种品质：虔诚、贞洁、温顺、持家。【注释】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Dimity Convictions: The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注尾】 虽然19世纪末的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职场的机遇相对增多，但一部描写女性拒绝履行传统妻子和母亲职责、追求个性自由（尤其是性自由）的小说，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凯特·肖班发表于19世纪末的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 1899) ，其中的女主人公在反省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意义之后，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肖班在这部描绘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小说出版后遭受声讨，但这部作品如今已被视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的先锋之作。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妇女于1920年获得参政权，女性在社会各个领域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女性作品的主题也由此进一步扩展，不再局限于被称之为她们特有领域的家庭，而辐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20世纪美国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的差异就不像19世纪文学中表现得那样如此泾渭分明。20世纪初适逢美国文学作为正式的学科领域出现，在美国文学机构化的过程中，制定文学经典标准的权力主要把持在中上层阶级的白人男性手中。【注释】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5～16. 比如说，在1935年出版的《重要美国作家》（Major American Writers）这样一本标准大学教材的第一版中，竟然没有包括任何女作家。【注尾】 许多曾取得了辉煌文学成就的女性作家，在带有强烈男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遭到贬损、受到排斥，而她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文学身份。【注释】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 (New York: Oxford UP, 1991), p.2.【注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对于美国文学“女性化”的恐惧和诟病，反映了充满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真正的美国艺术……应当包含男性文化的价值。” 【注释】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Oxford: Oxford Unversity Press, 1994), p.13.【注尾】 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部在之后近半个世纪内被视为权威的《美国文学史》的作者，仍然把建构一种统一的宏大叙事视为己任，美国特征也被定义为民主、进步、移动性和独立精神。而评论界对于“迷惘的一代”作家的高度关注，导致了对于同时期女性创作的忽略。女权评论家伊莱恩·肖尔沃特（Elaine Showalter）在《姐妹的选择》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由此成为“另一个迷惘的一代”。【注释】Elaine Showalter, Sisters Choice: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94), Chapter 6.【注尾】 但女性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显示，尽管仍然处于极其不利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但是它正在朝着视野更加开阔、范围更加广泛、风格更加多样、艺术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
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把笔触伸向美国上层社会，对于美国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庸俗保守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她对于女性人物角色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里作为牺牲品的生存境遇的描绘，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以描写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西部的移民生活而驰名文坛。她在代表作《啊，拓荒者》（O Pioneers!,1913）和《我的安东妮亚》(My Antonia,1918)中塑造了令人难忘西部荒原上的女性拓荒者。
旅居巴黎的格特鲁德· 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文艺沙龙吸引了包括海明威和舍伍德·安德森在内的众多作家和艺术家，是她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而这一名称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的风向标。斯泰因本人对于文学语言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追求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成为美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作品没有大起大伏的情节高潮，但其简约的风格和对于细节的关注，使其作品极有真实感。她的作品不像多数南方作家那样充满了负罪感，她常常以讥讽的口吻袒露人类的弱点，表现出对于人类本性的理解和同情。另一位南方作家凯瑟琳 ·安妮· 波特（Katherine Ann Porter）也在30、4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她擅长创作短篇小说，以其娴熟的写作技巧称雄于文坛。她从一些人生细节上探索和感悟人生的意义，留给读者颇多启迪。
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曾旅居中国多年，其独特经历使得她对于中国人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以毕生精力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试图把中华民族的真实面目展示给西方世界。但她的女性身份和创作主题都使她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极有争议的作家。
更令人遗憾地是，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男性评论界从一开始就拒绝把有色人种作家写进美国文学史。【注释】Elizabeth Ammons, Conflicting Stories: American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P, 1991), p.16.【注尾】 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le Hurston）是20世纪前半叶杰出的美国黑人作家。她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如今被誉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们重视，直到70年代末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把它重新介绍给公众。小说描写了黑人女性珍妮为追求生命价值所走过的历程。通过塑造珍妮这样有独立个性的女性，赫斯顿超越了把对抗的种族关系作为创作的唯一内容的黑人文学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的女性作家在保守压抑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进行着探索，抒发着自我感受和对于社会的观感和批判。这一期间，美国文坛上同样也闪烁着几颗耀眼的女作家之星。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23岁时因发表了《心灵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1940）而一举成名。她的小说曾被称为“最具哥特式风格的南方小说”，弥漫着浓郁的压抑感。她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缺失和生活的怪异，心灵的孤寂渗透于人物的日常生活。弗兰纳里· 奥康纳 (Flannery OConner) 是一位充满才华但英年早逝的作家。对于她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耶稣为人类的赎罪，但周围世界的世俗主义又与这种正统的宗教思想相冲突，因而她的作品充满了荒诞、充满暴力倾向和毁灭性的人物与场景。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于1963年发表了带有自传色彩的畅销作品《少女群像》（The Group,1963）描绘了30年代大学女毕业生踏上社会后的经历。作者揭示了传统角色观念给妇女生活带来的后果，并从女性的角度公开地谈论了性关系。西尔维亚· 普拉斯（Sylvia Plath）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创作了小说《玻璃罩子》（The Bell Jar, 1963），年轻女性在未能为女性创造性提供发挥的机遇的男权社会里的苦闷、彷徨、抑郁被她描写得惟妙惟肖。小说题目中所使用的“玻璃罩子”成为幽禁女性的牢笼的象征。麦卡锡和普拉斯的作品与弗里丹的《女性奥秘》发表于同一年，她们以小说的形式体现了弗里丹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对于女性来说“无名的困扰”，抨击了压抑女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女作家是黑人和犹太人，美国的种族问题使得她们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被迫承受种族身份带来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社会态势下，她们有强烈的诉求，渴望以笔来表达她们的情感、描绘她们的体验。葆拉· 马歇尔（Paula Marshall）的《褐色女孩 褐砖房》(Brown Girl, Brownstone, 1959) 追溯了一个从巴巴多斯移民到纽约的女孩萨丽娜的成长经历。她居住的褐色石头住房成为她一直试图逃脱的环境的象征。房子的褐色，如她皮肤的褐色一样，总是在包围着她，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自我身份的建构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异化，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
出身于社会底层并有犹太血统的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on）再一次展示了女性在短篇小说领域的成功。奥尔森是在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的，但迫于生计而辍笔，直到50年代末才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创作梦。她于1961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告诉我一个谜》（Tell Me a Riddle, 1961），其同名故事获得当年的欧·亨利最佳短篇小说奖。成功为她带来的既有声誉，还有随之而来的各种奖励和资助，使她得以继续创作。职业女性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环境是她写作的重要主题。
“美国女性小说，作为一类独具特色的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妇女运动中才真正引起学界的注意。”【注释】Guy Reynol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1.【注尾】 60年代以来日益增强的少数种族群体文化和政治意识带来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重新定义。这种多元文化视角与女性视角是不可分割的，寻根成为处于双重（三重）边缘文化中的女性作家的迫切需求。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自由。一大批女性作家驰骋文坛，她们的创作为美国文坛注入了强劲持久的活力。
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上女性文学的最响亮声音来自非裔女作家，她们在文坛上的崛起对于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之后，长期处于无言状态的其他族裔女性，如亚裔妇女、南美裔妇女、印第安妇女，甚至包括各族裔的女同性恋者，也开始抢占文学阵地。多样性成为80年代和90年代女性创作的主题，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女性作品在新时代的特征。
乔伊斯· 卡罗·欧茨(Joyce Carol Oates) 是当代妇女文坛的一枝奇葩，她的作品表现出对当代妇女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她在早期的创作中常常描绘女主人公试图在重重束缚中建立独立自我的努力。而在80年代发表的众多作品中，欧茨不是仅仅把女性放在性别关系中去刻画，而是把她们置身于与自己的工作、抱负或者与历史的关系之中。南方作家安妮·泰勒（Anne Tyler）选择把美国家庭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她对社会的评论表现在她对家庭环境的刻画之中。她发表于1982年的畅销小说《思乡餐馆的晚餐》(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 1982)，生动地刻画了一位被遗弃妇女在社会和心理环境双重压力下的生活。黑人女作家格罗丽亚·内勒 (Gloria Naylor )的处女作《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 1982）由6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各有自己的女主人公，她们都居住在一条通往大街的一头被堵死了的布鲁斯特街上。这条街象征着这些女人们生活的令人窒息的封闭环境。她们的不同故事成为黑人女性整体经历的缩影，也成为女性的整体定义。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秀拉》（Sula, 1973）中的女主人公秀拉更是以极具反叛性的行为，挑战了内化了白人价值观的黑人社区行为模式，塑造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自我。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女性文学具有令人激动的实验性特征。这些试验既包括把旧有的文体赋予新的政治内容的革新，也包括对使用后现代超现实的、玄小说文体的大胆尝试，还有转向通俗文体、哥特体和侦探文体的创作。历史与想象结合、事实与虚构交融、诗歌与小说穿插、自传与小说重叠、历史与传说携手，这种逾越规范的旺盛活力成为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突出特点。辛西娅·奥奇克(Cynthia Ozick)在创作中使用了许多后现代小说的游戏式技巧，但她一反这种形式通常所表现的虚无主义观念，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 充满了意象的小说《持家》(Housekeeping,1980)探索了家庭生活的意义，并把家庭小说延伸到史诗的范围。持家成为个人发展的局限和家庭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在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中，幻想与现实交织、传说与神话相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她的另外一部力作《宠儿》(Beloved, 1987)讲述了一个人鬼情的故事。小说以奴隶制时期为背景，记叙了这种摧残人性的制度为人们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小说中曾经被奴隶母亲亲手杀死的孩子的鬼魂返回人间，使得一个已成为过去的世界重现在人物角色的面前。这部小说成为女权主义观点与后现代审美情趣的出色结合。艾丽斯·沃克的《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2) 使传统的书信文体浸透了深刻的政治内容，以此刻画了一个受尽凌辱和压迫的黑人女性的成长过程，并诠释了黑人妇女的文化传统。书信在小说的前面部分成为女主人公西莉宣泄绝望情感的途径，而上帝是她这些书信的唯一读者，但随着西莉自我意识的增强，她的书信有了真正的读者，她也通过自己的行为真正站立了起来。有着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的女作家路易斯·艾德里奇 (Louise Erdrich)的作品《爱的药品》(Love Medicine, 1984)穿插着由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作为叙事人的短篇故事，这些人物属于两个有关联的家庭，心理的交织揭示了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记忆和秘密。艾德里奇大胆对叙事模式进行了试验，采用了丰富多变的叙事方式和作品结构，表现了后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非洲裔同性恋女权作家奥德丽·洛德 (Audre Lorde) 拒绝对女性生命的任何方面保持沉默。她的作品《赞比：我名字的新拼法》(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 1982)成为第一部公开的、未经删节的黑人女同性恋者的自传。莱斯莉·玛门·希尔科 (Leslie Marmon Silko)继承了美国自传体创作的悠久传统，创作了具有多种声音的回忆录《说书人》(Storyteller, 1981)。这部集诗歌、歌曲、回忆、小说、艺术创作及一群亲朋好友的形象素描为一体的作品，超越个人自传的范畴而构筑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希尔科本人身上有着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血统，她在写作中坚持把这两种文化的创作形式与西方主流文学形式融合在一起。布拉锑·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的大多数小说和短篇故事描绘了出身南亚的美国人的生活，集中地展现了文化冲突中的暴力和荒诞。科幻小说成为当代女作家使用的最有意义的通俗文体。这种小说体的开放式结构与更新环境的能量，使它成为检验女权理论和女性角色含义的理想领域。厄休拉 · K. 勒衮 (Ursula K. Le Guin) 在其著名作品《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1969)中设想了一个雌雄同体的世界。这个非性别化环境中的社会制度反映出一种平衡，从而避免了二元思维方式。
当代妇女作家在对美学形式的探索中也倾注了她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生力军的亚裔美国女性作家。自第二代的美国华裔作家起，这些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作家们经常描绘的是这一代的华裔与华人社会的疏离。【注释】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32页。【注尾】 与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大的前辈不同，在面临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面前，这一代华裔所向往的是对于主流文化的同化和归属，期盼的是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这些华人受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长大，接受的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早已成为 “外黄内白”的美国人。而在70年代之后发表作品的华裔作家们，受到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多元文化的影响，更增添了少数族裔意识。她们在描绘美国华裔人现实生活的同时，力图探讨华裔的文化身份，反映华裔经历的变迁。70年代之后，美国华裔文学在主题、文体和风格方面都更具多样化，其作品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汤婷婷 (Maxine Hong Kingston)是亚裔美国女作家的杰出代表，其作品表现了种族文化差异与冲突。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品《女勇士》 (The Woman Warrior, 1976) 把神话、小说、自传结合在一起，其创新的叙事模式塑造了令人信服的华裔美国形象。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妇女作品的面世，构成了美国妇女文学的又一次文艺复兴。无论是以政治标准还是以审美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的成就都令人瞩目。它为美国文学增添了活力，也使美国文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评论家肖瓦尔特在1999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增补版中指出，女性文学作为一种分离的“她们自己的文学”的状态即将结束。肖瓦尔特认为，随着女性作家对于妇女运动的参与和女权主义的发展，女性小说已广为人知；原来由于背景的偏狭和风格的相同所表现出的亚文学的统一性已经发生变化，当代女作家的写作背景具有多样性和多种族的特征；如今女性小说已经进入主流文学。【注释】肖瓦尔特是在谈到英国女性小说时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她断言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美国文学。【注尾】 的确，当今美国文学的含义比起1970年时已经大大地“女性化”了。【注释】Wendy Steiner, “Womens Fiction: The Rewriting of Hist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ed., Sacvan Bercovitch,Vol.7, (Cambridge: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1999), p500.【注尾】 女性已经修订了美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和传统，以及美国文学关于个人、群体、语言和身份的神话。这种变化是有着根本意义的。女性和多文化视角的存在，挑战了美国群体身份的性质，而当代妇女作品是对于这种挑战的极好答案。【注释】Lois Parkinson Zamora, “Inducti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en Writers: Gender, Class, Ethnicity, ed.,Lois Parkinson Zamora (London: Longman, 1998), p.8.【注尾】 在新世纪美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一种两性更加平等的政治生态环境正在形成。
三、女权批评
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它是伴随着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蓬勃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它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关注性别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意义，从女性视角重新审视了文学传统、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挑战了以男性中心文化偏见为根基的文学经典，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颠覆性。
女权批评与女权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权运动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女权批评以社会性别为出发点，揭露了传统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对于女性的忽视和歪曲，探讨了女性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所受到的歧视。当美国女权运动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和文学领域时，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并迅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很快在高等院校和其他教育领域中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毫无疑问，是女权运动催生了女权批评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初期的女权主义批评以改变传统教育和社会实践中的性别偏见为奋斗目标。它的三个主要目的是：揭露普遍存在的由男性主宰的文化和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性别歧视；呼吁重新挖掘和梳理历史上的女性的文学成就；建立理论上的女性视角。
女权主义批评是从批判充满性别偏见的男性文本开始的。它力图建立一种颠覆性的阅读方式，以此提高女性读者的政治觉悟。这一时期女权批评的开拓性作品为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1)。米利特以男性经典文本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文学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的塑造过程。米利特对于女权文学批判的重要贡献在于她首先把女性视角引入文学批评。而女性形象批评成为当时女权批评的流行模式。女权评论家苏珊·考普曼·科尼隆（Susan Koppelman Cornillon）主编的论文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女权主义的视角》（Images of Women in Fic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1972）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在当时再版多次。论文作者批评了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虚假塑造，指出只有真实再现女性形象，才能为女性读者提供角色榜样。另一位女权评论家朱蒂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抗拒的读者：评美国小说的女性主义方法》中明确指出，以往的男性文本往往采用一种以男性为阅读对象的叙述策略，女性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在这类小说中，女性读者被要求认同一种与她相对立的自我，被要求反对她自己。【注释】Judith Fetterley, The Resisting Reader: 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注尾】 鉴于此，菲特利呼吁女性成为抗拒的读者, 提倡一种变革的阅读方式，消除我们心中的男权意识，以培养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通过解构文学批评中的男性偏见，女权批评家揭露了这些批评范例的男权意识形态，揭示了女性作家由于在文学史上的“集体失忆”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被男性掌控的批评文本所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在外的状况。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开始转向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现那些被湮没和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性、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带有男性偏见的评论家所推崇的主题是高度性别化的，几乎完全忽视了美国妇女对于民族文学的贡献。女权评论家把矛头直指男权统治的“文学经典”，指出以往的文学经典总是以男性标准为唯一标准，以男性创作主题为代表美国文学的唯一主题，这种对经典的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垄断，必然把女性文学排斥到边缘，甚至置于文学经典之外。对于19世纪感伤小说和家庭小说的日益重视就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场运动中，除了19世纪那些曾经被遗忘被忽略的女性作家被挖掘出来之外，包括薇拉·凯瑟和伊迪丝·沃顿在内的20世纪作家，也被从不同的女性视角进行了重新解读，得到了高度评价。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把女性写作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形成了对于不同民族和历史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现与重读。伊莱恩·肖沃尔特及时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总结。她提出，“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阶段就是发现女性作家有她们自己的文学，其艺术的重要性及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均被我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所湮没”。【注释】Elaine Showalter, “Introduction,”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ed.,Elaine Showal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6.【注尾】 这一时期以女权主义视角来定义女性作品的重要著作有帕特丽夏·迈耶· 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 1975)、 埃伦·莫尔 (Ellen Moers) 的《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 1976）、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和桑德拉·M.吉尔伯特 (Sandra M. Gilbert)与苏珊·古芭 (Susan Gubar)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斯帕克斯指出女性作品被忽视的事实及女性作品与男性作品的差异；莫尔强调了作为文学主流之外的女性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总结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并且将女性文学划分成 “女性特征的、女权的和女人的”三个阶段；吉尔伯特和古芭则试图创立一种关于19世纪女性作家创作处境的理论叙述。经过这些女权评论家的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种关于女性文学传统的叙事已经形成，这个叙事描绘了女性写作在过去200多年里从模仿、抗争到自我定义的发展过程，界定和追溯了在男性统治的文化里女性所创作的意象、主题和情节。
在经历了女性形象批评、女性文学经典的挖掘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之后，女权批评进入了女权理论建设的第三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女权主义者着眼于理论的反思和理论话语的建构，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包括美国本土的理论建设，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安妮特·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的《关于界定一种“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意见》（Some Notes on Defining a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1975）和《通过布雷区的舞蹈：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几点看法》(Dancing Through the Minefield: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a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1980)；肖沃尔特的《走向女权主义诗学》（Towards a Feminist Poetics, 1979）和《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1981）；肖沃尔特主编的论文集《新女权主义批评》（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1985）、肯· 鲁斯文（K. K. Ruthven）的《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导论》（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1984）、约瑟芬·多诺万 (Josephine Donovan) 的《女权主义理论：美国女权主义思想传统》（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 1985）, 以及陶丽·莫伊（Toril Moi）的《性别/文本的政治：女权主要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1985)等。以上这些作品都对女权文学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建构，它们或是着眼过去，把女权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渊源进行了梳理；或是着眼当前，把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进行了分类剖析。
当今的美国女权批评具有以下几大特点。首先是法国女权理论对于美国女权批评理论的影响。与法国女权主义者相比，美国女权主义者更加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生存状况与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更加重视政治行为和社会实践、更加聚焦于文化与历史分析，强调文学批评的宗旨在于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处境。而法国女权主义者更注重文本的特点分析、专注于女性创作研究。对于法国女权主义来说，“女性”是一种话语建构和表达方式，与政治活动和压迫性的日常经历毫无关系。“女性”是他者、无意识的性质。但法国女权主义对于理论的重视和对于语言和话语的探索，无疑促进了美国女权批评理论的建构，增强了美国女权批评的理论性。这一特点在女权批评进一步学院化和体制化的过程中就更加凸显出来。
其次，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两种都具有颠覆意义的思潮在各自的轨道上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地进行了交融。【注释】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2页。【注尾】 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在女权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有所反映。因此女权主义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解构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而这些理论也带来了女权批评中从最初的寻求平等到后来强调差异的转变，放弃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宏大叙事，已成为绝大多数女权批评家的共识。与重实践的第二代女权主义相比，后现代女权主义显然更加转向超出女性范围的哲学思考。
最后，当代女性批评愈来愈多地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开放式的批评视角。从最初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导的运动，到黑人女性、亚裔、南美裔、印第安和其他族裔女性的参与，女性批评家以多种视角和身份，根据本族裔的文化、历史、文学现实与其主流社会的关系，探索女性文学特征。【注释】参见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载《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9页。【注尾】 纵观当今的美国女性文学批评，性别、种族和阶级都是女性批评中常见的主题，而社会与文化的批评与审美和文本的批评相辅相成，构成了女权批评的壮阔画面。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国的女权运动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同步，而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催生了美国女权批判作为学科的发展，并促成了美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璀璨的成就。自19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女性写作和女权批评携手共进，成为美国文化与社会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变化。
金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