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谁在忧虑中国的崛起?
——《太平洋流》读后
樊吉社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多边外交日趋活跃，综合国力总体不断加强，影响随之不断扩大。中国日渐崛起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美国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各种政治力量依据自身政策偏好解读中国崛起，以期影响甚或塑造美国当下和未来的对华政策，此即美国又一轮的对华政策辩论。由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麦艾文（Evan S. Medeiros）【注释】感谢麦艾文博士赠书及提供他在2009年1月29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讨会上有关该书的演示文稿。【注尾】 主持的调研项目“美国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眼中的中国崛起”即为来自兰德公司的声音。该调研项目历经三年研究，最终以《太平洋流：美国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注释】Evan S. Medeiros, Keith Crane, Eric Heginbotham, Norman D. Levin , Julia F. Lowell, Angel Rabasa, Somi Seong, Pacific Currents: 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8). 笔者曾就书名的中文译名与麦艾文博士沟通，此处的Pacific可以兼有“太平洋”和“和平的、平静的”的意思，可以是地理和（各国对中国崛起反应）状态的双关语。麦艾文博士似乎并不主张取“和平的、平静的”词义，而笔者认为该书结论认为各国对中国崛起反应确为“和平、平静”，故将书名译作《太平洋流：美国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亦可作双向解读。在以下引文中，为了简便明了，只列出书名和相关页码。【注尾】（以下简称《太平洋流》）为题于2008年底出版。
一
《太平洋流》一书是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大合唱”众多“声部”之一，评介该书之前有必要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基本背景。在美国官员或者学者看来，中国的崛起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军事现代化等“硬实力”的崛起，还包括中国多边外交、“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软实力”的崛起。相应地，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也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关注中国的组织机构的增加，也包括关注议题的扩大。
十年前，美国军方、国会、智库关注的重点似乎还是俄罗斯问题。正是在布什总统执政的八年中，美国各类政策相关的机构对中国的关注迅速上升，行政部门、国会和智库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对中国的研究。2000年之前，国防部还只在《四年防务评估》、军事战略和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中顺便提及中国军事问题，并无专门论述。这种状况自2000财年开始改变。根据《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应当“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和未来的军事战略提交一份报告。该报告应当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前和未来可能的军事-技术发展，以及今后20年里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及军事组织和作战观念等方面的原则与可能的发展”。据此提交的报告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大战略、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中国军事学说和军力结构的发展，包括那些能够提高中国军事能力的先进技术发展；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截止到2009年1月，美国国防部总共向国会提交了8份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注释】《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相关规定及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7个年度报告均可在美国国防部网页（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上查找到，2000年的报告没有出现在该网页上，2001年国防部没有提交报告。【注尾】 虽然国防部是应国会的要求撰写每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但也恰好借机放大对中国的“关切”。国会还通过《2001年国防授权法》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调查中美经贸关系，并向国会提供立法或者管理行动建议。该委员会后来将关注的领域扩大到八个，包括中国的扩散行为、能源、地区经济与安全影响等。【注释】“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www.uscc.gov/about/overview.php.【注尾】 该委员会的保守倾向从2006年选出的两位主席即可看出：主席是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研究中心前任主任武尔泽(Larry Wortzel)，副主席是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前任办公室主任巴塞洛缪(Carolyn Bartholomew)。除了军方和国会，华盛顿诸多关注当下政策的智库也设立了专门的项目或者中心，提升中国问题研究的质量。例如，布鲁金斯学会不仅早就设立了东北亚政策中心，而且新近增设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要为五角大楼服务的海军分析中心也新添了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并且扩大了研究人员的规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仅增设了中国项目，还从2006年10月起主办了题为“重塑中国政策：卡内基辩论”的多年系列辩论会。【注释】“Reframing China Policy: The Carnegie Debates, ”available at: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index.cfm?fa=eventDetail&id=854&prog=zch.【注尾】 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与中国相关研究机构合作设立驻京的机构。以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为例，就笔者自身的感受而言，几年前关注这类议题的美国机构和学者都很少，中美双方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也很有限，如今各种学术交流、第二轨道交流大幅增加、正式的双边磋商机制化，同时也涌现了不少年轻的中国军控问题专家。
关注中国崛起的政府、国会、智库在扩充组织机构的同时，他们关注的中国议题也大大增加。以前比较常见的涉华议题通常是双边经贸、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防扩散问题，现在的关注点进一步扩充，涵盖了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方方面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政策辩论就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截止到2008年3月，这个辩论会已经进行的8次，议题包括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能否维持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经济增长（没有重大的、较快的改革，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是否仍能持续到超越美国经济）、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是日益增长的、对美国和亚洲的威胁）、人权（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是否显著改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地区影响（中国是否寻求主导亚洲并迅速消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贸易规则（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是否需要其贸易伙伴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迫其遵守规则）、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中国目前或者将来是否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台政策（美国是否需要改变其对台政策）。总的来看，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所关注的中国议题明显增加，听众也显著扩大，不仅直接影响行政部门的政策，也影响国会议员助手、议员的态度，并塑造公众舆论等，其政策影响随之大幅上升。
二
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的忧虑。近年来美国行政部门、国会和智库发布的政策文件或者研究成果均体现出了这种关切。首先是担忧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和幅度。在美国反恐战争的前几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引起五角大楼过多的重视，2000年到2004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比较温和地评估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从2005年起，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忧虑开始增多。同年2月1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在参议院举行的“美国当前和预计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听证会上表示“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和军力增强正使台湾海峡的均势发生倾斜。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危及这一地区的美国军队。”【注释】Porter J. Goss, “Glob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2005: Meeting LongTerm Challenges with a LongTerm Strategy,” available at: 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0502hrg/050216/goss.pdf.【注尾】 随后的美日2＋2安全磋商会议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敦促中国建立公开、透明的地区机制。【注释】《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全文)》，载《国际在线》，2005年2月22日，参阅网页：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9/35475/3192556.html.【注尾】 美日联合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表示如此关注尚属首次。美国还强力阻挠欧盟解禁对华军售，认为欧盟的武器技术不应该被中国用于扩展军事实力。【注释】“Rice Warns against China Expanding Its Military with EU Technology,” Agence France Presse, Mar. 20, 2005.【注尾】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在6月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发出一连串的诘问：“中国的防务支出远高于中国官方已经公布的数字。……既然中国并未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军事投入不断增加？为什么持续进行大规模的、不断扩展的武器采购？为什么持续进行强有力的部署？”【注释】“Remarks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H. Rumsfeld,” ShangriLa Hotel, Singapore, June 4,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speeches/2005/sp20050604-secdef1561.html.【注尾】 同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延宕多日，国防部那些“有关中国崛起的张扬言论掩盖了政府内部那些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人与那些相信中美仍有很多合作空间、甚至可成为伙伴的人之间尚未解决的争执”。【注释】Daniel Sneider, “Chinas Rise Has U.S. on the Defensive,” San Jose Mercury News, June 12, 2005.【注尾】 最终出台的报告反应了美国对中国军力提升后的关切：报告质疑中国提升军力的意图以及军力提升背后的战略，担忧中国军力发展的长远趋势，并敦促台湾加强军购。【注释】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china.html.【注尾】
中国的多边外交行动和多边经济合作也成为美国忧虑的对象。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能源需求上升，中国致力于实现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同非洲、中亚、中东、东南亚和拉美等国达成了一些经济合作协议，并且谋求同地处海上通道的一些重要国家进行合作以维护运输通道的畅通。美国同其中多数国家关系紧张，因而怀疑中国的这些经济合作背后蕴含的战略意义。同样，由于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了“睦邻、安邻和富邻”的政策，中国与多数东盟成员国保持着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积极外交关系，并且参与了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峰会。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合作也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得到了进一步推动。中俄之间进行了较多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并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欧之间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双方还在探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对于中国的这些多边外交行动，美国担心中国将在亚太地区竞争，甚至排拒美国的影响；在欧洲趁着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打入“楔子”；同俄罗斯结成相互利用的战略关系以对抗美国。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忧虑主要基于如下几个逻辑。一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相互转化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必将导致中国成为重要的经济强国，中国经济上强大之后就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从而导致中国也很快成为军事大国。二是历史经验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认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均挑战现状，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崛起之后非常可能采取动武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旦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尝试获得成功，它将极大激励中国采取类似手段解决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领土纠纷。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可能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甚至谋求霸权，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三是意识形态的逻辑。受意识形态驱动的美国所谓的“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不同于西方各国的“异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崛起后也不会建立民主制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外，中国在现有体制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成就，同时确保了本国和本地区的稳定，“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将对“美国模式”构成挑战。这些都成了美国对中国崛起日感忧虑的逻辑基础。
三
在这场持续较久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实质性的问题是，中国最终是否会通过逐渐削弱美国亚太防务同盟的方式将美国排挤出亚洲地区。【注释】Pacific Currents, p.iii.【注尾】 中国的崛起正对东亚地区各国的内政外交产生影响不容置疑，这些国家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至关重要。深入了解美国的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可以为美国制订更为合适的地区安全战略提供参照，这既是《太平洋流》一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
该调研项目于2006财年立项，恰逢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如作者所言，中国崛起引起了美国的担忧，但东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区，只有细致分析东亚各国的反应才有助于促进一个更为理性的对华政策辩论。【注释】笔者与该书作者麦艾文博士的通信，2009年2月16日。【注尾】《太平洋流》一书选择了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六个盟国和安全伙伴进行考察，主要采用了2005年到2006年的经济数据和民调数据，并在六国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同时深入研究了已有文献。这个研究项目由太平洋空军司令部资助，由兰德公司空军项目（RAND Project Air Force）组织研究，高级研究员麦艾文博士主持了该项目，四位亚洲问题专家和三位国际经济学家共同完成了这项调研。
作者用四个变量考察六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这四个变量分别是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经济（贸易和投资）、外交（双边和多边）、防务政策（军费、采购），这四个变量涵盖了中国同六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内容。作者不仅考察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单一变量上的互动，也考察了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在塑造该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中所占有的份量。【注释】Pacific Currents, p.3.【注尾】 通过考察，作者得出了四个主要结论：第一，虽然中国日渐介入并影响东亚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但并未从根本上损害美国亚太地区同盟和安全伙伴的基础。被考察的六个国家均未将中国视为可行的、能够替代美国的战略盟友，这些国家同中国的接触均受到经济逻辑的驱动，要确保这种状态可持续需要美国继续当前的政策。第二，中国正在改变美国的某些同盟或伙伴关系。美国的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均希望从中国和美国获益，希望美国继续介入该地区，但仅限于某种方式、某个时刻的某些问题上。【注释】Pacific Currents, p.231.【注尾】 第三，中国正获得对周边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在经济和外交上对中国这些国家非常重要，它们对中国的利益和偏好越来越敏感，特别是涉及台湾、西藏和人权的问题；中国比较有效地阻止了反华的遏制尝试。这类影响属于“被动性的”，涉及的是让一些国家不做某些挑衅中国的事情。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扩展“攻击性的影响”，亦即分化或者化解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因为中国主张太多反而事与愿违。与中国接触的地区性共识具有尝试性质，因为这些国家无法确定中国的未来会变得更强大还是羸弱，同时它们也担心中国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形成竞争。【注释】Pacific Currents, p.232.【注尾】 第四，东亚没有出现媒体报道中的现实。在东亚地区还没有出现中国霸权，该地区的国家也没有因为预期中国最终会成为霸权而采取“搭车”战略。一些国家担忧中国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但东亚现在还没有出现军备竞赛，没有任何国家因为中国崛起而增加国防预算或者调整军力结构。与此同时，东亚各国加强了现有的同盟纽带并同其他国家构建多样化的安全关系。【注释】Pacific Currents, pp.232~234.【注尾】
具体到被考察的六个国家，情况各有不同。日本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一定的焦虑和无所适从。所有的政党都愿意援引“中国威胁”，而且两国支持双边关系的民意正在下降。中国是日本头号贸易伙伴，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至关重要，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也以年均17%的速度增加。由于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它正竭力实现安全关系的多样化，包括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安全纽带。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关切逐步上升，但国防预算并没有太大变化。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悄悄两面下注的战略。中国不是澳大利亚的政治议题，多数澳大利亚人对中国评价比较积极。中国是澳大利亚的头号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虽然有所增长，但影响不大。在外交上，澳大利亚加强同中国接触，同时努力维持美国的影响，利用多边组织阻止中国成为霸权国。澳大利亚在防务领域积极与中国接触，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日益关注，同时致力于提升同盟协调作战的能力。新加坡的战略是综合性的。新加坡国内没有对华政策辩论，它希望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成为地区整合的中枢。新加坡担忧中国成为亚洲霸国，因而积极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并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关系。韩国与中国的蜜月已经结束，中国不是韩国内政和民意的重要议题，但目前韩国的对华友好的民意正在下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它担忧过度依赖中国，两国的经济竞争逐渐上升。中韩在外交上合作处理朝鲜问题，但双边关系也会因为个别议题受到消极影响；韩国军事上主要关注朝鲜，并依托美韩同盟与中国打交道。泰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是“随风倒”。泰国将中国看作主要的经济机遇，中国对泰国的投资也在增加，但相对于美国和日本仍然比较有限。泰国在外交上利用多边主义改善同美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力争保持灵活性，实现利益最大化。菲律宾对中国的评价比较正面，两国贸易增加迅速但不重要。菲律宾不再将中国看作安全威胁，两国双边接触增加，但美菲关系同样也在加强，菲律宾在外部安全问题上依赖美国。总的来看，六国民意对中国的评价比较积极，同中国的贸易均有显著增加。外交上，六国积极与中国接触，它们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评估各异，从最大到完全没有，但它们都扩大了同美国的同盟合作。
六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该书认为，美国处于加强其核心地区目标的有利地位，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仍在酝酿之中；美国仍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空间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巩固在该地区的作用并建立地区秩序。美国必需对其盟友的关切比较敏感，没有任何国家希望中国控制该地区，但也没有任何国家想挑衅中国或被拖入反华尝试中，或者希望美国离开东亚；美国全球和地区作用的合法性有待加强。美国需要一项有区别的战略，积极介入多边经济和安全机制，并充分理解各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美国应当拓展同亚洲各国的安全合作，继续为该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注释】该书作者麦艾文博士提供给笔者的演示稿。【注尾】
四
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对比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反应，不难看出两种取向：美国关注潜在的中美对抗可能，中国周边国家则强调潜在的双赢可能。全球化促成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目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中美沟通渠道的多样化和制度化使得美国对华政策难以在“接触”或者“遏制”之间简单取舍，原有的大国竞争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国际关系的现实。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相互隔绝，经济和人员互不往来，美苏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实力领域展开全面竞争。美苏当时所进行的沟通更多局限于危机稳定、危机管理，竞争则主要体现在军备领域。当时美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也极为有限，安全利益的冲突和分歧是双边关系的主流。这些情况迥异于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中美当前经济互动频密，中美两国几乎形成了经济相互依存的状态，虽然中美偶尔因为经济问题产生摩擦，但这些摩擦是可控的。中美社会之间的交流远多于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中美高层互访和对话频繁、制度性的磋商频密。两国在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问题上也进行了良好的、有效的合作，特别是朝核危机以及反恐问题。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并不试图挑战主要由西方国家倡导建立的国际制度，当然对于这些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内容中国也主张通过磋商的方式推进改革。目前中美在单个议题上的利益冲突已经不足以牵动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中国只在晚近时期才开始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军事现代化的主题既是为了实现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也是更新军事学说、作战理论，以应对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设一个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并防止他国对中国领土和主权问题的干预，中国无意于称霸亚洲，也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诚如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所言：“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采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注释】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available at: http://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注尾】 此种基本现实表明，断言中国崛起后必将成为类似冷战期间苏联一样的威胁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即使按照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主张对华强硬的政治力量来规划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也不太可能像冷战期间应对苏联威胁一样集纳足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全面围堵中国。在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遏制战略并不可能得到各主要国家的积极回应，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范式已经不能适应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太平洋流》一书对中国周边六个美国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的调研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六个国家大致比较正面看待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为它们带来经济机遇，但它们并没有将崛起后的中国视为潜在的霸权，也不认可中国崛起后必然威胁周边国家的论调。在它们的国防政策规划中，也没有出现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中国崛起的内容，亚洲并不存在美国想象中的军备竞赛。同等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希望面对中美对抗、而它们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的局面，甚至美国在亚洲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也不希望如此，它们均希望能够避免这种“摊牌”的结果。【注释】Pacific Currents, notes 72 in pp.151, 215, 228, 233, 242.【注尾】 不可否认，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甚至加强了同美国的安全合作，这些合作并不是支持美国有朝一日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而是为了保持适度的平衡，【注释】Pacific Currents, pp.17, 245.【注尾】 并通过同中美两国的双重接触获益。事实上，如果美国在与其东亚盟国和安全伙伴合作的过程中采取竞争性的对华政策态势，它很可能也会导致美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疏离。
被考察的六个国家面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外部平衡”，【注释】“Asia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Conference Transcript b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9, 2009, available at: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0129_transcript_asian_response.pdf.【注尾】 即通过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或者同美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而不是像美国一样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主导美日同盟内涵的拓展、推动美印关系的战略转变。面对中国崛起，亚洲各国为什么不像美国那样“深谋远虑”？这种反应值得美国思考。亚洲各国需要美国在亚洲扮演维持地区稳定的角色，但它们不愿意被看作或者当作美国亚洲战略棋局中的“棋子”。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制外交并没有获得其亚洲盟友的支持。【注释】Pacific Currents, pp.17,248.【注尾】 亚洲各国更不希望被拖入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如果出现这种冲突，它们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将因此受损，美国在亚洲存在的合法性将被质疑。因为它带来的将不是稳定与繁荣，而是动荡和战争。届时美国的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极有可能像现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一样，在中美对抗的问题上保持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并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参与限定于特定的方式、特定的事态，而不是如美国所愿“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注释】Pacific Currents, pp.17, 248~249.【注尾】 亚洲各国没有将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看作“零和博弈”，它们也竭力规避这种趋势；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未曾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经济优势拓展针对美国的“攻击性影响”。因此，美国当前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中“接触”的内容更容易、更可能获得其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持续的支持，但这绝不意味着其“防范”的内容也会得到同样的支持。
概言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亚洲可以实现“双赢”。对美国而言，维持亚洲稳定与繁荣的关键不是围堵或者遏制中国的崛起，亦非制造“自我实现的预言”，而是加强中美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并妥善照顾各自的核心安全利益，在容易催生或者诱发冲突的主权问题上慎重决策。如此，面对中国崛起，美国原本可以不必如此忧虑。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