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David Hirst, “IMF Finally Knocks on Uncle Sams Door,” The Age, June 30, 2008.
作者指出，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对美联储展开调查，这显示出美联储信誉的丧失，是对美国金融系统健全性的一次打击。作者在为澳大利亚的《时代》杂志撰写的这篇专栏文章中，援引德国《明镜》周刊的话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这次调查“简直就是给整个美国金融系统拍一个X光片。”这个X光片显示，美联储已挽救了挥霍无度的美国金融机制。但是作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美国改革其金融体系不抱希望。他预计，在美国，这次调查“将会被美国全球广播公司电视频道上拉拉队挥舞着绒球告诉人们现在是购物的最好时机的画面所湮没。”作者指出，对于布什执政期间美联储处理金融丑闻的表现，其他金融团体也持类似的暗淡看法。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主要成员，如加拿大、英国和意大利都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而与此同时，美国市场和美国经济都进入了熊市，我们正开始进入漫长的曲折时期，离重建开始的时候还远。”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4, July/August 2008.
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大多数民众还不富裕，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超级大国之一。在美国和欧盟努力把中国拉入他们建立并维护了60年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候，中国正愈发对这个秩序构成挑战，尽管中国并未提出任何替代这一秩序的方案。作者指出，尽管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有最大的利益，但是它拒绝建设性地参与世贸组织的谈判，几乎导致本轮谈判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他认为，也许更糟糕的是，中国通过大幅度干预外汇市场从而维持其被大幅低估的人民币的币值，这对国际货币体系构成了挑战。中国的做法有悖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已经造成了贸易不平衡，这可能引发美元的崩溃，使全世界的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作者指出，美国要做的是促使中国为全球经济体系提供共同的领导。中国自身的利益应该使它接受这一邀请，承担起其对世界经济运行日益增长的责任。
Daniel Cox and Diane L. Duffin, “Cold War,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Spending Decisions: Dynamic Representation by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cy, Vol. 35, No. 1, Spring 2008, pp.29～54.
两位作者指出，越战前的传统观点认为，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没有什么影响。越战之后的学者们发现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有偶尔的影响，但是仍未能考察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后越战时代的一批学者随后揭示了长期以来存在在公众舆论与防务开支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通过分析不同的政府机构在不同的外交政策领域对公众舆论的反应，以及说明大多数已有成果中没有提及的一个关键变量——冷战的结束，拓展了已有的研究。两位作者建构了一个模型，用以解释公众舆论和冷战对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防务及对外经济援助的开支计划的影响。公众舆论和冷战的结束对总统提出防务开支计划有直接的影响，而参众两院提出防务开支计划主要是受到公众舆论和参议院的政党构成状况的影响。本文指出，在对外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与公众以往的看法相反，冷战的结束为美国增加开支计划提供了机会，而非缩减了美国对外经援的需要。
Antonia Chayes, “How American Treaty Behavior Threaten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pp.45～81.
文章作者是美国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访问教授。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美国目前的条约行为已经过时，而且越来越引发美国的盟友和对美国不太友好的国家的担忧。在核扩散、恐怖主义、人权、公民自由、环境灾难和商业运作等问题上，美国已在国外引起了混乱和愤怒。作者认为，这种气氛无助于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美国引起各国担忧的行动不一而足，其中包括未能批准一些条约，在批准条约之前附加保留意见、谅解和宣言，批准条约之后未能支持条约体制，以及退出条约。作者指出，美国的条约行为不仅反映了它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形成美国目前的条约行为的结构性、历史性原因植根于美国的政府体制。不过，作者同时指出，世界遇到了太多的全球性问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加以解决，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恐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Bonnie Glaser and Wang Liang, “North Korea: The Beginning of A ChinaU.S. Partner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Summer 2008, pp.165～180.
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曾说：“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整个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进程更能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本文的两位作者同意希尔的说法。毋庸置疑，美国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的确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尽管中美两国都认为它们对于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目标一致，但是双方在此问题上进行合作并不是必然的。美国希望用多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而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双边问题。不过，2003年2月份，时任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使中国人确信，布什总统决心用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但是美国方面坚持，必须用多边方式解决这场危机。于是中国开始向朝鲜施加压力，2003年4月多边会谈启动。文章认为，美中关系可以从对朝核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吸取许多经验。美中合作需要双方之间有足够的利益重叠，而中国仍然十分不愿意涉足国际争端的解决，除非这个争端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利益；美国和中国之间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美中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也一直由于双方对对方的长期意图怀有疑虑而受阻。
Hafsa Kanjwal, “American Muslims and The Use of Cultural Diplomacy,”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2, Summer/Fall 2008, pp.133～139.
作者任职于乔治敦大学的穆斯林学生联合会的董事会。他指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挑战将是着手解决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疑虑、恐惧和误解。作者认为，文化外交应优先于公共外交。在公民或者政治层面上与美国结成一体之前，美国的穆斯林群体需要展示一种高雅的文化存在，以塑造一个有内聚力且易被理解的美国穆斯林身份认同。在美国人口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不小，但是这些穆斯林感到他们被“核心”所抛弃，而这个“核心”常常一心一意地关注神学问题。作者论述了美国穆斯林群体所创造的文化和物质财富，并引述了不少个案加以说明。
Victor Cha, “Beijings OlympicSized Catch22,”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Summer 2008, pp.105~123.
作者是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部主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他把中国作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国的地位，形容为一种“第22条军规”的状态：一方面，中国希望借助奥运会的聚光灯提升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中国又不得不面临要求其做出政治改变的强大压力。各种人士已利用奥运会的聚光灯向中国施压，这其中包括女演员米亚·法罗在《华尔街日报》上把北京奥运会称为“种族灭绝奥运会”，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因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辞去了北京奥运会艺术总监的职务。这些压力已使中国在达尔富尔和缅甸问题上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还使中国在一些人权个案问题上做出了象征性的让步。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已经做出了选择性的调整，但是这些压力对中国的长期影响仍不明朗。
Alexis Simendinger, “Michigan: The Depressed State,” National Journal, Vol. 40, No. 26, June 28, 2008.
此文章作为《国家杂志》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考察了潜在的摇摆州的现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密歇根州的情况。他说：“如果说其他各州的情况看起来是暗淡的，那么密歇根的情况则可以说是绝望的。”作为一个严重依赖汽车工业的州，密歇根遭受到经济困难和没收抵押品的重创。人们认为它是全国经济最糟糕的州之一。作者从一个长期支持两党候选人的家庭的视角，论述了密歇根州居民对一位总统的期望。尽管密歇根人对经济状况不满是明显的，但是他们将此情况归咎于哪个党派却并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难以预测哪一位候选人能够赢得大选的原因。文章还论述了总统候选人向密歇根人发出的信息。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信息局；卢宁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