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
读《治理中国》有感
【注释】本文是作者为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一书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该书中文版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注尾】
王缉思
一周之前，在华盛顿到北京直飞航班的候机室里，我同李侃如教授不期而遇。登机后，发现又恰巧彼此相邻而坐。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休息以外，说了不少话，基本上没有脱离“今日中国”这个话题。一如我们两人以往的语言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他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临别，李侃如教授非常礼貌地再度提醒我，《治理中国》一书中文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唯独缺我答应给他写的序言。
其实，要讲学术，我没有给本书作序的资格。虽然我一生一世在中国生活，而且在海外如果有讲学的机会，主题也是中国政治与外交，但绝不能说自己全面了解中国。本书内容之丰富，超过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治理中国》，不仅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还想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说要“从国情出发”，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情，研究自己的国家，也因为“身在此山中”等多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要把“中国政治”这样一个高度复杂、高度敏感的议题浓缩到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里，既力求客观公允，又不失独立见解，非一般功力可逮。从了解自己的国情、国史、国策的角度出发，读这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这是我管窥所及，极力向国内读者推荐本书的最大理由。
当然，如果深究细节，任何一个中国读者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实或观点。例如，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认为本书第一章中对儒学的概括过于简单，褒扬不足；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书中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的许多描述同自己的理解有出入；对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读者，可能会对第十章中关于当今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更有其价值和可读性。
本书观察中国政治的广阔视角，是国内外许多相关著作难以企及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厚今薄古地纵向描述了中国政治史；第六章和第七章论述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过程；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则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对外关系等角度刻画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发展前景。这种章节间纵横交错、章节内丝丝入扣的写法，符合《文心雕龙》所称的“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本书看似简单的章节安排和深入浅出的内容陈述，其实是以深厚的政治学功底为基础的。李侃如没有花费宝贵的篇幅去表述写作本书的方法论，而是把严谨的方法和学风融化到全书结构以至每一个注释之中。他也没有刻意将中国比照于西方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随处可见。本书原版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所以要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有时不能不借用奥斯曼帝国、苏联、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事例来做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同他国相比才能突出“中国特色”。从学术上研究中国政治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需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找出各国政治的共性和个性。本书对于我们理解怎样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别政治，如何从学术角度观察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读《治理中国》有感美国研究
《治理中国》中的“治理”（govern及其名词形式governance）一词在现代政治学上的含义，值得深究。Govern的本意是统治、支配、统辖，所以其名词形式之一是government，即政府。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执政党与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参政议政、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居民自治与互助、公民依宪监督、依照民意与听证会立法、司法部门监督行政等等，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本书第十章专门论述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作为本书的中心议题和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或可换一种解释：本书标题的“治理”是“治”（ruling）和“理”(managing)的结合，其行为主体不仅是架构于社会之上的政府，也包括社会本身。对于习惯于把“政治”看成“政府事务”的中国读者来说，了解这点至关重要。
“治理”与“政府”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论述环境的第九章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用接近本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去描绘中国环境质量的下降，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治理环境的艰苦努力，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九章也是给我最深印象、最大感触的一章。环境恶化，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之路上最大的羁绊。环境政治，也因而越来越成为“大政治”。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本书可以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水平和深度。李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治学与为人也深受这位先师的影响。同西方中国学先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主攻历史不同，鲍大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在本书第一章，可以看到作者借鉴费正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撞击-回应”模式的痕迹。在全书的其他章节，作者又多处引述了鲍大可的著述。比鲍大可、白鲁恂(Lucian Pye)等老一代学者更为幸运的是，李侃如刚刚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就赶上了美中关系改善和随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使他能有很多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社会各界进行深入接触。本书引证了大量事实、数据和结论，其中许多来自于作者本人及其西方同行近30年来在中国调研的“活材料”，而不是仅仅来自一般的书报资料和政府文件。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书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几代汉学家和当代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厚实积淀之上。中国学者在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同西方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能对他们几代人、近百年的知识积累视而不见。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中国学者来说，阅读本书和其他许多类似著作，还可以对比出我们在研究方法和深度上的不足。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精英的一个普遍说法，是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这个判断当然是正确的。但凡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谁不知道奥巴马、尼克松、好莱坞、迈克尔·杰克逊、波音、微软？相比之下，除了中餐馆、功夫片和“中国制造”的商品外，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所知有限。但是，说到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了解，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美国问题研究，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差距与不足。比如，以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等为自己的终生专业方向的中国学者，其人数最多只有研究中国相应问题的美国学者的几十分之一。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美国的学术专著中，真正基于个人长期钻研而又有创见的，当属凤毛麟角。像本书这样全面论述“当代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中国学术专著，似乎尚未问世。因此，在阅读本书之后，我们更应当对中国人了解美国的程度、研究美国的水平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的态度。
李侃如教授和与他年龄相仿或更年轻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在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成名成家的。同其学术前辈相比，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提供政策建议，以至直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卡特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经与李侃如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政治系长期共事，合作著书立说（本书多处引用他们两人的合著）。不幸的是，奥克森伯格在2001年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在克林顿时期，李侃如和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都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直接进入政府，分别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直接处理对华关系。直至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府内外出谋划策。李侃如教授去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到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在政策咨询的舞台上更加活跃。
一代代学者专家对中国的理解、视角、观点以及不同学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潜移默化，形成了既有大共识、又有小分歧的思想背景。《治理中国》这本书虽然不直接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但从其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判断特别是第十一章对中国未来所做的预测中，可以推衍出作者本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务实思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的深思与担忧，而不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形成的威胁。
回到序言开头提到的我同李侃如教授在飞机上的促膝长谈。他说，今日中国最令他感到担忧的，一是社会价值观的缺失，二是水资源日益缺乏。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的困难，以及在这一重大项目中各方利益的碰撞。我一边惊愕于他对事实的占有（特别是同我们这些所谓美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了解相比），一边在想这同美国利益有何关联？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想到这里，本书给我的厚重感，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内容本身。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