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
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述评
【注释】本文是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08年度课题“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对中心的资助表示感谢。同时，对两位匿名课题评审人所提的修改意见表示感谢。【注尾】
于铁军
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部门，除了政府自身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大的智库，如兰德公司(RAND)、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外关系委员会(CFR)、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之外，【注释】这些智库的情况，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注尾】 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自身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是许多重要战略思想的诞生地，而且还担负着向政府和其他研究机构输送人才的任务，构成了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根基。【注释】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与国家安全及国际安全等几个概念大致通用。稍有不同的是，战略研究的军事及政策含义要更多一些。关于战略的定义以及战略研究与军事研究和安全研究之间的区别，参见Richard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October 1997), pp.8~9; John Baylis et al., Strategy in the Cotemporary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3; Joseph S. Nye and Sean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p.6~7。本文中将把国际战略、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战略三个概念等同使用，不再加以区别。还需要指出的是，就广义而言，地区研究也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限于篇幅，本文的讨论不包括美国大学中那些专门的地区研究机构。【注尾】
本文将以既有文献材料和笔者对美国战略研究学者的访谈为基础，首先对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兴起的背景及历史沿革情况作纵向的考察；然后以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四所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为案例，对其发展脉络、研究重点、学术路径及研究特色等加以比较；最后，对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的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归纳和评估。
一、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兴起的背景
国际战略研究进入美国大学，并成为大学科研和教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美国从一个内向型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外向型大国，崛起于世界舞台。在新的冷战国际环境下，面对激烈的美苏全球竞争以及军事技术的大发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国家安全事务研究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战略研究逐渐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为军人所垄断的局面，民间战略家（防卫知识分子）开始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讨论与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大学中，战略研究相当少见。在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潮影响下，美国学者倾向于将战争及其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连“政府的军事机构也被视为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潜在的威胁。反军国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种自由主义在大学当中获得了稳固的支持。”【注释】Gene M. Lyons and Louis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ew York, N.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5), pp.35~36. 本节内容多取自该书。【注尾】 在这种大氛围下，一个学者如果对军事问题感兴趣便有可能被看作是黩武和无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关于战争机构和武力在国际政治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在美国大学中便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注释】Gene M. Lyons and Louis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注尾】
1930年代中后期，随着战争阴云笼罩欧洲，对外政策中的军事因素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1935年，芝加哥大学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注释】Harold Lasswell,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New York: McGramHill, 1935).【注尾】 一书的出版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拉斯韦尔首次将军事力量的主要任务确定为“对暴力的管理”。拉斯韦尔的著作源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所进行的政治心理学研究，并得益于他在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领导下所进行的另一重大研究项目——“战争研究”的启发。赖特是当时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教授，他于1926年便开始启动“战争研究”项目，试图厘清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碍了和平。1942年，作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两卷本的《战争研究》。【注释】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注尾】 这一项目的一些参与者不久之后便在战后美国的战略研究界崭露头角。【注释】后来在美国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界的几位掌门人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和克劳斯·诺尔(Klaus Knorr)，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加入到战争当中，使得军事问题成为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早在1935年，为促进国际关系研究与训练，在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的大力支持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积极赞助下，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战略研究的重镇。成员包括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弗里德里克·邓恩、威廉·福克斯、伯纳德·布罗迪和克劳斯·诺尔等人。在战争期间该所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军事安全已开始被作为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加以探讨，这包括美国“地缘政治”学派的领军人物斯派克曼讨论美国对外政策的经典之作——《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注释】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注尾】 以及沃尔弗斯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相互冲突的对外战略的重要著作——《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和法国》。【注释】Arnold Wolfers, Britain and France between Two Wars: Conflicting Strategies of Peace Since Versaill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0). 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史家Marc Trachtenberg称赞该书是利用公开文献研究当下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典范之作，参见Marc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54.【注尾】
在普林斯顿大学，对军事史和战略研究深感兴趣的高等研究所教授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e Earle)于1940年领导创建了一个军事问题研讨班。1943年，厄尔在该研讨班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战略思想史论文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注释】该书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一部战略研究的经典。参见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此书后来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彼得·帕雷特主持修订，于1986年再版。中文版参见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注尾】 在以后十数年中，该书一直是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中的标准教科书。另外，在厄尔的帮助下，布罗迪出版了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机器时代的海上力量》。【注释】Bernard Brodie, Sea Power in the Machine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注尾】 厄尔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开展的工作也促使哥伦比亚大学在1941年开设了一门名为“战争与国家政策”的课程。该课程由当时的公法与政府系及历史系共同开设，并得到其他院系和哥伦比亚大学以外学者的鼎力协助。【注释】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37.【注尾】
芝加哥大学、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所从事的上述工作主要关注与国际关系相关联的军事问题，并成为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的先驱。
无论是在战争当中，还是在战争末期与战后初期各国围绕国际秩序的重建而展开的外交折冲当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1945年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更被认为是给国际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此时的美国，日益处于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代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包括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东西方冷战的开启、苏联核爆炸成功、美国决定发展氢弹、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以及北约和华约的建立等，使无论是美国社会对军事问题的态度还是学者对国家安全事务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面对这一连串的重大变局，美国应该做出怎样的战略反应，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头等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对美国知识界的严峻挑战。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兴起的。
二、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
按照研究内容和重点的变化，可以将战后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越南战争结束，是美国大学中战略研究兴起、继而又陷入低迷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是战略研究复苏和再度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从冷战结束到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是战略研究范围扩大、新议题不断涌现的阶段；第四阶段从2001年到现在，以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非传统安全研究等为主要特色。
（一）第一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越南战争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东西方冷战，使现实主义理论和安全研究压倒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研究，成为战后美国大学中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随之而来的，是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热的兴起。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以克劳斯·诺尔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战争潜力、经济动员、北约战略及核威慑进行了理论探讨。【注释】Klaus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中译本参见克诺尔：《战争潜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2年版; Klaus Knorr, NATO and American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William 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Glenn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注尾】 哥伦比亚战争与和平研究所（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资助了对战争原因和防务决策的研究。1951年和1958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先后成立，并依托其学校的雄厚实力，在军备控制和第三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等领域迅速崛起，成为出色的国际战略研究基地。【注释】在美国空军资助下于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研究的学术重镇，而实际上，兰德公司中战略研究的骨干大多也来自于大学。在活跃于1950和1960年代的兰德公司的民间战略家中，布罗迪受教于芝加哥大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后转往兰德公司，最后又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沃尔斯泰特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兰德工作了12年之后转往芝加哥大学任教；谢林(Thomas Schelling)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该校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四位创立者之一，其在兰德公司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是利用自己的学术休假进行的；威廉·考夫曼先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战略研究，后到兰德公司，最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亨利·罗文(Henry Rowen)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注尾】
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的战略研究主要聚焦于核战略、威慑与军备控制研究。1946年，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当时尚在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的布罗迪即主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讨论核武器之国际政治影响的著作——《绝对武器：原子武力与世界秩序》。【注释】Bernard Brodie, ed., The Absolute Weap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中译本参见伯纳德·布罗迪等：《绝对武器》，于永安、郭莹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注尾】 核武器的诞生、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以及核战争的梦魇刺激了核战略理论的生成。由于人类从未经历过核战争，【注释】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由于不存在报复性核打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核战争。【注尾】 所以与以往战争不同，核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更多是理论性而非经验性的，学者们只能依靠核爆炸的各种技术参数来验证核战争的各种假设，这使得关于核战略和威慑理论的讨论更多地要运用演绎推理和博弈论，也使得学者比职业军人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方面具备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们考察了核威慑的性质和含义、设计了制止侵略行为和阻止冲突升级为热核战争的各种替代性战略，并就如何控制武力的使用、如何组织核力量来维持美苏之间的相互威慑等发展出一套高度发达的理论。由他们所发明的一系列概念，如“打击力量”“第一次和第二次打击能力”“军备竞赛的稳定性”“相互确保摧毁”“灵活反应”“逐步升级”和“有限核战争”等，对美国政府的国际安全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注释】Nye and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9;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chap.1.【注尾】 这些学者出身的民间战略家包括兰德公司的布罗迪和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从耶鲁大学转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的沃尔弗斯和从芝加哥大学转往该中心的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基辛格、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亨廷顿，麻省理工学院的马科斯·米利肯(Max Millikan)、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和林肯·布卢姆菲尔德(Lincoln Bloomfield)，普林斯顿大学的诺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福克斯等。【注释】诺尔和福克斯从耶鲁大学分别转往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注尾】 在这些学者当中，考夫曼（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首先讨论了关于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问题；【注释】Kaufmann, ed., Military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注尾】 基辛格和奥斯古德最先系统讨论了核时代有限战争的重要性；【注释】Henry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Robert Osgood, Limited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注尾】 卡恩迫使人们讨论防御的非军事侧面，甚至“不可设想”的核战争的可能性；【注释】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注尾】 而谢林则使军备控制成为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释】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p.45~46.【注尾】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美国大学中的战略研究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随着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上台而达到高潮。肯尼迪将很多文人战略家任命为政府中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官。单是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就占据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及其两个副手、总统科学顾问、两个助理国防部长、一个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和两个助理国务卿等重要职位，在其他各政府机要部门的顾问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更不计其数。【注释】Thomas Schelling, “Academics, Decision Makers, and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A Comment on Jervi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Richard Sission, ed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emocracy, Autonomy, and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7. 另参见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齐沛合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注尾】 即便是那些不在政府中任职的战略家，也可以通过各种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对决策施加影响。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之间的直接对峙走到了顶点。之后，东西方竞争的焦点开始转向第三世界，尤其是越南。在此背景下，许多战略家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向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有限战争和“反叛乱作战”问题。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不得人心的政策降低了战略研究在美国大学中的合法性和受欢迎的程度，也造成了战略研究界的分裂，而1970年代初期的美苏缓和又使此前战略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关注点——威慑问题丧失了紧迫性。在1960年代末之后的大概10年中，除了军备控制研究之外，大学中真正有关军事问题的研究很少。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成立了重点研究军备控制问题的中心，出版了很多讨论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著作，对此前提出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有价值的验证和补充，但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是技术性的和非历史的。【注释】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16.【注尾】
相比之下，倒是以哈佛大学的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为代表的重视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的做法，在当时以兰德公司的博弈论和定量研究为代表的国际战略研究模式居于主导地位的大氛围下，另辟蹊径，而且这种研究路径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另外，当时还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关于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和错误认知的研究，以及其对“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阐发，也是对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注释】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该书是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版的。中译本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受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战略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1977年，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当时在该校任教的罗伯特·基欧汉和小约瑟夫·奈出版了《权力和相互依赖》一书，一反传统安全研究以国家安全为中心，以军事力量为构成国家权力之最重要因素的研究路径，强调跨国相互依存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下降，在国际关系研究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注释】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在此之前，该书中的一些主要思想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组织》等杂志上，并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于翌年出版了单行本，参见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Summer 197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注尾】
关于这一阶段美国的战略研究，贝茨评论道，“战略研究在第一个周期的理论突破更多地是来自于威慑、核战略和逐步升级理论，而不是革命、干涉和次常规战争。第一个周期战略研究的缺点是，绝大多数的注意力都投放在了最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上面，而对于最可能发生的战争类型的关注却姗姗来迟。”【注释】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15.【注尾】 赫德利·布尔则指出，“很多战略分析所达到的技术上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是以牺牲战略与政治多样性及变化之间的联系为代价的。” 【注释】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4 (July 1968), p.600.【注尾】 但他同时也认为，后人即使不接受这些文人战略家的研究成果，至少也会把它们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严肃的尝试。【注释】Ibid., p.605.【注尾】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战略研究学者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则批评道，在美国有关核武器和威慑理论的论著中，不仅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因素消失殆尽，甚至连作战层面的因素也难得一见，核武器的技术能力被看作是本身便具有决定性，以至于现实冲突的政治动机、相关的社会性因素乃至军事战斗本身都不在考虑之列，这种做法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注释】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57, No. 5 (Summer 1979), p.982.【注尾】 虽然这都是对美国这一时期整个战略研究界的评价，但基本上也适用于这一时期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的研究状况。
总之，在第一阶段中，战略研究在战后美国大学中迅速兴起，并在1950~1960年代进入“黄金时代”，这期间核战略、威慑理论、军备控制和有限战争理论等构成了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进入70年代以后，认知理论、决策过程分析、相互依存理论开始对战略研究产生较大影响。70年代中后期，受越南战争、美苏缓和、美国大学中的反战运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大学中的战略研究走向低潮。
（二） 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之间自70年代以来的缓和宣告终结。进入80年代后，随着里根政府上台并对苏采取强硬政策，美苏新冷战开启。从国内情况来看，美国也渐渐从越南战争后遗症中恢复元气，越南战争期间那种举国低迷的状况有所改观，大学中对战略研究的热情渐趋恢复。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所引起的反应是，以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在与以相互依存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对峙中又暂时占了上风。
这一时期美国大学中战略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和成果有：【注释】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p.17~20;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pp.5~25; Nye and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p.15~20；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1991), pp.216~222.【注尾】（1）有关战略情报的研究，如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主编的《洞悉敌手》一书，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列强对本国对手的战略情报评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试图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判断提供某些借鉴。【注释】Ernest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y: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注尾】（2）对1960年代核战略及核威慑理论的实证分析，如有学者运用新解密的材料对建立在60年代核威慑理论基础上的一些政策推论进行了验证，【注释】Scott Sagan, Moving Target: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注尾】 有的学者则对作为理性威慑范式核心的完全信息及理性计算模式提出了质疑。【注释】Richard Lebow, Between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idem,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注尾】（3）围绕常规战争战略的争论，如核条件下常规战争的重要性、常规威慑的要求、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及其测量方法、国家采取不同常规军事战略的原因等。【注释】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注尾】（4）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大战略研究，如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对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的研究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注释】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梁于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注尾】（5）新的安全议题的研究，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理查德·厄尔曼（Richard Ullman）1983年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的《重新界定安全》一文认为，美国冷战时期对安全的定义“极为狭隘”“极端军事化”，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及随之而来的对资源的争夺和跨国移民、日益减少的资源等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因而也都是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注释】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p.129~153.【注尾】（6）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研究，包括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概念、来源及演变、发挥作用的途径、优势及弱点，以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运用等。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但安全机制、安全制度与国际之间的安全合作自此也成为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注释】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注尾】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主要注重现实政策层面的考察，特别是对苏军事政策方面，那么本阶段国际战略研究的学术性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升。与前一阶段新概念、新术语频出的国际战略研究相比，本阶段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经验实证研究，对一些概念和理论的辨析也更加深入细致，在研究方法上则出现了从定量分析和博弈论向比较历史案例研究回归的趋势。同时，随着冷战接近尾声，要求拓宽安全研究的领域，使之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呼声日渐增高。
（三） 第三阶段：从冷战结束到九一一事件
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大战和冷战是推动战略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冷战时期主要对手、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主要对象苏联的突然消失，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一度处于无所适从的状况。有些学者如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甚至认为：“也许，废除战略研究这一分支领域的时刻已经到来。”【注释】David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October 1995), p.135.【注尾】 而反对者则指出，大学中的战略研究远没有到收摊儿的时候。如理查德·贝茨认为，由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战略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仍将继续存在下去：（1）大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有可能发生，因而仍然有必要继续对之予以密切关注；（2）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中，军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加以考虑；（3）美国防务预算的规模和组成情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既影响对外政策，也影响国家的财政和社会政策。而制定国防预算的决定权不能完全交给军方，需要有懂军事的民间战略家参与其中，以决定什么样的国防预算规模是适当的；（4）美国的政军关系仍然存在种种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而所有这些工作，都属于战略研究的范畴。【注释】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p.7~8.【注尾】 另一位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则指出，虽然冷战的结束会使研究力量及经费转向其他领域，但这只是暂时的。海湾战争使人们认识到军事力量依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忽视这一点将会导致惨痛的结局；安全研究在许多大学院系中已经制度化，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最为重要的是，冷战秩序的崩溃将会导致新的政策问题和研究难题的产生，因此，安全研究的议程将会扩充而非萎缩。【注释】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222.【注尾】
的确，进入90年代之后，新的安全研究议题如民族冲突、内战、人道主义干预、联合国维和、非传统安全、文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新军事革命以及攻防理论的有效性等接连涌现，这与冷战时期国际战略研究局限于美苏关系和军备竞赛等少数议题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国际战略研究的范围大为扩展。同时，学者们对国际战略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传统议题，如国际秩序如何构建、霸权体系是否稳定，以及实力均衡论等，又根据两极格局结束之后新的国际形势进行了新的阐释。【注释】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pp.25~37.【注尾】 另外，在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的关系、组织理论、战略文化及大战略等领域，也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注释】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ott Sagan, The Limits of Saf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bert Pape, Bombing to Wi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注尾】
学术界在围绕安全研究的范围和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关于国际安全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激烈的争论。1999年，当时尚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斯蒂芬·沃尔特在《国际安全》上发表文章，列举大量实例，对安全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方法和形式模型（formal model）特别是博弈论的过度运用提出批评。《国际安全》杂志继而邀请运用理性选择方法和形式模型方法的一干著名学者，如比诺·德马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等人做出回应，双方形成激烈论战。【注释】Stephen M. Walt,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5~48; 几位安全领域中重量级学者对此文的回应，以及沃尔特的再回应，参见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注尾】 赞成运用上述方法的人认为，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世界政治，比运用历史案例研究法，比分析观念、规范和信念，比运用心理学更科学，更能取得累积性的进步。而理性选择方法的批评者则认为，形式模型无法反映政治行动的复杂现实，不论其如何精确、如何符合逻辑，方程组都无法代替对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有批评者认为，理性选择模式关于行为体动机的假设常常是不现实的，形式方法对理解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贡献很小。【注释】Sean M. LynnJones, “Preface,”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pp.ix~x.【注尾】 这些方法论方面的辩论虽然没有最终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种辩论在明确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防止各种方法论方面的陷阱从而维护方法论多元主义方面，仍然是有益的。
（四） 第四阶段：从九一一事件至今
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遂转向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及其盟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占领一直受到“基地”组织等的袭击和骚扰，占领军伤亡数字不断攀升，反恐任务艰巨。与此同时，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日程表上的重大议题。另外，美国还要应对中国的崛起，调整与俄罗斯的关系，修补因伊拉克战争而与其欧洲盟国所产生的嫌隙，并着手解决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面对上述种种挑战，美国大学中的战略研究也随之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例如斯坦福大学承接了国土安全部的课题，重点从研究恐怖主义组织的组织结构入手来提高反恐效果；举办城市中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袭击的各种演习；密切关注南亚核问题和朝核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开始研讨各种新的安全威胁的应对和解决方法，如移民、内战等，同时深入研判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战略走向。哥伦比亚大学重视民族主义、联合国维和，以及战略情报的评估等课题。哈佛大学则关注核扩散、能源安全和预防性防御等问题，美国大学中的战略研究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三、案例研究
现在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大都设有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机构。笔者将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选取四个战略研究历史较长、水平较高、且有自身特色的大学，即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为案例，从微观层次上考察这些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的发展及运作情况，包括其研究项目的设置、研究力量的组织、研究路径的选择、研究成果的特色，以及国际战略研究如何与现实情况及实际政策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注释】由于篇幅所限，有些重要的机构，比如特别重视通过历史研究来考察国家大战略问题的耶鲁大学，本文便没有加以讨论。以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核心的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项目很有特色。肯尼迪关于英德海军竞争、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加迪斯关于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研究，都已成为这些研究领域中的经典。【注尾】
（一）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早设置政治学研究生专业的综合性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便成立了国际事务学院，【注释】该院现已更名为“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简称SIPA)。【注尾】 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几个地区问题研究机构，如俄罗斯研究所、东亚研究所、中近东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等，旨在为美国培养能够处理日趋复杂的国际问题的人才。1950年，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强调有必要开展历史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战争的性质和爆发战争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研究所遂于1951年成立。【注释】2003年，前美国外交官Arnold Saltzman向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捐资，现在该所已被冠名为“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注尾】 不过，当时该所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理论和政治过程方面，而不是像艾森豪威尔建议的那样放在历史分析方面。首任所长是政治学家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在他的长期领导下，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成为美国大学中从事战略研究的中心之一。
研究所起初完全是一个研究机构，所里的研究人员不必为学生上课。研究所为研究员提供研究经费及良好的研究环境，鼓励研究员从事战争和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并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福克斯认为，研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应该具有学术性，而不是那种更适合记者或政府机构从事的主要靠信息来源才能完成的工作。研究所“应避开当前的政策问题，将自己的研究聚焦于那种适合于在大学中进行的个性化的学术研究项目，即那些能够影响长远政策的基础性研究”，为决策提供各种可能的选择。【注释】Lyons and Morton, School for Strategy, p.136.【注尾】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研究所开展的研究既聚焦于防务和国家安全等政策领域，又带有学者自身的个性化学术特征。如研究所早期资助出版的沃尔兹、亨廷顿和华纳·希林（Warner Schilling）对战争原因、防务政策及其决策过程的研究均成为各个领域的经典作品。【注释】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该书中译本参见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Samuel Huntington, The Common Def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Warner Schilling, Paul Hammond, and Glenn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注尾】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了教学水平的提高。很多研究成果转化成了国际战略研究的教学大纲。后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开始给学生开课，吸引了许多优秀学生选择安全领域作为自己博士学位的主攻方向，从而使国际战略研究在美国得以薪火相传。
目前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在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领域仍保持着强大的阵容：杰维斯、沃尔兹、杰克·斯奈德及理查德·贝茨都是该领域中的著名学者。在该研究所攻读国际安全方向博士学位的学生一直保持在20人左右，平均每年都为美国战略研究界输送多名博士。【注释】参阅http://www.columbia.edu/cu/siwps/programs.htm, 2008年9月10日。【注尾】 研究所（与哥大政治系合作）培养的人才不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而且在政府部门也发挥了实际影响力。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维克特·查（Victor Cha）均来自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所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战略研究著作，如：杰维斯的《核革命的意义》与《不合逻辑的美国核战略》，【注释】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dem, The Illogic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注尾】 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与《进攻性意识形态》，【注释】Snyder, Myths of Empire，该书中译本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于铁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注尾】 以及贝茨的《情报的敌人：美国国家安全中的知识与权力》与《军事准备》等。【注释】Richard Betts, Enemies of Intelligen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idem, Military Readiness: Concepts, Choices, Consequenc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注尾】 其中，杰维斯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斯奈德的国内政治、民族主义、民主化与战争之关系的研究，以及贝茨的战略研究等，在美国学术界均据有重要地位。
上述著作体现出研究所的以下研究取向：（1）重视战略研究与政治学理论及比较政治相结合。【注释】笔者对杰克·斯奈德教授的访谈，北京，2007年10月17日。【注尾】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坚持从政治、军事、历史、法律、经济、伦理、心理和哲学等不同维度来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视野开阔，理论性强。（2）注重国际战略研究中的军事要素，认为战略介于军事和政治之间，要研究国际战略，不能不懂军事。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研究所现任所长贝茨为核心组织的“军事行动与战略分析暑期研讨班”（Summer Workshop on Analysi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Strategy, SWAMOS）的活动。该研讨班从1997年开始，每年一届，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研讨班教员包括贝茨、麻省理工学院的巴里·波森(Barry Posen)、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以及来自美国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官。学员则主要是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国际安全及战略的博士研究生和年轻的大学教员。该研讨班所研讨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军事领域，如常规战争、核战略、非常规战争、战略战术的评估方法、国防预算、政军关系等。研讨班的活动长期得到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的资助，对美国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独特贡献。【注释】关于“军事行动与战略分析暑期研讨班”的情况，参阅http://www.columbia.edu/cu/siwps/swamos.htm, 2008年9月10日。【注尾】
（二）哈佛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
相比其他几个大学，哈佛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较为分散。1950~1960年代，在哈佛大学有三个主要的国际战略研究与教学机构：1954年建立的“防务研究项目”、1958年建立的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1960~1961年建立的“科学与公共政策项目”。三个项目互不隶属，但研究和教学人员又多有交叉。目前仍存在的，只有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注释】有关该中心成立前25年的活动，可参见David 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Harvard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8~198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998年，该中心被冠名为“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参阅网页http://www.wcfia.harvard.edu/about, 2008年9月10日。【注尾】
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成立于1958年，旨在“就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首任中心主任是杜勒斯主持国务院时担任过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鲍伊，副主任由当时刚留校任教不久的基辛格担任，主要创建人员还有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等人。以哈佛大学在美国教育界的地位、资源、人才乃至在决策界广泛的人脉，中心成立之后不久便在军备控制领域迅速打开了局面。当时在波士顿的剑桥，活跃着一个被称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军备控制小组”的非正式讨论圈子，其成员主要是来自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员，也有来自美国各地的学者和重要政府部门的官员。哈佛教员方面有鲍伊、基辛格、谢林和保罗·多蒂（Paul Doty）等人。【注释】该研究小组的活动情况，参见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78~90.【注尾】 该研究小组每两个或三个星期碰头一次，就小组成员撰写的一篇或数篇军控方面的论文展开讨论。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该小组最初的活动提供了资助。该小组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军控领域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因此也成为美国当时军控研究的中心之一。1961年，中心推出了两部在战略和军控领域有重要建树的著作，即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注释】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注尾】 以及谢林与哈尔珀林合著的《战略与军备控制》。【注释】Thomas Schelling and Morton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注尾】
军控领域之外，中心的另外两个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与大西洋共同体，以及第三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注释】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24~25.【注尾】 亨廷顿在政军关系、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注释】亨廷顿曾担任中心第三任主任，其《军人与国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两书，是政军关系和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参见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注尾】 中心的主要成员大都出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部门（国务院、国防部、国际安全委员会等）的重要职务，或与政府决策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注释】具体情况，参见Atkinson,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195~196, 211~213.【注尾】
1989年，在中心之下又设立了奥林战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标志着中心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的拓展和进一步制度化。该研究所所长由亨廷顿长期担任。2000年亨廷顿卸任后，由原副所长、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斯蒂芬·罗森继任。【注释】罗森也是当今美国战略研究界的一位重要学者，其著述包括Stephen Peter Rosen, Winning the Next War: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n Milita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等多部。【注尾】 研究所的宗旨是：（1）就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安全和战略的重大议题展开具有政策含义的基础性研究；（2）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培养和储备战略与国家安全领域的人才。【注释】参阅网页http://www.wcfia.harvard.edu/olin/index.htm，2008年9月10日。【注尾】 在过去近20年中，奥林国家安全项目通过为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优秀的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博士后和高等院校的年轻教员，每年10人左右）提供住所和研究经费的方式，为美国战略研究界培养了大量人才。【注释】查看“奥林研究员”的历届成员名单，会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活跃在当今美国战略研究界的骨干力量。不过，最近由于奥林基金会的赞助到期结束，奥林奖学金项目已告终止。【注尾】 而亨廷顿在担任奥林研究所所长期间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及之后提出的“我们是谁”的认同政治问题，为国际政治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从目前来看，哈佛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更为活跃的是设立较晚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该学院在1960年代中期命名之后，在政治学家诺伊施塔特和艾利森、历史学家梅的持续努力下，发展起一种从案例研究入手来研究国际战略的路径。
诺伊施塔特曾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过官员，对大战略的国内运作一直十分关注。1960年，当时尚在哥伦比亚政治系任教的诺伊施塔特撰写了《总统权力》一书，以案例比较的方法对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有效运用权力和积极行政的重要性。【注释】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New York: John Wiley, 1960).【注尾】 肯尼迪1961年上台后，诺伊施塔特曾经担任过肯尼迪的特别顾问，奉命对美英关系中一度十分棘手的“空中闪电”(Skybolt)导弹危机做过深入研究，显示了他对案例研究的偏好。【注释】参见Richard E. Neustadt, Report to JFK: The Skybolt Crisis in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尾】 诺伊施塔特这种看上去有些“老式”的研究方法与当时那些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神童”战略家相比，体现了一种冷静和审慎的风格。与诺伊施塔特的研究路径相类似，梅也十分重视决策过程与案例研究。他对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完全败于德国的教训及对美国对外政策中历史的运用与滥用的讨论，【注释】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注尾】 还有后来长期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艾利森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所归纳出的三种决策模式，【注释】Graham Allison,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 Brown, 1971). 该书新版参见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9).【注尾】 都成为战略研究中的“应用历史学”和“应用政治学”的成功范例。【注释】亦有学者看到了这种研究路径的问题，譬如说，借鉴历史案例的经验必然涉及到类比的问题，那么哪些类比是合适的，哪些类比是不合适的呢？在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区分的标准吗？抑或标准也是不确定的？三种决策模式的分析方法是否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存在一种全面解释的可能？参见Bruce Kuklick, Blind Oracles: 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2~94, 165~167.【注尾】
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的国际战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其前身“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是哈佛生物化学家、军控专家保罗·多蒂为重振在越南战争中受到冲击的战略研究而于1973年在哈佛创办的“科学与国际事务项目”。1978年，该项目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被纳入肯尼迪政府学院中，成为该学院第一个常设中心——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中心致力于整合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具有政府、外交、军事和工商业经验的实际工作者的洞见，为应对那些来自于国际安全领域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环境政策和国际事务相交叉的关键问题领域的重要挑战提供具有政策含义的知识。【注释】参阅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roject/46/international_security.html?page_id=33, 2008年9月10日。【注尾】
围绕上述宗旨，中心成立以来，在推进安全和战略研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拥有一批在国际安全和战略界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如艾利森、小约瑟夫·奈、斯蒂芬·沃尔特等，他们或利用学术休假到政府当中担任高官，或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某一重要问题作证，或为政府某个部门提供咨询，或通过媒体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将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两者结合起来。如奈曾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出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另外，他还担任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
中心负责编辑出版的《国际安全》季刊，自1976年创刊以来，已发展成为安全和战略研究领域的顶尖杂志，同时还相当成功地避免了学术杂志曲高和寡的弊端，其读者群并不局限于学术界，在政策界也有重要影响。中心编辑出版的国际安全系列丛书，自1994年至2007年已经出版了近50部著作，其中佳作颇多。【注释】如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0); Peter Feaver and Richard Koh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 CivilMilitary Gap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当前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个国际安全书系是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全研究丛书”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史和国际政治丛书”，但这两个书系都是开放性的，并非为一所大学的研究中心所主持。【注尾】 目前中心正在实施多个大型研究项目，如由艾什顿·卡特教授和斯坦福大学教授、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共同担纲主持的哈佛—斯坦福“预防性防御项目”等。【注释】该项目已经出版的著作，参见Ashton Carter and John White, eds., Keeping the Edge: Managing Defense for the Fu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1).【注尾】 另外，奈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注释】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90); Idem,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注尾】 此次奥巴马政府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之后首次东亚之行中一再提及的“巧实力”（smart power），其发明权似乎也应该归于奈。【注释】Joseph S. Nye, Jr., The Power to Le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注尾】
（三）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S)和政治系联办的一个跨学科的科研与教学机构。目前该项目共有8名核心成员，其中4名为政治系教授，4名为中心专职研究员，另有来自校外和其他国家的23位特约研究员和访问学者，以及34名研究生（其中大多数是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生），目前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培养国际安全领域高级人才的项目之一。【注释】MIT Security Study Program, Annual Report 2006~2007, p.1, available at: http://web.mit.edu/ssp/program/MIT_SSP_AnnualReport200607.pdf, September 14, 2008.【注尾】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安全项目母体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创立于1951年，首任中心主任是经济学家马克斯·米利肯。中心成立之后主要致力于研究国际传播及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注释】中心研究员、负责第三世界经济与发展项目的沃尔特·罗斯托曾担任过肯尼迪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的副手，是哈尔伯斯坦笔下所谓“出类拔萃之辈”中的一员。【注尾】 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方面的研究是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心1961年出版的年度报告书称：“直到最近，中心只是相当边缘地涉及军事和安全事务，大部分是通过高级研究人员担任防务机构的各个分支的顾问来进行的。”【注释】转引自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 1951~1969 (Cambridg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156.【注尾】
为了加强军事和安全事务方面的研究，中心于1957年聘请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政治学家林肯·布卢姆菲尔德加盟。次年，布卢姆菲尔德开始在中心领导进行了一系列模拟各种危机的政治演习，参加者来自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后来还有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成员。1960年，布卢姆菲尔德还在中心组织了各种有关军事力量的使用、面向第三世界的常规武器转让，以及苏联对军备控制与裁军倡议的反应等方面的研究。次年，前兰德公司有名的防务和安全分析家威廉·考夫曼也加入中心队伍，并开设了一系列有关防务预算与分析的研究生课程，吸引了不少一流的学生转向战略研究领域。他自己的研究、教学和向国防部提供的咨询则聚焦于美国的国防预算问题，【注释】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 1951~1969 (Cambridg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pp.156~159.【注尾】 时至今日，这仍然是麻省理工学院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960年代后期，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被看作是为当权者的不当利益服务而普遍受到激进学生的冲击。【注释】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都曾受到不明炸弹的攻击和学生示威者的冲击。【注尾】 在混乱的校园秩序下，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走向低潮。直到1970年代中期，曾任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防务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alysis, IDA）所长、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师杰克·鲁伊纳(Jack Ruina)教授才在麻省理学院重新开设了有关核武器和军备控制政策的研讨班。
在上述努力的铺垫下，1976年，中心正式设立了防务与军备控制项目（Defense and Arms Control Studies Program, DACS），开展研究生层次上的国际安全研究和教学工作，由鲁伊纳教授出任首任项目主任。防务与军备控制项目设立后不久，正赶上卡特政府时期军备控制和核武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以及随后里根政府时期东西方之间冷战的重新加剧，该项目在继续从事比较防务政策、防务政治学及防务预算分析的同时，研究重心转移到对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系统的分析上面。由项目中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斯蒂芬·迈尔（Stephen Meyer）领导的研究小组编辑出版的《苏联防务纪要》，是当时公开出版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非官方信息来源。
1989年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安全研究项目得到的资助大幅减少，中心的研究重点遂转向研究内战、民族冲突、军事干预等冷战后国际安全中新的热点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对外政策和比较大战略等方向也受到重视，项目名称也于1996~1997年度改为“安全研究项目”（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SSP）。
目前，“安全研究项目”有三个重点研究领域，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全球交往战略及其风险评估、亚洲安全（聚焦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中心的重要学者有：现任项目主任巴里·波森，研究领域为比较大战略、美国军事力量及军事组织的创新，主要著作有《军事战略的起源》和《无意中的升级》；【注释】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dem, Inadvertent Escalation: Conventional War and Nuclear Risk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注尾】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研究领域为战争的原因和美国对外政策，主要著作有《战争的原因》；【注释】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注尾】 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研究领域为当代日本政治、东亚安全，主要著作有《富国强兵：国家安全与日本的技术变革》、《保卫日本：东京的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等；【注释】Richard Samuels, Rich Nation, Strong Arm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idem, Securing Japa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注尾】 傅泰林（Taylor Fravel），研究领域为中国对外政策、东亚国际政治，著有《固边保民：中国边境争端中的合作与冲突》等。【注释】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注尾】
“安全研究项目”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最初所设定的研究项目中唯一保留到现在的项目。该项目长盛不衰的原因既在于安全这一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持续存在，更在于几十年来该项目创造了一个由学者和政策分析家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它将来自许多不同学科和背景的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从而构建起一个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理想平台。这一平台的构成要素有以下几点：（1）根据变动的国际安全环境，确定自身的学术研究重点。既要适应战略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要注意发挥自身优势和保持自身研究的学术标准。（2）十分重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该项目良好的学术声誉使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能够吸引到最优秀的研究生，而素质高的研究生又可以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该项目已经发展成为美国大学中最重要的国际安全研究基地之一。（3）重视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因为现在安全和战略研究中有许多问题都涉及到国内问题。这一点类似于哥伦比亚大学，但与哥大相比，“安全研究项目”更多是从国际问题研究发展而来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全研究项目则更多是从政治学发展而来的。【注释】笔者对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巴里·波森的访谈，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2008年7月7日。【注尾】 （4）与政府部门及私营部门保持密切的协作关系。除了类似其他学校研究机构那样通过出版著述、发表评论、在国会作证、提供咨询等途径提供公共服务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项目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这就是项目中常年接受来自美国陆军、空军和海军的访问学者，称为“军事研究员”制度（Military Fellow）。这些军事研究员都是现役军官，他们可以参加“安全研究项目”项目的所有课程与活动，一年访问结束后，从其所在军种的军事院校取得学分。这就使研究人员和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并关注现实中的安全问题，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并可向这些访问学者学习专业军事知识。而这些来自军方的官员，也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智力资源，把现实政策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交给大学来研究和解决，同时向学者们学习，拓宽自己的战略视野，从而形成了军队和地方的良性互动。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项目现在包括军民关系、常规战争、防务技术、防务政治、防务产业和人道主义干涉等研究小组，从中不难看出，大学和政府部门在国际战略研究上的有效互动所带来的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它使研究成果更贴近现实，也更具实用性。
（四）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注释】该中心原名为“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简称也是CISAC）。【注尾】
与前述三所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起步较晚，但正如斯坦福大学本身一样，其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注释】斯坦福大学战后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异军突起，其中原因耐人寻味。概言之，军事-工业-知识分子复合体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参见丽贝卡·洛温：《创建冷战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转型》，叶赋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注尾】 2006~2007年度，作为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的主要研究机构的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CISAC）的年度支出经费为474.6万美元，【注释】参阅网页http://iisdb.stanford.edu/pubs/22232/CISAC_Overview_2008.pdf，2009年5月1日。【注尾】 而2006~2007年度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的年度支出经费大约为136万美元，【注释】MIT Security Study Program, Annual Report 2006~2007, p.40, available at: http://web.mit.edu/ssp/program/MIT_SSP_AnnualReport200607.pdf, September 10, 2008.【注尾】 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可见其规模之庞大，资金之雄厚。
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前身是1970年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的军备控制与裁军项目，而军控与裁军项目最初则源于为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军备控制的课程。【注释】笔者对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创立者之一、中心首任共同主任约翰·刘易斯教授(John W. Lewis)的访谈。2005年8月10日。1970年，由斯坦福大学各个学科的近20名教员组成了跨学科的斯坦福军备控制与裁军小组，为本科生开设军备控制课程。【注尾】 依托斯坦福大学雄厚的科技实力和智力资源，该中心成立之后发展迅速。目前中心研究员有35名研究人员，其构成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工类科学家，包括核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工程类科学家等；另一部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家，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学等领域。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人们所普遍关注的各种国际安全问题展开合作研究。由这种跨学科的合作而产生的国际战略研究成果，既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又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考量，因而更具有创新性，也更具有生命力。中心对这种跨学科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视在中心的组织架构上也得以体现。中心自成立之日起便采取共同主任制度，两位主任分别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的有政治学家约翰·刘易斯、历史学家戴维·霍络韦（David Hollway），现任共同主任是政治学家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科学家有著名物理学家西德尼·德雷尔（Sydney Drell）、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和麦克·梅(Mike May)，现任共同主任是曾任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核实验室主任的化学家西格弗里德·赫克（Siegfried Hecker）。
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宗旨强调三个关键词，即“跨学科”、“有政策含义”的创新性研究，以及“培养”国际安全的高素质人才。跨学科已如前述。政策影响力方面，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些曾经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威廉·佩里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2008年3月，佩里又被国会参众两院任命为审查美国战略武器态势的超党派委员会的主席。在小布什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等要职的赖斯，在进入政府之前是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对中心的研究工作也多有参与；其卸任之后又重回斯坦福执教。奥巴马上台后，中心又有多名研究人员加入到新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当中，如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出任新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俄罗斯和欧亚问题的特别助理，伊丽莎白·舍伍德兰德尔（Elizabeth SherwoodRandall）出任负责欧洲问题的特别助理。【注释】参阅http://cisac.stanford.edu/, 2009年3月6日。【注尾】 另外，中心还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向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专家分析和独立性的建议。在培养人才方面，中心的“国际安全”博士后和博士生项目在全美享有盛誉；中心负责实施的国际安全本科生荣誉项目是全美大学中唯一的一个，竞争十分激烈，吸引了众多有潜力的青年学子投身于国际安全项目，从而保证了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后继有人。
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现有的研究项目有：弹道导弹防御的技术与政策，生化武器扩散与恐怖主义，国土安全与反恐，核武器安全，防止核扩散及恐怖主义，预防性防御，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以及加强南亚安全与稳定项目。项目研究人员的构成大都是跨学科的搭配，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实用价值。【注释】参阅http://cisac.stanford.edu/research/, 2008年9月10日。【注尾】
中心自建立以来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和政策报告，且形成了中心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进行技术、组织、政治、历史、社会和对外政策等多维度研究的学术特色。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包括：萨根的《移动的标靶：核战略与国家安全》、《安全的限度》，以及萨根和沃尔兹辩论核武器扩散后果的名作——《核武器的扩散》，【注释】Sagan, Moving Target; Sagan, The Limits of Safety; Scott Sagan and 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 A Debat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注尾】 霍络韦考察苏联核武器开发历史的获奖著作《斯大林和原子弹》，【注释】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注尾】 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等多部讨论中国军事力量及朝鲜战争的著作，【注释】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rgei Goncharov,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dem,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注尾】 以及琳恩·伊登(Lynn Eden)从组织角度讨论核灾难的著作《火海中的世界》等。【注释】Lynn Eden, Whole World on Fire: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and Nuclear Weapons Devas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注尾】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有关国际安全的各种公开或不公开的讲座数量大、水平高、涉及题目广泛，颇具政策前瞻性和学术启发性。笔者大致计算了一下该中心从2007年1月到2008年6月的讲座数目，发现在大约一年半时间内，中心安排的讲座竟然有100多场。在砥砺学术、传播知识的同时，通过这些讲座也构建起一个政策平台和战略研究精英网络。【注释】参阅http://cisac.stanford.edu/events/, 2008年9月10日。【注尾】 赖斯当年步入政策圈，多赖曾在乔治·布什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的提携，而斯考克罗夫特结识赖斯是因为他去参加斯坦福“搞军控的那帮人”的一个学术活动。【注释】詹姆斯·曼：《布什战争内阁史》，韩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注尾】
四、对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的几点总结
综上所述，关于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它是在战后特别是冷战背景下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在过去的大约60年中，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大致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国际环境的变迁和美国对外战略的实际变化相对应，体现了国际战略研究作为一门政策科学的基本属性。
第二，在大学中设立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的目的，其一是各取所需，从政府方面来说是借用大学的智力资源，从学者本人来说则是“学以致用”，即文人战略家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为政府的国际战略的制定献计献策；其二是培养和储备国际战略研究领域的后继人才；其三是服务社会，引导公众理性地认识涉外公共政策问题。这种集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做法，是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机构的共同特征。
第三，从其组织及经费来源情况来看，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一般由所在大学及其他机构（主要是政府部门、私人部门或者基金会）联合创建和运营。研究人员多系校内教授和研究生，也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和前政府官员（其中来自外交、国防、情报部门的居多）参加。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基金会、私人或企业的赞助、本校资金，以及政府部门的合同研究收入等。
第四，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发挥影响的途径：（1）通过机构研究人员直接出任政府职务而对政策制定及实施产生影响，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赖斯；（2）通过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和政策报告等）的发布影响政府决策；（3）通过撰写报刊评论、接受电视采访、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等引导公众意见；（4）通过培养战略研究人才而持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第五，从研究路径上来看，上述四所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都主张采取跨学科的方法，从事与国家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不过究竟跨哪些学科，在哪些方向上着力，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在这方面，不同学校具有不同特色。哥伦比亚大学注重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结合，重视国际战略研究中的军事因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对案例研究和决策过程的分析十分重视，而亨廷顿的研究则在军政关系、文化及政治发展等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麻省理工学院对当前各种新的安全研究领域的关注、教学与科研力量的良好搭配与互动、创新性的“军事研究员”制度令人称许；斯坦福大学注重学术创新，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和走科技路线，并在组织架构上设立共同主任制度以保证跨学科研究的真正实施等。对于一个大学中的战略研究机构而言，如何能够知己知彼，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线，这本身也是一个战略选择问题。
以上主要侧重从积极的方面来介绍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研究的特点。而实际上，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美国有活跃的战略思维，强大的战略研究队伍，雄厚的研究资金，比较密切的政府与学界的互动，但近年来为何会在伊拉克等问题上铸成大错呢？王缉思教授认为，最值得美国反思的是美国大战略目标设置失当，即为美国预设敌国；其次是美国大战略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遍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从而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注释】 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视角的转换》，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0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注尾】
大战略目标设置失当和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是美国战略实践层面的重大失误。在国际战略研究层面，也有学者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批评，如对历史重视不够；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差异重视不够；“美国例外论”，培育了一种危险的、傲慢的战略文化；过于机械，总试图用技术手段来规避战略和政策上的难题，导致战略研究的“非政治化”，如威慑、有限战争和军备控制可谓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柱，美国学术界包括各大学的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很少有人去分析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产生危机和战争的政治原因，等等。【注释】例如，科林·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载威廉森·默里等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628页。 【注尾】
1949年当美国的战略研究刚刚兴起之时，其奠基人之一布罗迪曾撰文指出，应将战略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域加以研究，因为战略“在军队当中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研究，军队之外当然更是如此。”【注释】Bernard Brodie, “Strategy as a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 1 (July 1949), p.468.【注尾】 布罗迪所设想的战略研究是一门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性科学，其主张的方法论是经济学所代表的那种“硬”方法。
但在越南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布罗迪便已开始对美国战略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并对自己曾经主张过的那种国际战略研究路径进行了反思。他为当时以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为代表的、那些已名闻遐迩的战略家所表现出的对外交史和军事史的无知及其政治感觉的缺失而感到震惊，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是没有时间来参照历史，而是任何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信奉者……常常倾向于对其他领域表现出一种蔑视甚至是傲慢。”【注释】Bernard Brodie, “Why Were We So (Strategically) Wrong?” Foreign Policy, No. 5 (Winter 1971~1972), p.154.【注尾】 1949年他所担心的是职业军人过分受到“软的”直觉和习惯的限制；但到1960年代，他相信如果不将更多的常常被科学家认为是“软”的知识纳入到战略研究中来，单凭经济学自身是无法提高战略研究的质量的。【注释】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p.16.【注尾】
美国当年在越南战争中所遇到的问题，与今天其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相比，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伊拉克战争已进行数年，不少负责伊拉克事务的重要官员仍然搞不懂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差别；【注释】Jeff Stein, “Can You Tell a Sunni from a Shiite?” New York Times, Oct. 17, 2006.【注尾】 诺大的美国军队，难得找到几个懂阿拉伯语的人才。美国战略界所用力最多的仍然是在战术上、装备上怎么取得反恐的胜利，研究界所追求的更多是理论上的严密和方法论上的精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政情、地理、经济、历史、宗教和文化状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注释】布什总统任职后期，已经开始反思这方面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美国国防部2006年颁布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特别强调美军要加强外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致力于这方面的改善，但成效如何尚需观察。反思美国在这方面所存在问题的一篇精彩文章，参见George Packer, “Knowing the Enemy: Can Social Scientists Redefine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er, December 18, 2006。【注尾】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还是应当承认，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要更为发达。而其发达的根基，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拥有雄厚的基础。这些大学中的研究机构，水平高，历史长，以具有政策导向的学术研究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究议题丰富，分析手段多样，研究资金充足，与政府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源头活水。
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国情，中国不能照搬照抄美国的做法。但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历史之所以能够给人以教示，就在于它们能给人们提供指导与借鉴。中国要和平发展，制定科学、合理、周密、可行的国际战略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注释】王缉思：《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转换》，第8页。【注尾】 而要提升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除了从我国当前的国际政治实践中、从古代及近现代中国的战略经验和战略讨论中汲取营养外，还需要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主要大国的国际战略及其研究状况。鉴于此，考察美国大学中国际战略的研究状况，对于推进我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