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3期

 

美国政治的逻辑:一项研究议程

【注释】本文是复旦大学“985”工程二期美国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美国政治的理论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国国会对社会问题的治理”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在此特别感谢复旦大学“金苗计划”的资助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杰尔姆·米勒(Jerome Milluer)教授、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何俊志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信强副教授的贡献与帮助。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王缉思教授提出的许多非常有见地的意见,帮助我们修正了很多谬误。【注尾】

 

倪世雄、赵可金

 

〔内容提要〕美国是一个兼具理想和激情的国家,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政治理想成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构成了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政治认同支柱。然而,美国立国精神诸要素之间并非是和谐无间的有机体,而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张力和矛盾,自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于美国政治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迁,美国立国精神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不断发展,对特定阶段的美国政治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挑战,美国政治形态也相应地不断变革。沿着这一线索,可以确立研究美国政治的一项研究议程。

关键词:美国政治   研究范式  美国政治发展  研究议程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在建国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是名副其实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产物,是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共和(republic)、民主(democracy)、自由(liberty)、自治(autonomy)等政治精神与美国殖民地经验的现代融合,呈现为不同于欧洲和亚非拉其他国家的独特政治形态。在这一独特政体下,美国仅用了两百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移民垦殖社会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体系不仅适应于美国早期以移民垦殖为主要活动的幅员广阔的乡村社会,而且也基本上适应了人员物资流动频繁的美国现代工业社会的挑战。迄今为止,美国政治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宪法除了增加了26条修正案之外,基本保持了两百多年以前的形态,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早已今非昔比。美国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能够成功?这是吸引政治学者关注的问题。

  中国的美国政治研究始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谢清高的《海录》、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等,是中国学界研究美国政治的开始。【注释】严维明主编:《比较美国学》,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注尾】 然而,由于受到救亡和革命等历史任务的影响,近代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的研究没有太多进展,甚至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一度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等错误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渐有起色,以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注释】沈宗灵:《美国政治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注尾】、曹绍廉的《美国政治制度史》【注释】曹绍廉:《美国政治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注尾】、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注释】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著:《美国两党制剖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注尾】、李道揆的《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注释】李道揆:《美国政府机构与人事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注尾】、李寿祺的《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注释】李寿祺:《利益集团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注尾】 等为代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起步。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法律、制度、历史和个别制度的研究上,缺少关于美国政治总体逻辑的研究。直到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先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袁晞采访时感慨:“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的,都没有专门研究。”【注释】转引自张立平:《1989年以来我国的美国政治研究》,载胡国成等:《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尾】 关于美国的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脱节的问题十分突出,对美国政治制度偏重于制度介绍和历史描述,缺乏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对美国政治进行政治学研究的趋势日益强劲。1990年出版了李道揆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将美国政治放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明其功过是非,辨其精华糟粕,探讨其独有特征,赵宝煦先生赞誉为“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一项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注释】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注尾】 随后,王沪宁的《美国反对美国》将美国政治置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深刻内在矛盾,“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力量。”【注释】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注尾】 此后,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开始步入政治学研究的轨道,比如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注释】蒋劲松:《美国国会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注尾】、张宏毅的《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注释】张宏毅:《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注尾】、张定河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注释】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注尾】、孙哲的《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注释】孙哲:《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与决策行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注尾】 等。然而,迄今为止,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仍然缺乏总体性和原理性研究,大多是抓住美国政治的某一部分进行“解剖式”研究,缺乏对美国政治内在规律的理论研究,缺乏对美国政治逻辑的系统把握。从学科建设来看,美国政治尚未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亚学科,使得人们对美国问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缺乏学术深度和前瞻性预测研究。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美国政治的独特逻辑及其发展道路,为美国政治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一项研究议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合众为一”:美国政治的主题

  
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高级生活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威对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始终。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经典定义,政治是社会性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个人和团体在一系列共同和集体行动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过程,即便他们对行动所要谋求的目标存在分歧。【注释】〔美〕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注尾】 因此,政治是一门摆平社会矛盾以建立秩序和构建和谐的学问,不同的社会文明体,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矛盾和挑战不同,其化解矛盾和应对挑战的政治文明形态及其逻辑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作为一个从移民垦殖社会发迹而来的政治形态,美国政治如果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形态迥然不同的。最早漂洋过海前往新大陆的殖民者们,要么是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要么是为了到新世界去发财致富。寻求自由和富足的梦想,成为推动美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强劲精神动力。然而,他们到达美洲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众多严峻的挑战,“不但要同荒无人烟的原野和印第安人作斗争,而且还要管理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注释】〔英〕 维尔:《美国政治》(王合等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注尾】 于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充满危险的异族群体环境,以及殖民者内部的社会矛盾,便构成了殖民者们必须面对的政治矛盾,如何摆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新社会的秩序,就构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对于后来加入美国的新移民群体来说,这一问题就转化为新老移民在不同种族、宗教、利益、价值等方面产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些政治冲突以确立和谐的秩序,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简言之,基于美国多样化社会的特点和寻求统一秩序的政治要求,美国政治的主题集中于“合众为一”,是美国国名“美利坚合众国”所表达的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和政治活动的发展规律。诚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所言,美国特性(亦即美国政治)是由移民造成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物质特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信念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性”二者结合而成的独特产物。【注释】Stanley Hoffman, “More Perfect Uni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7/1998, p.72.【注尾】

  “合众为一”的政治主题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当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建设过程,是一个“美国梦”逐渐实现和扩大的过程。对于早期漂洋过海移居美国的人来说,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就是所谓的“美国梦”。最初的美国梦不过是建立一块建功立业的土地,具有竞争力和务实的人能够挣得一份财产或建立一个梦想的家园,其政治精神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注释】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注尾】 哈佛大学的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教授把美国梦概括为“自由、平等和自治的核心政治价值观。”【注释】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注尾】 另一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则把美国梦概括为所谓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和美国特性(American Identity),认为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下的法治构成了美国信条的核心价值观。【注释】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4页;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242页。【注尾】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美国人的政治认同与美国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密不可分,它构成了美国国家认同的基本纽带。诚如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所说,“成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理想,成为一个法国人则是一个事实。”【注释】Karl J. Friedrich et al., Problem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ervi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35), p12.【注尾】 “美国梦”无论从社会学、文学、还是美国两百年的历史来讲,都具有一种永不改变的内涵: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并为之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美国梦”的推动下,美国从东部沿海的13个殖民地起家,逐步开疆拓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美国政治也从早期的《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所创造的政治形态,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创造物,美国政治从一个简单的“美国梦”发展到今天的复杂政治文明体,贯穿始终的都是在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寻求简单的共同性。为了保持此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美国人颇具创意地草拟了《美国宪法》,并创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自由民主政体,以保证美国自由、平等和自治的立国精神。自由民主政体是美国人的一个政治发明,在此之前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东西,19世纪前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中,几乎没人鼓吹自由民主政体,他们要么倡导没有民主特征的自由政体(比如孟德斯鸠、休谟、伯克等),要么鼓吹没有任何自由特征的民主政体(如卢梭)。【注释】〔美〕 詹姆斯·W. 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注尾】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用“合众国”一词来命名美国宪法确立的政体形式,他认为合众国是一种大众政府,代表制产生于这一政府之中,公民个人权利和对自由的保护在这种政体中是至高无上的。麦迪逊将共和与民主作一对照,把民主定义为一个小范围里的直接的大众政府,并认为民主对个人自由来说一直是不友好的。【注释】〔美〕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53页。【注尾】 麦迪逊把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罗得岛和马萨诸塞州的实际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国家往往无力进行深思熟虑的决策,它们历来“展现的是一种混乱和争论的场面,与个人的安全和财产权格格不入。”【注释】同上。【注尾】 美国人在忠诚宣誓中认定其政体就是合众国,属于共和政体,具有一种唤起公民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的崇高性,涉及权利保护、有限政府、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等现代宪政主义的核心特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詹姆斯·西瑟(James Ceaser)认为,美国政治学研究不仅作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而且作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的人类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应从事支持自由民主政体的活动。”【注释】〔美〕 詹姆斯·W. 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注尾】 作为有意识的理性设计物,美国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于由美国信条所凝聚起来的广大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巨大影响。

  二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多样性。在寻求最低限度一致性的同时,美国政治面对的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多样、经济复杂、种族芜杂、教派林立和文化多元的多样化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美国开疆拓土的殖民过程,也是一个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断显现和发展的过程。在殖民垦殖早期,气候、土壤和自然资源的地区性差异在各个殖民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兴趣和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东北部和濒临大西洋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濒临港口,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快,适合工商业发展,容易造就商业和金融资本集团主导的自由民主政治。而新开发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发展种植园和奴隶制,更适合农场主和奴隶群体的发展。于是,“边疆的扩展恰如一张打开了的地图,把区域性的差异展现出来,这种差异构成了19世纪美国政治的基础。”【注释】〔英〕 维尔:《美国政治》(王合等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注尾】 南北战争就是因为无法找到南北各方可以接受的政治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造成的,它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直到今天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南北战争之前,由于边疆开拓提供的无限机会,催生了一波波的移民浪潮,引发了美国更为复杂而深刻的种族差异和宗教纷争。在19世纪初期,爱尔兰裔、德国裔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还没有引发特别严重的政治后果。南北战争结束后,东南欧的意大利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西亚的叙利亚人、犹太人等纷纷涌入美国,在总数上甚至远远超过原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构成的“旧种族”。大量涌入的移民为美国带来了语言、宗教、种族、习俗、社会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多样性,如何在如此复杂多样的利益和社会价值观的竞争中确立解决冲突的政治游戏规则,使之保持和谐的秩序状态,构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脉络,一直影响至今。美国宪法最初描述的不过是18世纪的思想家根据当时的理想政体概念设计出来以适应18世纪需要的政体形式,它无法适应此后美国工业化社会的众多挑战,更无法应对信息社会对美国政体形成的严峻挑战。因此,美国宪法赋予最高法院以解释宪法的责任,根据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和发展美国政体,以有效应对对美国社会发展构成的诸多挑战。

  时至今日,美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不仅面对卷入全球社会带来的外部挑战,也面对来自美国移民社会的内部挑战,美国政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于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多样化种族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忧心忡忡。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走弱:(1)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在某些精英人士中大行其道,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抬高人种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和其他的国民层次以下的身份,而贬低国民身份;(2)原先促进移民同化的那些因素处于弱势或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双重国民身份和双重忠诚;(3)讲一种非英语的语言(西班牙语)的人(主要是墨西哥裔人)在移民中居于多数,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结果是出现拉美裔化的趋势,美国呈现出双语言、双文化社会的趋势;(4)美国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与美国公众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注释】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242页。【注尾】 亨廷顿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看法过于悲观,但的确道出了当今美国政治面临的根本难题。

  不难看出,合众为一,即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多样性中寻求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一直而且仍将是美国政治的主题,它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项詹姆斯·西瑟所说的追求自由民主政体的事业,在人类理性意识和实用主义精神的指导下,美国人坚信通过积极探索应对内外部挑战的价值、组织和制度,他们的“美国梦”仍然可以继续得以在更高的境界中实现。

  
二、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美国政治的内在动力

  
既然美国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创造物,美国民众独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哲学对于美国政治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 Commager)教授、瑞典著名学者冈纳·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还是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都十分强调所谓的“美国精神”、“美国信念”对美国政治的意义,亨廷顿还直接把美国理想看作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注释】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注尾】 由于美国既没有封建主义的传统束缚,【注释】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注尾】也缺乏社会主义成长的土壤,【注释】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London: Norton, 1996). 〔德〕 W. 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注尾】美国政治无疑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精神的自我争论及寻求方向上。

  美国是一个富于理想和创造精神的国家,它是由来自全世界众多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的移民组建的国家。美国政治是一个人造的政治产品,是综合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理性主义政治学、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哲学、巴勒斯坦教会和家庭制度及北美殖民地政治经验结合而成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早期从欧洲到美国来的人,大多是一些宗教上受迫害或者政治上受排挤的人,他们希望摆脱专制,逃避迫害,追求自由、财富和平等,然而他们抵达的新大陆又是一个政治荒芜的地区,没有完整而巩固的政治秩序,印第安人的部落文明比欧洲移民要落后几个时代,不仅无法抵御欧洲人的进攻,而且由于土著文明落后,连充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注释】〔美〕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注尾】 不难看出,当欧洲人登陆之后,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理想和热情肆意挥洒,用包含自由、平等和自治理想的所谓 “美国精神”缔造所谓的“新政体”(New Polity)。

  在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缔造一种新政治的时候,对他们造成最大挑战的不是广袤的自然环境,也不是土著印第安人的明枪暗箭,而是源自美国理想自身的内在张力。作为美国政治核心价值观的“美国梦”本身是矛盾的统一体。资中筠先生在综观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国政治思想发展时,看到两条线:“一条是侧重自由,鼓励竞争,无拘束的个人奋斗,讲求效率,无情淘汰,适者生存,其结果导致贫富悬殊扩大,社会不平等加深,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条侧重平等,信仰人道主义、社会公正、天赋人权,倡导对社会、对集体的义务,反对特权、反对压迫,导致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改良,包括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注释】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页。【注尾】 的确如此,在欧洲人的思想谱系中,自由和平等天生就是对立的。自由的原则强调自然权利的首要性,将个人自由置于共同体共识之上作为政府存在的目的。而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多数原则为指导的自治政治共同体,可以为了共同利益而塑造个人的道德品格。在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上,欧洲人历来认为两者之间是无法兼容的。从柏拉图开始,整个社会按照身份和等级排列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如果社会基于平等原则而成为整齐划一,必然成为滋生专制者的温床。【注释】参阅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注尾】 启蒙运动以降,欧洲主流思想家将平等提升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但只是形式上的政治平等,是基于过程的机会和条件平等,而非基于结果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是抽象的平等而非实际的平等。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态度最为典型。他认为平等的扩张将会敲响自由的丧钟。【注释】〔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6~126页。【注尾】 在多数情况下,在欧洲人看来,自由与平等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由原则倾向于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把个人自由看得比多数规则更加重要。相反,平等原则则更强调对社会共同体的义务和责任胜过个人的自主权,把群体权利看得比个体权利更重要。自由与平等之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