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9年第3期
欧美学界美欧关系研究述评
赵怀普
当代美欧关系是全球国际关系中最密切而又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美欧关系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其未来走向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与美欧关系的重要性不相称的是，国内对于美欧关系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欧美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国外，主要是欧美地区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评析其内容和观点，籍此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也希望这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欧关系的了解。为便于勾勒当代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更好地把握不同时期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特点，本文将分阶段对其研究状况做纵向的整体性考察，并对关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进行述评。
一、冷战时期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爆发后，欧洲成为东西方对峙的中心。美国从对苏遏制的全球战略出发，奉行大西洋联盟政策，试图联合西欧国家共同遏制苏联，而后者由于经济困难及国家生存受到苏联的威胁，也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因此西欧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需求与美国联欧制苏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就使共同反苏成为美欧利益的交汇点，从而为双方结盟奠定了基础。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美国和西欧国家正式结成了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战后美欧关系的总体特征由此确立。
冷战的爆发和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构成了当代美欧关系研究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起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美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冷战新格局下大西洋两岸的互动，并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西洋联盟展开了持续的研究。【注释】虽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与英、法等西欧国家结成了联盟，但这些联盟属于非正式的临时性战时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和西欧国家建立了正式的长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从而揭开了美欧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北约的成立更是打破了美国长期坚持的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国家结盟的禁忌，标志着美国外交及对欧政策的“革命性”变化。因此，大西洋联盟的建立对于美欧关系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注尾】 据不完全统计，冷战时期发表的有关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专著就有近百部，专题论文更是不计其数。从研究方法来看，有的采用微观方法，侧重对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有的采用中观方法，着重考察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欧关系；有的采用宏观方法，对战后较长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就研究的内容而言，一些研究侧重从理想主义的视角解释美欧关系，认为美欧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故大西洋联盟坚不可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有格雷戈里·特雷弗顿（Gregory Treverton）的《铸造联盟的成功：美国和西欧》、【注释】Gregory Treverton, Making the Alliance Work: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注尾】 比阿特丽斯·休赛尔（Beatrice Heuser）的《大西洋关系：分享理想与成本》、【注释】Beatrice Heuse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Sharing Ideals and Cost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注尾】 杰弗里·威廉姆斯（Geoffrey Williams）的《永久的联盟：欧美伙伴关系，1945～1984年》、【注释】Geoffrey Williams, The Permanent Alliance: The EuropeanAmerican Partnership, 1945～1984 (Leyden: A. W. Sijthoff, 1977).【注尾】 托马斯·里斯卡盆(Thomas RisseKappen)的《民主国家间的合作：欧洲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释】Thomas RisseKappen, Cooperation among Democracies: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注尾】，以及西蒙·瑟法蒂(Simon Serfaty)的《坚持到底: 欧洲联合和大西洋团结》。【注释】Simon Serfaty, Stay the Course: European Unity and Atlantic Solidarity (New York: Praeger, 1997). 【注尾】 还有学者强调美欧关系的共同体属性，例如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1950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思想。在他看来，美欧价值观的相互补充和对相互需要的高度反应能力，比共同安全威胁更能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团结。【注释】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注尾】
与理想主义的诠释相比，更多的研究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大西洋联盟虽有较牢固的基础，但由于美欧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冲突性。这一看法揭示了美欧关系矛盾复杂的一面，其症结在于双方在大西洋联盟内地位不平等，即美国充当盟主而西欧国家扮演从属性的“小伙伴”角色，这种不平等是美欧摩擦和冲突的根源。而欧洲一体化也带有美欧冲突的基因，因为欧盟谋求世界“一极”的长远目标与美国的霸权战略相抵触。虽然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它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被纳入大西洋合作的框架，即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美欧矛盾与冲突在冷战紧张阶段被抑制，一旦国际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有变，它就会显现。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冷战形势趋缓和西欧实力的增长，美欧关系初现调整，大西洋联盟内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凸显。此后双方关系虽在个别时期有所改善，但联盟总体上呈现弱化趋势。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指出，战后美欧关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冲突，即使在北约成立后美欧合作被认为是最密切的时期，双方的冲突也几乎持续不断。【注释】Geir Lundestad, ed., No End to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2. 【注尾】
总之，从1960年代起，随着大西洋联盟内部离心倾向的加剧，欧美学术界对美欧矛盾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代表性学者及其著述包括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北约的中期危机》、【注释】Richard Betts, NATOs MidLife Crisi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1989).【注尾】 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的《大西洋联盟的长期危机》、【注释】Eliot Cohen, “The LongTerm Crisis of the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61, No.2, 1982, pp.325～343.【注尾】 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的《大西洋危机》、【注释】Lawrence Freedman, “The Atlantic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8, No.3, 1983, pp.395～412.【注尾】 沃尔特·哈恩（Walter Hahn）和罗伯特·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Pfaltzgraff）合编的《大西洋共同体陷入危机：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关系》、【注释】Walter Hahn and Robert Pfaltzgraff, eds., Atlantic Community in Crisis: A Redefinition of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注尾】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纷争的延续：大西洋共同体的危机和反应》、【注释】Robert Jackson, Continuity of Discord: Crises and Responses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85).【注尾】 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的《欧美关系：持续的危机》、【注释】Josef Joffe, “EuropeanAmerican Relations: The Enduring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59, No.4, 1980/1981, pp.835～851.【注尾】
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Kleiman）的《大西洋危机：美国外交面对复兴的欧洲》、【注释】Robert Kleiman, Atlantic Crisis: American Diplomacy Confronts a Resurgent Europe (New York: Norton, 1964).【注尾】 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注释】Hans Morgenthau, “The Crisis of the Alliance,” in Karl H. Cerny and Henry W. Brief, eds., NATO in Quest of Cohesion (New York: Praeger, 1965).【注尾】 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的《脱离美国的欧洲？大西洋关系的危机》、【注释】John Palmer, Europe without America? The Crisis in Atlantic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注尾】 伊莉莎白·舍伍德（Elizabeth Sherwood）的《陷入危机的盟友》、【注释】Elizabeth Sherwood, Allies in Crisis (New Haven, Ca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注尾】 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西欧和美国：不确定的联盟》【注释】Michael Smith,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certain Alliance (London: Allen &Unwin, 1984). 【注尾】，以及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的《联盟的终结：美国和欧洲的未来》。【注释】Ronald Steel, The End of Alliance: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London: Viking, 1964). 【注尾】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学术界的研究，欧美的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也有关于美欧关系特别是北约的著述。最著名的当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65年出版的《麻烦的伙伴关系：重新评估大西洋联盟》一书，【注释】Henry Kissinger,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注尾】 此外，还有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到了拯救北约的时候了》、【注释】Richard Nixon, “The Time to Save NATO,” Atlantic Community Quarterly, Vol.6, Winter,1968/1969, pp.479～484. 【注尾】 让·弗朗索瓦庞塞特（Jean FrancoisPoncet）的《欧洲和美国：危机的教训》、【注释】Jean FrancoisPoncet,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ssons of a Crisis,” Atlantic Quarterly, Vol.1, No.2, 1983, pp.105～115. 【注尾】 罗伯特·谢策尔（Robert Schaetzel）的《精神失常的联盟：美国和欧洲共同体》，【注释】Robert Schaetzel, The Unhinged Alliance: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注尾】 以及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的《大西洋联盟的危机》等著述。【注释】PaulHenri Spaak, The Crisis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注尾】 这些著述虽试图在美欧合作与冲突之间保持平衡，但对冲突的论述偏多，这从书名和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概言之，战后美欧关系既有合作的动力和基础，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因素，这就决定了合作与冲突是当代美欧关系的一个持久特征。冷战期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与此大体相一致，普遍认为美欧关系是一部纷争与合作的历史，基辛格用“麻烦的伙伴关系”来定义大西洋联盟当属恰当。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具有两个阶段性特点：其一，虽然合作是大西洋联盟的主导方面，而欧美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但他们却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美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进入1960年代后，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侧重论述美欧矛盾与冲突的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论述美欧合作的论著；强调美欧分歧的论者多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而政治家和外交官对美欧合作与冲突的论述则相对平衡一些。其二，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北约体制下的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与西欧大国的双边关系，而这也主要集中于安全关系。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相对不受重视，相关研究数量少且不够深入。这种情况与冷战时期美欧关系的实际相符，它折射了冷战格局对双方关系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安全问题和安全关系在大西洋联盟中的极端重要性。
二、冷战后的研究概况及特点
冷战的结束是战后美欧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威胁的消失降低了西欧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导致美欧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欧盟抓住冷战结束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紧推进内部整合，并要求与美国发展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是必然的。然而，这种调整又注定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它涉及到双方不同战略和利益之间的博弈，要想在这方面达成妥协与平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政治的混乱和大量的不确定性，客观上也要求美欧不能立刻分道扬镳。因此，在调整中有合作、在合作中调整，就成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
冷战后欧美学者的研究大体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在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变化。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美欧在有关北约前途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出现矛盾，研究内容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分歧。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冷战后的世界逐渐尘埃落定、克林顿政府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采取灵活态度从而使美欧关系趋于改善时，研究内容又转向强调美欧一致性。但“好”景不长，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导致美欧关系再起波澜。研究的侧重点也随之逆转，退回到对美欧分歧的强调。九一一事件之初，分析人士一度对美欧关系的改善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便发现双方的分歧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分歧不仅涉及双边关系中的贸易问题，更突出地反映在国际事务层面，包括在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以及伊拉克战争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分歧。
总的看，冷战后的研究所传达的信息似乎是矛盾的，论证美欧分歧增多的著述与强调美欧一致性的著述在数量上不相上下，观点明显呈两极化。欧美学术界和思想库都存在所谓的悲观派和乐观派。乐观派认为，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的紧张不会对大西洋联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联盟是建立在双方价值观共同体和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当前的摩擦同历史上的所有分歧一样，都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双方互示善意而及时得到解决。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美国霸权的困境》一书中表达的看法接近于这种观点。【注释】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注尾】 斯滕·赖宁（Sten Rynning）更是对大西洋联盟满怀信心，称北约仍然具有非常好的前途。【注释】Sten Rynning, Nato Renewed: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London: Palgrave, 2005). 【注尾】 悲观派则另执一词，称美欧关系一直以来就是紧张的，而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因为曾经使双方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粘合剂已不复存在，北约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注释】Stephen M. Walt, “The Ties That Fray,” The National Journal, Vol.54, Winter, 1998/1999, pp.3～11. 【注尾】 大西洋联盟变得越来越敌对，北约进入了严重衰落的阶段。【注释】Richard E. Rupp, NATO After 9/11: An Alliance in Decline (New York: Palgrave, 2005).【注尾】 在悲观论者看来，欧盟加紧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表明了要摆脱美国控制的愿望和决心，这也将加速大西洋联盟的瓦解。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权力与虚弱》一文中直言：“当涉及到确定国家议程、界定威胁和挑战及制定和实施外交和防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就分道扬镳了”。【注释】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 113, 2002; See also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vs.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Knopf, 2003). 【注尾】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悲观派对冷战后美欧关系趋于恶化的基本判断。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悲观论者的分析有着多元的角度。有的研究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入手，强调苏联解体对美欧关系造成的强烈冲击，认为一个制衡美国的超级大国的消失不仅降低了美欧在安全问题上保持团结的需要，也鼓励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边行动，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耗费时间和精力以谋求联盟的共识和一致。也有的研究立足于国家和集团层面的分析，强调美欧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差异，认为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益，而欧盟则致力于实现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目标。还有的研究侧重于行为方式的分析，强调美欧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的差异，欧洲人讲究谈判艺术，致力于取得共识和妥协，而美国则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来消除异己。卡根对美欧这一差异的解释是欧洲来自水星，而美国来自火星；欧洲人依赖外交是因为欧洲军事上弱小，美国人偏爱军力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享有无与匹敌的军事地位，他们倾向于使用武力是因为这样见效快，又不用担心受到报复。也有分析将美欧的这一差异归因于双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源于双方在20世纪的不同经历和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在欧洲人看来，战争对于失败者和胜利者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今后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使用武力；而对美国人来说，除了越南战争，美国在其他战争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甚至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分析，即把美欧关系的变化与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个性联系起来，强调不同个性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的变更对美欧关系的影响。
总之，伴随着冷战后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而复杂的调整，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活跃和深入，争论也更加激烈。从争论的情况看，乐观派和悲观论者大体上势均力敌，但后者略占上风，这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更明显一些。这种两极对立观点的交锋与冷战时期偏重于强调美欧分歧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或许在于，当时的欧美研究者想当然地以为大西洋联盟是不容质疑的客观存在，因而能够以相对超然和从容的心态面对美欧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但时过境迁，冷战的结束使美欧关系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大西洋联盟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未来美欧关系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严酷的现实，欧美研究者在关注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时候，一些人的研究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对美欧关系多了一些忧患和同情。
除了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之间的论争，冷战后的研究还有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欧盟及其在美欧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其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它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就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而言，欧盟不仅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而被美国视为一个政治对话者。面对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崛起，美国较以往更加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双边关系。相应地，美国与欧盟关系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冷战后发表的大部分相关著述虽仍旧一般性地指向美欧关系或大西洋关系，而未将美国与欧盟关系作为讨论的重点，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论述触及到了欧盟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以美国欧盟关系为主题的论著，例如凯文·费瑟斯顿（Kevin Featherstone）和罗伊·金斯伯格（Roy H.Ginsberg）合著的《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变中的伙伴》【注释】Kevin Featherstone and Roy H. Ginsbe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Partners in Transition,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注尾】。此书运用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即复合相互依存范式，试图衡量美国和欧共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强度；埃里克·菲利帕特（Eric Philippart）和帕斯科莱恩·怀南德（Pascaline Winand）合编的《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则讨论了美国欧盟关系的政策制定过程，特别强调了欧盟在美国欧盟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注释】Eric Philippart and Pascaline Winand, eds., Ever Closer Partnership: PolicyMaking in USEU Relations (Brussels: P.I.E.Peter Lang, 2001).【注尾】 约翰·彼德森（John Peterson）的《欧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前景》主要讨论的也是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注释】John Peterso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Prospects for Partnership,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6).【注尾】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关系中“欧洲”行为体更加多元化，从而导致欧洲国家的组织机构属性进一步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而另有少数国家则不同时属于这两个机构；这些国家在不同组织机构内的利益诉求、政策主张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相悖。应当说，这一因素对现实的美欧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也给美欧关系的研究增加了难度。
三、围绕未来美欧关系走向的理论纷争
从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冷战后美欧关系走向的判断属于典型的两分法，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纷争。
如上所述，悲观论者的基本判断是冷战后的美欧（盟）关系在走向恶化。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深刻地改变了大西洋联盟。他认为，大西洋联盟是建立在欧美拥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的杂乱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及东西方在第三世界争夺的结束，曾经将欧洲人和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不复存在，结果是美欧关系不可避免地陷于崩溃。【注释】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47. 【注尾】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说，冷战结束后，欧美已不必再为促进民主和多元主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人权、推进市场经济及那些冷战期间体现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不同的价值观而战了。【注释】Stephen D. Krasner, “Power, Pol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Disintegration,” in Helga Haftendorn and Christian Tuschhoff eds.,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Era 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23. 【注尾】 迈克·弗拉奥斯（Mike Vlahos）声称，冷战后世界上主要的文化地区将谋求摆脱美国的影响，以求获得更大的独立；欧洲人和日本人都不相信美国倡导的西方文明价值观，他们确实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走自己的路并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区”。【注释】Mike Vlahos,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Vol.82, 1991, p.68. 【注尾】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elhart)则坦言，世界上亲美国的态度有“显著的总体衰落”。【注释】Ronald Ingelhart, Cultural Shift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08. 【注尾】
值得注意的是，持悲观论的理论学者认为，美欧关系今后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首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再亏欠美国，因为外部威胁的降低使欧洲待在美国保护伞之外的危险减小了。【注释】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7. 【注尾】 而对美国人来说，冷战后继续待在欧洲的动因似乎也在消退。戴维·卡莱欧（David P. Calleo）指出，随着孤立主义情绪抬头，美国人越来越质疑继续在欧洲保持大规模高成本军事存在的理由，对继续花钱帮助已有能力为自身防务买单的欧洲人的理由也表示怀疑。【注释】David P. Calleo, Beyond American Hegemony: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New York: Basic, 1987). 【注尾】 关于北约的前途，有人认为它早已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注释】Stephen Gill ed., Atlantic Relations: Beyond the Reagan Er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注尾】 从长远来看，北约注定要消失。【注释】Joseph Lepgold, The Declining Hegem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Defense, 1960～1990 (New York: Greenwood, 1990). 【注尾】 这种看法的依据的是欧洲人希望北约消失，或者至少要把它改造成一个欧洲人控制的组织，法国特别想利用欧盟或者西欧联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注释】Philip H. Gordon, A Certain Idea of France: French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Gaullist Leg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74～176. 【注尾】 根据这一解释，“马约”(Maastricht Treaty)带有的“传染病菌”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瓦解，因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概念明显反映了欧洲谋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意图。【注释】Stephen D. Krasner, “Power, Pol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Disintegration,” pp.36～37. 【注尾】 欧盟试图通过发展自主防务建立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霸权，从长远看，如果欧盟直接或者通过吸收西欧联盟而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联盟，将会导致大西洋联盟的解体，从而终结美国对欧洲的战略保障。【注释】Stephen D. Krasner, “Power, Pol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Disintegration,” p.67. 【注尾】 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的发表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都表明了欧洲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简言之，这些学者虽不否认美欧之间的某些关系是积极的，但强调双方关系中为数不多的积极面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冷战后欧美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了，而双方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矛盾在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增加，从而造成美国与欧盟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与上述悲观判断不同，乐观派学者强调大西洋关系的深度。他们不否认美欧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但认为这些冲突是次要的，冷战的结束并未使美欧（盟）关系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也乐观地看待北约的前途，认为它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希望加入北约即是证明。有人甚至称，欧洲人对美国的感情远没有变弱，冷战的结束反而加强了这种感情。【注释】Stephen K. Smith and Douglas A. Wertman, “Redefining USWe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he 1990s: West Europe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June 1992, pp.188～189. 【注尾】 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撤出欧洲记忆犹新，欧洲人始终都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保持着警惕；而美国也从上世纪20年代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非但没有放弃旧大陆，反而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在这些论者看来，美国与欧盟关系中有三个关键的成分：一是美国不反对甚至总体上支持欧盟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的努力，勒内·施沃克（René Schwok）认为，美国欢迎欧盟朝着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方向前进；【注释】René Schwok, USEC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Conflicts or Partnership?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185～186. 【注尾】 二是美国同意在其不参加的情况下，允许欧盟使用北约的军事资产，包括运输和通讯系统等；【注释】Ronald Smith, “A Changing NATO,” NATO Review, Vol.45, No.3, 1997, pp.10～11. 【注尾】 最后，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所指出的，美国接受这样的事实，即除了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中立国和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也可以参与危机管理行动，并使用北约的资源。【注释】Stanley Hoffmann, “America and Europe in an Era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Helga Haftendorn and Christian Tuschhoff eds.,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Era of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63. 【注尾】
不难看出，悲观论者对美欧关系的解释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该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或主要行为体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国家间不可能有持久的联盟。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指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们的互动构成了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不承认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组织要么作为新的国家行事，抑或是如此虚弱以致于国际组织中仍将显现国家权力。【注释】Kenneth N.Waltz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81. 【注尾】 受这种概念性和意识形态式思维方式的影响，现实主义者对所谓的欧洲统一表示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欧盟更接近于传统的国际组织，而非像德国、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因此欧盟不具有国际人格。现实主义范式不承认欧洲国家可以拥有和平的关系，更不接受欧盟与美国关系可以是非冲突的情形。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悲观论者强调大国之间的霸权竞争，认为冷战的结束导致世界大国和集团之间出现了新的竞争，包括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由于不再拥有共同的敌人，美欧重新焕发了帝国主义的冲动，双方都寻求在世界各地获得霸权地位。美国和欧盟的竞争主要在东欧展开，美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也奉行同样的政策。【注释】Stanley Hoffmann, “America and Europe in An Era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p.63. 【注尾】 这些论者经常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防务计划指导文件，该文件建议美国应努力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地区出现任何一个竞争性的超级大国，“阻止它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是谋求推翻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注释】Morten Ougaard, “Dealing with the Communit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Wester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Ole Noorgaard, Thomas Peterson and Nikolaj Peterson ed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Pinter, 1993), p.199. 【注尾】 在他们看来，欧盟和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就显示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斗争。【注释】John Peterson,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1990s:The Prospects for Partnership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3), pp.78～80. 【注尾】
美欧之间的霸权竞争也反映在金融领域，悲观论者经常强调法国的一个观点，即欧元将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的经济、商业和政治权力将会受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的挑战。【注释】Mark Nelson and G. John Ikenberry, Atlantic Frontiers, A New Agenda for USE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3), p.26. 【注尾】 不仅如此，欧洲单一货币通过限制美国的政治选择，还将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有理由对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保持警惕，并应尽力加以阻止它的形成。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指出，美国不支持欧洲单一货币的经济、财政和政治目标，就是因为“欧洲货币联盟……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性格，从而可能导致与美国的对抗”。【注释】Martin Feldstein, “EMU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6, 1997, p.63. 【注尾】
与悲观论者的现实主义理论取向不同，乐观论者坚持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所谓多元趋势论，他们对解释性的、体系性的和预测性的理论表示怀疑，而倾向于采用“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框架。【注释】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revised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注尾】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是这一理论范式的倡导者。根据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关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众多不同的渠道将不同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二是国际关系议程由众多的问题组成，不能将这些问题以任何清晰的或者模糊的等级固定下来；三是，当相互依存充分发展起来之后，政府将不能够使用军事力量来反对别的政府。费瑟斯顿和金斯伯格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注释】Kevin Featherstone and Roy H. Ginsbe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the 1990s, Partners in Transition, p.65. 【注尾】 大西洋两岸的众多渠道将美国和欧盟联系起来，而大量的问题组成了美欧关系的议程，这些问题不是以某种连贯和等级方式被固定下来；由于彼此间高度的复合相互依存，美国和欧盟都不再可能对对方使用武力。不过，复合相互依存论者对其他理论也并非全然排斥，有时甚至还采纳现实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例如他们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国家通常是理性地行事，认为欧盟和美国根据形势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强调多元论之分析方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认为国家并非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行为体，而且也并不总是理性地行事；对权力的追求并非国家唯一的外交政策目标。
从多元趋势论出发，乐观论者不接受霸权竞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欧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竞争。在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美欧达成了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分担协定，1995年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和《联合行动计划》（Joint Action Plan）是1958年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成立以来美欧关系中的一个实质性步骤。美国认为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商业伙伴，而是成为了一支重要力量，几乎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同美国一起行动。文件中宣布的目标和大约120个具体行动，表明美欧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共识，其程度比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任何国家集团的共识都要高，或许只有加拿大除外。【注释】Werner Weidenfeld, “The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 A New Basis for EuroAmerican Cooperation?” European Access, No.2, 1996, pp.10～12. 【注尾】 他们还认为，欧美在处理欧洲安全危机方面仍有着共同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美国介入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加强了大西洋关系；由于欧盟尚不具备独立解决重大危机的能力，美国在西方联盟和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在金融问题方面，他们强调指出，虽然有一些美国投机者希望欧洲货币联盟出问题，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美国欢迎欧洲货币联盟。
除了在霸权竞争问题上的争论，两派学者还围绕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多边主义大做文章。悲观论者认为，冷战后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其唯一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实行东扩来加强以西欧为核心的一体化。由于日益专注于内部问题，欧盟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少，也无意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趋向于建立保护主义的商业集团。欧盟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深化内部一体化、通过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nomic Area)加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联系，以及通过联系协议加强与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国则主导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还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及中南美洲自由贸易的活动。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可能引发一系列贸易冲突，并使得冷战后的冲突日益经济化。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冷战结束后重商主义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将会发展，欧盟正日益变成一个堡垒，滥用反倾销措施，而美国也使用了过分的保护主义工具如“超级301”等。美国正在丧失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注释】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08. 【注尾】 吉尔平预言多边主义将会被经济地区主义所取代，称“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部门（sectoral）保护主义的混合体系正在取代多边自由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注释】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394.【注尾】
然而，乐观派学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欧盟并没有走向保护主义，因为建成后的单一市场比最初大部分专家预测的要开放和自由得多，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也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也更多地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减少国家控制的总趋势。他们同时指出，建立内部市场，以及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中东欧、地中海国家签署联系协议，也不意味着欧盟变得越来越内向，相反却表明了欧盟对外部是开放的、非歧视性的。同样，他们也不接受“贸易集团”的概念，不认为欧盟、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构成了某种“贸易集团”。在他们看来，这些安排都不是保护主义的，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歧视性安排，所有协议都是以自由贸易的原则为基础，符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标准。美国不批评反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证明了欧盟的非歧视性质，而欧盟同样也没有反对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他们还指出，美欧合作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取得成功，表明了双方都支持自由贸易，不想让贸易和农业冲突加剧双方政治和军事关系的紧张；这一成功确立了美欧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在世界上谋求合作领导地位的最佳证明。
四、结语
如文中所指出的，合作与冲突是贯穿战后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判断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到底孰轻孰重，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衡量的标准。如果以某种完美的和谐团结作为标准，那么，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显然非常突出；如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美欧合作又确实显得非常特别，不仅紧密程度前所未有，而且联盟时间也更加持久。伦德斯塔德认为，可以通过两个事实来证明战后美欧关系的密切程度：一是“欧洲人邀请美国到欧洲建立帝国”。战后初期，西欧国家最担心美国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覆辙而再次从欧洲撤退，为此它们主动采取了挽留措施，先是请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接着要求获得美国的政治支持和军事保障，并最终通过北约建立了美国在西欧的强大军事存在。二是美国“帝国”不同于传统的帝国，后者大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而美国则力促其控制下的最重要西欧地区实行一体化。【注释】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注尾】 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说，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是历史上一个大国首次一贯坚决支持建立一个将从前分裂的各个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注释】Francois Duchene, 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an of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Norton, 1994).【注尾】
应当说，从历史的和比较分析的角度看，战后建立的大西洋联盟堪称世界史上迄今最持久、最成功的联盟。虽然联盟始终都存在内部冲突的因素，但在东西方冷战的基本格局之下，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定了美欧合作是主要的，而矛盾和分歧则受到抑制。同样，欧洲一体化在冷战格局下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它实际上被纳入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中。所以，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确实是密切合作的“特殊关系”，尽管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对于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则应以辩证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进行观察和判断。必须看到，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处在一个全新的、充满各种复杂挑战的国际环境中，虽然大西洋联盟仍得以维系，合作也依然是美欧关系的主流，但随着双方利益和目标的变化，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明显增多，竞争的一面更加凸显。还要指出，欧美学者对于美欧关系未来走向的争论固然激烈，但激烈争论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承认现在的美欧关系已不再完全是过去的那种“特殊关系”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了。概言之，冷战后美欧关系复杂调整的特点提示我们，判断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应避免两种极端倾向，既不能夸大美欧矛盾与分歧，也不能无视美欧关系的深刻变化。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美欧关系仍处于复杂调整的过程中，对美欧关系的研究也将持续下去。本文对欧美地区的美欧关系研究状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但这一综述或许不够全面，评论也未必都得当，所列举的欧美学者的一些观点更难免有片面之处，但仍希望这一努力能对促进我国的美欧关系研究有所助益。
赵怀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