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魏雪梅
2009 年 12 月 12~13 日，“中美关系 30 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美中教育基金会协办。 50 多位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美中教育基金会，美国马里兰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大西洋理事会、美国亚洲协会等单位。会议围绕建交 30 年来的中美关系、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奥巴马及民主党国会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美关系 30 年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建交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发展迅速，但中美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分歧，这导致过去 30 年的中美关系有起有伏。
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会长尼古拉斯·普拉特（ Nicholas Platt ）肯定了改革开放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多年以来，中美的命运已经联在了一起，不能相互损害，不能相互脱离，要相互信任，一起解决全球性问题。
宫力教授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步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是有内在动力支撑的。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更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很不平衡；中美之间战略互信严重不足；中美在全球层面如何合作还没有找到基本规律；两国民间和媒体还相对比较隔 漠 。他指出，中美关系 30 年妥协的产物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和《与台湾关系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现在应该是清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认为，中美关系的“起”是源于共同利益，“伏”是由于存在分歧。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是起伏不定的。中美要共同努力，使两国“起”能维持，尽量不要“伏”，即使“伏”出现了，也要尽量使之保持在较短时间之内。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杨毅少将指出，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中美双方必须调整心态；中美构建一种复合性的稳定关系结构，由以往单纯依靠共同利益转变为依靠共同利益和力量均衡相结合的更稳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张沱生主任认为，中美关系经过 30 年，正在趋向成熟，要真正使其成熟起来，就要将过去的危机管理转向机遇管理。中美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面临诸多挑战，是在一条船上，必须要联手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应该充分认识 30 年前中美和解的历史价值，中美不但实现了各自的目标，还有额外收获：对美国来说是有利于赢得冷战，对中国来说是有利于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稳定为整个亚洲引来了投资。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共同利益，还有超出共同利益的共同社会、文化共同性质。
（二）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与会中国学者认为， 2008~2009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不代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也不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胜利。中国应该从危机中吸取教训，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与会美国专家普遍对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恢复抱有信心认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动摇。金融危机一方面促进了中美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经济问题，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因素并不会对中美关系起决定性作用。
负责美国亚太商业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亨利·莱文（ Henry Levine ）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因素是：金融危机促使中美积极展开合作，如中美在 20 国集团中共同发挥主要作用；使许多中国公司有更多机会与美国公司展开合作，这是一个增加更多中美平行利益的机会。其带来的不利因素是：中美失业率上升增加了人们的保护主义倾向；金融危机使美国消费下降，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来保持增长，这使有些人认为中国不再那么需要美国了，这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相关，美国商界人士担心中国越来越多地采取行业政策来引导产业创新。这些不利因素很可能成为中美之间潜在的摩擦点。但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于能否处理好中美之间战略互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肖炼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许多问题，中美已经成为利益攸关方，应共同合作，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要改革现行的国际经济组织，但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认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和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马小军教授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寻找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美国对中国发展 30 年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但很显然中国是无法承受 13 亿人以美国方式生活的。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场第一线的经验》一书作者麦健陆（ James McGregor ）先生将美国经济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比喻为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在开车，这次经济出了状况，但美国就像是在酗酒治疗中心停下来并修复经济。而中国正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央，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展示自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如不可持续发展、不平衡、不够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将使中国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难，因此，中美两国都需要朋友，需要一起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多了，很多国内媒体认为美国从此衰落了，但学术界包括政府应该更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仍是第一制造业大国，美国模式虽然有些过度，但基本上是适合现代经济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潘悦教授认为，过去 30 年中国并非是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实际上只有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三）奥巴马和民主党领导下的国会：对华政策的意义
与会中国学者大多认为，表面上美国国会的反华倾向比较明显，似乎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但实质上，国会与政府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它们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最终只会增大对中国的压力。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认为，现在民主党国会和白宫在对华政策上，作为不大。奥巴马访华时与中国发布的《联合声明》并没有实质性进展。在看待《与台湾关系法》上，既然国会和白宫都认为对华关系很重要，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就应该努力推动此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巴 马能否 做出像尼克松访华那样的政治决断。《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属于“恶法”，它既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又损害美国国际形象。总之，解决《与台湾关系法》问题不是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决心。
负责美国亚太地区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 Randy Schriver ）认为，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的区别在于：布什政府更支持自由贸易，奥巴马政府却不太拥护贸易自由化；奥巴马政府将美中关系放在了重点位置，而布什政府只是将之放在区域政策之中；二者在对待美中关系的基调上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国会中不少人对中美关系是感兴趣的，但存在分歧，有议员认为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视不够，有议员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安全问题。但大多数美国国会议员还是愿意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庆四教授认为，不能单纯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对华政策或中美关系，而应该从大环境下来分析。美国的强势地位使得其有条件在政治体制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认为，国会与总统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比较重视对华关系，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很务实、 很 理性。但二者也有差别，总的来说国会比较消极。国会众议院议员很少有机会能来中国，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想象。另外，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常常会左右民众的倾向，反华有利于议员拉选票。很多议员也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感和不安。但国会的消极倾向并不会改变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指出，美国国会并非一个整体，议员属于不同的州和选民，选民、利益集团及媒体都会对议员形成影响。如果说议员的反华倾向来自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与国会议员对中国如此不了解的现象是矛盾的。
国务院参事室张立平研究员认为，总统与国会的“蜜月期”结束后，中美之间的争议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就会浮现出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潘国平从国际法的角度质疑美国国会的权限。国会出台《与台湾关系法》，任意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是违背了国际规则或国际法。
张之香大使认为，中国要了解美国国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亚裔对国会的影响非常小，因为亚裔几乎不做或不以正当途径做政治捐款，没有团结起来，也不爱投票。因此，要改变国会对华政策倾向就必须游说国会议员，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花他们的政治资本去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
（四）中美关系展望：竞争、合作抑或冲突
与会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间在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仍将存在分歧，在经济、能源等领域仍将存在竞争和冲突，但是这些问题是可控的。中美之间在未来的十五到二十年间仍将难以建立起战略互信。与会美国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可以努力减少战略不信任，民主、人权等问题并不会造成中美间的战略紧张。与会学者大多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增加对对方核心利益的理解，都应该进行改革，调整心态。在应对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间的合作是必须的。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项目主任班宁·加勒特（ Banning Garrett ）认为，应该从全球角度来思考中美关系未来 30 年的走向。中美之间不能进行零和竞争，尤其是战争，这不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中美必须进行合作，但二者之间缺乏合作所必需的互信，缺乏对对方核心利益的完全理解，缺乏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感，缺乏合作机制，还缺乏公众支持。虽然政府高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军方对此认识还不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孙哲教授认为，未来 15 到 20 年中美之间的互信仍难以建立，双方领导人需要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明确定位，并有远见卓识，推动中美合作。中美将来可能会生活在一种若隐若现的合作伙伴或 20 国关系中和一种以相互竞争、相互遏制为常态的关系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周琪研究员认为，中美之间缺乏互信的原因在于美国人有一种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衡量中国，这使他们很难了解真正的中国，也就难以建立战略互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和竞争都是结构性的。冲突的可能性即便是 1% 也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将它严格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不管合作还是竞争，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猜疑，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中国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障碍。对国际社会，中国已经有了巨大贡献，虽然中国今后应该对国际承担责任，但美国要求过多，期望过高，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刘建飞教授认为，民主问题仍是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的一大因素。在民主价值观问题上，美国追求民主，中国也不反对民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效治理。并非多党制才是民主，民主可以有许多形式，而要看其实质，人民是否能真正享受权利。民主要适合国情。奥巴马访华没有提民主和人权话题，这只是策略上的变化，并非战略上的抉择。
中国政法大学刘长敏教授认为，中美建交 30 周年，发展的大体框架、轨迹都已基本明确了。从历史看，中美关系实质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一种利益平衡和交换关系，因此，要建立互信是比较困难的。她提出要以“君子和而不同”理念建设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认为，与美国人从美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一样，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研究表明，美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60~ 1970 年代是敌人形象，到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是现代化样板形象， 89 年后对美国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中美双方看待对方是很不同的，美国人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分别看待的，而中国人则把美国人和美国政府 看做 一体。中美间有很多不同也有很多共同利益，寻找共同利益很重要，换位思考也许将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魏红霞、刘得手
2009 年 9 月 27~2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了“中美长期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凯特林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院、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机构和大学的 20 余位中美专家与会。与会者就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及 及 中美两国的社区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 当前的中美关系
开幕式上，美国凯特林基金会主席戴维·马修斯先生 (David Mathews)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分别致辞，回顾了过去 20 年来“中美长期对话”对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所做的工作。戴维·马修斯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美两国保持了稳定和平的关系，中美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扩大。顾国良研究员认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务实、灵活、合作的外交政策，着眼于提出新理念、新政策和新办法。奥巴马执政后，中美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和全方位合作，总体发展比预期得好。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 (Harold Saunders) 认为，随着世界的变化，中美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有这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强调国家追求自身的利益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而美国认为建设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需要首先帮助一些国家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不仅仅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包括人文和社会资源的发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 David M. Lampton ）认为，现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是健康和平稳的。稳定世界经济、核不扩散问题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从根本上看，中美两国对世界的看法是一致的。两国需要利用彼此的资源来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不应因为中美关系有了良好的开局，就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会一帆风顺。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还缺乏互信。而且，在对待诸如失败国家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性问题方面还需要合作。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陶文 钊 研究员总结了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几个特征。他认为，两国关系实现了完美的过渡。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并进一步发展，没有发生以前曾经经历的那种起伏和颠簸。奥巴马政府执行现实的外交政策，承认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两国必须合作共事，抓住共同的机会，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伊朗核 问题问题 等。对于两国之间的分歧，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共同利益比分歧更重要，并且与中方就分歧进行对话，不让分歧妨碍合作。人权关系的淡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一些固有的矛盾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一部分人对中国仍然有很深的疑虑。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很难改变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基本框架。不过，可以预期，奥巴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将会谨慎行事，台湾问题一时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美国麦耶公司首席执行官汉克·麦耶 (Hendrik Meijer) 认为，美国人民日益认同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式脆弱的，很容易被政治关系削弱。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如何安抚在选举中支持他的美国工会组织。
前美国驻北约常驻代表威廉·塔夫托（ William Taft IV ）认为，人权应该被当作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两国之间的问题。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和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被淡化了。尽管如此，人权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分析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一直影响着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布什政府 8 年任内将民主作为推进其全球战略的工具。奥巴马政府目前弱化民主的做法是暂时的，因为美国目前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各国的合作。美国强调民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里面包含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认知。在美国决策层的眼里，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刘建飞教授认为，中国正走向民主，这是毫无问题的。他阐述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把中国目前的民主分为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三个层面，其中政治民主包含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层次的宪政民主、村民委员会这一层次的农村基层民主，以及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主要反映在中国出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中国物权法的出台则反应了经济民主的发展。总之，中国民主在向前发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推进民主发展的历程中，中国重视的是民主的实质而不是形式。中美在民主问题上不是对立的，双方的目标都是要发展民主。只是两国所走的道路不同。
国防大学徐辉博士分析了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他指出中美两军交往的历程具有 具有 “升温—受挫—降温—恢复—再升温—再受挫—再降温—再恢复”这样一个“波动规律” ，而且恢复远远缓慢于中断，几乎始终处“危机管理”状态。目前中美军事交往仍没有走出这种曲折历程，但已经见到了走出这一怪圈实现正常化的曙光，这种曙光的出现得益于两军交往大环境的变化。他指出，中美双方不存在任何领土争端，双边的军事合作实际上有着很多潜力。然而，深化两军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如对台军售问题。他认为，发展中美军事关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标本兼治、相辅相成”。 第一步要明确双边军事关系长远发展目标和交往指导原则。第二步要深化和扩大两军对话与交流。第三步要努力解决妨碍两军关系深入发展的具体障碍。第四步共同探索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途径和样式。第五步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两 军危机 管理机制。
（二） 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
会议讨论的第二个议题是中美两国社区的发展，这是“中美长期对话”中的一个崭新议题。与会者交流了两国在社区发展方面的情况，并认为这对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副总裁陶美心认为，全球化被许多人认为是零和游戏，是坏东西。但每个人在维护其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学会彼此珍惜，彼此尊重。
中国社科院马列院陈志刚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西部的社区重建情况。在其课题小组对内蒙、云南、贵州、陕西、河北等地乡村进行的调研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乡村社区出现了公共性危机。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使农民走上了相对富裕的道路，但其实践过程没能有效实行“统分结合”的原则，往往只有分，没有统，村级组织的权威被削弱，组织和动员能力减弱，农村社区的公共治理日渐衰落。其次，当市场成为获取收入和满足需求的主要来源时，农户间的竞争或者说个人主义意识加强，合作互助意识以及集体意识减弱，维系社区、家庭稳定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第三，村级正式组织在没有依靠村庄传统资源又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无力承担社区公共性重建的任务，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产品。因此，西部农村社区的发展不但要关注公共的自然资源、公共的经济资源，更要关注公共的社会资源，激活被打散的社会公共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社区重建不但需要加强政府的支持，更需要发动社区民众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不但要建设一个新的农村，也要塑造新农民。
桑德斯指出，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缺失，是忽视了社区中的公民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作用。社区发展在美国的民主实践和社会的有效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美长期对话”会讨论社区建设问题，令人鼓舞。对话不仅要关注政府的政策，还要重视社区在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时所起的作用。他以其亲身调解阿以冲突的经历说明，虽然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但人民缔造了和平。 桑德斯还指出社区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作用。他认为，对于社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美关系而言，这种研究现在正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使中美开始更紧密地进行合作，建立一个可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社会。
樊吉社
2009 年 9 月 4 日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军备控制与不扩散研究中心主办的“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宇航学会、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清华大学等单位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奥巴马政府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内容、背景、地区防扩散问题，以及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内容
与会者认为，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不重视军备控制，将政策重心放在防扩散问题上，而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在军控政策上做出了比较明显的调整，提升了军控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军备控制作为防扩散的手段之一，通过军控进展推进防扩散这个核心目标。奥巴马在布拉格讲话中提出了无核世界的概念，将军控与防扩散结合在一起，这是军控观念的重要变化。
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调整具体表现为：一是明确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倡议，并且加强了宣示的力度。除了布拉格讲话外，美国还在八国峰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国际舞台上争取在核裁军问题上的国际共识。 2009 年 9 月 24 日 ，奥巴马将主持召开主题为不扩散核武器和核裁军的安理会特别会议； 2010 年 3 月还计划召开一次核安全峰会。二是重新重视美俄裁军。美俄在 7 月初的峰会上已经就《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的后续条约达成了框架性的共识，两国可望在年底前完成条约的谈判。三是做出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调整政策的姿态。一方面仍强调导弹防御系统是防扩散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提出美国将加强其他制度安排以减少导弹威胁。四是在地区防扩散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的强硬姿态，强调多边合作而非单边主义，重视接触而非对抗。五是在涉及军控和防扩散问题的人事安排上任命了具有丰富的裁军谈判经验的专家型人物。
多数与会者认为，这些变化是奥巴马政府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重要调整，而且可能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核世界倡议的意义被夸大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施压，推动俄进一步裁减核武库。美国国内在核裁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是否真正倡导无核世界将取决于未来美国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批约、可靠替代弹头、导弹防御、延伸威慑等问题，特别是美俄是否准备将核武库裁减到 1000 枚以下以及如何界定核武器作用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
（二）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原因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与布什政府相比，导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军控和防扩散政策做出显著调整的原因较多。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布什政府重视核武器、强调防扩散、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反而使得美国的 软实力 受损。因此，奥巴马就任总统后通过调整美国的军控和防扩散政策以修复美国国际形象，重建美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美国通过无核世界的政策宣示等姿态扭转了美国在相关议题上的被动地位，重新获得了在军控议题上的“道德高地”。其次，美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变化是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原因。由于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拟削减用于导弹防御的预算，而同俄罗斯谈判削减庞大核武库也是降低开支的方式之一。另外，国内舆论也在反思过去几年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也提供了美国政策调整的契机。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升温，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核走私问题和地区核扩散问题久拖不决等，美国需带头推动核裁军才能够取得各国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应对这些安全挑战。其四，精确打击的常规武器已经可以实现过去只有核武器才能完成的使命，而核武器的威慑前提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各国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更趋于理性，因此美国可以考虑调整其核裁军政策，并以此作为调整大国关系、特别是美俄关系的突破口。
也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的政策调整仍仅限于凝聚国际共识，美国最终能否实现这些调整仍然取决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在此问题上的认知。
（三）美国在地区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
与会学者认为，奥巴马就任以来，在朝核和伊核两 个 地区防扩散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有别于布什总统。 在伊核问题 上，美国展示了更多的对话意愿。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过去的半年中经历了朝鲜核试和导弹试验的几次挑战，但没有做出过度的反应，随后又有前总统克林顿前往朝鲜解决被扣押的记者，美国对朝“两手政策”更趋明朗。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主张继续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同意与朝鲜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双边的会谈；另一方面，美国仍在推动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目前，美国对朝的总体政策仍在形成过程中，双方也在相互试探。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奥巴马总统将会延续布什政府后期采取的对朝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的调整。朝核问题目前不仅仅是美朝之间的防扩散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的未来解决将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在此问题上均有自己的安全利益。虽然朝鲜期待美朝双边谈判，但美国不会轻易摆脱解决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这个多边框架。经过两次核试验后，美国对朝政策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美国现在更加侧重防扩散，而将无核化放在第二优先的地位，因为朝鲜核计 划尚未 对美构成直接威胁。鉴于朝鲜拥核对周边国家的“溢出效应”，美国仍会继续承诺对日韩等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政策。
对于伊核问题 ，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但不排除其他政策手段。目前伊朗总统选举已经结束， 内贾德 再次当选，新总统也表现出了谈判的意愿，但美国和伊朗能否真正实现谈判仍不确定。另外，美国也准备在伊朗不对谈判倡议做出积极回应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对伊朗的制裁， 伊核僵局 能否短期内 化解仍 不确定。
（四）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政府调整军控和防扩散政策，重视军控制度建设符合中国利益。中美在制止地区核扩散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两国存在较多的合作空间。中国早在 1963 年和 1964 年就发表政府声明，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所应采取的步骤。奥巴马政府提出无核世界倡议并没有超越 40 多年前中国政府的呼吁。中国一贯支持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支持美俄通过谈判条约实现核武器的裁减，并支持多边军控机制的建设。
有学者认为，虽然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无核世界倡议短期内并无实现的可能，但将对所有有核国家构成舆论压力。中国在核问题上非常克制，不过，将可能面临核透明的压力。也有学者认为，核透明与战略信任相互关联，缺乏战略互信就很难实现真正的透明。要增加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双方都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中美两国在出口管制方面具有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而美国放松对中国高科技的出口管制将有助于提高两国的互信。此外，中美两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有着良好的合作。与会学者认为，在即将来临的 2010 年的审议大会上，中美两国都将面临来自无核国家的压力。两国有必要继续加强合作，强化核不扩散机制，为国际和平做出更多的贡献。
闫循华、孙有中
2009 年 9 月 19 日 至 20 日，美国研究联络会（ American Studies Network ）第六次年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该联络会由美籍华人张之香（ Julia Chang Bloch ）主办的中美教育基金会（ U.S. China Education Trust ）主持成立，旨在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和教学，每年在国内举办一次研讨会。 2009 年是继 2007 年的“九一一后的美国：变化与延续”国际会议之后，中美教育基金第二次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美国研究联络会的年会。美国驻华大使乔恩·亨茨曼（ Jon Huntsman ，中文名洪博培）、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和中美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女士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格劳德（ Eddie S. Glaude ）做了题为“奥巴马时代的种族论”（ Theorizing Race in the Age of Obama ）的主旨发言。中国学者资中 筠 、孙哲和美国资深记者格维特兹曼（ Bernard Gwertzman ）同台主持了“奥巴马与世界：重新定义美国软实力”大会专题论坛。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奥巴马现象：重读美国的契机”。共有近 40 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美国、荷兰等地的学者与会，从奥巴 马现象 的文化背景、社会基础，奥巴马胜选原因，以及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社会与外交等方面对年会的主题进行了探讨。
（一）奥巴 马现象 的文化背景
与会学者认为，奥巴马的崛起，得益于各时期文化精英的思索探求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积淀。荷兰学者皮萨兹—拉米雷（ Gabriele Pisarz Ramirez ）认为，美国的早期身份认同不仅来自英国，也受到了非洲、加勒比海及拉美地区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废 奴作家 的作品中体现出来。乔治敦大学奈斯特（ Amy R. Nestor ）指出，惠特曼和杜波伊斯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带来的创伤性经历都有过类似的严肃思考。
江南 大学刘 剑锋教授认为，惠特曼的《草叶集》歌颂民主、自由、平等，表达了对上述理念的倡导者、奴隶制的废除者林肯总统的崇敬。而奥巴马的当选，正是对林肯总统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有力见证。
四川大学叶英教授考察了杜波伊斯的教育理念，指出他将教育的根本目的归结为开发才智，教育不应只关注眼前所面临的具体的黑人问题，还应该考虑该民族长期的发展与进步，并倡导在整个黑人教育体系中，尤其是高等教育中重视人文教育。杜波伊斯的教育理念对黑人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大学方红副教授指出，非裔学者盖茨（ Henry Louis Gates ）推动非裔文化研究的制度化，倡导社会融合，为奥巴马的当选做了文化层面的铺垫。盖茨为独立解读和评价黑人文学提供了审美理论基础，与人合编了《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读》，并通过主持和制作节目，宣讲种族融合的必要性。
（二）奥巴 马现象 的社会基础
与会者大多认为，美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及民权运动的推动，是促成奥巴 马现象 的重要社会因素。云南大学刘晓红教授指出，奥巴马胜选说明，美国选民可以跨越种族、政治和文化的藩篱，美国社会更为宽容和包容，更具跨国性。这也显示奥巴马强调变革与社会和解的信息，得到了选民的积极认可。
江南大学吕庆广副教授指出，奥巴马 胜选除个人 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自肯尼迪以来的社会变革。虽然美国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文化冲突与融合这两种倾向，但近 50 年间，主流态势是多元和包容，这奠定了奥巴马胜选的社会基础。当然这只是开端，真正实现文化融合，美国仍需努力。
曲靖师范学院高吉先认为，奥巴马的政治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黑人民权已经得到改善，地位稳步提高。他认为三个因素推动了黑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一是黑人良好的政治基础，二是黑人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三是黑人为争取民权所进行的斗争。
（三）奥巴马胜选的原因
与会者从政治机制、身份认同、话语策略诸方面，探讨了奥巴马胜选的原因。湖南工程学院沈文辉博士认为，奥巴马的胜选得益于三个因素。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哲学，决定了美国选民不必拘泥于肤色，而是看谁能改善民生、重振美国。小布什 政府内政 外交不甚成功，早已失去了民心。再者，奥巴马团队精诚团结，策略得当。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期 铿 教授分析了第三党参选规律，指出 2008 年大选没有第三党的介入搅局，因而奥巴马及麦凯恩的选票没有在本阵营内分散。 2008 选举中，第三党没有重量级的候选人参选，未能筹集到足够的竞选经费，而且美国政治的两极化也降低了其搅局的可能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沈三山副教授使用话语行动理论和批判性话语分析，对奥巴马竞选演讲涉及种族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和分类，指出奥巴马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了普 世 性的态度，这正是他能胜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敬珏（ King Kok Cheung ）教授通过对奥巴马传记的解读，指出奥巴马在印尼的成长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形成了更为包容的世界观，培养了他跨越种族、宗教、阶层和性别藩篱的能力。这一点是他能够当选的重要因素，也有助于他处理对外关系。
（四）奥巴马当选与民权和性别问题
与会学者普遍肯定奥巴马当选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积极意义，但对于美国能否真正实现种族平等，与会学者则大多持审慎态度。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恩铭教授指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有两种策略。温和派强调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真正的公民。激进派主张分离，“自立和自治”。此分歧是由于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的二元身份决定的”。只要种族主义存在，黑人的二元身份就不会消失。奥巴马当选给“融入主义”注入了活力，但能否有根本性变化，言之尚早。
普林斯顿大学格劳德（ Eddie S. Glaude ）教授指出，奥巴马当选并执政后，关于种族有两种错误看法。其一是认为美国进入了“后种族时代”，种族主义已经销声匿迹；另一种看法认为美国可以此为契机，把种族问题视为阶层问题，实现种族平等。他认为，应该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从解决黑人的实际问题入手。
湖北大学刘文祥教授和研究生卢妮娜认为，奥巴马的当选体现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力量，但他们同时认为，奥巴马的当选也是美国人急于寻找一条不同于小布什路线的选择。奥巴马的当选虽然为黑人争取民权带来了新希望，为外交带来了新契机，但民权运动的道路还很长。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波教授从平等程度和融入程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当今美国黑人的境遇。他认为，虽然黑人在这两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尤以奥巴马的当选更具代表意义，但教育水平、就业及司法公正问题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北京理工大学鲍忠明指出，黑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契合了福克 纳对于 黑人问题的关注，如生活状况低下，教育和宗教生活中的种族隔离，以及民权无法保障等等。奥巴马的胜选，似乎印证了福克纳的预言：作为国家的救赎者，黑人即使成为领导者，仍将继续受难。
此外，性别问题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香港大学福特（ Staci Ford ）博士以米歇尔·奥巴马为例，指出美国仍存有性别不平等问题。从竞选开始，米歇尔的一些言论，如对布什政府和不平现象的批判，就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因为她超越了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定位，迫使她不得不转换面孔，刻意表现出其更具“母性”和柔性的一面。
（五）奥巴马时代的外交
与会者认为，奥巴马治下的美国外交从整体战略，到与具体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资中 筠 研究员指出，奥巴马的当选顺应了历史潮流，但美国的政治现实又意味着其内政议程将面临阻碍。虽然评判其对外政策还为时尚早，但是其走向值得肯定。不过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似乎过重。
清华大学孙哲教授指出，奥巴马上台以来实施了稳定金融的措施，并大致形成了“ 3D ”的对外战略：（ 1 ）“共同防御”（ Common Defense ），加强与欧洲、日本的同盟关系，分担责任；（ 2 ）“全球发展”（ Global Development ），减少世界贫困人口；（ 3 ）“民主外交”（ Democratic Diplomacy)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周士新博士分析了美国对东盟关系的战略调整，认为由于经济危机、美国实力下降，以及奥巴 马独特 的政治理念，奥巴马政府对东盟可能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使之成为促进美国安全的重要伙伴。
海南大学曹玲娟教授探讨了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指出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给中国的能源市场带来了活力和更高的期待，也为促进中美经济交流，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与会者还对奥巴马外交理念的成因，以及金融危机下美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浙江万里学院张全义副教授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指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理念与诸多因素有关，如其家庭背景和海外成长经历，对林肯、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物的推崇，以及他早年从事社区工作的经历等。这都有助于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
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探讨了经济危机给美国全球影响力造成的悖论：一方面经济危机凸显了“美国梦”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另一方面，“美国梦”又具有号召力和激发力，可以增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奥巴马政府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其对外政策上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此外，会议还就由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牵头组织撰写的《中国的美国研究 30 年回顾》，以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翻译的英文稿进行了讨论。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梅仁毅教授和香港大学罗伯茨（ Priscilla Roberts ）博士专门就报告进行了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