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0年第4期
“自由委员会”立法之争
【注释】本文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0914）”的研究成果。【注尾】
——冷战前期美国反共意识形态探析
张杨
〔内容提要〕同“麦卡锡主义”一样，“自由委员会”提案是冷战前期美国社会极端反共思潮的副产品。“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出现表明了美国社会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对“思想控制”普遍宽容。从已解密的相关档案资料看，此次府院分歧的真正原因是冷战策略和职权范围之争，双方在不计一切代价反共这一基点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冷战 反共意识形态 自由委员会 自由学院 奥兰多委员会
从1959到1967年间，美国参众两院多位议员连续提交名为“自由【注释】冷战时期，“自由”一词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美国历届总统不断地强调冷战为“自由”与“共产主义”，“自由”与“专制”之争，“自由”因此成为冷战的重要工具。Harry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Greece and Turkey: The Truman Doctrine, March 12, 1947; John F. Kennedy,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Urgent National Needs, May 25, 1961,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ereinafter cited as GPO),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注尾】委员会”（Freedom Commission）的立法提案。总数超过20份的“自由委员会”提案在措辞和内容上略有差别，但都贯彻了一个思想，即“国际共产主义正阴谋对美国及所有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民发动一场政治总体战”，为了“赢得这场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在非军事领域展开的全球斗争，美国有必要创建一个自由委员会和自由研究院（Freedom Academy），研究并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实用科学，并培训政府官员、普通公民和外国学生掌握这门科学。”【注释】S. 822, 8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9, 1961,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1).【注尾】该提案非同小可之处有两点：一是提出要发展一种“反击共产主义阴谋”的科学，而且毫不讳言它必须是“实用的”（operational），可以在实践中用来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二是该科学被“发明”出来后，不仅要供给美国政府官员做冷战斗争的利器，还要传授给普通公众和其他国家人民，提案支持者亦毫无掩饰地使用了“灌输”（indoctrinate）一词。
乍一看，“自由委员会”提案简直是一向公开倡导思想自由与政治多元之美国社会的异端邪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提案，却在冷战前期10余年间赢得了来自国会议员、知识精英、利益团体、大众传媒，乃至普通公众的广泛支持。“自由委员会”提案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且最终流产，但它从酝酿、提出、到国会听证辩论的历程，恰似一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美国社会思想流变的历史。“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存废与冷战息息相关，随冷战形势的起伏而变化。它最集中地体现了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深广程度，考验了危机形态下，美国的自由传统对思想控制的容忍度。更重要的是，国会与行政机构关于“自由委员会”立法之争实际上投射出美国不同机构和利益团体在反共意识形态战的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从而为我们全面还原冷战历史提供了一副独特窥镜。【注释】
笔者借助国内外数据库和广域网学术资源，试图就“自由委员会”提案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检索，结果除多份听证会记录外，所获甚少。【注尾】
一、冷战社会氛围与“奥兰多委员会”
20世纪50、60年代，东西方处于冷战尖锐对峙时期。随着苏联获得核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接踵发生，美国国内的反共、恐共氛围日趋浓烈。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异常一致的反共思潮和对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认同，称为“冷战共识”。【注释】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55.【注尾】 然而，随着冷战形态逐渐固化，美国社会各群体对冷战性质的判断亦出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不大可能爆发直接热战。【注释】Planning Tasks for Participating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as Applicable to the Field of Doctrinal Warfare, Mar. 20, 1953, CK3100335055, Databas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inafter cited as DDRS), Gale Group, Inc.【注尾】“苏联集团”蓄谋已久的不是真刀实枪的总体战，共产主义者致力于最终摧毁美国，但使用的是“持续而有效的政治战武器，间或伴随着军事威胁”。【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US Senate, 8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June 17~19, 1959, GPO, 1959, p.59.【注尾】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主席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在一份致总统的备忘录中甚至断言，“一般来说，冷战就是政治战和心理战。”【注释】Letter from David Sarnoff to Senator Eastland, Chairman of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May 1, 1959,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2).【注尾】
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杜鲁门亦认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威胁是“国际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它受一个中心（苏联）的指导，并致力于推翻整个世界的民主体制。”【注释】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Inter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ug. 8, 195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注尾】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行政机构开始酝酿范围极其广泛的全球心理战战略及项目。1951年，杜鲁门批准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并很快确立了名为“学说宣传项目”的意识形态战计划。【注释】对“学说宣传项目”的论述详见于群：《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注尾】艾森豪威尔即任后，行政机构继续扩大“学说宣传项目”，诸如美国新闻署、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为反共意识形态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然而，知识精英和压力集团认为政府的努力不够大。【注释】
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行政机构的保密政策，后文将论及。【注尾】在他们看来，美国根本无法与有着数十年政治战经验的苏联相匹敌。【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 p.88.【注尾】“共产主义者在过去35年间从事大规模的、全面的、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灌输活动”，“他们培养职业革命者的学院体系，每年向自由世界输送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者。”【注释】U.S. Doctrinal Program Detailed, May 29, 1953, CK3100335111, DDRS;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 pp.14~15.【注尾】而美国则缺少对抗共产主义学说的系统科学，缺少把反共活动付诸行动的人员，特别是缺少一种激起民众反共意愿的机制。在众多敦促政府采取更积极反共措施的压力集团中，来自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委员会”非常具有代表性。正是该组织主导了后来“自由委员会”提案在国会的立法游说活动。
1950年代初期，“奥兰多委员会”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在其领袖艾伦·格兰特（Alan Grant）的带领下，它首先在佛罗里达教育界开展“了解你的敌人”的课程改革运动，试图在高级中学推广反共产主义教育。【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 p.11.【注尾】与一般压力集团的运作模式相同，“奥兰多委员会”并不满足于在当地发挥作用，而是不断通过私人关系和公众活动扩张自己的影响力。1954年4月15日，艾伦·格兰特等人写信给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推销其关于成立“反击共产主义国家学院”的设想。“奥兰多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简称OCB）【注释】1953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签署10483号行政命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行动协调委员会”。该机构成员由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海外事务总署署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总统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在国家安全政策框架之下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协调各部门间的政策执行。Executive Order 10483: Establishing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Sep.2, 1953,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0573.【注尾】内部广泛传阅并讨论后，最终并没有获得行政部门支持。【注释】Letter from Elmer Staats to Allen Grant, Aug.18, 1954,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4).【注尾】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行政机构内部找到了同情者。通过“行动协调委员会”常务执行助理爱德华·利利（Edward Lilly）等人的穿针引线，格兰特同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Jackson）、索尔·斯坦（Sol Stein）、小卡尔·哈尔（Karl Harr Jr.）【注释】查尔斯·杰克逊曾担任《财富》杂志发行人、《时代》杂志发行公司副总裁，并在政府部门任要职，时任负责国际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索尔·斯坦为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秘书长；小卡尔·哈尔时任副国务卿特别助理，后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行动协调委员会”副主席。【注尾】等华盛顿圈内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并由此获得《时代》、《生活》、《财富》三大杂志的支持。【注释】Item for Immediate Discussion with Mr. Staats, April 11, 1955,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4);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Jan.19, 1955,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4).【注尾】
“奥兰多委员会”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形势的影响，几经起伏。1955年初，“奥兰多委员会”在纽约的公共外交活动获得巨大成功。它不仅为“奥兰多建议”中的研究和教育项目争取到大额经费支持（其中一部分来自理查森基金会），而且组织起一个包括极左和极右政治派别的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甚至为即将成立的反共研究学院制定了“教义”和课程表。【注释】OCB Background for Freedom Academy Proposals, undated,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2).【注尾】正当“奥兰多委员会”聚集起越来越多政界、商界和新闻界人物的支持时，美苏关系出现解冻迹象。美苏首脑峰会的实现，使“奥兰多建议”失去重要政治人物的支持，与理查森基金会的协商也功亏一篑。【注释】OCB Background for Freedom Academy Proposals, undated,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2).【注尾】然而，冷战形势瞬息万变。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引发美国公众恐慌，而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则被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明确证据。“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引入者之一、众议院议员周以德（Walter H. Judd）后来总结说，“冷战数年来，东西方关系时有缓和或冰冻，对方似乎总有变化的迹象，然而，我们越来越确信，共产主义阴谋始终没有变，其目标是确定的，要征服整个世界。”【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 p.120.【注尾】 冷战形势逆转使“奥兰多委员会”再次获得生机。该委员会亦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开始为“奥兰多建议”争取国会立法。
二、“自由委员会”提案与府院之争【注释】文章中“府院”的“院”均指国会参众两院，作者注。【注尾】
1959年2月2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院议员艾伯特·赫朗（Albert Herlong）首次将脱胎于“奥兰多建议”的“自由委员会”立法提案（H.R. 3880）提交给“非美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1959年开始的第86届国会有7位众议员提出附案。在参议院，议员卡尔·蒙特（Karl Mundt）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亦提出同名姊妹案（S.1689），并提交给司法委员会下属的“内部安全分委会”进行讨论。其后8年间，历届国会召集期间都有参众两院议员引入“自由委员会”提案。不同的是，除在第86届国会上参议院的提案被提交给“内部安全分委会”讨论外，其余几届国会的提案都被交付给由参议员詹姆斯·富布赖特（James W. Fulbright）主持的外交委员会讨论。【注释】有关“自由委员会”提案在历届国会（86届至90届）的提案人、提案时间及情况简介见：Report No.1050, Freedom Commission and Freedom Academ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9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Dec. 15, 1967, Database: Archive of Americana, 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1817~1994, Readex.【注尾】
“自由委员会”一词源于提案的核心建议，即通过立法“在行政机构内部创建一个独立部门”，这个名为“自由委员会”的部门成员将在参议院的建议和批准下，由总统任命。【注释】H.R.3880, 8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2, 1959,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2).【注尾】“自由委员会”的功能如下：（1）在“自由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高级培训与发展中心，即“自由研究院”，负责研究有关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系统知识；负责将反击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手段发展成实用科学；（2）教育并培训政府官员、普通民众有关共产主义阴谋及反制科学的全部知识；（3）创建一个信息中心，负责散布有助于了解共产主义阴谋并击败该阴谋的信息和材料；为此，委员会有权生产并发行各级学校的教材，以及其他反共素材。【注释】H.R.3880, 8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2, 1959,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2).【注尾】这份长达19页的提案还包括如何协调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如何与大学和学院建立联系，如何选择“自由研究院”学生，以及“自由委员会”权限和预算拨款等详细内容。
“自由委员会”提案提交国会后，卡尔·蒙特和艾伯特·赫朗等人立刻开始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和议员身份寻找提案的支持者，艾伦·格兰特也在国会山谋得一个虚职，以便利其游说活动。从参、众两院组织的历次听证会来看，“自由委员会”提案得到来自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广泛支持，其中不乏大学教授、知名作家和劳工组织的代表。【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注尾】盖洛普民意测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69%的受访者支持“自由委员会”的创建。【注释】George Gallup, “New Appeal Building for Freedom Academy,” Orlando Sentinel, Friday, May 4, 1962.【注尾】然而，“自由委员会”提案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行政机构的反对。鉴于其功能和运作要依赖政府部门的合作，并且法案若要生效也必须经总统批准，因此，行政机构的态度至关重要。实际上，行政机构对“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反对是它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由委员会”提案历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三届政府时期。它首次被提交给国会讨论时，正值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在1950年代末有关“导弹差距”、“技术差距”、“教育差距”的社会氛围中，“自由委员会”提案甫一提出，就赢得众多国会议员的赞同。这直接促使相关议案被交付给对它持同情立场的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但当国会就提案向行政部门征询意见时，国务院、司法部等机构皆提出了不同意见。尽管如此，在预算局的建议下，行政部门表示总体上不反对提案。【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18 and 19, 1964, Part 1, GPO, 1964, pp.1175~1176.【注尾】由于受到的阻力较小，第86届国会上“自由委员会”提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但在众议院却因时间原因未付诸表决。【注释】Report No.1050, Freedom Commission and Freedom Academy.【注尾】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格兰特等人曾乐观地认为，“自由委员会”提案会在新总统任期内得以通过。这一方面源于“新边疆人”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全新姿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到行政部门一些重要人物言论的鼓舞。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访问亚洲后，异常吃惊于“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共产党精英，在每个国家的大学、学生群体、劳工组织和知识分子中的出色活动”。这被视为行政部门意识到美国在意识形态战方面准备不足的证据。【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18 and 19, 1964, Part 1, p.953.【注尾】 然而，出乎提案支持者意料的是，正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行政部门组织起最有效的反击措施。首先，行政部门在内部统一了认识。国务院针对“自由委员会”立法建议，提出9条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注释】Proposed Freedom Academy Legislation, Feb.8, 1961,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1).【注尾】而国防部、中情局和美国新闻总署都在回复国会的信中表示支持国务院的立场。【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18 and 19, 1964, Part 1.【注尾】 其次，行政部门在国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盟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富布赖特。在“自由委员会”事务上，国务院与富布赖特之间有频繁的信件往来；富布赖特则设法将“自由委员会”提案纳入外交委员会进行讨论，并加以控制。【注释】Stacey Cone, “Pulling the Plug on Americas Propaganda: Sen. J.W. Fulbrights Leadership of the Antipropaganda Movement, 1943~1974, ”Journalism History, Vol.30, No.4, 2005.【注尾】最后，为了减轻来自国会的压力，国务院亦引入一个名为“国家外交事务学院”的法案（S.865），想在部分满足“自由委员会”提案之要求的基础上将其取代。【注释】国务院于1962年起开始酝酿“国家外交事务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Foreign Affairs）提案，并明确这是对“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回应，但前者正式提交国会审议是在1963年。Memorandum for Mr. Bundy, June 13, 1962, CK3100462359.【注尾】
行政部门的反对意见彻底激怒了“自由委员会”提案的支持者。从第87届国会起，参众两院组织的听证会成为府院互泄不满的地方。提案支持者公开指责国务院“没有很好履行自己职责”，思想僵化，没有改革的意愿，“国家外交事务学院”提案不过充当了“自由委员会”提案的绊脚石。【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18 and 19, 1964, Part 1, p.1036.【注尾】 更有批评者认为，政府反对“自由委员会”提案，反映它的政策并不是为了“赢得”冷战，而是为了使冷战“陷入僵局”。【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18 and 19, 1964, Part 1, p.954.【注尾】 行政部门的反击是低调而温和的，但却非常有效地延宕了“自由委员会”的立法活动。到1967年，“自由委员会”提案在国会已显颓势，当年仅有4份提案引入众议院。而随着1960年代末冷战形势再度变化，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兴起，“自由委员会”提案就此湮没无闻。
三、冷战意识形态战的策略与尺度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自由委员会”提案显然已经背离美国公开宣扬的自由价值观和多元政治文化思想。在这里，“自由研究院”（Freedom Academy）【注释】由于“自由委员会”提案的主要建议是成立一个“自由研究院”，因此该提案常被称为“自由研究院”提案。【注尾】极具讽刺性地成为“学术自由”（Academy Freedom）的反义词，因为提案中的“自由”显然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所谓“学院”则是为了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这个单一目标服务的思想控制机构。然而，当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异常惊奇地发现，在特殊的冷战背景下，“自由委员会”提案竟然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尽管在民间、政府和国会都不乏清醒人士，批评该提案无异于“学说灌输”，有悖“联邦政府在政治教育领域的传统责任”，【注释】Report No.1050, Freedom Commission and Freedom Academy.【注尾】但府院之争的焦点显然并不在于此。从行政机构对国会的历次回应来看，前者更多是从冷战大战略，而非维护一个多元社会的角度出发来反对建议中的立法提案。换言之，有关“自由委员会”提案的立废之争，不过是冷战意识形态战的策略与尺度之争。
实际上，置身于冷战前沿的美国行政部门对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感受更为敏锐，因此总体而言，行政部门与国会对于“自由委员会”提案中的政策前提有相当的共识。在数封回复国会的信中，国务院都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在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仅需要依靠军事力量，而且必须依靠所有政治、心理、经济及其他非军事手段”；【注释】Letter for J.W. Fulbright, Chairman,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2, 1962,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1).【注尾】国务院亦同意“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手段，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重要的。”【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8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Feb.18 and 19, 1964, Part 1, p.1179.【注尾】 然而，“自由委员会”提案还是在几个层面上触及到行政部门的底线，使它不遗余力地发起了反对提案的斗争：
（1）职权范围之争
“自由委员会”提案首先触及到了行政机构维护其职权范围的敏感神经。提案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使反共产主义研究与教育工作从属于现存某一行政机构的领导之下是错误的，”因此建议中的“自由委员会”将是一个独立机构，只对国会和总统负责。【注释】S. 822, 8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9, 1961,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1).【注尾】 针对这一建议，行政机构各部门在最初还没来得及协商的情况下，就给出了完全相同的答案。司法部在1959年5月18日的回复中表示，“现有机构……可以用来实现这一功能，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职责及任务的重复，”【注释】Proposed Freedom Academy Legislation, Feb.8, 1961,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1).【注尾】而政府其他部门基本上均引述了这一意见。【注释】Raymond L. Thurston, “Education at the Top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1, No. 2 (June, 1966), p.259.【注尾】
如前文所述，自杜鲁门政府时期起，美国行政机构确已展开了广泛的意识形态战计划与行动。就反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和教育两项任务而言，美国政府除与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合作外，还有诸如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国家军事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各军种军事学院等专门机构从事相关活动。更不用说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这样的秘密机构，当时中情局至少有4个培训政治战人员的专门学院已经为外界所知。【注释】 Letter from Alan Grant Jr. to Jim Smith, Office of Senator Karl Mundt, May 29, 1959,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2).【注尾】然而，国会和公众并不认同行政部门的冷战努力。这一方面源于行政部门出于冷战策略需要，对大多数反共活动“保密”；另一方面则源于冷战所引发的公众不安全感。此外，政府与国会的权力之争久已有之，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则不可避免地强化了。
（2）冷战策略之争
实际上，以“学说宣传”为代表的政府项目和以“自由委员会”提案为代表的国会项目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以摧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目标，并且都在共同社会氛围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产生。只不过行政机构更倾向于把反共学说体系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而国会则试图将其发展成为政治武器。
对心理战和政治战都有很深研究的查尔斯·杰克逊在国会作证时解释道，外交战和政治战之间有根本区别，现有教育培训机构大多只传授外交战知识，不教授政治战的技能。作为政治战精英，他必须具有某种信念，必须有彻底地推进政治战的思想。【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 pp.60~62.【注尾】哈佛大学教授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则表示，为实现政治战的目标，美国必须向世界人民公开表明美国反共的坚定立场。“我们必须使美国的形象无比清晰，以便使欧洲、亚洲和非洲人都能理解美国体系与苏联体系之间的区别。”【注释】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June 17~19, 1959, p.9.【注尾】“自由研究院”这个全民的庞大的反共产主义学术教育机构，就是意在实现上述目标。
但是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应当渗透在美国外交事务的所有方面，是国际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非该战略包括外交事务的全景，否则不可能发展持续有效的反共产主义战略并促进和平。”【注释】Report No.1050, Freedom Commission and Freedom Academy.【注尾】 作为外交工具，学说宣传最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并且必须注意国际舆论的影响。因此，国务院等机构对于“自由委员会”提案中如此公开地宣传反共产主义实用科学，如此公开地表示要训练国内和海外的反共产主义行动精英，感到异常惊讶。在他们看来，“提案中建议的公开方式会使项目尚未开始就归于失败。国外对于美国如此公开的活动也会有负面反应。”更重要的是，“自由委员会”会被苏联的“宣传机器”利用，会被抨击为“美国的‘冷战机制’”。【注释】Letter for J.W. Fulbright, Chairman,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2, 1962,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1).【注尾】
（3）冷战尺度之争
在冷战前期同共产主义国家展开的斗争中，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没有回避采用极端手段的必要性。然而，作为有着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总有一些界限难以突破。在围绕“自由委员会”提案展开的府院之争中，双方的“尺度”很容易从国务院的“国家外交事务学院”提案与“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对比中找到。
“国家外交事务学院”提案的本意是，在行政机构的权限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国会的要求。因此，该提案突出强调要增加预算，加强对共产主义学说及反制它的科学的研究；扩充现有培训机构，对于派往发展中国家的美国雇员和普通公民进行培训；扩充现有的项目和设施，针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推进和平队、进步联盟等“自由事业”来反击共产主义等。【注释】Letter for J.W. Fulbright, Chairman,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2, 1962.【注尾】也就是说，美国要在现有组织机构基础上，扩大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教育的投入。然而，上述建议还是未能满足“自由委员会”提案的两个重要功能：一是要广泛培训美国普通公民与适当数量的外国公民；二是要创建一个信息中心，生产并发行各级学校的教材，以及其他反共素材。前者无异于公开的意识形态输出；而后者则有对美国青少年进行思想控制的嫌疑。这就使该提案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成立国家学术机构的讨论范畴，成为一种“国家政策”之争。【注释】Raymond L. Thurston, op. cit., p.261.【注尾】对此，行政机构的直观反应是，这不是美国人能单独完成的事情；“自由研究院”会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freewheeling）组织。【注释】Letter for J.W. Fulbright, Chairman,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2, 1962; Notes from the July 10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s Panel on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Academy of Foreign Affairs, July 11, 1962, CK3100188861, DDRS.【注尾】
20世纪50、60年代，冷战国际关系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在普遍的危机感受之下，美国社会对诸如麦卡锡主义和“自由委员会”提案这样的思想控制措施表现得异常宽容。被称为“冷战遏制政策之父”的乔治·凯南，很早就意识到美国社会中有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他们惊恐万状且又训练有素地打着反共产主义的标语，他们歪曲并夸大了问题的尺度，他们混淆了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内和国外方面。”【注释】“Kennan Examines Some Disturbing Forces in Our Society,”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y 17, 1953, Eisenhower Library, Lilly Papers 1928~1992, box 55, Freedom Academy (4).【注尾】 在这股力量支配下，国会和公众推动行政部门做出“过度”反应是冷战前期的普遍现象。由是观之，“自由委员会”提案在冷战前期的出现并不奇怪，而行政机构对它的抵制，除了有限的反对过度思想控制的意图外，更多地则是冷战意识形态战的策略和尺度之争。
张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