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李枏
2010年11月22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和华侨大学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国际研究):软实力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华侨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学者与会，围绕中外软实力资源及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启示等问题进行研讨。
华侨大学校长丘进首先致欢迎辞，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致开幕词。丘进校长指出，中国当今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东西部发展差距在拉大，这在文化上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中国需要解决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结合的问题，因此，在此时召开这个会议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李慎明副院长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民族生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创造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文化制高点，掌握话语权。对“软实力”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和比较无疑是必要的。中国需要从各国利用和开发软实力的进程中寻找出可以借鉴、学习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
会议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软实力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在题为《普遍价值之谜》中认为，普遍价值的存在必须以理性的直观为前提，即有一种理性的论证。实际上，每种普遍价值之后都与人类的生存、生活密切相关，它不是听、说和学来的。比如，真善美是千年以来的普遍价值，随着人的成长，他所接受的普遍价值也在不断加大，一些根本价值观却被边缘化了。另外，普遍价值有很多种，因此就关系到如何进行优先处理的问题：普遍价值的优先取决于它的必要性。支持某种价值需要证明，即经过反思才可以产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理由产生普遍价值，这不是西方文化所独有。因此，普遍价值是一种经过理性批判和反思后的函数。比如，西方文化选择个体为分析单位，中国则是以关系为分析单位。中国目前需要更好定义所谓的普遍价值，并且需要验证过程。赵汀阳提出普遍模仿的验证方式，即一种价值为其他人所模仿之前，需使预期后果得到他们的满意方可普及。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东亚系主任乐钢在其《中美国还是中美一/异体？》发言中剖析了“中美国”概念的内涵。他认为“中美国”关系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是异床异梦，因此“中美一体/异体”表述更为贴切。当今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意义巨大，很多西方学者呼吁关注中国的崛起，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学界、政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中美一体/异体”到底是一个怪物，还是一种机会？乐钢认为中美两国在当今应被称为“同床异梦”，是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冷战时期美苏所谓的“相互威慑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在《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及其启示》的发言中认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权力”概念的延伸。奈对软权力的定义是，软权力是“使其他人想要你想要的后果”的能力。1989年，奈最初提出软权力理论的目的是想要证明美国并没有衰落。2002年，当奈进一步发展其软权力理论时，他是为了批评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用硬权力来实现政权变更为特征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奈强调，在全球化时代，软权力比过去更重要，它可以扩大一国的影响力，增强一国外交政策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合法性。为了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当把硬性的军事力量和软性的吸引力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巧权力”。奈认为，软权力有三个主要资源：文化、价值观念和与其相一致的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其中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核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中心特邀研究员吕祥对软权力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权力是运作的，不是静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软权力概念的出现与其众多理论的提出相辅相成，如“利益相关国家”、“文明冲突论”，显示出西方文化的团结。软权力并不等于影响力，而是一种诱惑力。奈的理论似乎暗示软权力可以独立发挥作用，但软权力实际上无法构成独立的力量，而是国家权力的自觉延伸。因此，对软权力的分析应当系统和缜密。吕祥还谈到美国战略传播的方式，认为这是美国应用软权力的明显例证。
（二）软实力的应用
美国基辛格基金会执行主席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题为《软实力真的存在吗？》的发言中，首先以物理学解释一些客观不存在的物质作为例子，阐释一些科学定理的问题。他认为正如科学家创造了一些定理来阐释现实不存在的物质，政治学家也创造出一些论题。软实力就是一例。软实力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将其作为现实外交的目标是危险的。战后欧洲意识形态的演变是现代化过程，而不是美国化的表现。奈认为只有在相互依赖、相互信任合作的背景下，软实力才能奏效。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要融入全球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研究员在《下沉的小岛”？—略谈英国的软实力》的发言中指出，软实力既会给输入国带来动力，也会带来动乱。英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试图恢复从前的荣光，但它正视其国际地位，选择与美国结盟。英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重视，英联邦现有50多个国家，很多国家在独立后仍然选择留在英联邦，这是英国文化造成的，尤其是印度。此间，英国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通过妥协和谈判适应了新的挑战。不仅如此，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英联邦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英国不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但它在通过文化机构实施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田德文在《欧洲的软实力：解析欧盟的观念力量》中认为，欧洲在战后进行了反思，形成了欧共体，其粘合剂是就西欧的思想和文化，即制度力量。以福利国家制度为代表，欧盟一直致力于磋商与合作的外交机制，重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援助，以机制和法律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
（三）俄罗斯、日本等国的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对俄罗斯提高国家软实力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是独特的，虽然它努力接受西方价值观，但很多俄罗斯学者一直致力于保持自己的文化独立性。俄国实际上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软实力。苏联时期，俄国文化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模式、制度、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既有理论也有实践，但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此后俄国的软实力出现了衰落，经历了两种危机：效应危机及信仰危机。俄罗斯目前在苦苦寻找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京华研究员以战后日本的亚洲经援外交为例，对冷战时期日本国家软实力的开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战后日本的亚洲经援外交，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理念和具有普世性的政治价值观的支撑，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辨证关系来看，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难题便是硬实力的过分欠缺。战后日本的外交正是在努力克服这个悖论中展开的，其亚洲经援外交的成功与不足也都与此息息相关。
（四）对中国的启示
意大利《新闻报》亚太区主任、资深记者郗士（Francesco Sisci）在《中国和他的邻国》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因其复杂的地缘，即陆海复合型地缘结构，自古就与周边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摩擦。目前中国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因此中国必须考虑到全世界。中国价值观需要借鉴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不必完全推翻现存的价值观体系，应利用现有的国际机制框架来发挥其作用。
德国访问学者高婷婷介绍了德国研究中心的状况，认为地区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个交流过程。实力的提高是多维的，如何让该地区其他国家从内心上接受他国的价值观，是每个新兴国家崛起所应考虑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在《人民共和国软实力建设经验》的发言中，首先以老子的《道德经》开始，论述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智慧，以王道与霸权对比，阐述中国文化在古代所展现的吸引力。他进而谈到了如何取得话语权的问题，即如何将思想、权力和话语实践相为结合。黄平认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还未完成。自1949年特别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国家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较之西方国家分步走向现代社会，中国不得不同时或交叉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的传统资源，例如先秦文化中所蕴含的治理理念，都是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资源。而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等提出的统一战线，即是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黄平认为，软实力并不总是要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相反，在硬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软实力同样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一国的国际声望，改善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如新中国在建设初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另外，中国1970年代在国内经济生活很困难，政治生活也极不正常的条件下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也为中国赢得了很大的国际空间。 目前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一方面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需要重视与加强自身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以琳
2010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期选举后美国内外政策走势”研讨会。来自美国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和美大司、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的40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就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政府的内外政策走势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一）中期选举后美国的内外政策走势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时殷弘教授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将出现两种转变，一是奥巴马本人在公众舆论中的威望会降低，这将使他竞选2012年总统的前景变得暗淡；二是行政部门的立法能力将会丧失。一个政治分裂的美国如何应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挑战。在对外金融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奥巴马主要是迎合广大失业和低收入的美国公众的欢心。在外交战略方面，两年来所谓的外交成就已经耗尽，虽然他还可能取得一些外交成功，但今后的奥巴马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妥协者和一个平庸的政治家。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前副会长周世俭指出，影响这次中期选举的主要因素是经济。鉴于目前美国经济形势仍然欠佳、失业率持续走高，美国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加大，这不仅会使中国企业受到损失，美国企业也会深受其害。奥巴马的贸易政策已被工会“俘虏”，目前针对中国的大部分保护主义案件都是工会所为。但在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之后，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像前两年那样严重。中期选举后，国会会遏制奥巴马庞大政府开支的势头。奥巴马将从一名理想主义者转向现实主义者，实行两党的协商。
国防大学战略所前所长杨毅少将认为，中期选举将对美国大额国防采购产生影响，奥巴马的国防裁减计划将受到来自国会的抵制。新的美俄《核裁军条约》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会降低。但总的来讲，奥巴马的国家战略目标不会变，仍然是追求把国防、经济和发展三者结合起来为美国的外交服务，在军事建设上仍然是继续维持美国武装部队赢得战争的能力，同时强化应对未来威胁的防备力量。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赵可金认为，中期选举后，美国的政治生态会发生明显变化，奥巴马政府中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一派力量会上升，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正在从接触论逐渐走向强硬论。在台湾、人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两党已经在亚洲战略上形成了共识，其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已基本成型，即维持美国的经济优势包括其超强的创新能力、竞争力和军事实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存在，同时巩固其与亚洲国家的盟友关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表示，虽然共和党经过中期选举夺回了众议院，但从美国的体制看众议院对外交事务的影响较小，因此其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内政方面，如医疗改革。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会更加复杂化，不确定性将增加，矛盾将集中在经贸、金融、汇率等议题上，台湾、西藏、人权问题会因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被重新提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从国内政治方面阐述了中期选举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影响。她认为，本次中期选举中的议题主要是美国的经济问题及其相关的国内政策。中期选举的结果使美国国会乃至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出现了两党政治立场的极端化。国会中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的政治立场分布分别向左和向右偏移，持中间立场的议员大量减少，这也反映了选民的政治立场极端化倾向。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影响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的能力将显著增强。奥巴马政府在医保改革政策的落实、推进气候和能源政策改革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等方面将受到巨大阻力。中期选举后，奥巴马可能选择主动调整其国内外政策的方法，使其政策立场从偏左向中间靠拢。不过，两党之间将可能采取一定程度的政策妥协与合作。
（二）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认为，中美关系从2008年下半年至今处于稳定但分歧不断的状态。中期选举的结果会深刻影响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的选择，从而使中美关系的互动产生两种趋势：一是美国经济、金融地位下降，中国问题成为美国中期选举的议题之一。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在汇率、贸易、再平衡等方面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可能会常态化；二是美国在“重返亚洲”的口号下，会加强与亚洲传统盟国的联系，从而逐渐主导亚洲地区事务进程，为此，中美需要建立对话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认为，中期选举对奥巴马的无核世界的理念造成了致命打击，由于共和党的反对，美俄之间的《核裁军条约》很可能搁浅。在亚太地区，美国实行以攻为守的政策，但是存在着后劲不足的问题。中美关系既是伙伴也是竞争者。随着两国实力的接近，中美仍应是伙伴关系，但竞争一面会逐渐凸显出来。如在全球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合作与博弈将会加强，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体制改革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国防大学战略部部长朱成虎从军事战略角度论述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他认为从中长期讲，中美间的对抗因素会明显上升，中国和平崛起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美国时刻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在一些敏感地区，美国已在准备与中国进行竞争，双方在军事上出现紧张关系的可能性加大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需要关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使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化”的趋向。在中长期，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会逐渐展现，主要集中在东亚的主导权、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因此，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设立一系列处理危机的机制，同时在一切可能合作的领域互相协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高祖贵研究员认为，目前下结论说美国已将全球财富和外交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仍为时尚早。当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仍处于胶着状态，中东依然是美国外交的重心所在。20年前中美关系曾就出现过低谷，但由于海湾战争的发生，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九一一前后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目前中美关系再次面临这种局面。中国需要考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美、中东、非洲采取一些行动，以提前应对美国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王荣军副研究员认为，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正在起到效果，但美国经济积重难返，还需要时间加以观察。在对华贸易方面，虽然出于不同的理由，但两党都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存在问题，所以美国还会继续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施压。在汇率问题上，美国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会要求中国提高汇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庆四教授对奥巴马两年后连任可能做了分析，他综合了美国媒体的预测，认为奥巴马竞选连任上面临的困难日渐增多，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刘卿研究员认为，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将出现两种政策动向：第一，民主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国会出现两党相互牵制的局面，这是1994~1996克林顿时期府院格局的重演。目前预计奥巴马会在台湾问题上对共和党做出让步。第二，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将更为严格。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韬副教授对美国历史上的中期选举进行了梳理。在量化模型的基础上，谢韬提出民主党丧失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会使降低行政部门推动立法的效率。谢韬同时列举了历史上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民主党总统之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争斗，强调台湾问题可能是中期选举后中美关系的敏感话题。
谢韬
2010年12月4日，“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与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学者及在读研究生与会。会议围绕美国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在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五位主旨发言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期选举及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分析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危险性，并指出了影响两国关系的五个主要因素：两国实力的相对变化、美国的战略调整、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第三国因素及偶然性事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研究员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合作与遏制并重，这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包括货币政策、技术转让及传统安全领域。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着重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前景、两国的合作意愿及相互对抗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对美政策的建议，如加强公共外交、调整决策机制以及建立危机预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分析了影响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如在位者的优势、挑战者的素质、竞选资源的使用、全国议题与地方情况的结合等。她指出，失业率居高不下、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大规模财政支出政策收效不大，是民主党此次中期选举失利的主要原因；中期选举之后，奥巴马政府在若干存在争议的国内外政策问题上（如医疗改革、气候和能源政策立法）的压力将加大，并且众议院及其对中美关系起重要作用的委员会和下属委员会领导人的变动，可能会引起某些对华政策决策的微妙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以“大问题、大成就、大代价”为主线，分析了奥巴马上任两年以来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得失，以及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如何反击奥巴马的政策。他认为，中期选举结果预示着民主党在今后两年将在很多方面面临艰难的保卫战。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交流，具体议题包括奥巴马执政前期功过评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解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势预测、美国内外政策的国际舆论、奥巴马执政与中美关系。分组讨论的论文涉及到中美关系以及奥巴马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包括茶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奥巴马的文化外交等。
为了充分展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术资源优势与特色，增进相关院系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此次研讨会安排了关于美国内外政策的国际舆论的分组讨论，涉及世界各国对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的利弊得失与执政前景的反应与评价。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研究中心、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国际商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俄语学院、亚非学院、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德语系、法语系、日语系、日本学研究中心、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等国内其他高校的教师与研究生提交了论文并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