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巡礼

《解读美国涉台决策：国会的视角》信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全书除序言和结语外，共6章，约27.8万字。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作者以案例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诸多领域及相关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阐释，力图准确理解和把握国会对美国涉台决策的影响。本书的第一章为导论，着重论述了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国会在美国涉台决策中如何通过立法、监督、政策宣示和塑造舆论等方式向美国对台政策施加影响。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国会在美台安全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美台“外交”关系和台湾扩展国际组织代表权问题上的作用。作者在结语中指出，近年来，面对大陆坚决遏制“台独”的意志和决心，美国历届政府均已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两国对于维持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发展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虽然国会的亲台势力在短期内或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会对美国的两岸政策发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终究无法改变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方向。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之“国际问题和港澳台问题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孙有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全书除了绪论、结论、参考书目和后记之外，共7章，约28万字。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教授。本书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全书对《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在1993年至2002年间的中国报道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揭示这两份在西方极具影响力的大报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作者运用新闻传播学原理剖析了两份报纸在中国报道上的共性和差异及其深层次原因，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现状及中国形象的战略定位问题。作者改变了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媒体进行分析的特点，将在美、英两国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以拓宽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报刊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视野。本书不仅揭示这两份报纸关于中国报道了什么，而且试图分析和追问两份报纸是如何报道中国的，这包括两份报刊的中国报道所体现的新闻选择、叙述框架乃至作为话语的新闻文本在图式、标题、导语、文体等层面的重要特征，试图弥补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本书的7章分别是“中国报道基本特点”、“北京申奥报道”、“长江特大洪灾报道”、“中国共产党报道”、“人权报道”、“台湾问题报道”、“经济报道”；结论章节是“中国形象：现状与定位”。

《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李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全书除自序和参考文献外，共8章，约45.4万字。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后。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以20世纪70年代全面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视角，指出美国国内存在三个层次的制度代理关系。作为宏观制度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及由个体组成的集团如何将权力授予国家机器是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中观制度的府会关系，即立法部门如何将权力授予行政部门是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微观制度的国际经济决策系统是第三层委托代理关系，它具体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部门内部各个组成机构之间的制度关系和各自的决策权力。微观制度相对具有易变性，其调整会对一些具体的、微小的政策构成影响。作者运用此一解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度变迁理论模型，分析了1913至1934年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从保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和1971至1988年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向互惠主义的转变两个案例。全书的特色在于，作者以实证主义的方法，阐释了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国内制度逻辑。
本书是孙哲主编的“美国研究丛书”之一，得到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基金的出版资助。
（卢宁 供稿）

Iwan Davies, “Does the Financial Crisis Threaten Democracy?” SAIS Review, Vol. 30, No.1, Winter/Spring 2010, pp.165～173.
作者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他认为，随着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逐渐地减弱，人们将关注世界经济能否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复苏阶段，以及经济的伤疤是否比人们预期的要深。假如经济危机不迅速地消退，早已处在开支过度和税收锐减双重压力之下艰难度日的各国政府将没有多少政策选择的余地。作者指出，这种情况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构成挑战，因为这些国家依靠经济的增长来保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文章中，作者通过探讨此次金融危机的经济影响，以及它给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带来的潜在冲击，寻求回答如下问题：目前或者未来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将新兴的民主国家重新带回到威权主义统治的老路上去？

Robert Litan and Carl Schramm, “An Entrepreneurial Recovery,” Wils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Spring 2010, pp.44～47.
作者认为，尽管人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的是关于大企业的报道，但是对美国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是那些由企业家管理的小公司。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有赖于创办和发展新的企业家的企业。他发现，目前《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强企业中的半数企业是在经济衰退或者熊市的时候创办的。作者认为，企业家应该来自国外和大学；应该鼓励年轻人创业，并为他们创业创造条件。

Carl Schramm, “Expeditionary Economics: Spurring Growth After Conflicts And Disasters,”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3, May/June 2010, pp.89～100.
作者系美国考夫曼基金会总裁。他在文章中指出，最近以来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冲突的余波中重建国民经济的经验，暴露了美国处理问题的方式存在严重缺陷。作者认为，应该用基于美国的企业家模式及起改革作用的企业家活动，取代目前占上风的基于集中计划或集中管理的国际发展观。新的模式应该是动态的和灵活的，以便包容各个国家及其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并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作者提醒说，这个新体系可能会产生“紊乱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也许有时会与美国在冲突结束后的地区建立秩序的军事目标相抵触。不过，作者认为，不该因此阻止构建一种试图在经济管制与自由放任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战略,应该鼓励不受政府管制的经济活动。他指出，这需要有成就的美国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参与，以及摸清美国投资者和即将成为企业家的人的潜力。

Howard French, “The Next Empire,” Atlantic Monthly, May 2010.
作者指出，中国的公司已经从安哥拉、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国利润丰厚的石油市场中赚钱，且正在与赞比亚和刚果谈判采矿协议。中国公司期望在非洲大陆做农业综合经营，将农业资源市场化。中国公司还在非洲建设许多港口和几千英里的交通干线。中国是非洲最大的放款者，也是最少1/3的世界商品的生产者，中非之间的年度贸易额已突破100亿美元。作者援引一名在英国工作的经济学家达曼比萨·莫亚的观点称，外援已经使非洲陷入瘫痪，中国向非洲提供了一条从西方制造的混乱中脱身的出路。莫亚称西方对民主的着迷是不现实的，因为穷国只有出现了强大的中产阶级之后才能保证它们拥有可持续的民主政治。莫亚认为，中国与西方不同，它将精力集中在贸易和正当的商业投资上，而不是提供援助资金及补贴很高的贷款；中国既不教训非洲政府应该如何治理国家，也不把中国的投资与非洲政府的改革挂钩。所以与许多西方的援助机构相比，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推进得很快。即便将全球最近这次经济下滑考虑在内，从1997年至2008年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均收入也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尽管当前的商品价格还处在低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有望成为上演全球化未来一幕的舞台。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握有大把钞票、渴求资源、热忱不变的中国似乎最有可能成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John Arquilla, “The New Rules of War,” Foreign Policy, No. 178, March/April 2010, pp.60～67.
作者系美国加州蒙特雷美国海军研究生院主讲防务分析的教授。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军队没有充分地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他们总是发现自己的敌人抢先了一步。美军在伊拉克举步维艰数年而不得要领，即大量使用地面部队的旧式做法并不能持久地赢得以网络化了的敌手为打击对象的新式冲突。在美国方面，高级军官仍然相信他们的“震慑与敬畏”战略和鲍威尔的“压倒性力量”学说，只是用更多的聪明武器、遥控飞机及即时全球连线等技术手段强化了这些信条的运用。作者不同意这种想法和做法。作者认为在阿奎拉及其同事戴维·龙费尔特杜撰出“网络战”一词用来形容世界上出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冲突已经15年之后，美国仍在试图赶上这个趋势。作者指出，过去10年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大规模地使用军事力量除了杀死无辜平民和激怒幸存者之外，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诸如“基地组织”这样的网络化组织已经证明了它是多么轻易地躲过了美国的重拳，坚持在地面进行严酷的反攻。

Jack Goldsmith, “The New Vulnerability,” New Republic, Vol. 241, No. 4885, June 24, 2010, pp.21～28.
犯罪组织及外国对美国实施的网络盗窃、攻击及间谍活动一直以来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尽管公众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提高了警惕。前美国政府反恐官员理查德·克拉克出版了新书《网络战：对国家安全的下一个威胁及其应对》。本文的作者杰克·戈德史密斯执教于哈佛商学院，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的访问学者。他评介了克拉克的这本新著。他指出，电脑系统的超级复杂性和私营部门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不足，使美国这个高度依赖电脑技术的国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弱点。作者与克拉克在一些观点上意见相左。他指出，尽管克拉克对于中国正准备发动网络战的担忧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对于美国经济良好运转的深度依赖使这种威胁不那么可信。作者认为克拉克建议签署一份国际网络武器控制协议是不现实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视自己的网络窥探是善意的，而认为对手的网络窥探具有敌意，而且人们几乎无法确定网络攻击的来源。戈德史密斯指出，尽管现在还没有发生过灾难性的网络事件，但是他认为对类似九一一事件之前对恐怖威胁的迫近不断地喊“狼来了”的人应该受到重视。

Ray Madoff, “Dead Right,” Boston College Magazine, Vol. 70, No. 2, Spring 2010, pp.26～31.
作者指出，在美国，活着的人并不总是主导一切。近年来，名誉权和知识产权法的增多为死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死后保护。这是美国人越来越有权在死后控制自己的财产利益的大趋势的一部分。据说在迈克尔·杰克逊2009年6月死后的7个星期里，从一笔电影交易、一枚纪念币、一系列学校用品及一本用于在咖啡茶几上做摆设的售价150美元的书中，他个人的遗产就赚到了10亿美元。他的遗产到2009年底将有望赚到另外10亿美元。作者指出，美国的法律造就了分裂的人格：名声可以转化为财产利益，法律赋予去世者的继承人更大的权利。不过，作者指出，去世者的遗产无权影响诸如诽谤和隐私之类的个人声誉方面的问题。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卢宁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