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 2010 年第 2 期
创建学术，守望学术
——缅怀杨生茂先生
【注释】本文为作者在 2010 年 5 月 22 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杨生茂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注尾】
王希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追思杨生茂先生。在南开大学举行这个追思会，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杨先生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南开大学。杨先生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而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从 1947 年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直到 1995 年退休，他 93 岁生命历程的一大半是在南开度过的。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杨生茂先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为中国的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1950 年代初，他创办了《历史教学》，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是一份史学研究的刊物，对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巨大。 1964 年，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点（后改名为“美国史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日后成为培养中国美国史研究人才的重镇之一。 1970 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之后，杨先生与其他老一代美国史学者，发起和组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美国史研究奠定了体制基础。今天，这个研究会具有数百人的规模，学风淳朴，作风民主，成果厚重，成为国内专门史学会中的佼佼者。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杨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套六卷本美国通史著作，这套著作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流砥柱，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将南开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
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在 1950 年代还是在 1990 年代写的，我们会发现，在治学严谨、对思想和文字功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雨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的产生和维系。
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来开创和建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 2009 年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材。我还采访了包括杨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我从收集和研究材料的过程中，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起步的艰辛，了解到杨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包括黄绍湘、刘绪贻、丁则民和刘祚昌等）所做出的极有创意性的努力，同时也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和恶劣的学术环境下，竭尽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 史领域 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识见和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史学的今天。
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我记得 1991 年 6 月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中美关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当杨先生走进会场时，全场数百名与会者立刻出现了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起身离开座位，走到他的座位前去与他握手。还有许多人起立，向他致以敬意，足见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本人，在众多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与会者中，他的中山装、发亮的秃顶，以及向他人致意时的质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对杨先生的了解很少，只听周围的人对他均以“大师”相称。我没有想到后来会有机会与他多次促膝交谈，更没有想到这些交谈帮助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1997 年夏（北京会议六年之后），我应张友伦教授的邀请，到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为美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为期三个月的研讨课。我到学校的当日下午，杨先生便顶着炎炎烈日前来看我。我因旅途疲劳，酣睡不醒，没有听到敲门声。醒来后发现杨先生从门下塞进来的一张纸条，说他来过了，希望有机会面谈。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不安。第二天在庆祝杨先生 80 寿辰的活动上，我第一次与杨先生正式认识，向他表示歉意，并将刚出版的英文著作送给他。杨先生拿到书后，立刻翻阅起来，并与我谈起重建史学的发展。活动结束后，我们又聊了许久，从美国史研究到美国当代政治与外交等。我注意到，杨先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不仅熟知外交史（国际史）领域的新著，对其他领域的动向也了如指掌，与他谈学问，不需要“换位思考”。第一次接触我就感到，杨先生待人十分谦和，平易近人，与他谈话，没有心理负担，没有拘束感，一见如故。我不是杨先生的学生，也不是 学外交 史的，但与他交谈，我有一种浪迹天涯多年的学子突然见到自己少年时代的老师的感觉，那种熟悉、亲近与温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成为我从心底对杨先生极为信任的基础。我到南开来讲课时，已经在美国大学任教，但在学术志向和道路方面，仍然处在一种探索之中。我想，杨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杨先生很愿意与我分享他对学问和人生经历的看法。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客套，也不是寒暄和问候，而是一种平等的讨论。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非常尖锐和唐突，杨先生并不总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会记住我的问题，并最终回到这些问题上来，让我在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自己思考中的偏见与漏洞。他的谈话方式很特别，也 很 艺术，但又是诚实的和诚恳的。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想当记者跑到纽约去找工作的情形，谈到在亨利·卢斯（ Henry Luce ）——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兼主编——的办公室参加面试因无经验而没有成功时，轻轻地叹息了一句：“哎，当时人年轻，哪里懂这么多，傻呀。” 这一声“傻呀”的叹息来得非常自然，透出许多的遗憾，立刻引起我的共鸣，让我记想起自己在海外求学时的许多经历，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当然，因为我受的美国史教育与杨先生相隔将近半个世纪，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发现我们在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我觉得我们分享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史学的共同认知要多得多。从与杨先生的谈话中，我能感受他对自己的原则和思想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秉持，我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在学术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宽容和大度。他非常希望更多的留学生能够回到祖国来，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学术和教学尽力。我感到，一方面，他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即便在晚年，对学术动向和时事始终保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族感情浓烈和深厚的中国学者，在涉及国家利益、学术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换言之，他对“史德”非常重视。我从与他的交谈中，感受和习得了一种从美国大学的训练中极少存在的精神营养，补上了博士训练中的一门重要的功课。
与杨先生认识之后，我每次去南开讲课，都会去拜访他，而每次我们都会无拘无束地聊许久。 2000 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埃里克·方纳（ Eric Foner ）到南开来讲课，杨先生不顾 84 岁高龄，专门设宴款待方纳教授，并与他谈起方纳的叔父菲利普·方纳 (Philip Foner ) 教授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影响。也就是那一年，杨先生对我讲起他读到 1998-1999 年《美国历史期刊》（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上对我英文著作的评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场美国历史学家内部的争论。我以为国内根本没有人注意此事，没想到杨先生居然注意到了。杨先生读得很仔细，还与我开玩笑说，“你的书引起了争论，惹了麻烦，你的同学还为你打抱不平。”杨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也他有自己的幽默方式。有一次我在南开讲完课后去向他辞行，他要我带一付围棋送给我儿子丹，说“就说是那个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送的”。“戴着帽子坐在沙发上吃冰棍儿的老头儿”是丹最初见到杨先生时的记忆，杨先生却记住了这句童言。丹后来去了斯坦福大学上研究生，无意之中成了杨先生的校友。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 2009 年 8 月 27 日 。当时为了做中国的美国史教学题目的研究，我到杨先生家中与他做访谈，因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原定只谈半个小时。没有想到杨先生抛开我事先寄给他的问题，一口气与我讲了三个半小时。他当时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始终是坐得直直的，毫无倦意，脑子非常清楚。访谈结束后，我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请他修订。从 9 月到 11 月，杨先生托女儿杨令侠教授先后四次寄来修订稿（因为怕我感到麻烦琐碎，杨令侠教授没有将杨先生的最后一次—— — 即 11 月 23 日 ——的改动寄给我，而是等到他去世之后，才将杨先生遗留的手书转给我）。他虽然是九旬老人，但对文字和思想依然保持一种精到的敏感力，他的改动往往是一个短语、一个字或一个标点，但这样的改动会使整个句子的境界得到提升。这次访谈也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美国史教学发展的历程，重新认识到早期留美学人在其中所起的关键的作用。 2010 年 1 月，我在美国历史学会（ AHA ）年会的“世界范围的美国史教学”小组会上与来自德国、美国、突尼斯、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学者分享了初步研究的成果。之后我给杨令侠教授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我对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崇敬和感动。我说：“我从这个研究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领悟到了前人的艰苦、精神与无奈，也看到了我们自身（尤其是我自己）的幸运、无知和绝不应有的虚妄。”我还请她转告杨先生，说等我完成手边的其他工作后，会将论文初稿进行修订，然后请杨先生过目。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杨先生就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这项研究的成果，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为了表达对杨先生的怀念，寄托我的哀思，征得杨令侠教授的同意，我将这份访谈稿（见附录）公布出来，与美国史学界的同仁分享，希望我们能从杨先生对自己人生和学术生涯的回忆中感受他的学术与道德风骨。
附录：杨生茂教授访谈录（ 2009 年 8 月 27 日 ）【注释】此记录稿由笔者根据采访手稿整理而成，并经杨生茂教授五次审定，最后一次审定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23 日 。—笔者注。【注尾】
“中国的美国史教学， 1949 -2009 ” 项目采访笔记
采访对象：杨生茂教授
采访时间： 2009 年 8 月 27 日 ，下午 3 ： 00-6:30
采访地点：天津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家
采访人：王希
王：能否先请您谈谈大学学习与教学的历程？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南开教书的？
杨：我是 1941 年从燕京大学去美国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留学的。本科毕业后，又到斯坦福大学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托马斯·贝利（ Thomas Bailey ） , 他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 1946 年我从美国回国， 1947 年 9 月到南开任教。 1949 年解放后，我一直在南开工作，直到 1995 年退休，在南开教书将近半个世纪。
王：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去美国留学？
杨：我 1938 年进入燕京大学时，正是“七七事变”之后。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学校，享有领事保护权，日本人不能进入，但出了校园，就是日本人的天下。当时燕京的校门就是现在北大的小西门。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滋味很不好受。当时想， 1942 年毕业之后怎么办，去哪里。留在北平，就得给日本人做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去延安，心中没底，踌躇不决，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也受到一些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去重庆，也不愿意，我对 蒋 （ 介 石）政权很反感，因为它不抗日，也很腐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在北平待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到了去美国留学。
王：当时是怎么去的呢？
杨：我给一位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询问留学的情况。他很热心，给我寄来了各种申请表。我家里虽然不太情愿，但也没有办法阻止。我要去，他们也只得资助我。当时去美国需要找担保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担保，因为美国人怕日本间谍去美国。中国人担保还不行，必须是美国人。
王：您找谁当您的担保人？
杨：我有一个同学，也要去美国，他与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关系很好，请司徒 雷登做他 的担保人。他事先给司徒雷登打了招呼，说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要去美国，也要去签证。那位同学约我一块儿去美国领事馆，在司徒雷登担保的情况下，得到了签证，因为我是一同去的，他就不能拒绝给我签证，所以司徒雷登也就成了我的担保人，尽管他并不真正认识我。我们拿到美国签证之后，才去天津的公安局办护照。日本人见了美国的签证，不得不办护照。所以，我出国的程序是倒过来的，先拿签证，后办护照。记得护照上还是青天白日旗的印章。
王：怎么去的美国？
杨：从上海坐船去的。当时日美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美国人怕被袭击，船不到天津来，只到上海。我们到上海后，进入法租界，法租界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等于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法租界上美国船“哈里森总统号”（ President Harrison ）。船在海上航行了 21 天，在夏威夷停留一下，最终抵达旧金山。我们在船上住得不好，但吃得不错，当时船上有许多中国富家子弟，从上海、重庆等地来的。我对他们的感觉很不好。当时，因为美国支持 蒋 政权，我对美国也无甚好感，对燕京大学也没有太多的感情。
王：您在伯 克利学的 什么专业？
杨：到旧金山上岸后，就到伯克利念书。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计划。历史念得比较多一点，古代史、中古史都念。近现代史是不分的。我还去经济系、哲学系、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听课。伯克利的本科学位要求 132 个学分，历史专业 36 个学分，我的学分早就满了，但当时并不怎么过问。除了念书，我还打工。
王：打什么工呢？
杨：主要是教中文。原在北平的教会学校战时借加州大学教室办学。教美国赴华传教士，培养现役的美国军官。校长在北平待过，看不起中国人，对华人雇员很不好，任意解雇。我后来也回敬他，教了几年后，突然辞职，给他 个 措手不及。
王：在斯坦福的情况如何？
杨： 1944 年我从伯克 利毕业 后，战争也快结束了。我就到斯坦福去 念外交 史。为什么要念外交史呢？回想起来，当时的主要动因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我上初中时，“九一八事件”发生。高中毕业时，发生“七七事变”。我也参加过学生运动，挨过打，但我不是学生领袖。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给我刺激很深。我刚才讲，出了燕京大学校门就是日本人天下，在上海，要进入法租界才不受日本人管辖，这些事情对我刺激是很大的。当时就想 学外交 史，要知道外国欺压中国的根源。
我在斯坦福的导师托马斯·贝利当时说，外交是自私的。这种思想在美国的根基很深。（美国）政府和学校宣传的都是扩张的世界观。也有学者批判扩张，但批评的是扩张的手段，而不是扩张本身的侵略实质。例如， 1898 年美国占领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向上帝祈祷，问是否可去教化， 占还是 不占，他不考虑被扩张的菲律宾人的痛苦和感受，不理会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教化过。 这种扩张主义思想的根源来自新教传统，对美国外交和民众思想都有很深的影响。
王：您 1947 年来南开后，教的是什么课？
杨：我讲西洋通史。当时学校对西洋 史并不 如中国史那样重视，全校通常只有一个人教西洋史，顶多两人。北京的个别大学可能多一点，但其他学校大致如此。
王：这门课是给哪些学生开的？用的是什么教材？
杨： 选西洋史的学生主要是文学院的，选课的学生除来自历史系外，还来自政治学系、社会学系、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和经济系等其他系。当时国内没有自己编写的西洋史教材，都是翻译的。主要用的是海斯 (Carlton J. H. Hayes) 和穆恩 (Thomas Moon) 编的教材，是美国的高中课本。【注释】 Carlton Joseph Huntley Hayes, Thomas Moon, and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New York: McMillan Company, 1936) —笔者注。【注尾】当时也有苏联的教科书，也是翻译过来的。
王：在 1949 年以前就有翻译的苏联教材了？
杨：是的。不过这些课本并不公开发行，都是通过不公开渠道流通的。
王： 1949 年之后呢？您还教西洋通史吗？用的是什么教材？
杨： 1949 年之后，西洋通史改名为世界通史。 1950 年代初，教育部曾经制定了教材编写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苏联的标准。从 1950 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近代史的教材编写总是找我参加。我们当时编写的教材，如我与张芝联编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 1961 年版），主要是借鉴苏联的世界史教科书，从内容到形式上。重要的历史解释，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内容，大都是借鉴苏联的。后来又 搞世界 近代史的新版本。我觉得我教美国史，对于世界近代史的新教材掌握不多，我就未参加。
王：您有没有开过单独的美国史课？或美国史都是包含在世界近代史里面讲的？
杨：当时没有单独的美国史课。 1958 年我曾开过美国史的课，但不久因学习过多而中断。美国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王： 1964 年在南开成立美国史研究点的背景情况是什么？
杨：这是教育部的指示，由中央决定的。
王：中央当时为什么提出要研究美国呢？
杨：中央指示不只是要研究美国，而是研究外国，也不是只研究历史，还要研究外国的经济、哲学、宗教和其他问题。南开被指定研究美国历史，还有其他大学。南开的美国史研究点是按自上而下的指示建立的。
王：怎么创建的？任务是什么？有没有经费的支持？
杨：当时在南开建立美国史研究室，开始时称之为“点”。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很厉害，我们无法直接订阅美国报刊和书籍，都是通过第三渠道去订购。财政部专门拨款 600 美元给南开的美国史点，这笔钱主要用来买书刊。我们用来订购美国的杂志。订阅是通过北京的国际书店，到国外通过友好人士代订。国民党人还捣乱，在杂志上贴一些反动标语。记得当时订的杂志有《时代》（ Time ）、《新闻周刊》（ Newsweek ）、《哈泼斯》（ Harper s Monthly ）、《新共和》（ New Republic ）、《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杂志》（ The Journal American History ）和《国家》（ Nation ）等。还订了《政治事务》（ Political Affairs ，这是美国共产党发行的刊物，赫伯特·阿普特克（ Herbert Aptheker ）当过主编。
王：当时有没有想到要买书，比如说，美国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等？
杨：钱太少，买不起。订美国杂志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国际书店去选，通过他们来订。订了这些杂志，遇到反浪费的时候，有的又被砍掉。所以，即便是这些资料的积累，也是不连贯的。
王：当时的拨款 600 美元是年度性的，还是一次性的？
杨：记不清了，当时也没有什么预算的说法，反正拨款下来就用。当时这笔款是直接拨到美国史研究点，学校是不能动的。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王：后来美国史研究点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杨：没能做成什么事。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展，就开始文革了，研究室的工作也陷于停顿。直到文革后才重新开始。
王：文革后美国史研究和教学是怎样重新开始的？
杨：文革后， 1978 年中国社科院在天津召开历史学科的会议，出席代表都是社科院邀请的。世界史学科有 20 多人参加，我也参加了。代表中有各学科的人，美国史、中古史、古代史等。记得是于光远在会上做报告，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出面推动美国史这一摊的活动，他们从侧面推动。当年世界史的人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美国史的人便一同去了。这是搞美国史的人的第一次全国性聚会。
王：当时的气氛怎样？有什么决定吗？
杨：当时大家见了面，都觉得很兴奋，想透透气，也想搞点东西。当时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要集体编撰一部美国通史；二是觉得编通史能力不够，不如先进行专题研究，出论文集；三是 说力量 不够，慢慢来。大家的讨论非常热烈。最后决定先把各校的资源搞清楚，让各校的人把本校有关美国的书籍资料整理出来，供大家分享。当时北图的一位女馆员，把北图有关美国的资料编了几本，寄给大家。其他学校也在搞。
王：当时为什么要想到编写美国通史呢？编通史的目的是什么？做教材吗？
杨：当时的想法之一是利用编写通史来练兵。至于做教材嘛，如果能搞出来，自然就是教材或参考书了。 1979 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会上继续讨论编写通史的事，反对的人不吱声了。编写的分工是以学校为单位，由各个学校自己报名。最后决定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各负责一本，一共六卷。后来参加编写的学校有些变动，各卷的水平和质量也不一致。后来有的学校表示要退出，退出学校留出 的卷改由 他校编写。
王：这些著作是由谁来执笔的，编撰原则如何掌握？
杨：当时的做法是群策群力，发动大家，包括研究生在内。具体做法是拟定提纲，制定编写原则，现在看来，当时思想还不够解放。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保证出书，这对大家是很大的鼓励。
王：当时有没有想到翻译现成的美国史著作，不必费神编写？因为当时资料不全，又隔绝这么些年，对美国 史情况 不一定熟悉和了解，翻译来得更直接一些，而且当时不是也翻译出版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和《光荣与梦想》这类书吗？
杨：记得 1978 年有一位华裔美国学者在南开说，你们不用自己编写美国史，把美国人写的教材翻译过来就是了。我们回答说：“不可”。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自己搞，我们念了这么些年的外国人写的外国史，应当自己搞一套自己编的。
王：后来的写作与出版顺利吗？
杨：出版时，需要钱，我们也到处要钱，教育部和社科院的世界史所都资助过。
王：您对这套六卷本的美国通史如何评价？
杨：我认为，还好。如同编杂志，一本杂志，篇篇都是好文章不可能，但有一两篇好文章，杂志就能办下去。所以 大致好 就很不容易了。主要是通过编书来锻炼队伍，大家通过这个过程能增长学识，编出来的东西也可以为学生服务。
王：黄绍湘教授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项目？
杨：她手头的编写任务很重，无有余力。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真正编写美国史的人，她写的《美国简明史》（ 1953 年）、《美国早期发展史》（ 1957 年）都是开山之作，而且是一个人搞出来的。她从 1949 年前就开始研究美国史，解放后出版的书大都是修订本。
王：我想问一下文革之后中美史学交流方面的情况。当时南开都请过哪些美国学者来交流？他们怎么来的？
杨：最初我们请的都是一些新左派（ New Left ）史学家。如我们曾经想请威廉·威廉姆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但他对富布赖特计划没有兴趣，因此没有来成。菲利普·方纳（ Philip Foner ）是黄绍湘通过教育部特邀来的。他来过南开几次。他的主要功劳是将美国工会的档案史料整理出来，写了好几本工运史。当然后来通过富布赖特计划邀请的人越来越多，多不胜书。
王：您对美国的民主问题怎么看？
杨：我认为，民主是多元的，不能输出，只能由当地生根发育。美国人输出的是傀儡民主。美国目前已经发展到后金融资本垄断的时代，不再是工业资本垄断了。国际金融垄断的发展，使早年的民主口号和机制缩水了。奥巴马上台是一个进步，黑人也能当选总统，但是，他上台后，还得听大金融资本的话，后台还是有钱人的利益，小富有者很难上台面。
王：美国民主与美国外交思想的关系是什么？
杨：美国人只知道扩张，不知道自己力量的局限性，也不管在外国民众间树敌太多。美国历史学家，如比尔德（ Charles A.Beard ）、威廉姆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和科尔科（ Gabriel Kolko ）等都批判过。但布什政府还是穷兵黩武、横行霸道、一意孤行。奥巴马政府比较明白点，但只能换汤，只得推行“巧”实力。
王：对中国的 发展您 如何看？
杨：我赞成中国现在这样以人为本、不断发展的民主。这种民主需要不断改进深化。要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东西，不容易。我们自己脑子里就有好多封建的东西。在中国搞民主，得清除封建思想、地头蛇思想；现在贪污严重，与官本位的体制有关，要消除这些思想和体制，得随着经济、文化的增长一步一步来。现在的做法就是一种包公式的民主，打抱不平。贪婪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做到这点，自然更不可能自願做到这点。
王：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呢？
杨：有人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话是错误的。中国有很多大事要抓，国家安全、统一、污染、生计等问题，政府也在做。不能以小集团的利益为重。美国的民主也不是完全值得效仿的，其根基是以自私 观为主 的。只要国家这种现象存在，保护自身利益的现象自会存在，但不能损人利己。
王：您现在经常想什么？
杨：一言难尽。我曾写过一篇小诗，内云：“不应沉浸于已经逝去的一切，从苦水中允吸些香醇吧，哪怕是点滴，为了明天，为了来人”。这就是向前看。但体力衰退了，例如因为双目接近失明， 2008 年又将《美国历史杂志》的通讯编辑一职辞去。你看到我房间挂的这幅画上的字吗？“淡泊惜陰斋”，这说明了我的前瞻性的思想。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