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初 创 回 忆
霍世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5月，今年美国所将迎来30周年所庆。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作为最早参加美国所工作的一个老同志，我在脑海中搜寻到了关于建所初期的一些点滴回忆，记述如下。
我从1981年6月至1993年12月在美国所工作12年，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负责国际研究学部的工作3年，1996年从美国研究所退休。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感到有两段工作经历最值得怀念。第一段经历是1950年夏我从天津南开中学高二年级毕业时，组织上调我离校参加革命工作后的几年。第二段经历就是从1981～1985年间在美国研究所创建初期的工作经历。当时李慎之同志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分党组组长，吴展同志和李寿祺同志任副所长。1985年李慎之同志离开美国所，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段时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以下一些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现有的各个研究所中，初创时一无所有，完全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只有两家：美国所和日本所。凑巧的是，这两个研究所的筹建负责人李慎之和何方两人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就相识了，是彼此非常熟悉、相知的老同志。1981年的时候，他们俩同在北京毛家湾的一处四合院内办公，朝夕相处，就筹建研究所的各种事宜交换意见、制定实施方案。
1981年6月的一天，李寿祺同志电话通知我说李慎之同志要见我。我按时赴约，在毛家湾第一次见到了李慎之。慎之同志先对我介绍了情况。他说，美国所和日本所已经成立，但是目前只有所名，连地址都没有。两个研究所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一起办公。现在已从全国总工会的干校找了几间屋子，当作两个研究所的临时场所，而他与何方同志只能在毛家湾和全总干校之间来回奔波。我向慎之同志谈了我的工作经历、家庭情况以及调到美国所工作的想法，并表示：虽然我是个做研究工作的“新兵”，但一定会刻苦努力，自己也有信心。如达不到要求，将主动请求调离，唯一愿望是不担任行政性职务。慎之同志听后笑了，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会考虑的。现在美国所、日本所还正在为建所奋战呢，你现在就到全总干校那边和大家一起忙吧。谈话结束我刚要离开时，从外边进来一位不相识的人，慎之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何方同志”。何方同志见到我后立即关心地询问了我哥哥霍世章和嫂子庞文华的情况。原来，1938～1939年间他们都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
慎之同志同我谈话后，我于6月25日到全总干校美国研究所的临时场所报到上班。由于美国所和日本所两个单位的人在一起上班，所以地方显得拥挤。从1981年下半年到1982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个所一起搬家3次：从全总干校搬到西苑饭店老楼，再转移到解放军装甲兵招待所，然后迁入张自忠路3号东院。后来，在建国门社科院总部大楼落成后，美国研究所搬入它的13层，日本所则仍留在张自忠路，至此，这两个研究所总算安了家。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两个研究所其实是一个共同体：实行一样的上下班制度，每周上班6天，每个星期三、五的上午为两所共同的吹风、学习时间；两位所长讲话、传达文件时，两所的同志一起开会、分组讨论。大家平时不分彼此，团结互助。
1982年初，美国所的副所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李寿祺同志即将赴美进行半年多的研究考察，他和慎之同志要求我代理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职务。1982年国庆节之前成立了美国所的正式党支部，我任书记，副书记是孙瑄同志，支部委员是田德隆同志，凡事三人一起研究决策。慎之同志对我们有过交代，即他与何方同志商定，每当慎之同志不在所里时，请何方同志代管一下美国所，支部严格地照此执行了。每当我们按照何方同志的意见工作后，也都及时把情况汇报给慎之同志。回想起这些事，我总是深深地感到党组织中同志间的团结、理解、相互支持、共同奋斗的力量和意义。
在美国所的机构设置上，建所之初只设立了外交组、社会文化组、图书资料组和办公室。直到1985年12月9日所领导才在全所大会上宣布美国外交、美国经济、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文化4个研究室正式成立，同时任命了各个研究室的正、副主任。
建所之初，要做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大家非常忙碌。我体会到，作为首任所长的李慎之是一位朴素真诚、胸襟开阔、淡泊名利、追求奉献的老同志，也是一位才思敏捷、勤于探索的学者。他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他认为，所长的职责是将他的全部时间与精力无保留地投入到美国所的创建工作中，全力以赴把这个所建设好、治理好。他曾谈到过他自己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感兴趣，但在他任所长期间，他把个人的研究兴趣完全搁置到一旁。
慎之所长对美国所进人的标准是严格掌握的。以我自己为例，过去我没有做过研究，我提出希望从事研究工作后，慎之所长说他要对我进行测试后才会做出决定。我1981年6月来所报到，10月份他就要求我写第一篇文章。经他同意，我选择写《一年来里根政府对华政策》，同年12月完稿后交慎之同志，他看过后表示满意，遂刊发于所内的《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第27期。接着，他要求我写一篇当时美国热议的关于“中国因素”的文章，并当场交代标题就叫《“中国因素”乎？“中国牌”乎？》，这第二篇文章写好并经慎之同志看过后刊发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第46期。接着，慎之同志交给我一份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 1921～1999）写的研究报告，要我写一篇介绍文章。我研读后写出了《〔美〕鲍大可：美国武器出售：中国大陆、台湾纠葛》一文，慎之同志阅后嘱交《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分两期刊发，后来此文被新华社《参考资料》1982年8月29日第19546期转载。直到这时慎之同志才对我说，祝贺你，你已经开始入门了，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吧！正是由于他对我的严格要求与指导，我才能在研究上有所收获。今天，慎之同志已经离去，我也已经退休多年，但他对我的帮助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在办所方针上，李慎之同志的看法是：既不能把美国研究所办成党政机关，又不能把它办成单纯的学术单位。他主张：为了对美国进行全面研究，应当把美国所办成一个综合性的所。要了解美国的文化、文明，而不是就事论事，这样对美国的认识才能深刻。所以，研究的范围应当包括美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当时没有成立美国军事研究室，对美国军事问题的研究放在了美国外交研究室内。实际上，张静怡、蒋正豪、吴展等同志研究美国军事问题的成果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的重视，这证明了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此后，有几位所里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和调进的同志陆续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慎之同志还主张将研究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美国所的研究范围，并曾要我专门去科技部门了解一下，有无可能调来几位合适的同志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回头看去，我认为慎之同志的这个考虑是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美国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是具备强大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深入研究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了解其战略和方向，有助于我们从中获得启发，借鉴经验，更快地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可惜，当时大家对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未能做出相应的决策，错过了历史机遇。试想，如果30年前美国所就落实慎之同志的设想，着手建立研究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队伍，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无疑能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供重要参考。每当忆及这件事，我都感到是个很大的遗憾。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希望美国所能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对美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的研究。
李慎之同志认为，美国所的研究应该有重点。他曾说过，对美国外交的研究应该成为重点，不过他也强调，实际上对美国经济的研究更为重要。我认为，他对我1982年9月提交的赴美研究进修计划所做的批示，其内容也是对全所同志的希望。他写道：“极重要的是要弄清美方一切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论点，找出一套驳斥这种论点、因而有利于说服美国人民发展中美关系的论点。”
美国所刚刚成立时，缺乏了解美国的研究人员。李慎之所长为了提高大家的研究水平，宁肯让当时的研究工作暂时受一些影响，也要抓住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在1982年下半年到1983年初陆续选派8位同志到美国不同的学术和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与进修。他们在美国都收获颇丰，在完成了研究和进修计划后均如期返所。这项工作有效提高了大家的研究水平，为后来设立的研究室准备了一批业务骨干。
从1985年起，李慎之所长开始抓美国所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1985～1986学年的第一学期，所里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美国研究系开设了3门必修课：美国经济（54学时）由陈宝森同志讲授；美国外交（40学时）由张也白同志讲授；中美关系史（48学时）由我讲授。除了这些必修课外，研究生们还经常到所里由各自的导师面对面地教授专业课程。此后，美国所又有多位同志在研究生院开设课程，研究生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总之，在美国研究所创建的头几年中，在所长李慎之同志的领导下和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美国所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美国所庆祝成立30周年的日子里，我衷心祝贺美国所30岁生日快乐！祝愿美国所今后有更好的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霍世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