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1期
中美关系缓和背景下的彭明敏事件(注：本文曾提交由香港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共同主办的“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2009年1月9日至10日）。感谢与会学者和《美国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台海两岸现代化研究中心的资助，特致谢忱。)
赵明昊
〔内容提要〕1970年1月“台独”人士彭明敏逃离台湾并申请赴美“避难”，此事发生在中美展开缓和进程的最初阶段，也处于美台充满猜忌、摩擦不断的多事之秋。“彭明敏事件”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烫手山芋”。虽台湾当局未能成功说服美方拒彭入境，但中国大陆则利用彭明敏事件多次获得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关于美国不支持“台独”运动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烫手山芋”的彭明敏事件，却让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两岸分治并“势不两立”的情况下，针对“台独”势力首次形成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默许同盟”。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美台关系 “台独”运动 彭明敏
1970年1月“台独”人士彭明敏离台赴美，并于当年10月获准进入美国。台湾当局在彭明敏逃离后旋即展开不懈努力，运用多种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发给彭明敏入境签证。此事发生在中美关系缓和进程的最初阶段，同时也处于美台之间充满猜忌、摩擦不断的多事之秋。“彭明敏事件”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烫手山芋”（hot potato），但也无形中使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应对此案所关联的“台独”问题时形成某种“默许同盟”（tacit alignment），即便各自的目的迥然不同。彭明敏事件成为深入探究中美缓和时期美、中、台三方复杂关系的一个入口。(注：关于尼克松时期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著作：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William P. Bundy, A Tangled Web: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Nixon Presidency (New York: Hill & Wang, 1998);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1999);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Robert S.Ross and Changbin Jiang, eds.,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William C. Kirby, Robert S. Ross and Li Gong, eds.,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近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著作有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本文利用美国和台湾近年解密的外交档案材料，探讨“彭明敏事件”对当时中美关系缓和进程及美台关系的重要影响。本文试图指出，虽然目前尚无足够材料证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策划、组织了彭明敏的出逃，但美国最终批准彭明敏入境，并不像美国官员所言是因拒发签证缺乏相应法律依据，而是带有“为我所用”的企图。台湾当局为阻遏彭明敏进入美国，动用了上至“总统”、 下至一线外交官几乎所有“外交”管道，但仍无济于事。正如蒋经国所言，美国批准彭明敏入境“成为近几十年来最伤感情之事”，对台美关系冲击甚大。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多次做出反对“台独”的承诺。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议虽因中美两国领导人采取“战略模糊”策略得以暂时搁置，但“台独问题”却在台湾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缓和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变得愈发突出和棘手，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难题并延宕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收复台湾，但它对待台湾“本省人”的政策却一再出现偏差，甚至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残酷镇压台湾当地人的反抗，如二·二八事件。美国国内舆论和官员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法西斯式统治，“本省人”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一大矛盾所在：一方面，从大陆败退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须认同和实践民主，以维持“自由中国”之形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中虽有不少人对蒋介石政权不抱好感，对台湾当局大肆利用特务组织施行白色恐怖尤为嫌恶，但碍于尊重盟国“主权”之考虑，亦不好过分干预“中华民国的内政”。冷战期间，人权问题始终是导致美台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注： 关于冷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本省人”的镇压及美台在“本省人”问题上的争论见Richard C. Bush, 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 (Armonk, N. Y.: M.E. Sharpe, 2004), pp.40~84.)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湾在“美援”帮助下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极权统治仍未有松动。虽然不再出现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但“外省人”、“本省人”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彼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拘押逾5000名“本省人”政治犯以震慑意欲“谋反”之人，另一方面则着力培养亲蒋介石的“本省人”才俊，竭力“招安”以高玉树为代表的党外人士，但两蒋对“本省人”仍心存极大猜忌。(注：蒋介石一直未放弃吸纳“本省人”的努力，其中李登辉的例子最为典型。1965年，时任“台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彦士向蒋经国举荐李登辉，蒋经国非常欣赏李登辉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中农工部门间资本流动》，李登辉返台后即被任命为“农复会农村经济组组长”，1970年，李登辉在蒋彦士等人促请下加入国民党。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7页。)彭明敏便是所谓“本省人”才俊的代表人物。1923年，彭明敏出生于台中县一个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代在日本接受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转入台湾大学。彭明敏后来赴加拿大、法国留学并获国际法学位，返回台湾大学政治系任教，34岁即升任正教授，可谓年轻有为。彭明敏不仅得到胡适、萨孟武等学界权威的提携，也深得国民党政府青睐，除当选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外，还于1960年作为“中美文化合作会议”代表受到蒋介石接见。(注：彭明敏文教基金会：《彭明敏看台湾》，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但是，求学期间即萌生“台独”意识的彭明敏并不为蒋介石政权的“栽培”之心所动，反倒坚信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和“反攻大陆”的神话，对台湾人民殊为不利。因为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便不会以建设台湾为目的”。对“蒋总统”的垂青，彭明敏也看出蒋并非真心实意。彭明敏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1960年召见他时问了三个问题：家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是否需要帮忙；但彭于1962年再次被召见时，蒋介石还是重复上述三个问题。(注： 《彭明敏看台湾》，第38~40页。) 因此，彭明敏感到，蒋介石政权对“本省人”精英的所谓“栽培”显得飘渺无着。
彭明敏逐渐表露出他与国民党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1960年代初，他受“外交部”委托进行非洲问题研究，在研究报告中刻意凸显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感情因素，并呼吁关注非洲民众“与过去断绝联系”的做法。彭明敏和国民党越走越远，终于在1964年初和他的几个学生一同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公然反对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和“反攻大陆”的方针，宣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呼吁台湾民众“迎上人民觉醒的世界潮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彭明敏在宣言发表后感到“生命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但台湾并未因一纸宣言而改天换地，倒是他们自己面临被捕判刑的晦暗命运。(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3~11页。)
与其前辈相比，以彭明敏为代表的“本省人”精英在“台独”实践上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更多采取“文攻”方式，二是重视和善于利用国际势力。1956年和1960年，彭明敏两度应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之邀出席国际研讨会。彭明敏于1964年被捕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基辛格等人发表声明，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的专制统治和不法之举，要求台湾当局释放彭明敏等人。后来，台湾当局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特赦彭明敏。(注：Steven Phillips, “Building a Taiwanese Republic: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45-Present,” in Nancy B.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彭明敏获释后并未得到真正自由，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严密控制，特务威胁他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彭明敏的亲友也受到牵连，其姐失去学校校长之职，其兄甚至连正常的商业贷款也无法获得。(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00~203页，第206页；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第117页。) 在这种情形下，彭明敏的美国朋友又一次伸出援手。1968年5月，美国密歇根大学邀请彭明敏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台湾当局研究后未予批准，而是安排彭明敏进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彭明敏不用上班，但可按月领取不低的薪水，台湾当局希望借此“安定其情绪与生活”。1969年5月，彭明敏的日本友人致信当时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希望他能多加关注彭的处境，并请他要求台湾当局准许彭明敏赴美访学，但只收到基辛格助理的回复——仅是冷冰冰的“收到请求”而已。5月24日，彭明敏的这位日本朋友再次请求基辛格帮助彭明敏获取签证，基辛格见信后决定“不作回复”。(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 1969～1972, Vol. 1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下略), p.173, footnote 2.（下略为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FRUS, 1969～1972,Vol.17, p.173, fn.2）) 1969年7月，加拿大和美国的国际法学者邀彭明敏赴芝加哥大学任教。(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10页。)台湾当局认为批准彭明敏离台无异于“放虎出山”，故没有同意。(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下略），档名：《张群致魏道明》，1969年7月1日，卷名：“彭明敏等被捕”，档号：406/0097，第267页。（下略为《张群致魏道明》，1969年7月1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7，第267页）)
彭明敏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于1970年1月启动了逃离台湾的计划。彭在日本的朋友宗像隆幸为其准备了一本假护照，由他人从日本带给彭明敏。化妆之后的彭明敏持这本假护照在一名美国牧师陪同下从台北松山机场出境。(注： 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第118页。)彭明敏逃出台湾后，经香港赴欧洲避难，1970年1月3日获得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12页。)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基地的“台湾独立联盟”将彭明敏逃离台湾的新闻稿送《纽约时报》刊载以造势。其后，彭明敏从瑞典到英国，又转去加拿大，显然他的最终目的是进入美国。(注：“北美司”：《美政府准许彭逆明敏入境案说贴》，无日期，“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72~373页。)
1970年1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向基辛格汇报了彭明敏出逃事件，并提出了应对彭明敏申请入美签证的对策建议。何志立坦言，彭明敏事件已成为美国的“烫手山芋”，美国因此面临两难：首先，考虑到彭明敏在美国学界人脉广泛，如不予签证，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分子定会抨击尼克松政府屈从蒋介石政权的压力，也将使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形象更加不堪；倘若给予签证，美国则将遭到来自台北和北京的指责。蒋介石不仅会把这一决定视为极大侮辱，也会将此举与美国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中美恢复华沙会谈等一系列旨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动作相联系，认为美国人正大搞“一中一台”并最终将其出卖。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官员不太在乎台湾当局的反应，因为他们相信以美国为靠山的蒋介石不敢与美国彻底闹翻。但何志立认为如果允准彭明敏赴美，将会使台北在包括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诸多美台合作上踟蹰不前，蒋介石甚至会在重重怀疑之下做出“惊人之举”。但他同时也指出，从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并没有充足理由拒发签证。故而在何志立看来，应对此事的上策是，在彭明敏承诺不在美国从事“反叛”台北的政治活动后，准其入美。(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p.173～175；“北美司”：《彭明敏潜逃，我处置情形》，1970年1月2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7，第61页。)
当时，“台独”运动领袖廖文毅已被台湾当局“招安”，自日本返台，台日之间的一大难题从而得到解决。但“台独”运动随之进入关键转折期，即“台独”的首要活动基地由日本转至美国，因此应否批准彭明敏入美继任“台独”运动之领袖事关重大。(注：“转折期”的含义之一是当时台湾学生的留学目的地大致已从日本转往欧美，参见克劳德·乔弗瓦：《台湾独立运动：起源及1945年以后的发展》（黄发典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另见Steven Phillips, “Building a Taiwanese Republic: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45-Present,” in Nancy B.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如美国接纳彭明敏，则必使美台关系陷入紧张，何况当时美方对彭明敏能否重整“台独”旗鼓仍存疑虑。(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173.) 准彭入境果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上策吗？
毫无疑问，台湾当局绝不愿看到彭明敏入美的结局，他们在欧洲、日本、加拿大和美国同时展开了围堵彭明敏的行动。(注：“北美司”：《彭明敏潜逃，我处置情形》，1970年1月2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7，第61页。) 1970年1月29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拜会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并采取“激将法”对格林进行游说。周书楷表示，虽有人声称彭明敏的出逃系美国炮制，但台北不愿相信这种传言，若美国最终允许彭明敏入境，则台北不能不有所猜疑，望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批准彭明敏入境。周还强调，台美之间已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希望双方勿因“不必要事件”使彼此信心发生动摇，如果彭明敏入美，则后患无穷。格林则向周书楷阐述了美国拒发签证的不利影响，他并未就此事给周书楷明确的答复，而是暗示让其做最坏打算。(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1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72～74页；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January 28,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175, fn.6.) 相较于美国的暧昧态度，日本很爽快地答应了台北的请求，不仅同意阻止彭明敏入境，还提供了彭明敏在瑞典生活状况的秘密情报。(注：《“驻日大使馆”致“外交部”》，1970年1月30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86页；《“驻日大使馆”致“外交部”》，1970年3月6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148~149页。)
3月10日，台湾“外交部次长”杨西昆在台北会见美国驻台使馆副代表安士德（Oscar V. Armstrong），尝试利用“北京因素”劝说美方勿予彭明敏签证。杨西昆指出，新华社2月23日（应为2月24日，笔者注）发表的文章指责美、日与彭明敏逃亡有牵连，如彭明敏获得美国签证，北京势必以此为由继续攻击美国，这无疑将破坏华盛顿与北京“解冻”关系的计划。(注：《“外交部”致“驻美周大使”》，1970年3月10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155页。) 同日，周书楷则在华盛顿继续对美施压，他对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布朗（Winthrop G. Brown）表示，台湾对此事极为关切，如美方批准彭明敏入境，就将对两国友谊和互信不利。布朗未明确表态，只称美国向来对外人入境采取“宽大的政策”。(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3月10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157页。)
台美之间关于彭明敏事件的交涉因1970年4月蒋经国（时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访美得以暂时平息。美国对蒋经国的来访极为重视，给予其下榻布莱尔宾馆等元首级待遇，尼克松、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和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R. Laird）分别与其会面。美国如此殷勤，既是为“讨好”蒋经国这位日后台湾大权的执掌者，也是借此弥补美台关系因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大陆不断示好而出现的裂痕。(注：裘兆琳：《台美关系：1969～1978》，载宫力等主编：《从解冻到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1969～197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00页。美国原来希望在1970年2月安排蒋经国访美，但后来为避免蒋经国访美行程和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相隔太近，便将日期推迟至4月，蒋经国曾一度因中美恢复华沙会谈为由威胁取消美国之行，《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4月14日，“蒋经国副院长访美”，412.21/0306，第167~168页。) 访美期间，蒋经国虽得到尼克松等人对于美台“邦谊”及“条约义务”的承诺，但并未如愿获得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注：《“外交部”手写便签》，“蒋经国副院长访美”，412.21/0306，第264~266页；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曾言，“回想起来，1970年代初期的这次邀请（指蒋经国访美——笔者注），可以说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道别的一种方式”，参见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9页。) 更令台美始料不及的是，蒋经国23日在纽约参访期间竟遭“台独”分子黄文雄等人刺杀。美国联邦调查局事后查明，这起刺杀事件很可能与彭明敏有关。(注：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231, fn.2.)
刺蒋案发生后，彭明敏的很多友人都对他获准入美持更加悲观的态度，(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0页。) 但“蒋经国遇刺”并没有增强台北劝说美方勿予彭明敏签证的说服力。7月底，彭明敏在瑞典以应聘密歇根大学教职为由申请赴美签证。布朗约见周书楷并告知他，如不发给彭明敏签证，国务院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明言美国学术界有地位人士对国务院施加了很大压力。周书楷则称，“台独叛乱分子”在美活动越发猖獗，以致发生刺蒋事件，彭明敏如进入美国，势必令“台独”组织更加有恃无恐。周书楷认为，美国政府应从大处着眼、果断行事，美国国内的批评自会“瞬即消逝”。至于美国国内舆论对台北的批评，周则坦言，台北情愿两害相衡取其轻，“欲攻击我者，纵然毫无事故，亦可任意诽谤，故我宁可使彭不能来美而遭抨击”。理屈辞穷的布朗只得反问周书楷，为何如此确定彭明敏赴美后必定会参与政治活动。后来，台北的“外交部”高层看到此种“明知故问”后不禁生怒，愤然在电文旁写下“发此问，岂有此理！”。(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8月13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81~284页。)
在以情以理皆无法打动美国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改从法律层面再作努力。8月28日，“外交部长”魏道明约见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马康卫（Walter P. McConaughy）。魏道明表示，彭明敏有罪在身，美方不应允许盟国之“在逃犯”（fugitive）赴美。马康卫却回应称，按照美国法律，“叛乱”和“偷渡”都不能作为拒发签证的理由，望台湾能够理解美国的难处。马康卫随即向国务院报告了魏道明的严词之请。(注：《“外交部”致“驻美周大使”》，1970年8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48页；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70, FRUS, 1969～1972,Vol.17, p.234, fn.4.) 国务院对彭明敏事件进行了全面审议，认为彭明敏符合发给签证的各项条件，况且彭也承诺在美期间不参与有组织的“台独”活动，如果彭被拒签，势必引发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就在魏道明会见马康卫的同一天，格林向副国务卿理查森（Elliot L. Richardson）呈报了批准彭明敏一年非移民签证的方案，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于9月3日将这一方案呈报国家安全委员会，9月5日基辛格便批示同意。(注：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231, fn.4.) 9月17日，彭明敏终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得到了赴美签证，美国在当地的领事官特别提醒彭明敏，“你是要到大学去做研究的，我们希望你不会与你原来的目的走偏差了”。(注：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p.231~232；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3页。)
仅在发给彭明敏签证的前一天，美方才将此决定告知周书楷。格林安抚周书楷称，彭明敏已承诺不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美方也自有办法对彭明敏进行约束，而且这次发给彭明敏的签证有效期为一年，如果彭明敏违反承诺，美国将再驱逐他。极为愤怒的周书楷严辞指出，美方公布这一决定恰值“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即将访美之际，势必产生极恶劣的影响，而彭明敏赴美后“台独”势力的气焰必将更为嚣张。周书楷请求美方对此事再作考虑，格林则斩钉截铁地说，准彭入美已是无法挽回的最终决定。(注：《周书楷之“外交部”》，1970年9月16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85~287页。) 9月18日，“外交部次长”沈昌焕在台北约见安士德，道出了彭明敏事件带给台北的最大忧心和触动，“最使吾人诧异者乃，中华民国既为美国之盟邦，但其观点对美政府而言，竟毫无任何力量，亦无任何影响！”安士德只能按照国务院的口径，复称拒绝发给彭明敏签证将对美台不利，尤其破坏“中华民国”的形象。沈昌焕据理力争，反驳说：“‘中华民国’的形象要靠‘中华民国’自己负责，……贵国此举完全漠视我政府之立场，且对我政府有关本案之意见亦不置理，贵国虽一再声明保证履行协防义务，惟此举实无助于我内部安定之维持。”(注：《沈“代部长”与“美大使馆代办”安士德谈话简要纪录》，1970年9月1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95~298页。) 由此可见，对台湾当局来说，彭明敏事件对台美关系的影响倒在其次，它最担心的是彭明敏案在岛内引发剧烈震荡。当时，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也对美国官员表示，批准彭明敏入境美国将“造成台湾人民极大的误解和抗议”，他要求美方务必使彭明敏远离政治活动。(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234, fn.3.)
蒋介石看到他的外交官阻彭入美的努力已然失败，决定亲自致信尼克松，劝其收回成命。9月22日，台湾的“好朋友”、美国副总统阿格纽（Spiro T. Agnew）将蒋介石的信函送达白宫。(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9月22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17页。) 结果证明，蒋介石的个人外交亦未能带来转机。当月29日，彭明敏经底特律进入美国，不同的是十年前他手持台湾当局颁发的“外交护照”，而这次却是“作为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发的无国籍者证件”。(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6页。)
此后，台湾当局利用多个场合“责备”美国，意图使美方感到歉意内疚，以免其再蹈覆辙。10月21日，蒋经国会见马康卫，先是抱怨美国对台军援锐减给台湾带来极大震动，政府各部门对此皆是怨声连连且对美信心极大动摇，后转而谈及彭明敏事件。蒋介石直言，美国批准彭明敏入境实在是近20年来美台关系中最伤感情的决定，这一举动将对台湾内部稳定造成直接而严重的打击。蒋经国认为，彭明敏出逃之后，不仅“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接连向美国表达最强烈、最急迫的请求，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出马敦促美方。然而“美国政府对一个友好政府的最坚定请求全然置之不理。结果给外界留下美国同情‘台独’运动的印象，极大鼓动了‘台独’情绪，使处于困境中的‘中华民国’雪上加霜。”马康卫则老调重弹称，按照法律，美方无法将彭明敏视为“颠覆分子”，如不予签证，美国学界、国会及新闻媒体将会对尼克松政府和“中华民国”大加抨击，反而导致美台关系受损。蒋经国反驳道，美国曾多次成功阻止它所不愿接受的外国人，如果美国真的愿意，它绝对可以轻松地拒彭于国门之外。针对美国公众会对台北心生嫌恶的说辞，蒋经国更加不以为然。他说，台北对部分美国的恶言恶语已司空见惯，对台北来说，维持内部稳定比迎合美国人或者获得他们的好感要重要得多。蒋经国无奈地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之间的友谊，都需给予对方“同情之了解”，并应尽力克服麻烦，维系和巩固友谊，但彭明敏事件却显示美方完全是背道而驰，美国的决定已给台美关系留下了深深伤痕。为进一步敲打美国，蒋经国还告知马康卫，他手里已有不少可以证明美国人支持和参与“台独”活动的证据。(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2,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p.235~236.) 10月25日，在美国访问的“副总统”严家淦就彭明敏获准入美一事再次向尼克松表达不满。颇具诡辩天份的基辛格在重复美国没有拒签的法律依据这一说辞之外，还特别提出，如彭明敏被拒美国门外，反倒会使其受到更大关注，而彭明敏赴美后，这一议题自会渐渐平息。尼克松则泛泛地表示，美国将在日后更多地考虑台北的意见和感受。(注：Memo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C.K.Yen and Kissinger, FRUS, 1969～1972, Vol. 17, p.238.) 显然，这种承诺已是极为苍白无力了。
那么，美国一直坚称的所谓“法律依据”是否存在呢？台“外交部”官员查照美国相关移民法律后发现，美方本可依照既有法律中至少两条规定拒绝彭明敏入境，由此他们认为“其不重视我层峰以次之态度，甚至别有用心可以想见”。(注：《“外交部”签呈》，1970年10月9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39页。)此外，美国对彭明敏不准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也显得分外模糊，彭明敏则利用其学者身份在“政治活动”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彭明敏在申请赴美签证时就曾向美国外交官员清楚表示，“我的专业职务包括让世人知道我对时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国，这将也是我职业的正当范围之内。依照我的观点，对于政治提出专业的评论，并不构成政治活动。”(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41页。) 彭明敏赴美后，美方确实对他的活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彭明敏本想辞去密歇根大学教职，与人合办“福摩萨研究所”（Formosa Institute），但美方威胁说，如果彭明敏辞职便令其离境。(注：《“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1971年10月6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30页；《陆海光致“外交部”》，1971年10月22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52页。) 美国显然不会驱逐彭明敏，正如中央情报局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金·凯利（Jim Kelly）对其台北同行所言，彭在美国的活动并没有受到舆论的重视，如将其驱逐出境，反倒引起轩然大波。(注：《“驻美大使馆”致“外交部”》，1972年5月31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162页。)
缘何尼克松政府宁愿激怒台北、冒犯“蒋总统”而给予彭明敏入境签证呢？当时，“中华民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的确是江河日下，美国的亲台势力也大不如前，1950年代声势浩大的“百万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彼时已陷入人力和财力皆匮乏的窘境。(注：Stanley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60~261.) 此外，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已经公开化，对华盛顿受台北牵制而坚持僵化的对华政策批评甚多，而彭明敏事件恰巧给尼克松政府提供了反击这一论调的有力抓手。尼克松政府确实博得了一些“反蒋”议员的赞赏。1970年10月5日，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发言中认为国务院对彭明敏事件的处理“大致成熟且切合实际”(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10月8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42页。)。当然，美国之所以敢于触怒台北，从根本上来讲还是源于台湾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纽约时报》在评论彭明敏事件时便断言，不管美台之间的摩擦如何发展，台湾绝不能失去美国的支持。(注：《周书楷致“外交部”》，1970年10月1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323页；Memo from Haig to Kissinger, October 5, 1970, FRUS, 1969～1972, Vol.17, p.231, fn.3.) 换言之，台湾当局除了表示不满，其实并没有多少反制美国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在处理彭明敏事件的过程中，美国已经意识到，彭明敏及“台独”运动日后似可为美国所用。根据台湾安全部门的情报，美国参议员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哈佛大学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中国通”费正清均对彭明敏很有好感，且有意支持彭明敏在美开展“台独”活动；彭之获准入美，实系由于费正清等多方游说基辛格，其目的在于培养“台独”运动之领导人物，且准备于必要时将彭明敏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工具。(注：《“国家安全局”致“外交部”》，1971年2月3日，“中美外交关系资料”，412/0012，第61页。) 那么，彭明敏事件在华盛顿与北京缓和关系的谈判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970年2月，《人民日报》对彭明敏1月出逃台湾一事进行了公开报道，称“美日反动派把它们的走卒、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头目之一的彭明敏秘密地从台湾弄了出来，让他大肆进行活动”。报道指出，1970年1月15日“台湾独立联盟”在美国的成立与彭明敏的出逃存在密切联系，这表明“尼克松政府更加狡猾地玩弄反革命两手策略，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大耍各种阴谋手段”。(注：《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运动’阴谋》，载《人民日报》，1970年2月24日第6版。)
毋庸置疑，台湾问题是中美缓和谈判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部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是“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虽然尼克松政府为向中国示好，自1969年底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不少姿态，但中方仍然无法确定美国对台政策的真实意图。1969年8月，中苏边境冲突的不断升级促使尼克松下定决心，选择台湾问题作为突破口，全力加快与中方的接触。1969年10月，美国开始调整美军台海巡防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专家何志立建议，尼克松政府应千方百计让北京注意到这一“善意”。(注：Memo from John H. Holdridge to Kissinger, October 8, 1969, FRUS, 1969～1972, Vol. 17, pp.104~105.) 10月10日，基辛格让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Agha Hilaly）私下告知中方，美国打算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驱逐舰。(注：巴基斯坦大使向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巴斯斯坦希望充当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传话人，FRUS, 1969～1972, Vol. 17, p.107, fn.2。) 10月16日，基辛格又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向北京传话，提出既要告诉中方美国已从台湾海峡撤走了两艘驱逐舰，又须强调北京不应对此进行过分解读，此举并不影响美国对台基本政策，只是一种消除紧张因素的努力。(注：Memo from Kissinger to Nixon, October 16, 1969, FRUS, 1969～1972, Vol. 17, pp.107~108.) 美国的所谓“善意”后因美日首脑会晤及《美日联合声明》的发表而变得更为含混不清。中方有理由质疑，为何美国一边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一边却又和日本共同提出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注：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6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953~957.)
彭明敏出逃台湾后，中方实际上是将此事件置于美、日、苏、中、台多边网状关系中加以审视的，中国领导人对于“台独”的担忧进一步增强。首先，中国领导人难以完全排除“美日共谋”加速推进“台独”的可能性。一方面，当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佐藤荣作、岸信介等不断呼吁“改变台湾地位”；另一方面，中方认为尼克松为推行“新亚洲政策”，促使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或许会以对台湾的实际控制权引诱日本就范。(注：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其次，中国领导人还认为苏联也在“配合美日反动派制造‘两个中国’”：1968年，具有苏联克格勃背景的维克托·刘易斯（Victo Louis）以英国《星期六晚邮报》记者的身份获准访台，蒋经国亲信刘捷则应邀访问苏联。(注：有关当时苏联和台湾之间往来情况的梳理和研究，目前基本上仍是空白。时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魏景蒙是当时具体负责台、苏接触的主要人物，相关情况参见台湾联合报社编译：《苏联特务在台湾：魏景蒙日记中的王平（即维克托·刘易斯）档案》，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V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 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在报道美国副总统阿格纽亚洲之行时竟然将台湾称为“国家”。因此中方公开宣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政治僵尸蒋匪帮勾结得越来越紧密！”(注：《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运动”阴谋》，载《人民日报》1970年2月24日第6版；《美日反动派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载《人民日报》1970年2月26日第6版；《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从亚洲赶出去》，载《人民日报》1970年6月25日第1版。)
彭明敏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一直没有停止对彭明敏的谴责，且说辞与台北方面几乎完全一致，以致于那些驻在北京的外交官们对此感到一头雾水。(注：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235页。) 虽然大陆方面明确反对“台独”，但是与蒋介石为敌的彭明敏仍期望与“敌人的敌人”结成联盟。他在逃离台湾之后，一直希望在中共和蒋介石政权之间插入楔子，抓住各种机会讨好大陆。1970年2月，彭明敏在英国进行演讲时表示，希望大陆方面能像对待香港、新加坡和澳门那样对待台湾，他还特别强调蒋介石政府所进行的反共运动与“台独”运动无关。(注：《彭逆明敏潜英演讲报告》，1970年6月25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098，第212页。) 彭明敏入美后，在公开演讲中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承认“北平政府”，以解决“两个中国”问题。(注：《彭逆明敏抵美后之言行摘录》，1970年12月，“彭明敏等被捕”，406/0099，第4~6页。) 1971年10月25日，彭明敏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福摩萨的未来”的文章，再次向大陆喊话：“福摩萨人民希望和中国人民生活在最友好的联系中，将会和中国建立最紧密的经贸、文化甚至是政治联系”。(注：Peng Ming-min, “Formosa's Futur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7, 1971.) 值得指出的是，美方也认为彭明敏很有可能会向北京靠拢。根据美方的估计，大陆方面可能会不惜改变政策以便与彭明敏合作，利用彭明敏打造“统一战线”，加强反蒋攻势，促进两岸统一。此外，彭明敏曾打算将他在台湾的情妇许惠美弄到美国。他计划让一名美国士兵与许惠美假结婚，使许惠美能够蒙混出境，但这一图谋被台湾安全部门识破。(注：《关于许惠美与美人小丹尼斯假结婚蒙混出境事》，1971年12月23日，“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118~120页。) 美方推测，这种个人情感上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对“台独”运动的冷漠态度可能会促使彭明敏铤而走险，像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那样向北京寻求庇护。事实证明，彭明敏的确有投靠大陆的想法，按照与彭明敏接近的人士的说法，彭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台湾当局在阻止彭明敏入美的努力失败之后，转而尽力劝服彭明敏像廖文毅那样“回头是岸”，选择与当局合作。1971年8月，台湾派人赴美与彭明敏展开秘密接触，表示只要彭明敏赞同“反攻大陆”方针，接受国民党政府对岛内军事力量的控制，他就可以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如果彭明敏拒绝，台湾的“本省人”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管制。彭明敏未作明确表态，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同时，他竭力和大陆方面拉关系。他主动请求当时即将访华的谢伟思（John S. Service）带口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够访问大陆，或者和大陆的领导层建立直接联络渠道。周恩来则给出一个谨慎、智慧而又留有余地的回复：“彭明敏的任何没有参加或者不赞成‘台独’运动的朋友可以来访并向彭通报”。(注：Memo from Holdridge to Kissinger, December 13,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p.624~627.) 虽然大陆不欢迎“台独分子”彭明敏来访，但却可以让彭明敏事件在当时中美谈判中发挥一定作用。
1971年7月, 基辛格展开秘密访华行程，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首次会谈时便提到了彭明敏事件，并借蒋介石的话，抱怨彭明敏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离台湾的。基辛格回复道，虽然彭明敏是他的老相识，但他认为“中情局与彭明敏教授来美国毫无关系”，基辛格向周恩来明确保证“我们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385. 该文的中译本见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3页。) 1971年10月，基辛格再度与周恩来会面，商量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工作。周恩来仍不失时机地谈及“台独”问题，对在纽约及其他一些美国城市发生的支持“台独”的示威大为不满，并怀疑中情局试图煽动并利用“台独”运动。基辛格却略带自嘲地表示，周恩来过高地估计了中情局的能力。他还把球踢给了周恩来，提出“如果你们给我材料，我回国将展开调查，并把调查结果通知你们”，“我们将不会鼓励精心炮制的‘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政策，不管其出现的形式是什么。我们将会努力通过和平手段，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达成一个解决方案”。(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p.498~500. 另见《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第408~409页；第424~425页。)
正当基辛格在北京与周恩来紧张筹备尼克松访华行程时，台湾于1971年10月25日被驱逐出联合国。(注：对于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中“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参见Nancy B. Tucker, “Taiwan Expendable? Nixon and Kissinger Go to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2, No.1, 2005；吕迅：《美国政府与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争》，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一时间，台湾的未来命运成为岛内外关切所在，“台独”问题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时任“外交部次长”的杨西昆认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台湾必将面临被进一步孤立的困境，不得不思考台湾前途问题。他在与美国官员的私下交流中透露，台北最高领导层针对台湾未来发展方向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产生相当激烈的争论，“守旧派”和“务实派”的阵营分野越发明显，包括杨本人在内的务实派甚至向蒋介石建议更改“国号”为“中华台湾国”。(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17, pp.599~603.) 岛内外“台独”势力也企图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台独”运动。1971年12月，台湾长老会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呼吁当局“彻底革新内政”，鼓吹“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的“自决”论调。“台独”学者陈隆志在美国出版《台湾的独立与建国》一书，“台湾青年联盟”等组织在美国多个城市大搞示威游行，声称“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虽化解了中国代表权难题，但“台湾问题”仍未解决。(注：克劳德·乔弗瓦：《台湾独立运动：起源及1945年以后的发展》，第113页，第226页；《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台独”分子在纽约演出“示威”丑剧》，载《人民日报》1971年9月22日第6版。)
这一局面令大陆方面深感不安。更让大陆忧心的是，日本政客频频往来于东京和台北之间，企图诱使蒋介石选择“独立”。(注：Telegram from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17, p.600；《是“非我所知”还是“佯装不知”》，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0日第6版。) 北京甚至相信，美、日在蒋介石政权退出联合国后势必加紧推动“台独”。(注：《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阴谋》，载《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0日第5版。) 周恩来在1971年7月和基辛格的谈话中表示，中方对日台之间的勾结非常忧虑，担心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影响下会接受日本人的“台独”建议。(注：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July 10, 1971, FRUS, 1969～1972, Vol.17 , p.405;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17 , p.514.) 总之，蒋介石政权退出联合国并不意味着大陆取得了绝对胜利，台湾在内外困窘局面下化危机为转机的冒险尝试反而给大陆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台湾独立”。在这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上，中方需要美国做出明确表态。
1972年2月，尼克松展开对华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采取“战略模糊”策略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尼克松郑重表示，美国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不会鼓励任何形式的“台独”运动，同时也不支持日本复兴军国主义和侵占台湾。(注：Memo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Zhou and Kissinger, February 22, 1972, FRUS, 1969～1972, Vol.17, pp.696~701.) 2月24日，周恩来在与尼克松会谈时，再次提出彭明敏的出逃得到了美国的协助。基辛格迅即重申美国政府机构和人员与彭明敏的出逃无关。他补充说，据他所知，彭明敏的出逃与厌恶蒋介石的美国“左派”势力有关。他还表示，当初美国很难拒绝让彭明敏入境是因为“那时我们之间还没有联络”，“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们或许就有可能成功阻拦”。基辛格再次向周恩来强调，“无论是美国政府官员个人，还是美国政府机构，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鼓励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尼克松不仅对基辛格所做的保证予以确认，还向周恩来坦言，彭明敏出逃台湾，“蒋介石对此不高兴，你对此不高兴，我对此也不高兴。但是，这件事与我们毫无牵连”。(注：Memo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Zhou and Kissinger, February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17, p.771. 另见《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第695~696页。)
美国舆论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价好坏参半，有很大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尼克松引以为豪的《上海公报》竟然没有提及“台湾独立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台湾人”抛之脑后，不顾道义和人权，为了国家间的“现实政治”不惜损害1400万“台湾人”的利益。(注：Milton Viorst, “Has Anyone Asked the Taiwanese?”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March 11, 1972, p.A5; “The Forgotten Taiwanes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72, p.A36.) 对于这一指责，尼克松颇为不屑，他甚至粗口咒骂“台独”运动。而在老谋深算的基辛格看来，美国虽然承诺不支持“台独”，但也并未言明反对，美国舆论太过吹毛求疵。(注：Record of Conversation among Nixon, Kissinger and Haldeman, March 13, 1972, FRUS, 1969～1972, Vol.17, pp.848~850.) 1972年2月16日，彭明敏以“台湾独立世界联盟”负责人名义致信尼克松，要求“华盛顿与北平间之谈判不应涉及台湾之未来问题”，并吁请尼克松“尊重台湾人民自决之权利”。(注：《“外交部”致“驻美大使馆”》，未注明日期，“彭明敏等被捕”，406/0100，第4页。) 显而易见，尼克松根本不会将当时寄居美国的彭明敏放在眼里，但这之后“台独”运动的发展及其不利影响则肯定超出了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想象。
“彭明敏事件”为探析中美缓和初期美、中、台三方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应该说，彭明敏出逃台湾的时机选取是煞费苦心的。在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华盛顿和北京改善关系的背景下，“中华民国”被视为美国改变对华僵化政策的绊脚石，美国学界、政府内部和公共舆论对蒋介石政权的认知颇为负面。在这种情形下，彭明敏事件成为一块“试金石”，被美国公众用来衡量尼克松政府是否确为台湾当局所羁绊，而无法做出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断。因此，当时美国很难顺从台北方面的请求，做出拒绝彭明敏入境的决定。
无疑地，台湾处于绝对依附美国的地位，这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当局在围绕彭明敏事件的对美交涉中并不具有多少筹码。台湾当局很清楚美国欲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为达到阻止彭明敏进入美国的目的，甚至不惜搬出“北京因素”游说美方。台湾当局之所以如此惧怕彭明敏获得入美签证，主要是担忧此例一开，永无宁日，不仅使岛外“台独”势力气焰更盛，也必将给岛内稳定带来极大冲击。台湾当局本想通过彭明敏事件检验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度和台北对华盛顿的影响力，试图藉此缓慰内心中对美国与大陆“亲近”的疑虑。然而，事件的最终结果却让台北方面备尝受辱、绝望之感。
在美国释放混杂信号的情况下，大陆方面难以摸清美国对台政策的真正意图，深信可能存在美日推动“台湾独立”的国际阴谋，甚至苏联亦涉足其中。虽然中美领导人借助“战略模糊”使“台湾问题”不致成为两国缓和关系的不可逾越的阻碍，但以彭明敏为代表的“台湾人问题”却没有得以解决，反而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愈发棘手。在与美国展开的谈判中，中国领导人多次利用彭明敏事件获得美国方面不支持“台独”运动、也不支持日本侵占台湾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烫手山芋”的彭明敏出逃事件，却让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两岸分治并“势不两立”的情况下，针对以彭明敏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首次形成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默许同盟”。这或许便是彭明敏逃离台湾的“小事件”对中美缓和这一“大历史”的“贡献”吧。
赵明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