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4期

“两国集团”构想的历史考察(注：本文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项目的研究成果。)

顾国平　梅仁毅　　　

　　〔内容提要〕“两国集团”这一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以来就不断重现，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现过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对象国与美国共同分担国际责任，这表明美国战略家对国际体系力量变化的敏感及其在对外政策判断上的开放性。“两国集团”的四个版本呈现出了巨大的相似性，都出现在美国面临国内外困境而对象国正在蓬勃崛起之际，其实质是美国在以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要求对象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护霸权。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两国集团 历史考察

　　中美“两国集团”（G2）这一术语曾在2008和2009年间成为中美学界和媒体的热门词汇。从欢迎肯定到质疑批判，“两国集团”一时成为报纸期刊的宠儿。但是进入2010年以来，“两国集团”风光不再。2010年初发生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经贸冲突增多，以及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海等地的第三方事件等等，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遭遇到可行性危机，目前已成为了其批评者所说的“镜花雪月般的幻影”。(注：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3 (May/June 2009), pp.14～23.) 短短几年，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便经历了从出现、传播到热议再到淡出的历程，足以说明国际关系的复杂与多变。

　　在国际关系中，很多事件都有其历史先例，“两国集团”这一概念亦不例外。自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hegemon）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针对不同的国家已多次使用过“两国集团”这一概念。近几年来出现的中美“两国集团”，只不过是其最新的版本。本文旨在对“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做一历史考察，分析其来龙去脉，探寻不同时期“两国集团”内涵的相似之处，以期为如何看待中美“两国集团”构想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一　“两国集团”的四个版本

　　汉语中的“两国集团”一词译自英文“G2”（Group 2或Group of Two），因此考察其历史时，须从“两国集团”一词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出现开始。追溯“两国集团”一词的含义，离不开对“五国集团”（G5）、“七国集团”（G7）等概念的回顾。它们都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指代当时最发达的几个西方经济体为应付石油危机、协调汇率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而形成的非正式的国家集团。“两国集团”就是由这些概念衍生而来，指的是由两个实力最强的国家组成的集团。20世纪70年代“五国集团”、“七国集团”等概念出现时，“两国集团”概念也随之诞生。当时虽没有使用“两国集团”（G2或Group of Two）这样的表述，但出现了“两国共治”（bigemony）这样一个与“两国集团”内涵相同的词，用以描述美国和德国之间的联合；“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在1980年代后半期复活，但换成了美国和日本的“两国集团”；21世纪初又出现了“两国集团”的美欧版本；最后是近几年受到热议的中美“两国集团”。

表： 德国、日本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德国经济数据来自Raymond J. Ahearn and Paul Belkin, “The German Economy and U.S.-German Economic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uary 27, 2010, p.4；日本和美国数据来自C. Fred Bergsten, Takatoshi Ito and Marcus Noland, No More Bashing: Building a New Japan-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hip(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p.3.

　　（一）美德“两国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自身相对稳健的政策，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如表所示，联邦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50至1960年间达到8.2%，1960至1970年间有所减缓，但也达到了4.4%，为此德语中还专门出现了“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一词，特指德国在此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由于持续的增长，到了1960年代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相对于德国等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在国内国外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在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对抗中，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军费支出连年高涨，经济受到拖累。此外，由于欧洲和日本在经济上的复苏和崛起，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以固定汇率为特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了1960年代末已经难以为继，终于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后崩溃。美国开始对其国际经济战略作出调整。(注：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调整的一项主要内容，美元逐步贬值。1973年至1974年间，石油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美元贬值和石油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陷入调整的阵痛，高通胀、高失业和低增长同时并存。相应地，美国维持庞大的海外帝国的能力也日益显得捉襟见肘。

　　在这一背景下，曾于1969年至1971年间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其1975年的一本书中提出了美国与联邦德国实施“两国共治”（bigemony）的构想，这可以被视为“两国集团”概念的发端。在伯格斯滕看来，联邦德国的很多指标都显示它在1970年代已成为超级经济大国：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超过美国两倍，外贸出口超越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超越美国，而且德国马克还成为了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货币，全球外汇储备中的马克储备占到20%～25%。鉴于联邦德国在世界经济中上升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伯格斯滕认为它也应当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同美国一起治理世界事务——至少是经济事务。由此，美德“两国共治”的构想应运而生。(注：C. Fred Bergst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The Imperative of Economic Bigemony,” in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Selected Papers of C. Fred Bergsten, 1972～1974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and Co., 1975).)

　　伯格斯滕提出美德“两国共治”的构想后，应者寥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没有将其作为严肃、可行的构想进行考虑。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首先，当时冷战正酣，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未决之际，学界和各国政府对有人提出要美国同新近在经济上崛起的德国“共治世界”的想法没有太大兴趣；其次，德国固然在经济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综合国力不平衡，尤其在军事实力上尚需依赖美国保护，因此同美苏不在一个级别上，尚无治理世界的能力。对于这一点，德国政府亦有自知之明。针对伯格斯滕提出的美德两国经济共治的建议，当时的德国外长根舍（Genscher）于1976年5月在汉堡做出回应，指出德国还只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说：“美德两国实力迥异。最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而且拥有核武器；我们既不是世界强国，也没有核武器，而且我们也没有此类意愿。联邦德国只是一个欧洲国家，能力和资源都有限。”(注：Robert Spencer, “The Federal Republic: A Middle Class Po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2, No. 2, European Foreign Policies (Spring 1977), p.331.)第三，即使是在经济上，进入1970年代的德国相比以往已经光芒黯淡，发展速度持续减慢（见上表），经济总量也被日本超过；第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光彩历史限制了其在战后行使世界领导权的可能性。(注：C. Fred Bergsten,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2 (Spring 1976), p.371.) 最后，德国外交政策上并非一直是美国的小跟班。特别是1969年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总理后，开始实施“新东方政策”，谋求外交独立，在对待苏联、东欧——尤其是民主德国——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立场。(注：Robert Gerald Livingston, “Germany Steps Up,” Foreign Policy, No. 22 (Spring 1976), pp.114～128.)

　　 （二）美日“两国集团”

　　两国集团的第二个版本出现在1980年代后期，并延续到1990年代早期，而此次被美国拉入伙的是日本。相比德国，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的表现更为出色。上表显示，1960年代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1%，到1970、1980年代虽然明显减速，但还是大大高于美、德等国。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采用的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更高：从1950到1973年的24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0.5%；即使是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也未能阻止日本经济继续向上爬升的势头，1970、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以其他发达国家将近两倍的速度继续崛起。(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and Sydney: Unwin Hyman, 1988), p.417.)到了1990年代中期，按汇率计算，日本以不到美国一半的人口，创造了相当于美国70%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超过美国40%。(注：C. Fred Bergsten, Takatoshi Ito and Marcus Noland, No More Bashing: Building a New Japan-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p.3.)

　　同日本光鲜亮丽的数据相比，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则相形见绌。日本在经济上的持续崛起和不断扩张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压力，到1980年代后半期，美国民众在展望前景时充满了悲观情绪。美国哈佛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曾在1979年撰写了风靡一时的《日本第一》，到了1986年又开始探讨“日本治下的和平”（Pax Nipponica）的可能性。(注：Ezra F. Vogel, “Pax Nipponica?” Foreign Affairs, Vol. 64, No. 4 (Spring 1986), p.767.)1987年，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一书，唱衰美国，唱好日本。同年，里根政府负责对日贸易谈判的代表克莱德·小普雷斯托维茨（Clyde V. Prestowitz Jr.）就美日经济竞争说道：“不久前，我们还骄傲地宣称美国将有美好的未来。现在，我们看不到未来了。”(注：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1997), p.379.)

　　作为化解美日竞争的一种方式，美日“两国集团”构想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86年10月31日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日本财政大臣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wa）联合发布的双边公报中。公报提出，日美两国在汇率政策问题上联合发挥领袖作用，努力保持汇率的稳定和平衡。此后，伯格斯滕在《外交》杂志1987年春季版发表文章，将美国和日本装入了“两国集团”概念的旧瓶中，并对其进行了发展和阐述。他对美日“两国集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指出美国和日本应形成非正式的“两国共治”（bigemony），共同领导世界经济，以替代当时看来难以为继的美国单级霸权。(注：C. Fred Bergsten, “Economic Imbalances and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7), pp.770～794.)1987年4月28日，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支持美日“两国集团”的主张。布热津斯基还为此合成了一个新词汇——“美日国”（Amerippon）。他呼吁达成“新的全球协议”，为建立“更加紧密的美日关系创造条件”，因为“一旦国际舞台上出现一个全新的但非正式的联合——‘美日国’，它将能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新的领袖和稳定。”(注：Zbigniew Brzezinski, “How About an Informal U.S.-Japan Inc.?”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87; see also Zbigniew Brzezinski, “America's New Geo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8), pp.680～699.)

　　美日“两国集团”的构想在日本也得到了呼应。日本一桥大学加藤哲朗（Kato Tetsuro）教授受“美日国”（Amerippon）一词的启发，创造了“日美国”（Japamerica）一词，认为美日两国经济“已经相互渗透，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对日本来说，美国市场不可或缺，而对美国来说，经济的重建离不开日本的资金和合作。”(注：Kato Tetsuro, “The Age of ‘Japamerica’: Taking Japanese Development Seriously,”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21, No.1,1989, pp.61～78.)日本政界也对美日“两国集团”这一构想做出了热烈反应，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在任）在同里根总统的一次会面中，表达了对美日两国共治构想的赞赏，他提议说美日两国应合二为一，形成一个单一的命运共同体。(注：Takashi Inoguchi, “Four Japanes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1 (Winter 1988～1989), p.21.)

　　可以说，美日“两国集团”构想甫一出笼，便受到了学界、政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美日报刊中充斥着美日“两国集团”、“日美国”和“美日国”等术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90年代初期。美日“两国集团”构想虽然备受关注，但是这一构想在具体政策实施中却还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第一，日本的崛起同之前的德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其综合国力极不平衡，除了经济和科技领域，其他领域很难同美国一起进行所谓的“共治”。此外，日本也同德国一样背负着巨大的历史包袱。日本如欲在国际上扮演更大角色，必须要考虑亚洲邻国的反应；第二，美日“两国集团”构想虽然受到中曾根首相等人的青睐，但是战后日本自吉田茂首相以来的战略传统是利用美国的安全庇佑大力发展日本经济、增强国力。(注：Ronald A. Morse, “Japan's Drive to Pre-Eminence,” Foreign Policy, No. 69 (Winter 1987/1988), p.9;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p.242.) 虽然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后开始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其战略传统在1980年代尚无根本改变。(注：Takashi Inoguchi, “Four Japanese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1(Winter,1988/1989), pp.19～20.) 即使是日本国内那些真正钟情于美日“两国集团”构想的人，随着美方要求日本承担责任的真正用意日益显现，他们也对原先的立场做出了修正。正如墨菲特（Michael Moffitt）所评论，“一旦日本意识到自己需要为两国共治付出的代价，这一构想便会渐渐淡出。”(注：Michael Moffitt, “Shocks, Deadlocks, and Scorched Earth: Reaganomics and the Decline of U.S. Hegemony,”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4, No. 4 (Fall 1987), p.576.) 第三，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的经济命运发生了逆转。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进入了“迷失的十年”，逐渐丧失了“共治”的实力，而美国由于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形势的好转，转求单级霸权，失去了对与他国共治等构想的兴趣。(注：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1 (Winter 1990/1991), pp.23～33.) 因此，进入1990年代后不久，美日“两国集团”构想也就渐渐淡出了视线。

　　(三) “美欧集团”

　　在美日“两国集团”构想逐渐为人遗忘之际，“美欧集团”论又开始出现。2002年初，伯格斯滕开始在多个场合提出“美欧集团”论，认为美国和欧盟应该尽量避免在贸易、货币等问题上做无谓的对抗，转而构筑非正式的集团，共同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注：C. Fred Bergsten, “The Euro Versus the Dollar: Will There Be a Struggle For Dominance?” Presented to a Roundtabl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tlanta, January 4, 2002; C. Fred Bergsten, “The Transatlantic Centur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30, 2002.)伯格斯滕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继续倡导“美欧集团”论，(注：C. Fred Bergsten, “The Euro and the Dollar: Towards a ‘Financial G-2’?” Prepared for The Euro at Five: Ready for a Global Role? February 26, 2004; C. Fred Bergste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88～101.)并得到了欧洲部分官员的响应，尤其是时任德国财政国务秘书科赫韦泽尔（Caio Koch-Weser）的支持。2004年，伯格斯滕与科赫韦泽尔联合撰文，共同倡导美欧组成非正式的集团，主张“美欧集团”构想不仅应作为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理念基础，而且还应作为驾驭世界经济的主要组织框架。(注：C. Fred Bergsten and Caio Koch-Weser, “The G-2: A New Conceptual Basis and Operating Modality for Transatlantic Economic Relations,” in Werner Weidenfeld, Caio Koch-Weser, C. Fred Bergsten, Walther Stutz le and John Hamre eds., From Alliance to Coalitions: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Bertelsmann Foundation, 2004), pp.237～249.)

　　“美欧集团”论出现的背景，主要是欧元启用后的迅速成长，以及美欧在反恐战争和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欧元自1999年启动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最为关键的是，欧元的启用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迈上了新的台阶，欧盟成为在经济总量上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涉及农产品等贸易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欧元区的出现对美国经济形成巨大挑战。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在1998年预言的那样，“欧元的启用将是国际货币体系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因为“欧元的出现表明在国际储备货币领域产生了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注：Robert Mundell, “The Case for Euro-II,”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5, 1998.)相对于欧元区蓬勃向上的势头，美国在21世纪初的头几年内刚经历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还在为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努力。此外，在2003年3月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同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战争，对于世界其他事务一时力不从心，无暇顾及，需要有其他国家出面承担更多责任。因此，为了更加顺利地开展反恐战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需要欧盟国家的合作和支持。

　　然而到了2004年下半年，“美欧集团”论也遭遇困境。一方面，欧盟的政治、军事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般统一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在对外关系中有不同于美国的一套理念和目标，不愿完全按照美方所期望和指定的那样行事，而是致力于将自身塑造成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美国的政治经济权力中心。(注：Charles Kupchan, “The Rise of Europe, America's Changing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End of US Prim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8, No. 2 (Summer 2003), pp.205～231.)比如， 2003年初，在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就遭到欧盟的核心力量法国和德国的抵制。而2004年美军虐囚事件曝光后，欧洲各地反美主义高涨，“美欧集团”的可行性消失。因此，这一构想便从跨大西洋关系的讨论中逐渐消失。

　　(四)美中“两国集团”

　　就在“美欧集团”论冷却不久，“两国集团”构想马上改头换面，出现了它的美中版本。关于美中“两国集团”构想的来龙去脉，已有学者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注：褚国飞、陈文鑫: 《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 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8～22页、第42页。)简言之，该构想也是由伯格斯滕首先提出的，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其主编的2005年《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作为美国未来应着力培养的美-欧盟、美-中、美-日、美-沙特四组集团关系之一。(注：C. Fred Bergsten, “A New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 Fred Bergsten and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p.22.) 2008年，伯格斯滕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注：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p.57～69.) 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他同经济学家舒拉瑞克（Moritz Schularick）一起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国和中国这个最大的储蓄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注：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 No.3 , 2007, p.228.)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注：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oup of Two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3, 2009; Henry A. Kissinger, “The Chance for a New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2, 2009; Robert B. Zoellick and Justin Yifu Lin,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2009.)

　　当然，同先前的版本相似，“两国集团”的美中版本甫一出笼，就遇到可行性的问题。在美中“两国集团”论盛行之际，就有学者指出，美国和中国的双边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都构成了对于美中“两国集团”的巨大制约因素。(注：褚国飞、陈文鑫: 前引文，第21～22页、第42页。)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家的实力及美方提出美中“两国集团”构想的目的，都有清晰的认识。2009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对美中“两国集团”构想做出了官方回应。温总理指出，一个稳定、合作、向上的中美关系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但是中国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的提法，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注：《温家宝说：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新华网，2009年11月18日，available at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8/content_12485552.htm.) 到2010年初，不仅美中两国之间发生了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以及经贸冲突陡然增加等侵蚀双边关系基础的事件，而且美中两国还因为在朝鲜半岛“天安号事件”和中国南海领海争端等所谓第三方事件而导致关系紧张。自此，美中“两国集团”构想魅力不再，目前已鲜有学者和媒体再从美中“两国集团”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中美关系。

二　“两国集团”论的背后：责任分担

　　从“两国集团”概念最早出炉至今尚不足半个世纪，但是在此期间国际关系经历了巨大变化。苏联消亡，日本经济崛起又坠入萎靡，欧元启动、欧洲一体化加深，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又迅速崛起。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最早出现美德“两国集团”的构想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和重组。在考察了“两国集团”概念的历史演变之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构想每次出现时的对象国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但是在它四个版本的背后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上述四个“两国集团”论版本中，每次都是在美方处于相对的经济或战略困境之时首先由美方单方面提出，而“两国集团”论每次所指向的对象国则都是当时经济上崛起势头最强劲的国家。不管是1970年代早期的德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的日本、欧元启动后的欧盟，还是近几年的中国，它们都是各自时代世界经济瞩目的中心。对于早已习惯了位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这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崛起对其地位构成了挑战。而且，如上所述，在相应的各个时期，美国自身的经济却由于各种原因在国内和国外都面临相对的困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同时应对自身困境和对象国崛起的一种尝试，“两国集团”的构想出现并走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前台。

　　第二，从“两国集团”构想的提出者来看，这几个版本的构想都是由美国前政府官员兼经济学家、战略家最先提出，再得到各方的回应和关注。这些提出者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但是他们都是经济学界和战略思想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两国集团”构想源于他们对不同时期特殊的国际局势和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深刻思考。上文的考察显示，自始自终站在“两国集团”构想背后的是弗雷德·伯格斯滕，他不仅是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而且各个时期都是“两国集团”论的第一倡导者。伯格斯滕是一位在美国乃至全球都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战略家，曾任尼克松政府时期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1969～1971年），又在卡特政府时期担任过财政部官员（1977～1981年），1981年至今一直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从事美国和国际经济研究，著述颇丰。(注：参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的研究人员介绍，http://www.iie.com/staff/author_bio.cfm?author_id=33. )由于伯格斯滕几十年来对“两国集团”概念一如既往的热衷，在一些分析者眼中，他已“臭名昭著”（notorious）。(注：C. Randall Henning, “Institutional Strategy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 Michael Mussa ed., C. Fred Bergsten and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p.335.) 其他参与倡导“两国集团”论的人物大部分也都是在美国及国际关系学界有很大影响力的战略家或学者。创造了“美日国”（Amerippon）一词、又在2009年初支持美中“两国集团”论的布热津斯基和参与倡导美中“两国集团”论的基辛格，都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履历显赫，是公认的国际战略家。而创造出“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学者弗格森亦是知名的历史学家。由于这些倡导者的影响力，“两国集团”构想出现后，除了1970年代的美德“两国集团”论反应较小外，其余三次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美日“两国集团”论和美中“两国集团”论被提出之后，作为现存大国和崛起大国如何相处的方案之一，都受到广泛热议。

　　第三，美国国内在不同时期就如何应对崛起中的对象国这一问题，意见纷呈，莫衷一是，“两国集团”构想只是美国国内政治中众多相互争锋的观点中的一种。在伯格斯滕等人提出“两国集团”论、主张美国同其他崛起中的强国共同治理世界的同时，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有其他观点与之针锋相对。就1970年代美德关系来看，德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扩张在美国商界眼中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美德贸易冲突、迫使德国马克升值等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主要特点和问题。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日本对美国的冲击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发生在心理层面上。很多美国人都要求政府对日本施加压力，甚至是采取报复性措施。所谓“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强硬言行在美国政界和学界甚为流行，而以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为教父的“修正主义学派”集强硬派言论之大成，其著作和言论受到广泛追捧。(注：Robert M. Uriu, “The Impact of Policy Ideas: Revisionism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toward Japan,” in Gerald L. Curtis ed., New Perspectives on U.S.-Japan Relations(Tokyo and New York: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0), pp.212～235.) 这些呼声反映在美国政府对日政策上的结果就是，从里根第二任期开始到克林顿的第一任期，美方逐渐亮出大棒，从要求日本减少出口、扩大进口、开放国内市场到强迫日元升值等等，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两国关系常常被推到贸易战的边缘。(注：Gerald L. Curtis, “U.S. Policy toward Japan from Nixon to Clinton: An Assessment,” in Gerald L. Curtis ed., New Perspectives on U.S.-Japan Relations (Tokyo and New York: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0), pp.1～38.) 可以说，在美日关系的经济维度，强硬派享有深厚的国内支持。

　　在21世纪头几年的美欧关系中，对抗的论调也颇为高涨。鉴于美欧在贸易问题和伊拉克战争上的矛盾，美国政界和学界接连发出不耐烦和鄙夷的声音。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根据欧洲国家对战争的支持程度抛出新、老欧洲的说法，而美国学者卡根则提出，美国来自崇尚武力的火星，欧洲来自宣扬和平的金星。(注：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 113 (June /July 2002), pp.3～28.)学术期刊和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讨论美欧分歧的文章。而在伯格斯滕等人推崇美中“两国集团”之际，美中关系中令学者和分析家更为关注的并不是两国之间的合作，而是美中之间在经贸、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以经济关系为例，美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在华投资等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不少论者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权力结构等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必将挑战美国权威，因而美中两国必将走上全面对抗之路。(注：以中美对抗为主题的论著不计其数，可参见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Atlantic Monthly, Vol. 295, No. 5 (June 2005); John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April 2006), pp.160～162; 以及Peter Navarro,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How They Can Be Won (FT Press, 2008)等。)

　　由是观之，“两国集团”构想只是美国国内针对具体对象国的众多策略选择之一，而美国实际的官方政策则是在不同的意见和策略中寻求平衡，视不同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倾向。如果将美国各时期对不同国家的政策取向简单地分为“接触”和“对抗”两派的话，那么“两国集团”构想很明显应归入接触派，它所体现的是美国一手拉、一手压的平衡策略中的拉拢的方面。也正因为“两国集团”构想只是表现美国对特定对象国的政策的一个方面，不可能成为美国官方的长期政策，因此，“两国集团”构想每次出现后不久就归于消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鉴于“两国集团”构想显示的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接触和拉拢的成分，同时“两国集团”论提出时美国都面临不同的困境，这就揭示了“两国集团”构想背后的真正用意和目的在于要求特定对象国在美国的领导下替其承担更多责任：不仅在美国遭遇困境之际继续支撑美国经济的运行，而且更要协助美国更好地维护其世界霸权。伯格斯滕作为“两国集团”概念的版权所有者和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在他发表的文字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兰道尔·赫宁（Randall Henning）在考察伯格斯滕的“制度主义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时就指出，伯格斯滕提出的每一个“两国集团”版本都是“为了促使一个不服从美国管教的对象国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注：C. Randall Henning, op. cit., p.336.)

　　伯格斯滕在1970年代阐述美德“两国集团”论时曾指出，德国不仅可以通过马克的升值来缓解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而且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德国也是很有用处。由于越战，美国当时在发展中国家形象大跌，美方的各种提议常常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而“欧洲的提议则受到欢迎，因此是处理南北关系的最有效途径。”(注：C. Fred Bergsten,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2 (Spring 1976), p.371.)而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经济实力最强，“美国将其看作是一个有可能向其转移部分国际责任的对象。”(注：Robert Gerald Livingston, “Germany Steps Up,” Foreign Policy, No. 22 (Spring 1976), p.121.)在美日“两国集团”构想充斥美日媒体之际，美方公开谈论如何让日本不再继续“搭便车”（free riding）而是承担更多责任。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在评论上文论及的1986年10月31日由美国财政部长和日本财政大臣发布的双边公报时一语中的：“这一协议表明日本的资金会继续流向美国，而不会被中断。”(注：Hobart Rowen, “The ‘Group of 2’ Message,”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9, 1986.)老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贝克亦曾公开说道，“现在到了让日本把它的国内和地区成就转化成更大的国际角色和更多的国际责任的时候了。”(注：Clyde H. Farnsworth, “Bush Seeks Japan Shift on Im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90.)

　　在21世纪初伯格斯滕提出美欧G2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也是如何挖掘欧洲在协助美国治理世界方面的潜力。在《欧元与美元：通往“金融G2”吗？》一文中，他指出这一构想能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同时帮助美国和欧洲克服各自在外交政策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美方倾向于单边主义战略，而欧洲则由于内部议程繁密而倾向于忽视其外部责任。”(注：C. Fred Bergsten, “The Euro and the Dollar: Towards a ‘Financial G-2’?” p.9.) 很明显，伯氏在构建美欧G2概念时的一个主要考虑是让欧洲分担美国的责任。美方通过提出美中“两国集团”论来促使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奥马巴政府的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注：Jane Macartney, “Compliments, not Controversy, Mark Hillary Clinton's Beijing Visit,” Times Online, February 23,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5786644.ece; “Geithner Tells China its Dollar Assets are Safe,” China Daily Online, June 1,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06/01/content_7959830.htm.)

　　第五，“两国集团”构想四个版本在提出者、产生背景和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从美国外交传统的角度分析，它所体现的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现实主义理念。作为美国外交传统中与理想主义相对应的一种理念，现实主义的特点是一切以效果、功用为标准。美国外交政策须以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某种抽象、飘渺的理论或理念。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有几个重要的表现，包括将对外政策的目标建立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之上、政策的选择以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教条为依据、充分了解对手、充分利用盟友的力量为自身的外交目标服务等。(注：Cecil V. Crabb, Jr.,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Pragmatic Tradi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当然，美国的对德、对日、对欧和对华政策并非总是以现实主义为依据，也包含了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是在“两国集团”构想这一点上，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得淋漓尽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维持以其为中心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从而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冷战时期，为了维持和增强自身的地位，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同苏联进行对抗，同时还在经济领域中与崛起中的欧洲和日本进行竞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维护自身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地位的总目标没有变，一如既往地将任何可能对它构成挑战的大国视为潜在对手。(注：王缉思、倪峰、余万里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在德国、日本、欧洲和中国分别崛起之时，美国都抱有警觉心理，并且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在经贸等领域连续向对方施压，迫使其让步。但是当美国遭遇困境，当它意识到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外交目标时，美国便出现建议拉拢对方与之共治世界的声音，并得到广泛响应。这体现出，美国对自身外交目标和国家实力的关系有相对清醒的认识，能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在对待崛起中的国家时转压为拉，表现出一种不囿于教条的现实主义的清醒和灵活性。伯格斯滕在2004年阐述“美欧集团”时，对日本和中国做了如下评述：“日本曾经是美、欧、日三国集团（G3）的成员，但是目前它的影响力式微；即使仅考虑人口因素，日本的影响力也可能会继续减弱。而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能有必要在几年之内将其纳入全球治理的领导核心之中。”(注：C. Fred Bergsten and Caio Koch-Weser, op. cit., p.239.) 这一评述不仅让显示出伯格斯滕后三个“两国集团”构想的动态连续性，也充分说明了他认为“两国集团”构想中的对象国入围标准是：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最有能力协助美国经济和美国全球霸权的顺利运转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这表明了对美国外交政策动态的调整，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体现。

三　结　　语

　　从美德“两国集团”到美日“两国集团”，再到“美欧集团”和美中“两国集团”，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国集团”论在美国对外关系话语中不断重现。如上文所述，“两国集团”构想的这四个版本虽然对象国各不相同，但有很大相似性。当不同的大国或地区在经济上崛起而美国自身又陷于相对困境之时，拉拢对方与美国共同治理世界的“两国集团”构想便在经济学家兼经济战略家伯格斯滕等人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美方提出的四个“两国集团”版本都以现实主义理念为指导，主张通过接触、塑造和改变对方，让其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

　　中国作为四个“两国集团”版本中最后一个被美方选中的对象国，应该对之前三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的来龙去脉有清楚和完整的把握，因为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视角，帮助我们更全面、更立体地理解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通过对“两国集团”构想历史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构想四个版本的诸多相似之处、美方不断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在及其背后蕴含的外交思想传统，同时也为中国对外政策提供一些启示。

　　第一，美中“两国集团”论在2010年上半年后就少有人问津，但并不是说这一构想已完全失去了效力。从“两国集团”构想前三个版本的历史来看，它们从提出到淡出的时间都不长，而美中“两国集团”论也已遇到类似的命运。但是，需要看到美中“两国集团”论同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政策和小布什时期的“利益攸关方”论断一脉相承，体现的是美方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而不断更新自身的对华策略，代表的是美国内部试图同中国寻求合作、意在通过接触塑造中国的认同和行为、最终在现有体制内融化中国的那一派人士的立场，有其内在的生命力。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长，美国将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两国集团”论或者与之类似的概念还很有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对华关系的话语体系中。

　　第二，对于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构想，我们需要有清醒和全面的考虑。上文提到的温总理对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表态，对我们今后如何应对美方类似的提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一方面，美中合作胜于对抗和冲突。虽然“两国集团”概念传达出美国推卸包袱、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用意，但是相对于美国政府曾频繁使用的遏制和对抗等政策路径，还是富有积极和正面意义。因此，应对美方的提议给予适当积极的回应。其实，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我们已经面临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同自身实力相符合的影响力的问题。因此，借美国的提议，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不仅可以消除美国指责中国“不负责任”的口实，而且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前的全球体系，提高中国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塑造全球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对“两国集团”论和类似构想持基本肯定和接受态度的同时，中方亦应保持清醒。美国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对外目标没有变，美方提出的各种构想和理念都是以实现其目标和利益为最终目的的。上文显示，以寻求合作为基调的“两国集团”概念只是美方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受到其他战略考虑的平衡和限制。因此，对于美方提出合作构想后可能会出现的反复和政策转向，需有足够的准备，切忌受“两国集团成员国”等诱人标签的迷惑和“捧杀”，防止承担超出自身实力之外的责任。

　　第三，在本文考察的四个“两国集团”版本中，每次都是由美方人员首先提出，之后再有各对象国的学者和媒体加入讨论，这揭示了当前国际关系议题设置层面的一个事实，即美国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考虑到目前美国在经济实力、语言和文化吸引力、媒体辐射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霸权是各国在当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们在认清这一现实的同时，需要加强自身在对外关系中话语能力的建设。

　　第四，对“两国集团”的历史考察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国际关系的权力格局一直发生着深刻而快速的变革。“两国集团”四个版本中的对象国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了从德国、日本到欧盟和中国的变化，美国战略家在选择对象国时是基于对国际权力格局的现实考虑，反映的是大国实力的消长。国际关系学者在考察历史上的大国关系时曾指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和规律。(注：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and Sydney: Unwin Hyman, 1988).)“两国集团”论的演变表明，这一规律一直在起作用，而且速度加快了。从美方四次提出“两国集团”的历史来看，美国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总有一种危机意识，遇到他国崛起之时，马上采取包括拉拢合作在内的各种措施应对。当然，除了外交应对之外，美国采取的同样重要的措施是对其国内经济进行调整和升级。这种危机意识及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借鉴。

　　顾国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讲师

　　梅仁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