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4期
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2001~2009）
(注：本文为2008年度国家哲社课题一般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8BZZ016），并获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严 泉
两岸关系在2000~2008年台湾民进党执政时期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布什政府的主要执政期（2001~2009）。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冲击下，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涉及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一时期美国台湾研究学界的一个显著现象是，除长期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学院派学者外，众多思想库的知名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台湾问题的政策性与学术性研究，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关于两岸关系的研究，美国学界的研究重心是美国台海政策、大陆对台政策、台海战略态势等问题。
（一）美国台海政策
近年来，关于美国台海政策的研究范式，主要分为战略模糊论与战略清晰论两种。
1．战略模糊论。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宣称在台湾问题上采用模糊策略，所以学界在研究美国台海政策时，其主流认知也是战略模糊论。
战略模糊的现实性与必要性，是一些美国学者，特别是曾经在政界从事涉台事务的学者的主要立论依据。如美在台协会前主席、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睿哲（Richard C. Bush）指出，美国在台海地区的目标是和平与稳定，美国必须继续实行双重威慑，即战略模糊的政策，既反对中国对台使用武力，也反对台湾采取的导致北京使用武力的政策。他反对那种极具风险的不对称的威慑，比如布什政府在2001年上台初期所采取的威慑政策。(注：《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2005年第3期，available at：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insightmonthly/Articles/0305.cfm)现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任布什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特别关注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之后的台海政策，强调美国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威慑台湾地区可能的军事冲突，因此美国需要平衡两种立场，一方面给予台湾清晰与确定的防务能力援助承诺，必要时直接干预台湾的防务；另一方面，美国现在与未来都不应该使用它的优势地位计划恢复一种政治信心，即以鼓励台湾的方式损害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注：Thomas J. Christensen, “ 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Autumn 2002), p.8.) 2008年8月格鲁吉亚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与美在台协会前主席、现摩根大通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ll）发表专文《格鲁吉亚战争：台湾从中学到了什么？》，再次强调战略模糊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美国对安全承诺要审慎，要继续以包括军事计划和军事部署在内的各种方式向北京清楚地表明，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进犯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时，不要挑衅中国这条“龙”，而期望美国这只“鹰”飞来救援。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采取了明智之举，对陈水扁及其挑衅行为持反对态度，并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注：Douglas H. Pall and Jeffrey Bader, “ Georgia's Lessons for Taiwa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 2008，available at：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fa=view&id=20442&prog=zch,zru )
一些学者还为战略模糊论的现实性辩护，其中以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她认为传统的模糊战略依然适用于目前的局势，如果放弃将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其理由主要有：第一，所有的偶然性都不能预知；第二，以尝试界定美国政府在特定状况下的行为的方式，并不能使决策者可以忽略两岸对美国立场的探查，相反更有可能使局势恶化；第三，美国国内政治将会决定华盛顿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反应；第四，在清晰战略的制约下，事先的保证将不必要地限制美方的立场；第五，清晰战略还将带来美国对台责任的扩大；第六，清晰战略是不必要的，将导致被迫发出不受欢迎的回应的潜在可能性；第七，清晰战略将要求修正与台湾关系法；第八，如果放弃模糊战略，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精确地描述台海政策并且达成共识；第九，当美国解释一个中国政策时，清晰战略将被视为一种退让，造成美国的被动。唐耐心强调，“模糊战略产生后约50年的历史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政策，它一直比谋求清晰战略更为安全、灵敏和务实。”(注：Nancy Bernkopf Tucker, “ Strategic Ambiguity or Strategic Clarity?”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05.)
强调战略模糊的重要性，是一些美国学者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理由。如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洲安全项目主持人牛铭实（Emerson M.S.Niou），针对一些分析家建议美国应该朝着更加清晰的台海政策方向发展的看法，坚持认为战略模糊仍然应该是美国当前建设性的政策选择。美国如果承诺反对台湾独立，只能是鼓励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同样地，战略清晰的政策对鼓励台湾宣布独立也是一种非常有利的途径，这样会导致两岸之间的战争。实施双重威慑的战略模糊可以继续让双方猜测，是非常有利于保持台海和平的。“两岸冲突的历史让美国明白，除非存在双重威慑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对抗每一方的危险行为，否则两岸之间微妙的安全平衡将会被打乱，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将难以避免冲突。”(注：Brett V. Benson and Emerson M. S. Niou, “ The U.S. Security Commitment to Taiwan Should Remain Ambiguous,”in Carolyn W. Pumphrey ed.,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pp.194～195.)
2．战略清晰论。首先集中在对战略模糊论的质疑与批评方面。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兰普顿（David Lampton）认为，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已经成了美国台海政策破产的主要标志。事实证明，美国双重遏制和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不是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台海局势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并不在于美国的双重遏制战略，而是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陆对于和平统一的信心和台湾对于和平统一的态度。尽管布什政府执政后也在试图继续使用双重遏制战略，但这一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难见其效，因为美国对台政策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棘手。(注：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 1989~2000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108.)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Suisheng Zhao）指出，目前布什政府对台海关系的政策取向又回到了克林顿后期的有限承诺明晰战略，但这种战略的有效性仍然取决于两个因素：证明有限承诺明晰战略的信用度,以及解决渐进台独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仍然没有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美国台海政策的困扰与麻烦仍未得到解决。(注：赵穗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矛盾及对台海关系的定位与认知》，《中国评论》（香港）2006年10月号，available at：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2/3/0/3/100230343.html?coluid=54&kindid=0)
其次是关于战略清晰论的内容设计，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在军事层面建议强化战略清晰目标。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柯瑞杰（Roger Cliff）认为，只要出现微弱的冲突迹象，美军就应该进入战时状态，而且“提高美国海空军在西太平洋的数量与质量，将增强美国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威慑能力”(注：Roger Cliff,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for U.S. Force Posture in a Taiwan Conflict,” in Michael D. Swaine, Andrew N.D.Yang, and Evan S. Mederious with Oriana Skylark Maestro eds., Assessing the Thre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aiwan Security(Washington, D.C: Carnegic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7), p.300.)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兼亚太研究小组主席乔纳森·波纳克（Jonathan D. Pollack）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军事技术与军队结构的转型，强化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作用。(注： Jonathan D. Pollack, “ US Strategies in Northeast Asia: A Revisionist Hegemon,” in Byung-Kook Kim, Anthony Jones eds., Power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Shifting Strateg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2007), p.4.)兰德公司2007年5月发表的报告也警告说，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对当前的东亚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即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是一个和平进程，一支大规模和现代化中国军队的出现，也正以不稳定的方式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报告强调“我们协防台湾并不需要大量的地面部队”，而是需要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注：Andrew R. Hoehn, Adam Grisson, David A. Ochmanekm, Darid A. Shlapak, and Alan J. Viek, A New Division of Labor: Meeting America's Security Challenges Beyond Iraq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7), p.46.)
关于战略清晰论与战略模糊论在现实政治中的运作，正如卜睿哲所说，“在现实世界中，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本身的立场在模糊与清晰方面，其实一直是连续统一的。完全清晰或者完全模糊都是可能的。无论是强调模糊还是清晰，其实都服从于美国在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两岸关系中一直是偏好模糊立场的。但是从1996年3月到2001年4月，部分是为了表明美国的决心，部分是为了降低可能的误判，华盛顿决定更加清晰地表明它的利益目标。”(注：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257.)
（二）大陆对台政策
1．台湾问题的中国国家利益观。美国学者在台湾问题的中国国家利益观问题上认识比较清晰，能够意识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认为，中国大陆非常希望避免与台湾产生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台海战争没有准备。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台湾问题紧密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和政权的存亡。为了保住台湾，中国几乎肯定愿意牺牲它与西方国家的良好关系（以及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对中国政府来说，丧失领土所造成的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伤害将远远超过与美国冲突所造成的外交及经济上的损害。(注：Michael Swaine, “Trouble in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2 (March/April 2004), pp.39～49.)为什么台湾对中国大陆如此重要？曾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现南加州大学教授谢淑丽（Susan L.Shirk）认为，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困惑的问题，原因并不是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而是中国政府将台湾定位为一个完全的内政问题。它关系到政权的生存，而不是国家安全。所以，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相当敏感，特别是陈水扁当选后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这使得“中国决策者们在一种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感到他们陷入台湾与中国大陆民众之间的陷阱。”(注： Susan L.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82.)
2．对台政策内容与走向的“威慑论”。“威慑论”是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主流认知。在这方面，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一直集中在中国如何发展和配置其军事力量，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强制外交和遏制。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S.Ross）认近年来的发展使中国大陆相信，时间在其一边，“中国在威慑能力方面的信心，使它可以不再高度重视美国对台湾防务的重要性。”(注：Alastair L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op.cit., p.37.)
关于大陆对台“威慑”政策形成的原因，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何汉理（Harry Harding）分析认为，像任何强国一样，中国将会在其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特别是因其岛屿和东海及南海海域的领土和资源问题而与别国发生争端，以及可能发生的朝鲜政权崩溃时，动用武力。其中台湾宣布独立导致中国动武的可能性最大。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彼此依赖。这将抑制北京进行军事冒险行动，除非它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同时，中国国力的上升将阻止其邻国挑战它的核心利益。北京已经在台湾海峡划出了一条不太可能被逾越的红线——台湾正式宣布“独立”。(注：Harry Harding, “ Think Again: China,” Foreign Policy, Vol. 25, No. 2 (March/April 2007) , pp.26～32. )
不少学者还对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的威慑作用相当重视。赵穗生指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是务实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声明中使用强硬的言辞，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手策略。“《反分裂国家法》只是另外一种希望以战争威胁的方式获得和平的个案。”(注：Suisheng Zhao, “ Strategic Dilemma of Beijing's Taiwan Policy: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Anti-Session Law,” in Peter C.Y. Chow ed.,The “One China” Dilemm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208.)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M. Taylor Fravel）通过对《反分裂国家法》条文的研究，认为该法的目标重点在于威慑台独而不是强制统一。(注：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earch for Military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3 (Summer 2008), p.128.)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计划主持人容安澜（Alan D. Romberg）认为《反分裂国家法》的内容表明，中国政府似乎不仅试图将“一个中国”的原则合法化，并且希望通过立法过程捆绑住大陆现任和未来领导人的手脚，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的分裂活动。(注： 《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2005年第4期，available at: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insightmonthly/Articles/0405.cfm)谢淑丽表示，虽然这部法律在短期内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避免使用武力，“但是在未来的危机中，它也使中国动用武力成为可能。当人们对来自台湾的挑衅行为如何回应发生争执时，主张使用武力的官员很可能就会依照法律提出运用武力，因为这种挑衅属于法律规定的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注： Susan L.Shirk, op.cit., p.206.)
（三）台海战略态势现状与前景
1．台海战略态势与中美关系的“关键论” 。美国学界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台海战略态势在中美关系中的关键作用。丹尼斯·布莱尔与约翰·汉利（John T. Hanley）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并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格局起决定性的作用。台湾问题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四大挑战之地区争端的重要内容。(注： Dennis C. Blair and John T. Hanley Jr. “ From Wheels to Webs: 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 24, No. 1( Winter 2001), pp.7～8.)
美国海军大学教授邓勇（Yong Deng）指出，中国一直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看作是决定台湾独立浪潮起伏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认为它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也非常了解美国对台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在公开场合描述中美关系特征时，中国官方拒绝提及《与台湾关系法》，唯恐将这部美国国内法合法化。虽然如此，北京还是非常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深陷国内立法事务中。”(注：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bridge,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51.)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美双方都有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要解决，特别是美国还要应对反恐战争，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大量的利益把双方连在了一起，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系。所以，“中美两国成为对手并不是命中注定的”。(注： David Shambaugh, “ Sino-Amerci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Guoli Liu ed.,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New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4), p.208.)时任密歇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希望美国作为中介，促成双方达成维持和平的暂行协议，由中国方面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台湾方面承诺不实施台独，即台湾不独，大陆不武。(注： Kenneth Lieberthal, “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March/April 2005), pp.53～63.)
关于台海态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学者们总体上保持谨慎的乐观。谢淑丽认为从尼克松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说要比前一任更强硬地面对中国，然而上任若干时日之后理解到这种作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与中国展开更多的交往。克林顿政府如此，布什政府如此，下一届政府应该也是如此。就台湾问题而言，“台湾海峡是美、中最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地点，所以当台海情势有机会因为对话而朝向稳定发展时，我深受鼓舞。不论克林顿政府或布什政府都意识到，台海不稳定冲击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欢迎大陆和台湾任何稳定情势、降低军事风险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也使台湾人民松口气，不必担心发生军事冲突。”(注： 《希拉里亚太顾问：两岸未来走向，美不扮任何角色》，2008年5月7日，available at：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8-05/08/content_8125039.htm )唐耐心建议：“美国必须有不同于过去50年的思维。美国必须虑及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其对美国利益及东亚安定的意涵。美国也必须考虑，万一美国决定出面阻止统一，有什么具体可行之道。”不过她也指出：“尽管和平统一对美国有这么多负面影响，但有一项莫大的好处，就是消除了引火点，立即并且全面降低了美中两国发生摩擦与冲突的风险。统一毫无疑问不利于美国的某些利益，可是比起中美开战，那些不利小得多了。”(注： Nancy Bernkopf Tucker, “ 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Summer 2002), p.24.)
2．台海战略态势与区域安全的“关联论” 。台海态势与亚太区域安全紧密联系是美国学界的最新看法。史文与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认为，台海安全局势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北京与华盛顿如何处理他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全面关系。北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仅会限制台湾在这一地区获得的战略支持，而且还会限制美国在与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与危机时，其在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选择余地。”(注：Michael D. Swaine and Oriana Skylar Mastro, “ Assessing the Threat,”in Michael D. Swaine, Andrew N.D.Yang, and Evan S. Mederious with Oriana Skylark Mastro eds., Assessing the Thre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aiwan Security, p.353.)兰德公司高级安全顾问苏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以1995~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为例，指出“在整个危机中，美国政府被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意见所包围。它们都建议应尽量避免台海危机恶化为一场武装冲突——这将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注： 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麦克迪·道格拉斯强调，每一方，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甚至日本，在台海关系中都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他引用2000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的话说，“如果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动失败，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那些有安全承诺关系的盟国重新考虑这种条约的价值。”(注： Mc Cready, Douglas,op.cit., p.11.)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迈克尔·蔡斯（Michael S. Chase）指出，美国一旦卷入台海冲突，就意味着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新兴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方式对美国来说风险重重，而且会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对台湾来说也有极其严重的后果。(注： Michael S. Chase, Taiwan's Security Policy: External Threats and Domestic Politics (Bou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8), p.199.)
鉴于此，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建议，美国应从全球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台海态势与区域安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专家丹娜·狄龙（Dana R. Dillon）认为，“应付全球事务所带来的分心和焦虑，已经让布什的中国政策受到困扰，更不必说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黎巴嫩的长期危机，当然还有朝鲜核武器的病态恐吓。而且布什的外交政策体系似乎只能同时处理有限的几个危机，总统本人也说过他不想让‘盒子里面的中国’在他的书桌上变得零乱不堪。”(注：Dana R. Dillon, The China Challenge: Standing Strong against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reats That Imperil America (Lanb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 2007), p.143.)
3．台海战略态势前景的“谨慎乐观论” 。与评估台海态势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态度相似的是，多数学者对台海战略态势的前景也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田纳西孟菲斯萝德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康培庄（John F. Copper）认为，从短期来看，特别是民进党的执政与台独诉求使两岸关系充满危险性；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关系可以维持和平，中国大陆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将促进两岸的经贸联系。他在回顾1996年台海危机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时也表示，“这场危机在华盛顿、北京与台北看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任何一方把它看作是一次挫败。所有观察这场危机的人都认为，其结果对于它们各自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打击或挫折。这种看法就是未来麻烦产生的症结所在。”(注：John F. Copper, Playing with Fire: The Looming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17.)谢淑丽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悲观与不耐心会造成危险的结局。她引用李侃如的话说，“双方都试图达成一个短程协议，意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至少50年内，稳定现状。”(注： Susan L.Shirk , op.cit.,p.200.)前美国驻泰国大使阿布拉默茨（Morton Abramowitz）与前美国驻韩国大使（Stephen Bosworth）波斯沃斯合作撰文指出，在九一一后中美关系日益紧密之际，美国继续向台湾军售，就是要向台湾表明依然在履行安全承诺。但是时间不在台湾一边，虽然许多台湾人想无限期地拖延与中国大陆的谈判，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台湾还是要与大陆进行严肃的谈判。(注：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July/August 2003), pp.119～131.)
美台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台军事与政经关系，其中又以美台军事关系为研究热点。
(一)美台军事关系
美台军事关系的研究重点，多是集中在美台军事合作议题上，以对台军售问题研究最多。
迈克尔·蔡斯回顾了美台从1979年至今的军事合作关系历程。第一阶段是1979到1997年。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安全合作主要议题就是对台军售。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至今。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台军事合作发展迅速并更加紧密。合作形式主要有：（1）武器销售、战略防务对话；（2）美军方高层与国防部官员访台活动；（3）军事人员教育培训交流项目；（4）演习观察与联合军事演习；（5）防务评估工作小组访台计划。(注：Michael S. Chase, “ U.S.-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Enhancing An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p.170.)蔡斯承认，台湾已经获得美国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主要资源的支持，包括美国在2001年决定出售武器给台湾等举措。“在许多方面，美台安全关系比197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注： Michael S. Chase,“ U.S.-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Enhancing An Unofficial Relationship,”p.199.)怀俄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吉恩·加里森（Jean A. Garrison）关注美国国防部在美台军事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即使是在九一一之后，五角大楼还是相当努力地重建台湾的军事力量，改善它防范中国大陆挑战的能力。所以“官方的外交辞令强调维持现状，但是国防部执行的却是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政策与台湾亲台力量组织起来的独立政策。”(注： Jean A. Garrison, Making China Policy: from Nixon to G.W. Bush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181.)
关于美台军事合作的内容，史文认为台军的信息作战各级系统，主要还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美国政府不但出售预警机、反导等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国防部还在2001至2004年进行了12个针对台湾军事能力的评估研究项目，包括深入分析台湾遭到空中袭击、海上封锁与登陆攻击时的防卫作战能力。“此外，从2001年以来，美国军方还派遣代表参加台湾年度军事演习。作为扩大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美军代表不仅提供作战建议，而且还与台军协同作战，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未来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时的意外误伤率。”(注：Michael D. Swaine, “Taiwan's Defense Reforms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rogram: Objectives, Achievement, and Obstacles,”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p.144.)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教授伯纳德·D.科尔（Bernard D. Cole）介绍了美台军事合作的机制。双方的主要联络系统包括两个组织：美在台协会（AIT）与台湾在美国华盛顿及其他几个重要城市设立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两个正式的年度会议：美台蒙特利尔（Monterey）会议与美台防务评论会议。前者主要关注防务与军事战略议题，后者主要关注有关军售与防务政策的议题。(注： Bernard D. Cole, Taiwan's Security: History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ro & FrancisGroup, 2006), pp.179~181.)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学界的立场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就是赞成与支持扩大对台军售。加图研究所防务政策主任伊凡·俄兰德（Ivan Eland）认为，美国不应对台湾提供非正式的安全保障，而应该出售更多的武器给台湾，让它增强保护自己的能力。(注：Ivan Eland, The China-Taiwan Military Bala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ATO Foreign Policy Briefing, February 5, 2003, available at：http://www.cato.org/pubs/fpbriefs/fpb-074es.html)布鲁金斯学会军事战略与外交专家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2002年在论述布什政府的防务政策时指出：“美国对台援助的重点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的反潜战争，包括建立空中优势、猎雷扫雷系统。”(注： Michael E. O'Hanlon, Defense Policy Choices f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 D.C.: Brooko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191.)此外，“必须非常认真仔细地考虑对台军售的目标。考虑到某种政治含义，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某种军事计划。”(注： Michael E. O'Hanlon, Defense Policy Choices f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 p.203.)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极力为美国军售辩护。他说:“台湾的相对军事力量将有助于通过遏制实现和平，相反，台湾的军事软弱只会招致大陆的扩张和侵犯。”(注： Stephen J. Yates,“Restoring Perspective and Priority in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 in Stuart M.Butler and Kim R. Holmes eds., Priorities for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01), p.265.)
在分析美对台军售的背景与变化时，《华尔街日报》研究人员格雷格·杰非（Greg Jaffe）认为：“在美国对台军售的决策过程当中，军火工业一直游说对台军售。如生产宙斯盾级驱逐舰的通用动力公司在弗吉尼亚造船厂和在洛杉矶里统造船厂（Litton Industries Inc）的合同将在2005年到期。从2005年到2007年，它们手中只有一艘驱逐舰的合同，而除了台湾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有购买宙斯盾的兴趣。向台湾出售军舰可以使其保持生产的状态，降低工业成本。”(注：Greg Jaffe，“ U.S. Navy, Defense Industry Push Sale of Aegis Destroyers to Taiw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1，2001, 转引自张清敏：《从布什政府对台军售看美台军事关系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 第37页，注2。)容安澜称：“就军售来说，重点已经从差不多是无限制地满足台湾的要求，转向使台湾紧跟已经获得批准的东西，把它的组织系统和军事理论整顿好。”(注： 容安澜：《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贾宗宜、武文巧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夏威夷大学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饶义（Denny Roy）认为，美国对台湾延迟2001年对台军售不满，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台当局在防务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威慑战略，采取一种“坐享其成”的态度。饶义强调，美国的军售目标就是要维持两岸之间的军力平衡，防止中国大陆凭借武力优势对台动武，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注：Denny Roy, “U.S.-Taiwan Arms Sales: The Perils of Doing Business with Friends,”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April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APSSS/Roy-TawainArms.pdf)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员戴维·席拉帕克（David A.Shlapak）认为，美国将最终需要作出决定，如何处理中国针对台湾的导弹布置。“台湾实现军事现代化的能力将会继续受制于它的外国武器供应者的勉强态度，包括美国，它向台北提供了对方想要的各种武器装备。台湾自己的军工厂与研发机构只能实现部分自给，无法完成台湾当局的全部要求。”(注： David A. Shlapak, “Cross-Strait Bal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U.S. Policy,” Breaking the China-Taiwan impasse ed. DonaldS. Zagonia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p.150～151.)
有美国学者为美国协防台湾积极鼓吹。史文称为了美国的利益，应该介入台湾内部事务。“华盛顿应该努力向台湾传递一个明确而持续的信号，申明其在台湾防务与军事现代化方面的看法与优先选择；同时，支持台湾努力解决其内部纷争，并建立更加清晰的战略目标。此外，美国政府还应该尽力帮助台湾发展民用军事工业，提供更能准确反映台湾政治、军事与社会态势的军事领域的评估报告。”(注：Michael D. Swaine, “Taiwan's Defense Reforms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rogram: Objectives, Achievement, and Obstacles,”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ed. Nancy Bernkopf Tucker, p.161.)
（二）美台政经关系
关于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美台政治关系，美国国会研究处邓凯丽（Kerry Dumbaugh）表示，民进党的台独政策对台海现状造成冲击，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台湾在防务方面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值，在华盛顿的国会游说工作也不成功，这些都是造成近年来台美关系恶化的因素。(注：Kerry Dumbaugh, “Taiwan-U.S. Political Relations: New Strains and Chang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ctober 10, 2006, available at: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4903.pdf.)唐耐心的研究发现，虽然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台美关系出现问题，陈水扁被布什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但即使如此，布什政府对台湾仍然表现出有倾向性的立场，如反对中国大陆在任何情况下对台使用武力。“布什政府虽然努力寻求保持两岸关系和平的现状，但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政策改变。”(注： Nancy Bernkopf Tucker, “ Balancing Act: Bush, Beijing and Taipei, ” in Robert M. Hathaway and Wilson Lee eds. , Georgy W. Bush and East Asia: A First Term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05), p.143.)容安澜认为，2006年2月陈水扁的“废统”行为加剧了他与美国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了美台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会容忍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注：Alan D. Romberg, “The Taiwan Tangle,”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8，Spring，2006, pp.1～18.)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谭慎格（JohnTkacik Jr）称，台湾是亚洲最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也是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和西太平洋重要的安全伙伴。台湾横跨东亚海空航线，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妥协，放弃台湾，虽然可以短期获益，但是却要付出长期的代价。(注： John J. Tkacik, Jr., “Taiwan's ‘Unsettled’ International Status: Preserving U.S. Options in the Pacifi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9, 2008，available at：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bg2146.cfm)
在美台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梅里特·库克（Merritt T. ‘Terry’ Cooke）强调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重要性。首先，台湾在支持美国全球利益方面能够发挥间接但是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美国不允许台湾处于经济孤立状态。只有这样，台湾才能承诺继续保持市场经济与民主价值，从而巩固它的全球经济成就。(注：Merritt T. (‘Terry’) Cooke, “ Prospects for a U.S.-Taiwan Free Trade Agreement,” July 2006, available at：http://www.fpri.org/enotes/20060629.asia.cooke.ustaiwanfreetradeagreement.htm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福瑞(Randall Schriver)与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建议台湾解除投资中国大陆的限制，认为美国应将签订“台美自由贸易协议”列为优先，应停止代替中国大陆对台湾施压，台美应共同发布未来议程等。(注：《美前高官薛瑞福、卜大年拜会马英九》，2008年2月26日，available at：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7/7/1/10057714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577143&mdate=0226103648)
回顾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学界的两岸关系与美台关系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对台政策研究方面，美国学界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
首先是学术中立性不足。以美国思想库为例，由于经常得到政府研究经费的资助，思想库的对台政策研究与政治决策层关系相当密切，而许多思想库学者拥有曾经在政府任职的经历，更是强化了这一联系。如上文提到的卜睿哲、包道格，都曾任美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此前还担任前国会议员索拉兹的助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其他著名的学者还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瑞福。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杰弗里·贝德曾任负责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处处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和驻香港副总领事等职务，在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还是奥巴马团队亚洲和中国政策首席顾问。
这些学者的对台政策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凸现国家利益优先的研究立场。如卜睿哲在论著中经常强调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与美国的作用。他认为，为了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利益，美国已经在两岸关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谓“任何一方都必须信任华盛顿的可信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发挥更核心的作用。”(注： Richard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11.)在2008年马英九赢得台湾领导人选举后,邓凯丽则警告说，台湾可能会抵制美要其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国民党在经济利益的支配下甚至可能会与北京达成和解,最终损害美在本地区的利益。(注： Kerry Dumbaugh, “Taiwan's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April 2, 2008, available at：www.fas.org/sgp/crs/row/RS22853.pdf)
在寻求社会资金资助的自身利益追求方面，美国的思想库表现得同样非常积极。以这些思想库与台湾的关系为例，多年以来，台湾当局为了“争取支持”，对美国智库频繁进行“金钱收买”，“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企业研究所等重要思想库，都从不同渠道得到台湾当局直接或间接（通过亚洲基金会、蒋经国基金会等）资助。”(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为谋求自身利益，这些思想库中有些学者的研究立场偏向台湾当局。如传统基金会的丹娜·狄龙就坦承，从亚太地区范围看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台湾与中国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东亚区域来看，台湾就不小了，台湾的人口比澳大利亚还要多，而且台湾还是美国在东亚民主国家联盟的坚定的成员。如果台湾加入东盟，它将是东盟中经济与军事力量最强的成员。“台湾是亚洲民主的模范生，它是美国长期的军事盟友，它在太平洋边缘居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注： Dana R. Dillon, op.cit., p.144.)其他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瑞福、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大年、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等，都是公认的亲台学者。
其次是偏重于对策研究，基础性研究略显薄弱。当今美国台湾研究学界的重心还是政策研究。学者们多半关注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的热点时事问题，就重大事件，如美中军机擦撞、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美国决定对台军售项目、台湾进行重大选举等召开研讨会或撰写政策论文。从研究内容来看，一般讲求时效性与对策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基础性研究。“它们的成果多是以政策简报和报道等简短、快捷的形式出现，而不重视出版书籍和著作。”同时，“向决策者提供及时的相关政策建议，而不是进行长期的学术研究，开始成为许多新思想库的首要目标。”(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第36页。)
严泉：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罗伟清）
更 正
本刊2011年第3期王希教授的《中美软实力运用的比较》一文中，第22页第5行“中午”应为“中文”，同一页第15行“带有的”应为“带有”，特更正并致歉。
—— 《美国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