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2011年11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债务危机、美国内政治与美国实力地位”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外交部、中联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的贫富差距与政治极化、金融危机和美债危机对美国实力和地位的影响、美国实力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一）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挑战
清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首先分析了近期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美国大选方面的最新情况，指出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会持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目前也依然是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超越了中美两国之间争论的范围，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提出了挑战。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指责其实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来解决中美之间的其他经贸问题。在大选方面，共和党的几位主要候选人目前都存在一些软肋，奥巴马的筹款能力依然强劲，但他主要面临经济不景气和各州选举人团分布发生变化的挑战。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韬教授指出，贫富分化问题目前已成为美国政治学界关注的重点。据统计，美国的贫富分化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公众对现状不满的情绪非常严重。美国政治极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国会两党及两党积极分子之间的政策偏好和意识形态差异加大。收入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王欢副研究员认为，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三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政治极化，二是财政恶化，三是各州人口消长。美国政治精英，特别是国会议员，以及普通公众中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出现了明显的政治极化。财政恶化问题不仅包括联邦财政状况的恶化，也包括州和地方财政普遍恶化。各州人口消长带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众议员数量增加的州主要是共和党占选举优势的州，而数量减少的主要是民主党占据选举优势的州以及摇摆州。族群消长问题主要体现在少数族裔尤其是西班牙语裔的人口增长率持续超过白人人口。
（二）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美国实力地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张林宏主任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发生在国际体系的转换期，将可能加剧国际权力多极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这次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有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色彩。美国面临社会不平等、经济增长缓慢、新的经济增长点少、债务压力大等多方面问题。全球化对美国也提出了挑战。美国出现了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这使其不得不削减防务开支，调整战略布局，并在军队建设上提高效率。
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认为，美国的衰退是暂时性的，是相对衰落。美国有能力解决它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主要体现在美元的霸主地位、强大的科技领先优势、强大的体制纠错能力、难以撼动的军事力量、运用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能力等方面。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用具体数字表明美国的实力并未出现明显的动摇，认为美国是否衰落不在于外部挑战而在于其内部治理。在科技创新投资领域，美国依然占世界总额的33.4%，而中国是12.8%。在专利申请方面美国仍占世界总量的约一半。无论在大学、智库、顶尖论文和出版物的数量方面美国都居于领先地位。美国在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方面毫未放松，强调未来的人才应掌握交叉学科、技能和文化意识方面的重要能力。此外，美国依然通过移民政策保持了人口的年轻化和知识化。
中联部世界中心的孔根红副主任认为，美国虽然出现金融危机和政治极化现象，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出现了根本性问题，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并未减弱。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美国政府。美国在击毙本·拉登、推翻利比亚政权、重返亚洲等战略行动中都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能力。因此，应谨慎谈论美国衰落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指出，实力与权势的含义大不一样。一个国家有可能在中短期内实力衰减但权势得到维持甚至高扬，反之亦然；从中长期来说，“结构性”要素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实力持续下降（不管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的趋向如不被基本扭转，迟早将导致权势的衰落；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能力、活力和规模，连同其内在凝聚和改进能力，是最具决定性的中长期要素，相比之下对外战略素质、战略领导力和战略意志等“主观能动性”要素并非那么重要。应根据这些来观察当前美国的实力地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实力变化的问题。他认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远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仍然是单极霸权。债务危机和军费削减都不能改变美国单极霸权的现状。从国际财富结构的角度看，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目前虽然只占世界总量的23%，但美元却占世界货币流通量的61%，占全球货币资本的80%。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美国观念的全球影响力仍然很高。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指出，多极化和非极化所体现的权势转移，都不利于美国，都意味着“一超”的相对实力在减弱。金融危机加速了多极化和非极化的发展。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的打击弱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也弱于越南战争。美国的实力虽然在减弱，国际地位有所下降，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还可以保持下去。如果说美国在衰落，那还只是处于量变阶段，还远未达到质变。美国通过战略调整恢复实力的能力依然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吴白乙研究员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如果出现更多美国实力怀疑论者可能会更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认为，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是美元霸权的危机，也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危机。美国的经济结构对全球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否是积极的成了一个问题。欧债危机也与美国的经济政策有关。目前，西方所有宏观经济理论都失效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能表明美国的制度性吸引力出现了问题。美国缺乏资金可能导致其创新能力出现瓶颈。未来美国思想的开放度值得关注，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与全球治理理念是矛盾的，因为美国仍以美国中心论规划其战略，缺乏道德号召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杨毅少将认为，美国目前面临资金不足和军备需求增长的矛盾。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善于控制预算，选择他来完成美国的军事战略转型是明智之举。在军事上美国仍于无可匹敌的地位。目前美国在军事、反恐和遏制网络攻击方面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美国制定了新型的部队发展构建图。对未来军事技术竞争制高点的投入并未减少。美国同时更加重视与同盟国的关系，通过出售安全产品来获取利润，通过精减机构节省开支。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的战略运筹能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王鸿刚副所长指出，对于美国实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两场战争导致美国衰落；二是其他国家崛起导致美国衰落；三是美国战略迷失困扰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但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的巧实力外交使其全球地位得到一定的恢复。反恐战争的优先性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美国在克服经济危机方面也是最努力的。21世纪的大趋势是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美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美国能否保持先进的文化影响力，是否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敏谦教授认为美国在实力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上都有所下降，但在权势上却相对上升。鉴于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曾成功地消灭了财政赤字，现在对美国经济进行判断时应更加谨慎客观。美国的债务危机既是经济问题，也是预算问题和政治问题。美国目前的债务增长主要是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积累的。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其为了实现权势而情愿付出的代价。长期来看，美国灵活的反应能力可以克服其社会治理危机，并且不会影响其重大的战略走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提出，看待美国是否衰落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技术创新是否能够决定一切。目前美国的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出现了分离现象。奥巴马执政以来在振兴制造业方面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二是美国吸引人才是结果还是原因；三是人类的公共治理问题是否已经完全得到了解决；四是多党民主存在根本性缺陷，因为政党轮流执政对公权力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此缺乏责任心；五是多党民主与大众参与相结合必定导致福利国家问题；六是凯恩斯主义导致财政赤字合法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教授认为，美国正在重现一切走下坡路的帝国的运行特征。美国以外促内的传统霸权道路可能难有历史上那样的效力。反恐战争没有刺激战争景气，由于生产外包和对外敏感技术出口的严格控制，美国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并没能完全惠及民用部门。美国对全球化的热情下降，主导力也受到牵制。即使美国的实力仍是举世无双的，但靠一国之力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然过去。一是世界已不可避免的走向多元化；二是世界治理的权力机制会更为扁平化；三是世界变得更为脆弱。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江凌飞教授探讨了影响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走向的战略性因素，认为从相对意义上看，美国实力确实下降了。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刚性手段减少，而软性手段增加。但美国的经济基础雄厚，取代者的力量远未形成。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的实力和主观愿望都不容忽视。美国目前将更加突出以军事前沿部署和军事优势威慑为后盾，更加借重新老联盟力量，扮演战略平衡手的角色。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会更加突出，美中关系将经历全球性深刻变革和全球大动荡局势的严峻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提出，美国面临经济危机和实力下降可能恰恰导致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出击。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战略是牵制加借重。此外，当前的世界格局，如果不是“两国共治”（G2）、一超独霸或失序，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以大洲为单位的G3结构。
外交部美大司庞含兆副处长认为，看待美国的实力地位应关注其经济基础。目前美国面临的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有所不同，美国难以通过以往的手段转嫁危机。目前的危机可能是全球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而不仅仅只是金融危机。美国希望进行战略再平衡，但很难从中东转向亚太。同时，美国也不敢贸然陷入中东乱局。美国仍将借重各方力量，确保重点，灵活地进行战略部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代表会议主办单位进行总结性发言。她指出，与会者们都承认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研究者们观察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强调其依然强大的一面，有的强调美国的实力与其历史上相比或与新兴国家相比，相对下降的一面。对美国实力的评估既要从国际层面看，也要从国内层面看。看待美国的实力不能只看指标，还应分析指标背后的因素。由于国内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债务危机压力下被迫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将受到影响。对美国实力地位变化的判断将影响中国对世界局势和美国对外战略的判断。但美国整体战略的收缩并不一定会带来其亚洲战略的收缩。
“巧实力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于2011年12月1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美中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美国福特基金会协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等单位的47位专家学者与会。
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对本次研讨会的顺利举行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中美之间既是利益攸关方，也是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应在掌控分歧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争议问题，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促进共同合作。随后，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大使和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分别致辞。会议围绕巧实力、中美关系与发展中世界、气候变化、公共外交等四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巧实力：美国和中国的视角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谢淑丽(Susan Shrik)教授认为对于亚太而言，美国是一个区外大国，在过去十年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如今，美国的经济实力有所削弱，军事力量也受到限制。因此，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发挥商业、文化等非政府因素的作用，积极参与亚太事务，与该地区国家开展多边合作，建立互信。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而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支持中国，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门洪华教授认为，实力的来源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软实力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柔中带刚”实力思想的回归。与美国不同，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刚刚起步，尚不成熟，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未来，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应包括五个部分：文化、观念变革、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中国发展软实力意在充实自己，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非对外扩张。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教授认为，巧实力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对美国长期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种新表述。在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提出“巧实力”的概念，倚重多边外交机制，推行民主和价值观外交，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机制实力；二是缺乏意愿实力。中国应在现有硬实力的基础上，加强软实力的建设，积极推动国家实力的多元化，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实力运用的有效性。
（二）大国关系与发展中的世界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罗建波副教授以非洲为例，阐述了中美关系对发展中世界的影响。他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迅速上升，中非关系是以互信、互利、平等为基础的。中国与西方在非洲事务上应该具有包容和务实的态度，相互借鉴，而非相互指责和攻击，共同帮助非洲国家找到适合其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美国地区事务委员会前主席弗里曼(Constance Freeman)指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非洲扮演援助者的角色，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包括政治援助、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一系列援助项目。如今，非洲对美国有着重大影响，如非洲裔美国选民；而美国对非洲也有重大影响，如非洲人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由于美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受到利益的驱动，而非洲援助项目具有低收益的特性，从而使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受到了限制。因此，中美两国应在非洲援助方面相互合作，加强对话与交流，探索新的援助模式，以加大援助力度，取得更好的援助效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林立民研究员提出，在对发展中世界的援助中，中美两国既要合作，也要有分工。中国主要聚焦于投资、贸易等中低领域，美国则应聚焦于高端技术和安全领域。但是，中美都不应该将发展中世界视为大国竞争的工具，要避免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互利合作和尊重受援国的基础上共同支持发展中世界的进步。
（三）跨国威胁：能源与气候变化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气候变化和能源项目高级顾问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分析了当前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面临的新挑战，据此她提出各国应该将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统一起来，以找出更为有效的应对方法。当前在能源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有诸多不利因素。以美国为例，其国内存在以石油公司为主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联邦层面的立法缺失、公众存在怀疑论等多重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应该以全人类利益为重，共同合作，实现能源和气候的双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査道炯教授认为，中美在能源合作方面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1)双方合作的领域较窄，且双方国内对能源合作太敏感；(2)双边能源纽带有待拓展，如核能、页岩气等；(3)涉及第三国时，双方存在争议，如中国购买海外能源资产、与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问题国家的合作等。所以，中美两国应加强在第三国的公司层面的合作，推动双边能源工业一体化，建立和提升能源发展项目。
美国进步中心政策分析师哈特(Melanie Hart)就中国软实力在能源领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她指出中国的一些表现造成了困扰：一是中国在清洁能源开发方面提出了本土创新的概念，意在保护本土企业。这导致了美国企业在华遭到了不公正待遇，进而影响了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转让与技术合作。二是中国未能承担与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匹配的减排责任，与其国家地位不符。以上两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担忧，对未来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万军研究员，提出了关于能源合作的具体建议：(1) 加强在高端技术上的合作，如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技术；(2)加强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发挥中美处在新能源产业链不同位置上的互补性；(3)在开发海外能源时，应考虑资源国的利益和民族诉求，因地制宜；(4)中国应增强能源政策及其相关数据的透明度，展示自身能源需求的发展方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四）文化力量与公共外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增加了在文化和公共外交方面的投入，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总体看依然不够成功，主要原因包括：(1)中国的公民社会处于发展初期，对公共外交参与不足；(2)中国一些公司在国外的不良行为，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3)参与公共外交的机构繁杂，且相互之间缺乏协调；(4)中国在公共外交中过于强调软实力中的文化因素，但是文化只是软实力的一个来源，而非软实力本身。今后，中国在推行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改变过去只强调软实力的做法，同时应注意不可误用软实力。
美国国会亚洲事务研究服务中心分析师劳伦斯(Susan Lawrence)认为,软实力与文化实力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无论是推动文化传播还是开展公共外交，政府都不应该做出过多的干预行为。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职能是培育市场，构筑法律框架，营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商业活动成为文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主要推动力。毕竟，公共外交只是政府传递信息的手段，若由政府来主导，则公共外交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祖贵教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关于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定义。中国所强调的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与传统软实力的概念有所区别，强调文化在软实力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对内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外强调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产品的推广。同样，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也包括这两个方面：对内加强公众对公共外交政策的理解，以共同推动公共外交；对外则开始建立一批智库，通过智库扩展与国外的交流，使外国公众更加了解中国。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教授作了总结发言，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政”“德政”“和而不同”等思想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和特色，将巧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结合起来，促进国际合作，妥善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开创中美双赢的局面。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积极发言，共同探讨，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就多个议题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加强中美合作、共同推广巧实力政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