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和中美关系
——访王缉思教授
徐彤武 魏红霞
被访人：王缉思，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
访问人：徐彤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红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问：您曾经在1992~2005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您就任美国所负责人后从科研上抓了哪些事？
答：我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是抓美国所必须研究的美国全面性、长期性的问题，也即资中筠老师离任前跟我交代工作时反复提及的，这就是研究美国的兴衰。当时大家也在争论：美国到底是相对削弱还是绝对衰落？当时一种普遍看法是：美国的地位肯定是下降了，但这种下降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第二是抓中美关系的研究。对美国兴衰研究涉及到美国的各个方面，而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也是要全面地研究。第三就是抓刊物《美国研究》。这个刊物要不要办？怎么办？我们当然是坚持要办。当时还有个《美国研究参考资料》，后来又改成《美国大观》。我把办《美国研究》当成很大的一件事来做，努力保持它应该有的特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应景的指令下来，如果完全按照指令行事，这个刊物就不成其为学术刊物了。
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下，我努力在所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研究氛围，在我力所能及的地方减少人际摩擦，也尽量不让当时某些不良的大环境感染到美国所，要“挡住”不好的外来影响。有段时间，院里受社会的影响兴起研究所“创收风”，有的研究所甚至办起了出租车公司。有些领导总问我：王缉思，你怎么不想想如何创收？我想，我们学术机构到哪里创收去？这个东西（创收）是不能持久的，我看准了，坚决不跟风。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关系拓展对外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寻找科研经费。如向国家社科基金、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申请经费，与别的机构联合举办学术会议、搞合作研究项目等等。我到美国所后基本就是干了这几件事。
问：您能谈谈您就任所长后抓的科研工作吗？或者说很重要的外事活动？
答：美国所的研究活动脱离不了大环境。一个是学术大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外政治和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如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都在争论美国的兴衰问题，还有所谓“世界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是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吗？中美关系还要不要搞好？对这些问题，美国所必须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不能说美国所的研究人员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基本判断是有的。那时候隔几天就会有一次研讨会，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内部的。我那时也参加过中央层次的研讨会。后来就是克林顿上台，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闹了一段，但闹得不凶。闹得最厉害的是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接着是1996年台海军事演习，中美关系恶化，然后有人写《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书，好像成为一股风气。有人问：美国是否支持“台独”？当时的主流判断是：美国当然支持“台独”。中美这场风波之前，双边矛盾基本上是政治问题，1995~1996年风波之后，军事因素介入到中美关系中来。这期间，美国所有许多外事交流活动。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来访，当时他来见我，给了他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有舆论认为中国马上就要武力攻打台湾。我跟他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不是要真动手打仗，而是给“台独”势力一个警告，也给美国一个警告。弗里德曼听了我的谈话后就把这个观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引起很大反响。从此，我们俩就成为好朋友，直到现在还经常交往。
1997~1998年期间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中美首脑互访，后来出现科索沃危机，接着就是1999年“炸馆”事件发生。当时社会上关于中美关系再一次引起很大争论，甚至对于改革开放都有人产生了怀疑。现在回头看，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但中央把握住了局面，很好地处理了这些危机。到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又出现了相关的辩论。在这些辩论中，美国所的研究人员头脑冷静，跟中央保持了一致，没有说什么过头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有点脸红的话。
说到对外交流，也是跟这些事件有关系。美国方面来过不少人到所里交流，包括当时的美国高官谢淑丽、李侃如等人，美国所的人也常去美国使馆或者外交部参加研讨活动，当时的交流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热点问题。九一一之后，由于伊拉克战争爆发等因素，我对中美关系的关注与过去相比稍微地降低了一些，2005年就离开美国所了。总体来说，如何判断美国，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一条线。恐怕这也是美国所不能不承担的某种社会责任，责无旁贷。你要对一些大的问题做出判断，要说清楚美国的力量到底如何？中美关系的性质如何？美国向哪个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向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美国所的责任。
问：您到美国所以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或者危机，美国所由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参与了国内多次对美政策的研讨，这对于美国所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或者影响？
答：首先的作用就是你不能说美国所不受重视了。比如2003年底以后中央领导提出要研究美苏争霸及其历史教训，要研究这个课题，院里还得找美国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所。这个研究课题美国所参加了，总报告是我执笔的。反过来看，正因为有这些研讨活动、科研任务，社会上有这种需要，所以美国所不能置身事外。当然在研究上也有个人兴趣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上有需求。可以说，关于美国的事情总有人感兴趣，比其他国家的事情吸引眼球，当年办《美国大观》还有许多人看嘛。所以只要人在美国所待着，就不会闲着。如果你闲着，那么只能说明你自己有问题。
问：美国国内的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的？外界的研究者或者观察者在看待美国的时候需要注意把握什么？
答：美国国内的人对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许多视角。我在1997年写了一篇题为《高处不胜寒》的文章，初步探讨了美国的世界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与中美关系有关，但你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从中美关系写起。世界上有很多人评说美国，但对美国说得最多的还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对于美国兴衰的判断，我觉得主流还是认为美国没有衰落，也不会衰落，20世纪是美国世纪，21世纪还是美国世纪，许多美国人对此是很有信心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美国人确实对美国不满，认为美国和过去比不行了，遇到很多问题和危机，如美元地位问题、财政危机、国内凝聚力下降、政治两极化、国内垄断利益集团控制等。“愤愤然”的人，比较左的人，把责任放到美国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如石油公司及支持它们的小布什政府等）的头上，你永远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但是极少有美国人，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美国人认为别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制度好。美国人基本上认为他们的制度本身没有大问题，如果有问题，他们也会去克服，对美国的根本制度、价值观不用做大的调整。对于美国的弊病他们揭露得很深刻，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一个向上的民族，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民族。
对于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人多少有些“恨铁不成钢”，也多少有点儿恐惧感、危机感。如果说目前美国的地位下降与过去有所不同的话，那么首先就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使得美国人感到美国经济内部存在深层矛盾，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引发的，如房地产泡沫，你说原因是华尔街贪婪也好，金融监管失控也罢，总而言之是美国太“右”了；市场经济本身没问题，但是华尔街不够透明，还有过度消费等等。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人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使美国人感到必须反思自己的经济制度、反思他们整个的经济结构。如果虚拟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太大，实体经济下降，这会从根本上损害美国的实力，值得反思。但是，美国人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克服的，或者需要一种更大的变革，如革命、动乱等来改变，只要从现存体制内部就可以进行调整。很少有美国人说我们的资本主义不行了，要让位于社会主义。更没有美国人说因为别国的制度比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别的国家的根本制度。美国人往往是说要借鉴别国经验。如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称自己不努力我们就要落后于中国了。奥巴马总统本人、奥巴马身边的人、还有跟奥巴马关系不错的人如我的朋友弗里德曼等，之所以说到中国，是想要激励美国。比如说中国的教育如何严格，小学生做数学题比美国人强多了；说中国经济发展多么快，不久就要赶上美国了；说中国的软实力上升，用“魅力攻势”争取非洲等等。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在东亚开展外交攻势，所以国务院要多做工作，国会要多给钱。这些都是要激励美国。他们说到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产生危机感，是一种激励奋发型的，不是内心深处真的感到美国不行了。这是一种向上的、努力克服自己弱点的爱国主义心态，而不是悲观失落的。
我觉得，关于美国衰落的讨论还会持续很多年，直到它真正衰落。但是我现在看不到美国从今天开始走下坡路的长远趋势。我可以做一个比喻：美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顶峰，不能再高了，这个顶峰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不可能“一超更超”，它已经“超”到头了。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达到巅峰的时期，从此这个国家开始往下走。但是，这个顶峰并不是一个尖顶，而是一座平顶山。这座平顶山上也有坑洼，所以有时往上有时往下，现在还看不到美国什么时候在这座平顶山上走到头了，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的迹象。但是终有一天这个是会看到的。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有兴盛就会有衰落。就像《红楼梦》中讲的那样，大有大的难处，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是历史的规律。
关于这次美国地位相对下降还有一个与过去几次辩论不一样新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崛起。我刚上本科生和研究生时，人们谈论美国实力下降是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有人预测，苏联经济年增长率5%，美国经济年增长率2%或者3%，那么到了20世纪末，苏联就会战胜美国，成为比美国更强的超级大国。这个问题还没有争论多久，苏联就衰落下来，最后解体了，这谁也没有想到。1987年苏联开始有衰落迹象的时候，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也提到了中国，但是他的着重点是论述日本和西德（后来是德国）。他和其他一些人的估计是日本有可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之后很快也要在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时间也定位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结果到了1990年之后，日本就不行了，经济停滞。美国成为“一超独大”，那时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可遇见的将来去挑战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
但是今天不同了，之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人再次议论相对衰落，是由于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一道崛起，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了新的挑战。这个时候研究美国，就不能仅仅研究美国了。以前辩论美国的地位，比的是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但这次不一样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哪怕在势头上强过美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那就会给世人一个警醒：即美国的这套制度一定比中国的制度强吗？或是说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是否有个尽头？这就引发人们很深的思索。现在世界上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了。中国、印度、巴西更被看好，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俄罗斯（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俄罗斯受这次金融危机打击很大，经济又主要依赖资源出口，所以并不被许多人看好），这些国家的实力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现在的对比，一个是美国与自己的过去比；一个是美国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比。今天的美国与欧洲和日本比，结论已经相当肯定了。即使整个欧盟加起来发展势头也不如美国，更何况欧盟并不是个整体。整个发达国家世界或者统称的西方世界（日本，欧洲，再加上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整体的实力在下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日本与美国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因此美国在世界上的整体地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这其中有许多可以进一步分析的地方。
美国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之后的全盛时期是没法比的。当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各国都在战争中受损，只有美国是通过这次战争发了财，而苏联的经济实力最多是美国的1/3，所以当时还谈不上两极世界，直到20世纪的60~70年代才达到两极世界。美国现在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但是美国战后历史上也有一段时期，主要是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还要弱，各种数据显示美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例大约是22%甚至更低，加上石油危机冲击、越南战争的消耗、国内的反战情绪、黑人的民权运动、驻伊朗使馆人质危机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在世界上几乎被瞧不起。中国有人评论尼克松国情咨文的文章标题是《无可奈何的自供状》。也有反映当时历史的书籍《光荣与梦想》。美国梦在当时好像破灭了。卡特时期，伊朗使馆人质危机闹了400多天，美国人感到很丢脸，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降得很低，加上还有苏联在那儿呢。即使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也叫人瞧不起。今天美国的力量与那个时期相比是大大增强了，无论是相对力量还是绝对力量都增强了，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相比则是大大地下降了。所以观察美国，要看一个长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也可以从罗斯福时代起，这个较长的历史轨迹，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大国兴衰的轨迹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观察或者结论。
我们的问题在于下结论太草率，往往凭一时一事。如九一一事件发生，有人认为美国从此就不行了。现在利比亚的危机出现，美国束手无策，于是乎美国不行了。对于金融危机的判断也是这样。关于美国兴衰的研究，我想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国内的研究者也好，我们的整个舆论也好，几十年来低估美国、唱衰美国的时间更多一些，而有很多次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绪被掺杂在研究或者判断里面：我不喜欢美国，就不喜欢说美国强大。现在说美国还行的，除了美国人自己外，就是一些学者；而外国政治家中说美国不行的多。说美国衰落的，更多的不是基于客观分析，而是出于政治考虑。若要对美国的兴衰做出一些基本比较准确的判断，你就不能根据舆论去判断，而要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分析，要找出一些标准。比如“兴”是根据什么标准？“衰”又是根据什么标准？再有就是拿美国跟谁比？跟什么时期比？有些东西，如软实力，是很难判断的，要看对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所发挥的软实力。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也还有上升的，这些都要具体分析。
问：判断美国的兴衰有什么标准吗？
答：我想强调，判断美国的兴衰要注意两个标准：第一，美国是如何强大起来的？促使美国强大的因素有没有变化？如果这些因素不变，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美国就会继续强大下去，就不能轻言美国衰落。这个标准涉及学术上的分析。第二，人才流动方向，这是一个很直观的标准。资中筠老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世界各国的学生不再以去美国留学为首选，对外的移民也不再以美国为目的地，美国使领馆门前不再（因申请美国签证）人头攒动，那么美国就衰落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清华或北大的学生还是要去美国名牌大学留学。如果要你在哈佛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之间选择，或者俄亥俄大学与开罗大学之间选择，你去哪儿？大家好像对此心里有数，“用脚投票”。人们觉得虽然美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美国可以生活得舒服，创造才能可以得到发挥，能够开创自己的事业，能往家里寄钱，比在原来的地方生活好。正如人们对北京的感情纠结一样，你可以说北京问题成堆，有住房问题、交通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但为什么许多外地人还是要往北京跑、要搞北京户口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不仅中国人如此，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是如此，无论你是科学家、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打工仔，都心里有数，想去美国，虽然他们不一定了解美国。欧洲人、非洲人，以及中东、日本、韩国、东南亚的人也都这么想。他们觉得如果要想掌握知识、掌握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还是首选美国。只要这种情况持续，美国就不会衰落。所以，只要以上两个标准掌握了，判断美国兴衰的关键就掌握了。
关于支撑美国，使美国得以强大的因素，我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次序在这里并不重要）：
（一）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这是凝聚美国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之所以强大，与法治很有关系。我还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讲法治与法制的不同。法治（rule of law），法（law）是主语，是法律在治理国家。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概念里其实还包含人治，因为它的意思是某些人依靠法律来统治（somebody rules the country by law)，至于某些人（somebody）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有权力治国，那就不管了。法治是美国治国的根本。
（二）简单划一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即美国的价值观是一个圆圈，或者用科学术语说是一个闭环，自成一套系统，其中的东西可以互相解释，从自由开始，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法治这些东西是一环套一环。这种单一的主流价值观从来没有变化，它把美国人凝聚起来，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改变。没有美国人对美国主流价值观提出怀疑，主张学习另外一套价值观。美国的这套价值观又与宗教信仰有关。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多元，但基本上还是以基督新教为主流的信仰。
（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美国是一个创新型国家，鼓励人们去创新。直到今天它的创新动力还远远没有枯竭。而且还有很多人做着美国梦，别的国家的人要到美国去创新。关于这点，资中筠老师有很多文章，如基金会制度就是一种创新。
（四）公民社会的存在和公民素质。美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比较独特，社会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创新力，而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根据法律是有限的。社会的力量可以说大于政府的力量。到美国参加座谈，美国人发言时不说我代表政府，他可以批评政府，骂小布什，但所运用的价值判断还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一套价值体系。包括美国左派思想家乔姆斯基这些人，我们觉得他们很左了，但剖析他们的言论就会发现：他们还是在拿美国的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美国政府，所以他们不满。但是当美国人拿这套价值体系去评判别的国家时，他们更加不满。你可以说他们是非政府的，甚至是反政府的、反体制的，但这些人毕竟还是美国人，他们的存在实际上对美国更有好处，它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和吸引力。因为有这些人存在，人们就认为美国是多样化的，是丰富多彩的，什么样的人在美国都可以发挥影响，所以人们要往美国去，而不是说由于这些人骂美国就觉得美国不行了，不去美国了。
（五）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这是别的国家没法儿比的。它本身是个“两洋”国家，北边的加拿大，南边的墨西哥和加勒比海诸国，谁也欺负不了美国。不管是自然的地理环境，还是自然资源，如矿产、土地，美国都很丰富。
以上的第一至第四条因素加起来，是造成美国强大的基本因素，而到现在为止这些因素基本上都没有改变，最后再加上一条自然的天赋资源因素。如果说美国现在的创造力枯竭，它要从此一蹶不振了，那么我认为这样讲为时过早，恐怕美国还远没有到这种地步。
问：以上所说的第一至第四条因素，是否可以归结为制度因素？
答：可以这样说：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是没有人认为别国的制度比美国的好，或者说美国应该学习别国的制度。如果把制度做一个宽泛的定义，那么上边所说的第一到第四个因素都可以归入其中。美国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可没有美国人说美国不再需要法治，而需要人治；没有人说美国不需要创新，而应去别的国家获取知识产权，抄别国的技术。美国的创新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之所以科技领先，也是靠各种具体制度，如人才制度。但它的这种人才制度并不是政府主导的，而主要是给人才创造条件。人才不是哪个组织培养出来的，给予充分条件，人才自会成长。我在美国所的时候就讲，要创造宽松环境，不是重点去想谁当学术接班人、所长接班人等等；哪个研究人员要做事，能做事，就支持他。
问：您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什么？
答：我觉得，要抓住美国特色。上面所谈的都是美国特色，跟别的国家不一样。但研究美国不能只盯着美国。例如，研究美国政治的，要对世界政治有所认识，至少有点粗浅的知识吧！研究美国文化的，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直到美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掌握基本的知识。我不赞成“美国学”的提法，学科不是这么分的，是按照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划分的，而研究美国是综合性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基础知识。美国的特色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它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关系。美国也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市场和政府是什么关系？美国的市场经济与德国、日本、法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具体到美国企业又有什么不同？美国简单划一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形成的？美国是用什么办法把国家给拢到一块儿？我跟某位经济学家前几天还争论过，他说，想要统一思想是做不到的。我说美国人就做到了。但美国并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统一思想的，它是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的，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比如说萨达姆或者卡扎菲是好人还是坏人？恐怕美国人中没有人说他们是好人。美国人会说，不喜欢这些人，但怎么对付这些人，大家会有不同看法。基本价值判断是一样的，但政策思路可以不同。
我们研究美国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美国内部。如果对美国缺乏一个长远的综合性观察，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面情况没有一些了解的话，就没法儿判断美国的外部行为，更没法儿判断它的兴衰了。要抓住美国特色，可以总结出很多条来，而且每一条都值得研究。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有许多原因。美国的许多细节很值得我们去研究。比如移民政策，美国有很多移民，为什么没有闹成欧洲那样？美国移民的种族构成很复杂，为什么没有出现国家分裂？再如，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办的？大学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大学的人才管理制度是怎样的，比如怎么评职称？
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研究美国的内部，首先是要明白其基本制度，但基本制度里还包含很多具体制度，对这些具体制度也不能忽略？
答：是这样。有许多细节我们了解很少，但很有必要搞清楚。比如，美国的税收制度，这不是一本书可以写清楚的。它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报税时人们很头疼。美国人没有身份证，只有驾驶执照，出国才办个护照，当然它还有个人的社会保险号码。但它是怎么做到税收人人逃不掉的？从税收入手就可以进行很多的研究。再者，具体与我们有关的，就是美国的思想库。这些机构是怎么吸收人才的？拿什么标准吸收人才？是公开招聘？还是由人推荐？什么人才能推荐？按照什么程序？布鲁金斯学会本身的结构是什么？我有一次去兰德公司找波拉克（Jonathon Pollack），他当时负责兰德公司的科研管理，跟我很详细地谈了一遍兰德公司的管理情况。当时他们有600多位科研人员，没有分政治经济等部门，不像我们研究所内还分研究室，它的学部都是虚的，600多人就这么直接管理。波拉克跟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经费是怎么申请、怎么控制的，每年每个研究人员工作量怎么计算，那里的秘书是怎么回事，助手从哪里来，等等，复杂极了。总之，他们有一整套相当精细的管理制度。我们国内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出了几本书，但对于这些思想库的具体制度和内部关系并没有介绍。
问：您认为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的时候，需要把握哪些基本原则？
答：首先，在观察美国外部行为的时候，要先观察美国内部。对于美国的内部情况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是应该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在观察美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外表。比如，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就说奥巴马这个人对华政策将如何，而不是从美国内部来进行分析。
其次，不要用政治道德来做简单评判，或者说应该尽量减少政治道德的评判对客观分析的影响。你对美国可以做出政治道德判断，说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邪恶的国家等，怎么说都行，但这是政治道德的判断，不应影响到你的分析。不能因为不喜欢美国就说美国衰落，也不能因为喜欢美国、欣赏美国而说美国什么都好、什么都强。不能让感情去影响客观的学术分析。有人觉得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国家，所以黑人和女人是绝对不可能当上总统的。可是上次美国大选民主党里就是一个黑人和一个女人竞选，奥巴马的胜选推翻了这种看法。这就是美国。奥巴马当选后有人还预测，奥巴马即便当上总统也会很快被暗杀，因为美国人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黑人总统。这是以我们自己主观的好恶或者表面印象来判断别的国家，在研究美国乃至研究国际问题时都存在这个问题，而我们应该避免这种偏向。我们批评美国用自己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评判别人，那么自己也要避免类似的问题。所以，你要站在一个不完全是中国人的角度上试图去揣摩、观察美国。你对美国可以不喜欢它，但要去研究它，了解它。
其三，要接触实际，不完全依靠书本。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基本上还是从书本出发。你必须得去访问呀、常住呀！比如，研究美国的思想库，要去美国进行实地访谈。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如李侃如等，他们到中国来天天就是做访谈，而不是天天看《人民日报》或者《环球时报》。接触实际是研究美国需要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增加对美国的了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你就看一点“活”的东西，比如现在视频和网络这么发达，可以看很多东西，也可以和美国人建立通讯联系。就是美国的大人物，你给对方发一个电子邮件，没准儿你还能得到回复。
第四条，就是要看英文原文资料，包括原版的影视资料。本来书本知识就已经落后了，或者说很片面了，然后你还去看中文的，那是第二手的第二手，许多中国人基本英文都不过关，翻译也不过关，你还引用，那就很可怕了。反正我是这样做的：如果要引用的中文中提到的资料，凡是我能够查原文的，一定要查询，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注解，因为翻译过来的东西极不可靠。有些人研究美国，就靠看“大参考”和《环球时报》，然后就做上评论了，那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比我斩钉截铁多了。
以上这几条，是最基本的要求。你要研究中美关系，至少有一半学问在美国那边，也就是说要对美国进行研究。现在充斥于各大网站关于美国的文章，许多还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先下结论后找论据。一些著作也是这样，作者总认为你要搞清美国什么事情，看我这一本书就足够了，好像中国人的水平总表现在高度的概括能力。
问：如果说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对于研究者来讲，是不是意味着不要老想一些大题目，而是要注重一些很具体的细节性研究？这样聚沙成塔，为研究美国内部情况做些贡献？
答：是这样。对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非常坦率地说比我刚进美国所时的预期要差。随着国力的增长、年轻一代科研力量的成长，研究成果应该有大幅度提高。但可惜，实际上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得很慢，有些地方甚至还落后了。这同中国增长的国力、我们的资源以及整个社会对我们的需要都很不相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中华美国研究会会长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是我们可以克服的，而有些则是无法克服的。
（一）国家和社会投入不够。无论是对于国际问题研究，还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我们认为“重中之重”的国家的研究，国家投入都不够。比如，要去美国考察思想库，单位可以拿出经费来派一个小组或一个人去，可国家的投入呢？
（二）研究课题导向。多年来国内有许多大而化之的课题。这些课题的导向可以说是重政策，轻基础；重宏观，轻微观。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改变的，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难改变。对于那些大到无边的课题，每年国家花费颇多，最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美国研究成果？不容乐观。下面的两个原因是美国研究难以避免的。
（三）美国研究的地位相对下降。首先，刚刚创建美国研究所开展美国研究的时候，国家的需要和人们的心气儿与现在都不一样。那时举国上下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大家认为必须学习和借鉴美国的经验。而现在对美国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对美国的看法是有变化的，我们心目中的美国是有变化的。其次，对别的国家和地区研究的重要性上升，这是好事。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对美国研究的兴趣比较浓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少，这是由于以前人们对别的国家兴趣不高，接触也不多。现在中国与别的国家和地区关系发展了，对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的兴趣增长、它们的重要性也凸显，这样在研究经费的分配时美国研究就相对少了。其三，功能性的议题在上升，比如能源问题、金融问题、国际体系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哪一个问题都离不开美国，但是这些议题又都不是美国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也不以美国研究为主要方向或者主要目的。最后，美国研究的专业人员的数量有减无增，至少是没有增加。30年前，研究国际问题的专业人员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国划分，当时没有人按照功能性议题划分专业。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把美国研究作为专业方向的人数总体没有上升，至少美国所的人员数量还是那么多，因此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难提高。
（四）美国人不支持。我对此体会很深。我刚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刚开始搞美国研究的时候，美国对中国人搞美国研究充满兴趣，热情支持。他那时想教你，觉得你太不了解美国了，送你各种资料、音像制品等，现在则对此兴趣锐减。现在美国人来访是为了了解中国，他们把中国人弄到美国去，还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不是研究美国。我跟热心促进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讲过这个问题，我说第一你美国人不支持，第二即便支持一点，也是集中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如果现在到美国的基金会去申请经费，说要研究美国的思想库，它不会给你钱。但如果你说要研究中国的哪个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立马给钱。美国人的这种转变也是逐渐的。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人对研究中国的兴趣增长了，所以对中国人研究美国不热心。你要是研究一点他们的政治敏感问题，他们还很警惕。美国人当然很自私，我要批评他们也有很多话要说，但谁不自私呢？你跟美国人抱怨也没有用，我们只能自己努力。
问：您对美国研究所青年一代研究人员有何寄语或期待？
答：在目前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年轻人要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包括出国的机会和条件。要主动去申请研究项目，把项目做好，同时应加强自主性和主动性，独立思考，去发掘研究题目。现在环境宽松，想研究什么课题都行，已经很好了。但如果没有基本功，就永远不行。比如英语应该达到交流水平，包括写作。如果你英语不好，人家就不搭理你了。所谓英语好，最终的标准是写作水平如何。所以最基础的还是要加强英语及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