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寻找学术与政策影响之间的平衡
——访李侃如博士
赵 梅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博士是继费正清、鲍大可之后，美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曾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商学院教授、威廉斯·戴维斯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1998年至2000年，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的30多年间，讲授中国政治课程，可谓“桃李满天下”。2009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到位于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后，他更加活跃于政策咨询舞台。他对中国的看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对李侃如博士进行了采访。
采访人：赵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问：作为美国所的老朋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美国所的同行的？
答：是在1981年春天，我随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主办者要求每位美国与会者提交一篇会议论文，中国与会者进行点评。我的论文是由资中筠女士来点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事实上，在那次会上，我们花太多时间讨论，没时间评论了。她在休息的时候找到我，坚持对我的论文做出评论。这是我第一次与资中筠女士的接触。那次会议美方的主办者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或是亚洲基金会。它们认为，让美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与世界其他地方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接触，建立联系，交流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点很有远见，在当时也很少见。那次会美方与会者共六位。我们访问了日本、新加坡、印度、中国和意大利，并在那里举行研讨会，与当地学者交流对中国的看法。当时美方年轻的学者，除我之外，还有何汉理（Harry Harding）等。那时我30多岁。
问：您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您看到的中国与以前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吗？
答：我1976年7月访问中国，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我可以感觉到当时北京的局势非常紧张。每天晚上，军人持枪在街上执勤。我来中国前对中国做过很多研究，非常熟悉那时的口号、标语，但身临其境，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在天安门广场辨认出的唯一建筑物是人民大会堂。这告诉我，在书上读到的与活生生的人和物是不同的。你知道，身临其境，你会见到真正的人，真正的物。我记得那次访华途中的另外一件事。我们乘火车南行，到河南、河北，那时是人民公社年代。我们参观了一个模范人民公社，我和当地农民交谈。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少。一次在没有陪同在场的情况下，我和农民交谈时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那位农民赶快走开了。
问：您以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怎么后来转而研究中国？
答：这很偶然。20世纪5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对苏联特别感兴趣，学了三年的俄文。我在达特茅斯学院读本科的时候，那里有俄国外交研究项目，该项目允许学生到国外去研究俄国，并且有部分时间在苏联，我对此很感兴趣，所以主修俄国研究。后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那里有全美最好的苏联研究中心。开学前，学生要与导师见面。我的导师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他当时是哥大苏联研究中心的主任，后来在卡特政府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想学什么等等。我说我想研究苏联。他想了想回答说：“我的结论是你不要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苏联。你已经上过我们讲的所有有关苏联的课，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了，研究些其他问题吧！”我当时想：“什么？我选择哥大，就是因为这里有全美最好的苏联研究！”
我对共产党国家感兴趣，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政治的课程，于是我就选了这门课，任课教师是鲍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我被这门课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的课业成绩特别好。学期结束时，鲍大可教授建议我把中国研究作为专业研究方向，继续深造。我决定这样做，于是在哥大上了中国研究的硕博连读。后来回想起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布热津斯基是我的第一位导师，而后是鲍大可。鲍大可教授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布鲁金斯学会工作后，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指导我写博士论文。
问：您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答：是关于天津的革命。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由于资料方面的原因，那时研究中国的资料非常有限。我在论文中想探讨的是，革命对天津这样一个工商业城市产生了哪些影响，时间是从1949年到1954年。我做这一时期的研究，阅读的材料不仅限于这一时期，还读了很多1949年以前的材料。南开大学1930年代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出版了一些有关1930年代天津的资料。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中心翻阅了所有这些材料。所以我读的材料包括1949年以前、1949年到1954年的材料。论文所用的资料都是中文的，报纸是我在香港大学服务研究中心读的，杂志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读的。我还采访了一些住在香港的来自天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是商人、中产阶级或是上层人士。在香港，还有一些来自天津的帮会。我不停地采访这些人。在香港，帮会常在茶馆聚会。我想接触这些人，就去茶馆。后来我发现，这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们把我当成英国的间谍，我当时的处境其实很危险。
问：在您上学的那个年代，美国人研究中国主要依据的材料和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答：我在哥大上第一门有关中国的课是在1965年秋，此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在那时，大量来自中国的有关红卫兵的资料流入美国，这是美国人理解中国的资料来源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扩大了已经开展多年的一个非常广泛的项目：翻译中国的报纸、杂志和广播，将其作为政府出版物每日出版，并对任何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开放。每日阅读这一政府出版物，是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当然，美国有很多中国历史方面的资料。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收藏了很多有关中国历史的资料。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后来也成为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机构。
我们那一代政治学者所受的学术训练是很传统的，即大量阅读相关资料，然后找出自己感兴趣、试图回答的问题。我们那时几乎不用当下在美国政治学界颇为盛行的模型、博弈论、统计等研究方法，那时没有人用这些研究方法。
问：我曾在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orner House）已故的奥克森伯格教授的办公室墙上，看到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黑白中国地图，上面用繁体字写的“广西”特别醒目，令我想起中美对峙的年代。那时，你们是在这幅地图前分析中国形势吗？
答：事实上，我们使用的有关中国的资料非常广泛。我忘记那幅地图是繁体字版的了，我们也有简体字版的。事实上，美国大学几乎购买了1949年获准带出中国的所有资料，在图书馆收藏并对读者开放。所以，我们得以读到内容非常广泛的资料。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直到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公布的资料非常少，非常不透明。如果你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非常困难，有关中国经济的资料非常少，即使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中国公布的官方资料非常少，获准流出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有些资料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在资料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在字里行间寻找潜台词，推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想在那时，很多中国人也在做同样的事。
问：从读研究生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您研究中国的目的从那时到现在是否有所改变？
答：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共产党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我对共产党的制度感兴趣，想了解这一制度是如何运行的，存在哪些优势和问题。我对中国感兴趣，最初因为它是一个不同于苏联的模式。博士毕业后，我在大学任教。我教的第一门课就是“比较共产主义”。你看，那时我们可以讲这类课。把中国作为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是我研究中国的目的之一。此外，我还对革命的动力学感兴趣。这里所说的“革命”是广义的，不是特指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革命。所以，对“革命”的研究兴趣驱使我关注中国。
时过境迁，美国人研究中国的目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研究目的几乎完全改变了。中国不再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它已成为一个大国，一个拥有与全球经济紧密互动的巨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的军事问题，已不再是野战军如何整合为常备军，而是军队如何在信息时代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关注点与以前完全不同。我在2011年5月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应对中国挑战》（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这是一本关于跨国公司战略的书，主要讨论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这些影响对于那些想要到中国发展的跨国公司意味着什么。该书的基本理念是：向读者展现中国如何运作的现实；基于这种现实，跨国公司应如何开发和营销产品，如何处理政府与公司的关系，如何降低风险，等等。坦白地说，如果我在1970年代出版这样一本书，人们会笑我，因为那时没有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但是现在推出这本书显得很重要。这反映出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也随之改变。
对我来说，最令我陶醉的一点是，中国的变化是如此迅速而深刻，这使我始终把中国作为研究的对象。现在的中国已经与我初涉这一研究领域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如果你研究希腊古代历史，研究对象本身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你或许能够发现新问题，对历史的解释会发生变化，但研究对象本身是不变的。而中国研究，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这迫使我不断探索非常不同的研究中国的新课题。
问：奥克森伯格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所的老朋友，也是您的挚友。您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答：迈克·奥克森伯格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他最大的贡献主要在：首先，他不断地提出研究中国的新议题。例如，他先于其他美国学者提出中国决策过程的问题，而后很多美国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次，他是一位积极的学术组织的促进者。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科学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等许多美国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不断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提出新思想、提供新资源，并且精力充沛。他发起并组织开展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以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他深信并极力推动中美两国的交流。他虽然从未独立出版过专著，但他发表过许多非常有影响的文章。至于他从未出版专著的原因，我想也许是由于他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声望非常高，那么他的书也应该是最好的，他对此也许没有十分的把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我的确见过他写的从未面世的书稿。迈克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卡特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此后，他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方面一直非常活跃；第三，迈克另外一个杰出贡献是教书育人。我曾与他共事十多年，共同培养学生，在此以前是他独自培养学生。他引导学生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把中国研究作为其毕生的事业。他培养出的几十位中国研究的学生，如今已是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生力军。总之，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新问题、帮助组织全国性学会和培养学生。
我把我即将出版的新书献给两个人，其中之一是迈克。我想以此表达我对他所做的贡献的感激之情。
问：鲍大可教授是您的导师。您对他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答：鲍大可是老一代学者，他培养了迈克，也培养了我。迈克是鲍大可的学生，并深受他的影响。鲍大可没有受过正规的政治学训练，但他在中国长大。1940年代中国内战时期，他作为一名记者遍访中国各地，从西南到东北，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深入报道。随后，他转赴香港工作了五、六年，继续撰写有关中国时局的报道。鲍大可深爱中国，我不是说他“亲华”，他不是政治上的左翼，完全不是。他非常了解中国，深爱这个国家。他对中国的了解胜过他对美国的了解，因为他在中国长大。他只是在美国上大学，毕业后他随即返回中国工作。他生命的头30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是他真正的家。
鲍大可的性格特别好，非常善解人意，人们爱他，喜欢与他共事；其次，他有着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他从未写过中国历史的著述，但我在哥大听他讲的第一堂课，即是以古代中国文明作为开场白。你可以问他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你会对他渊博的知识由衷地钦佩；第三，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美国社会反华情绪强烈。如果你看他所写的旧作，你会发现他努力用美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作为记者，他不带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地报道中国。他是一个好作家，文字清新流畅，美国人非常容易理解他的意思。他不是见地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的报道上，他撰写的每篇报道都基于深入的研究。我非常爱他，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之一。每当被问及中国的未来时，他总是回答说：“我对此审慎乐观。”他从不说：“我知道答案。”他的看法从不极端，他总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从中找到契合点。
问：您对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怎么看？
答：与我上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几乎所有进入研究生院打算研究中国的学生都到过中国，都会讲中文。我上学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去过中国，那时美国人不能访问中国。我们只能在学校学中文。现在想研究中国的学生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他们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会说中文，有很多中国朋友，熟知中国的电影、网站，很多人到过中国很多地方。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各不相同。
其次是政治学本身的变化。遗憾的是，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政治学界过于强调方法论，如统计、模型、博弈论等。学生不得不上很多方法论而不是有关中国的、有实质内容的课。在我曾执教多年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几十年来都拥有全美最好的中国研究。1983年我开始在那里任教，那时学生必修2~3门有关中国政治的课，一门中国历史课，一门中国经济课。我们还鼓励学生上中国社会的课。现在中国政治专业的博士生上一门中国政治课，也许另外一门有关中国的课，仅此而已。所以，学生们上的有关中国的课非常少，然后就开始做论文。他们的主要精力不得不放在方法论上。如今在美国大学要获得终身教职，你必须展现出具有运用复杂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统计学、定量分析等方法，这意味着研究的课题将因此受限。在我看来，许多研究课题并不需要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过于强调方法论，实际上给研究者造成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研究一些不太重要、但可以运用复杂的研究方法的问题。
第三，现在许多学生把精力放在研究一些有关中国的过于狭窄的问题上，如上海的城市化问题，等等。我年轻的时候，美国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需要向公众解释整个中国的情况。那时的学生既要研究具体问题，也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跟踪研究，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等等。我们中的一批人，其中很多你可能认识，如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都能做到这一点。而年轻一代学者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由于现在信息很多，你不必去事事追踪，另外则是由于专业化的要求。所以，我一直积极参与并推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培训项目，即把全美最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组织起来，在鼓励他们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引导他们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研究一些更为重要、内容更为广泛的问题，学习如何面对媒体，如何面对美国公众，使他们成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第四，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大多是由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完成的，因为那时很难获得研究资料，而研究中心收藏了这些资料。美国人只能到那里去做中国研究。但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非常盛行，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任何研究中国的美国人都可以获得相关的电子资料。即使你在一所非常偏僻的学校教书，依然可以获得有关中国的最新资料。
第五，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的另外一个趋势是，一些非常了解中国的美国学者纷纷离开大学的政治学系，到美国智库去工作，因为他们在政治学系很难获得终身教职。这很遗憾。在我看来，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拥有非常好的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其实属于这类研究范畴。遗憾的是，政治学系正在培养的下一代学者，对为学生勾勒出一幅中国完整的图景越来越不感兴趣，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解，过于强调方法。而美国智库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只出成果不教书。我对美国中国研究界的这一趋势深感忧虑。我在《中国研究在政治学中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收录在牛津大学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政治：新资料、新方法和实地考察的新策略》（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一书中，该书的中文版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问：您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怎么看？
答：我曾在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就这个问题接受过媒体采访。时隔不到三个月，我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我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不仅要告诉对方，而且要告诉本国人民，中美关系是如此重要，不允许出现任何倒退。中美两国的价值观、文化、历史和利益迥异，我们双方需要努力化解分歧，寻求共同利益，共同营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美首脑峰会传递出的信息。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建立在较为稳定的基础之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两国共同努力来化解。
首先，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尚不稳定，在不远的将来也许会出现全球性经济问题。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美国国内远未在政府的作用、如何控制财政问题上达成一致，美国国内对此正在进行激烈辩论。我想未来两年辩论将结束，美国政府将出台一个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计划。从中国方面看，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正在进行的这场辩论深感担忧，因为中国在美国拥有大量直接和间接投资，高度依赖美国经济运行良好。此外，中国自身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如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试图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但步履维艰。我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改革是必须要做的。所以，中美两国各自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而所有这些都会在中美政治换班的过程中发生。在美国方面，明年将要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我发现，领导人换届时期通常不是做出正确经济决策的时期，因为执政者面临其他的压力，有其他的考虑。所以，从经济方面看，我们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打算举办一次研讨会，就未来五年如何重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以及中美两国经济对彼此及世界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
其次，在军事方面。两军的军事交流落后中美两国民事关系近10到20年。这是一个棘手和危险的问题。在军事行动的范围上，中美两国存在分歧。这有可能导致令人失望的突发事件。坦白说，我对朝鲜的局势非常担忧。如果朝鲜半岛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中美两国在如何回应这一问题上没有达成谅解，这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在台湾，如果民进党赢得明年的选举，我想紧张局势会加剧。尽管台湾问题依然是可控的，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从目前情况看，各方对台湾问题都处理得很好，但这种情况是可能改变的。所以，展望未来，政治换班、经济问题、两军缺乏足够的联系，以及台湾的选举，都有可能成为大问题。
我的看法是，中国把自己视为重要的全球性大国，而美国是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大国。在未来几年，两国会发现置身于这样一种情况：或者是我们互不信任，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深刻地预感到：中美之间将出现竞争，比谁做得更好；或者中美双方更多地认识到：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双方都能做得好。换句话说，在未来几年，其中的一种看法将会被广为接受：或者中美两国视对方为一个大麻烦；或者中美间的合作对全球的未来有益，也符合两国的利益。我的担心是前者将成为主流，即中美将对方视为大麻烦。一旦出现这一前景，中美两国都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它们会集各自的资源降低对方的能力。
我认为，中美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最大的败笔是，中美之间缺乏互信。我非常了解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15年间，我也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我曾经在白宫对华决策部门任职。正因为我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非常熟，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设法实现的目标。而我所知道的他们的目标，与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相去甚远。甚至在今年，当我向美国官员解释中国人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美国的真正战略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大笑，觉得我在开玩笑，因为这与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大不相同。而当我告诉中国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做得更好，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没人相信我。缺乏互信，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
问：您觉得日本此次地震及灾后重建会引起东亚局势或中美日关系的改变吗？
答：我觉得现在做判断为时尚早。首先，我们不清楚核泄漏到底给日本及周边国家造成多大危害；其次，我们不清楚日本经济复苏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地震给日本政治带来多大影响。中国向日本表达了对受灾地区的同情并提供救援，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地震加强了美日关系，美国在震后向日本提供了许多技术支持，以及大量的后勤和食品等援助。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此次地震是否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持久的破坏。我不知答案，我觉得现在没人知道答案。日本地震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为世人敲响了核安全的警钟。中美都是核大国，美国已经拥有很多核设施，中国正在建造许多核设施。如何避免日本核泄漏的悲剧重演，是此刻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问：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智库。离开密歇根大学到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工作后，您的研究兴趣是否发生了变化？
答：我离开密歇根大学到布鲁金斯学会工作，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研究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布鲁金斯学会更符合我当前的研究兴趣。具体来讲，我在1998年到2000年在美国政府工作。离开政府以后，我对政策问题比进入政府之前更感兴趣。我发现在美国，像密歇根大学等重要的研究型大学，欢迎学者做研究，得出有意思的结论，出版研究成果；但坦白地说，它们并不关心这些成果对决策或对世界产生哪些影响。它们所要的是产生新知识。而布鲁金斯学会希望研究者做认真的研究，产生新的理解，并使这些理解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对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二是坚持使这些研究产生影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我喜欢做研究，喜欢写书，喜欢通过研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但我也喜欢自己的研究成果对真实的世界产生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去做这些，部分原因在于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顿，部分是因为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的人像我一样，既是学者又希望对决策产生影响。布鲁金斯学会鼓励我们去研究那些能够对决策者和决策产生影响的问题。我喜欢这种平衡。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令我印象深刻——“优质、独立和影响”。“优质”意味着拥有一流的研究，“独立”意味着无论研究资金从哪里来，研究都应该是独立而客观的，不受资金来源的左右；“影响”就是对决策产生影响。在耶鲁、哈佛等学术机构，提倡“优质”和“独立”，但不注重“影响”。所以，最初布鲁金斯学会邀请我到中国中心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很强的意愿。我想：“不，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我发现，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真正适合我工作的地方，因为它把“优质”“独立”和“影响”三者合一，而且非常认真地践行这个座右铭。
问：今年是社科院美国所建所30周年。您对它有何寄语？
答：在美国所建所30周年之际，我想表达自己最诚挚的祝贺。由于无法参加美国所建所3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深表遗憾。美国所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过去30年间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几乎所有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的美国学者，都有美国所的朋友。我有幸结识美国所自1981年建所至今的每一位所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有机会参加美国所主办的研讨会，邀请美国所的学者访问我们的大学、研究所。美国所的学者，如资中筠、王缉思、陶文钊教授，还在密歇根大学我的课上授过课。
在过去30年间，美国所架起了一座中美两国学者间无可替代的桥梁。通过开展很多对美国和中美关系见地深刻的研究、接待美国学者来华进行实质性讨论和座谈、其研究人员在本国及世界其他地方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所贡献卓越。美国所编辑出版的《美国研究》，刊发了很多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的优秀文章，引起中国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在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方面，《美国研究》功不可没。
我衷心祝愿美国所繁荣昌盛，通过它有洞察力的研究及其与美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独特纽带，增进对美国的了解。这项工作不可或缺，我希望美国所在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