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认知美国
朱传一
30年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潮流蓬勃兴起的年代，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开始筹建的年代。1980年我已是55岁的初老之年，因对美国并不熟悉，对去美国研究所工作有所犹豫。但在改革开放国策的鼓励下，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作为筹组美国所的一员投入到建所工作中。
美国所还未成立，任筹备组组长的李慎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商定，派我先期赴美国进行考察。原因是我曾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有兄长早期留学美国并获得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同学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和联合国工作等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美国所或院方提供任何经费资助（美国所尚未成立，没有经费预算，也未有国际组织资助）。
问题在于我到美国后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课题？讨论中众说纷纭。主管社科院外事工作的宦乡副院长倾向于研究美国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他有个观点，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已经到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还有一定生命力”的阶段。美国“还有一定生命力”这个观点，在国内讨论时曾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不少批评。当宦乡知道我将赴美考察时，嘱咐我回国方便时，可找他个别谈谈。美国所筹备组组长李慎之提出，要我研究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以便和当时国内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需求相适应。我自己则倾向于研究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这是因为我曾任东南亚研究所学术秘书，可以驾轻就熟。讨论中意见不一致，最后，筹备组对我到美国后的研究课题暂不做决定。这样，正适合当时最流行的思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1981年3月4日我作为波士顿大学的访问学者登机赴美国考察。在飞机上我望着浩瀚辽阔的太平洋，心里还在琢磨：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究竟去哪里寻找它的“一定生命力”呢？
初到美国，能想到的就是先得找块靠得住的“石头”。只有寻觅到稳妥可靠的“石头”，学习中国古人所说的“投石问路”，才有可能平安“过河”，走上正途。
生活在美国的科研环境中，脑子里有问题，最方便的就是请教那里的同行，特别是那些早年定居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再有就是美籍犹太裔学者们。以色列这个国家，与中国有类似的古老历史背景，犹太人更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容易与中国人相处。何况，我在国内曾经探访和研究过中国的犹太人。在美国，我就这个题目举办的讲座获得美籍犹太裔学者们的极大欢迎，与他们相聚时，更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决定，就摸着他们这些新交和亲友的“石头”，尝试着“过河”吧。
这个尝试果然见效。到1981年5月左右，我向美国所筹备组写出了第一份报告《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谈研究美国问题》。这份报告综合了大约10次座谈的情况，参加者是来自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布兰戴斯大学、黑勒社会福利学院、东北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和学者们。此外，还邀请了波士顿市南端区社区和民间社团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参加座谈的美国人热情、友好，富有社会经历，对美国社会与经济问题常有精辟的意见和建议。
每次座谈的主题都不同，美方参加的人物也不同。大家经常争论激烈，但气氛始终热烈而融洽。座谈最集中的建议都是希望我们“在发展中看待美国”，“充分估计美国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看到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从各种不同角度观察美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以“区别现象和本质”，并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同时不忘接受其教训。他们还提醒我们：在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观在世界上的出现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倡导“走出书斋，跳出学术界的狭隘圈子，到实际生活中接触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力求得出较完整的概念”。“要用比较的方法，区别不同的环境和背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选择重点，进行研究与借鉴。”这些善意的告诫，特别是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在其经历的历史长河中也在“不断变化”的观点，对我这个曾尝试“过河”的人来说，虽然已经过去30年之久，仍然记忆犹新。
使我想不到的是，国内的人们，包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我反映的美国情况。1981年12月，参考性刊物《经济消息》第48期刊登了我写的总标题为《美国人士注视中国的经济变革》的一组4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是我根据在美国的座谈整理出来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看到后，对我的文章做了十几处批语，说美国人的一些意见“对”、“中肯”、“说到了要害”，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在小改、小革上下功夫”。做出批示后，他还要我“看看是否妥当”，要我再写些话和意见给他。于是我又陆续写了几篇东西。薄一波表示“很乐意看写出的新东西”，还打来电话。同时他也表示，这些“只是个人间交换意见”。
1981年12月19日，我写了一封信给薄一波副总理。信中说：“为什么一些美国学者能透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能提出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呢？我想答案可能是：社会与经济的变革，正如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一样，有它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如果人们（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作为，合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获得成就；相反，逆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碰壁而失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取得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一定的进展。至今，其细胞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说明它的所作所为，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有其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一点。美国人士能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能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并非是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有些什么真正透彻的研究，主要的只是，他们是一些‘过来人’，是一些熟练的驾驶员，能从一辆汽车转弯的倾斜度，判断出这辆车能否顺利地行驶在大道上。”
我说明：“在美国，加强了我这样的决心，这就是必须学习著名科学家牛顿，要学会站在前人的肩上高瞻远瞩（无论这个前人是些什么人）；否则，我们自己就是蠢人。我正是这样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
在美国这个大国中周游、交往，我逐渐意识到，要适应其复杂、多样、不平衡与变化，只是在书斋中研究、讨论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走入这个社会，与广大各阶层人民接触，尽可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思想状态，这好像才是研究美国的正道。这就好比我们在河中摸到和抱住“石头”并不是目的，还要向“大河”深处走去。从浅滩走向深水，从静静溪水走向激流漩涡，当然需要很多勇气和决心。
在来美国所之前，我曾多年下放东北和河南农村劳动。下放期间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基层访贫问苦，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我接触到了中国的实际。到美国后，接触美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是我考察的重要内容。我生活在美国名牌大学圈子里，周围的教授、学生大多居于美国中产阶级。周末受邀到他们家里，经常聚会攀谈，似乎不难了解他们。至于与美国上层社会的接触，当时对我来说也不困难，常有机会被邀请参加狮子会、扶轮社的聚会，和企业家大亨一起观赏上层人士和富豪们组织的活动，如高尔夫球比赛、网球比赛、在乡村俱乐部遨游聚餐等，常常能听到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议论与争辩。
美国大学中的应用社会系、社会工作系、社会管理系或者社会福利系是最令我感兴趣的部门。那里的教授、学生很愿意带我一起访问各地的贫民窟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对那些地方，我起初也顾虑会遇到斗殴、枪战、吸毒、盗窃、妓女拉客等不测和风险，但后来逐渐了解到，只要有当地的社会工作者、教会牧师、团伙领袖们带领、引导，当地人了解你的来路、背景，他们不仅不会伤害到你或者干预你的访问，而且会时刻帮助和保护你。这样，我访问贫民窟的胆子越来越大，曾经遍访波士顿、费城、纽约、底特律、华盛顿、洛杉矶6大城市的贫民窟，与当地的黑人领袖、贩毒团伙、妇女组织、社区福利与慈善救助机构，乃至吸毒者、妓女和江湖好汉都有过一些接触。我还曾经在基层社区中遇到美国共产党领导人霍尔（Gus Hall）的前秘书、劳联-产联（AFL-CIO）负责人和煤矿工会的前主席。我在考察美国落后农村地区时，还访问过美共举办的山区培训班、亚拉巴马州贫困农村的黑人聚居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修建水电工程后形成的穷苦的移民区。在美国“访贫问苦”期间，我无数次听过贫苦民众对当地政府不顾环境保护和农民生活稳定的怨言、批评甚至谩骂。有许多时候，我当夜就留宿在他们“鸡笼”似狭小的家里，与他们攀谈苦难的经历直至深夜。谈话中，我经常被感动得和他们一起流泪。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美国底层贫民所具有的强烈的维权意识。他们迫切要求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就业权、居住权、环境保护权、儿童抚养权、养老权、妇女权益、残疾人工作和福利权益等等。各地似乎都不缺乏“水泊梁山”式的“好汉”，但总的来说，一方面是怨言如潮，另一方面却看不出至少是在短期内会发生社会大动乱的迹象。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家兄朱传榘（J.C. Chu，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英文缩写是“ENIAC”的6位创始人之一，曾获美国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颁发的“电子计算机先驱奖”）、陈郁立（Robert Chin，波士顿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费孝通先生的老友）、沈瑷琍（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洁琼先生的好友）在一次聚会时共同指出：要了解美国社会，就要研究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变化。他们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美国也有自己的法宝以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这样一些谈话使我意识到：适应社会变化，建立并不断改进自己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各阶层人民生活中的各类迫切需求，有可能就是美国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相对长治久安的一枚“定海神针”。
1984年冬，我应邀去费城考察，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待所里，同屋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我们一见如故。相处期间，我们俩经常就个人观察美国的感想相互交流，有时一直谈到深夜。我告诉他，根据我的观察思考，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改进、充实和创新，可能就是美国延长其“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思考后也认为有道理。不久他接到国内急电，要他立即中断访美回国接受新的工作，彼此只好惜惜而别。
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初返京后还未来得及与家人好好团聚，我便接到国务院通知，要我去参加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研讨会”。据说，就是那位新上任不久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寿把我写给他的长信以及我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国家计委主任后，这些材料又被呈报给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在我的报告上两次批示，并指示国务院“作为专题认真研究”、“提出方案”。这真的使我感到了改革开放国策的巨大动力和影响。
从此，我身不由己。在职期间，先后曾与美国研究所各研究室的同事们一起编写了《美国社会保障》一书，期望引起更多人士特别是所内青年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经我与美国联邦政府社会保障署副署长协商，取得编译权，编译了《全球社会保障》的中文版（60万字），翻译了《21世纪的社会保障》一书，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社会保障》。此外，我还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体系”，建立了国内5个省、市或地方的社会发展实验区，担任过国家科委社会发展课题专家组组长。从推动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出发，又具体参与到研究中国的养老事业、社区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开拓民间社会组织等诸多课题中去。
30年一瞬间已经逝去。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老一辈科研人员都已垂垂老矣，一些人也已驾鹤西去。回首往事，能聊以自慰的是：在波涛汹涌、激动人心的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我也曾尽力而为。
朱传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