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结缘美国所
任东来
时间过得真快，几乎在转眼之间，美国所就到了“而立之年”！作为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我从美国所毕业也有1/4世纪了。当年入学、读书和后来从事研究时与前辈交往的点点滴滴，在此纪念的时刻，纷纷涌上心头。
美国所1981年成立，年底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我是82级研究生，不过，由于这两届研究生入学时间只差半年，而且，大家都住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借来的办学地——北京西郊的十一学校，所以，大家往来比较多。81级有四位研究生，我们82级有五位同学，这九个人当中，八位都是77和78级应届毕业生。
当时，虽然社科院名声很响，但新成立的美国所却默默无闻，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这些报考美国所研究生的同学，多少有些瞎猫碰死耗子，几乎都是在考前查阅招生单位名录时才知道美国所并决定报考的。以我个人为例，我在吉林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参加丁则民教授主持的美国史课外研究小组的活动，表现不错，丁先生也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他原计划在77级和78级中各招2名研究生，但没有想到的是，77级考生非常多而且考的非常好，丁先生一下子招了4个。这样我只好另寻他途，转换师门，计划报考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的研究生。在查阅招生简章中，无意中发现社科院还有一个美国所，而且还请杨先生招收美国外交方向的研究生。虽然第一次知道“这个”美国所，但我当时对“另一个美国所”，也就是苏联科学院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印象很深，因为苏联美加所及其所长阿尔巴托夫的名字常常出现在《参考消息》上，于是，就毫不犹疑地报考了这个完全陌生的研究机构。在我印象中，美国所第一次为大众所知是在1982年夏天，当时刚刚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调过来的张也白以美国所研究员的身份，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美国售台武器。
那时研究生的考试不像今天这样还指定参考书，基本上是一种靠平时积累的“裸考”。我们美国外交史专业考世界史、美国史和美国政治三门。前两门课我都学过，但美国政治却只能自己琢磨。我估计其内容不外乎是政治制度和现实政策。现实政治主要看《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政治制度则依靠北大沈宗灵教授写的《美国政治制度》小册子，还有就是美国所研究人员万青、万明父子翻译的《美国政治》。我把沈书读得相当仔细，居然还发现了若干小问题，并向沈先生讨教。沈先生在回信中对我鼓励褒奖一番，让我开心了好几天！美国政治的考试中，有十个英文名词解释，难倒了不少考生。多亏在丁老师的指导下，我研读过几本美国原版书，除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以外，其余都答了出来。我们入学后，有一次所长李慎之特地举出托克维尔的例子来批评我们学生知识面过窄，说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答出来。
由于那年考生众多，竞争相当激烈。入学后，听负责招生的田隆德老师讲，很多落榜考生写信给有关部门，说美国所录取时有后门。田老师感到很冤枉，对我们说：“我们哪有什么后门呀，考上的人我们原来一个都不认识。”她还以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章百家为例说：“章文晋大使（章百家之父）与老李（慎之）关系那么好，我们都没有录取他。”章百家无论是学识、能力，都在我们几个外地小子之上，他何以名落孙山，多少是个谜。杨生茂先生后来告诉我：百家在回答美国史试卷上的一道论述题（说明美国外交史上三个重要原则）时，为了迎合“标准答案”，结果跑了题。他考后给杨先生写信，说明自己内心真实的看法。杨先生回复说，如果你把你信中的观点写在试卷上，那就对了！第二年，美国所不招生了，百家转而考上近代史大家李新教授的研究生，最终成为知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出任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这是后话。
刚入学时，我们这些研究生对学习的环境颇为失望。堂堂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只能寄人篱下，租借十一学校的两幢二层楼房办学。美国研究所也是如此，租装甲兵招待所的客房办公！不过，我们美国所同学的一个优势就是，从十一学校定时开放的东北门出来，穿过一个马路，就到了装甲兵招待所。此外，社科院研究生院相对松散、甚至有些混乱的教学管理体制，也让我们这些刚从大学里来的研究生有些不适应。大学里的师生关系相对密切，培养计划较为严格、规范，但研究生院就不同了。我们的基础课（政治和外语）由研究生院负责，培养计划及专业课由研究所负责，院所的协调沟通不畅。而且，美国所刚刚成立，绝大多数老师没有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加上好几位老师在我们学习期间长期在美国进修，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学为主。我们两个美国外交史的同学更是如此，每学期只能与导师杨先生见一两次面，或者是我们去南开，或者是利用杨先生来京开会的间歇。平常都靠书信往来，向导师问学。1985年秋天，我从美国所毕业考取杨先生的博士生，在南开第一次拜访先生时，他把厚厚的一叠信函交给我，我一看原来是我过去三年向他汇报自己学习的信件！
杨先生是极其负责的老师，每函必复，并且制定一些书单让我们阅读，还要我们写出读书报告。我给他写的第一篇读书报告是《美国早期宪政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完成于1984年底。2000年，我的研究兴趣从美国外交史转向宪政史。这篇旧稿又被翻了出来，经过大量修改，在《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我在这里谈这个插曲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先生的“函授”指导对我帮助很大，知道了该要读什么样的书，选择什么样的题目入手；二是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性。“联邦法令废止权”是研究19世纪美国式“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这个题目尽管是16年前做的，但到发表时国内依然没有人做过。美国所老所长资中筠先生就指出过，美国所1980年代“讨论的问题虽然相当基本，但却与本质的问题有关。这是很宝贵的”。我的这一经历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选择并且能够完成这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社科院和美国所的优势。因为研究所是综合性的国别研究所，全方位地研究美国，这就避免了高校里按学科专业“画地为牢”的问题。我的“仁兄”任越研究美国司法审查，与他的日常交流促使我关注美国的分权问题，自然就会倍加注意美国政治的最大问题——联邦制。虽然那时社科院还没有自己的图书馆，研究生院和美国所的藏书也非常有限，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科院从科学院独立出来时，人文社科图书依然留在了科学院图书馆）有关美国政治史的藏书却是全国一流的，没有这些藏书也就无法做出国内较好的研究。此外，当时还在外交学院校园里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也有不少美国外交史的藏书，我们有时就通过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同学来借阅。研究生院为我们办了北图和科图的集体借书证和个人阅览证，给我们借书和看书带来莫大的便利。在老北图阅览室（北海）看书的确是个享受，硬木地板和书桌，还有书桌上铜底绿罩的台灯，给人一种严肃但又舒适的读书氛围。读书间歇，可以到图书馆前后庭院漫步，心旷神怡，那种看书环境至今回忆起来，依然非常美好。不过，当时唯一不方便的是，没有地方吃饭，经常靠馒头、包子充饥。
在北京读书的另一大优势是可以接触众多一流的学者，接受他们的谆谆教诲。当时美国所为我们开了两门专业课。一门是陈宝森先生主持的美国经济，他不仅亲自授课，而且还请北大的洪君彦等专家来讲座。另一门课是我的师兄何志功张罗的“中美关系讲座”。美国所师资不足，开课困难，但所里领导特别是负责研究生的人事秘书田隆德老师，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鼓励我们利用各种关系，主动联系所外老师来开讲座，由所里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于是，以美国所名义，我们俩（主要是何志功）就开始联系学者来讲中美关系。大概是1984年下半年，在研究生院那个简陋的临时板房里，新中国第一门“中美关系史”研究生课程（文革前大学里有类似的课程，叫“帝国主义侵华史”）开讲了！ 当时授课老师的阵容非常强大，有北大的罗荣渠、齐文颖；人大的卿斯美和河北大学的乔明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资中筠、姚伟；美国所及社科院的张静怡、彭加礼和李强；还有来自出版和新闻界的邓蜀生、陈有为、丁仰炎。讲课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既有诸如“中国皇后号”使华、《望厦条约》签订、史迪威事件、马歇尔使华这类历史题目，又有美台关系、中美苏大三角这样的现实问题。这些讲座让我们接触到最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同时也影响了我们的研究选题。何志功后来的学位论文写的是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我则选择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
1985年初夏，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们几个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81级研究生只有任越留在所里，我们这届计划四人留所。我考上了南开杨先生的博士生，但内心里还想去研究所报到，保留身份，像后来常见的在职博士生。但田隆德老师告诉我：“所长讲了，任东来既然考上了博士生，就没有必要来报到了。”就这样，我告别了美国所，来到南开大学，将我和杨先生的师生关系从“函授”提升到“亲灸”。开始两年，我还有毕业后重返美国所的希望。但是，当我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结束一年的访问学生项目后，我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义无反顾把这个研究机构确定为我的安身立命之所。
由于机构间的联系和个人的学术志向，我和美国所的因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有幸获得美国所先后三任所长及其他前辈的提携和帮助。创始所长李慎之先生多次访问中美中心，我得以跟随左右，聆听他的长篇宏论。在他不幸去世时，我将对他的怀念写在了《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中。在资中筠先生出任美国所领导之前，我就拜读过她的大作、聆听过她的讲课，她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临摹的范本。当我从中美关系史、美国外交史转向时，她又充分肯定我在美国宪政研究做出的微薄成绩。他们和我的业师丁则民、杨生茂成为我人生和事业的“四大精神导师”。第三任所长王缉思也是我半个前辈，亦师亦友，他为拙作《美国宪政历程》写的序言，帮助这本书一度成为学术畅销书。我常常想，资先生在《美国研究》创刊号开篇时倡导的美国研究学者应该成为“全民族的智囊”，或许在她自己和缉思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美国所前副所长陶文钊是国内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组织者，20年来一直主持召开中美关系系列研讨会，从未间断。正是在他筹备和精心组织的第一次（1985上海）和第二次（1988南京）中美关系史讨论会上，我走上了学术舞台，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经过他的细心修改，我第一篇重要论文得以在《中美关系史论文集》上发表，通过他的推荐，我的博士论文《争吵不休的伙伴》最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美国研究所三十而立之时，我这个当年的研究学徒生也到了“五十而知天命”！回顾过去，我才发现，我的“天命”和我的事业是如此紧密地与美国所联系在一起！此时此刻，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愿：30岁的你生日快乐！
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