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
关系”研讨会综述

何维保

　　2011年3月31日至4月2日，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山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亚太学院承办的“中国与美国：相互认知与两国关系”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这也是美国研究所庆祝建所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等3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56篇。与会者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历史考察

　　不少与会学者对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综合性或个案式的考察。

　　中山大学的梁碧莹教授梳理了中美两国人民早期的相互认知历程。她指出，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直接认知始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抵广州，此后，美国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陆续抵达中国，他们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认识中国，并留下了他们的文字记载。而中国人对美国的直接认知则是始于两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另一个则是晚清派驻美国的外交官。她认为，晚清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了解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为中美两国后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和陈崛斌博士对自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众多曲折起伏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时代、形势和相互定位的变化是造成并贯穿这种起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对时代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与战争”、“世界和平是可能实现的”，到“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的变化；另一方面，美国对“威胁美国利益的主要敌人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也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对时代的认识决定了中美两国对自身的定位及相互定位，进而影响着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和整体外交战略”。

　　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集中考察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来华传教士这一特定群体对中国文化认知的态度转变问题。他指出，在如何处理跨宗教关系和对待中国文化问题上，这些美国传教士的态度经历了从文化帝国主义向文化国际主义的转变。他认为，这种文化国际主义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并可成为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文明与不同宗教关系的重要资源。

　　还有与会学者对中美相互认知过程中的一些个案进行了探讨。中山大学的朱卫斌教授探讨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对华认知与其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罗斯福的对华认知与其对华政策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但是，罗斯福的对华认知并非是其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身为总统的罗斯福必须要考虑为美国谋取在华更多更大的利益。

　　暨南大学的秦珊教授对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议会制度的认识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她认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议会制度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通过美国传教士、外国书籍等间接了解；（2）实地考察；（3）理性思考并效仿运用。

　　西南大学的王勇副教授以“湖广铁路债券案”的解决过程为例，考察了中国对美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偏差对该案件的解决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个案例说明“认知”在中美争端的形成和解决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山大学的温强副教授探讨了尼克松政府的对华认知与其对日防务政策确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准确认知中国的对日立场对于尼克松政府最终确立其对日防务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山东大学的张丽娟教授探讨了近年来美国民众对自由贸易问题认知的变化过程。她认为，美国曾是战后世界自由贸易的主导国，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认知一直存在分歧。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自1970年代末开始受到质疑。1990年代，美国提出了“自由且公平”的贸易原则。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美国民众的认知喜忧参半，并影响着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的论文还对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相互认知与互动、中美在中国崛起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中美两国参加朝鲜战争时的心态差异、“门户开放”的提出与美国对华家长观念的形成、美国军事观察团对中美相互认知的影响，以及美国视阈下中国国家身份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中美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

　　与会者还就中美两国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问题展开了讨论。

　　外交学院的熊志勇教授根据盖洛普公司历年的相关民意测验数据，对建国以来62年间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这些数据说明在过去的60多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消极的，这个基本面多年来没有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人在不断地增多，积极面与消极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到2011年这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发展趋势令人乐观。

　　美国研究所的袁征研究员在对盖洛普公司、皮尤中心等国际知名民意测验机构及多家美国重要媒体近年来所做的民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近年来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及对中国角色定位等的变化情况。他指出，诸多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的日益崛起，同时，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的美国民众在受访者中长期占据较大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仍有比较大的市场。他认为，美国人的中国观是由多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而形成的，是通过历史积淀逐步形成的，这意味着美国民众客观而全面地认识中国，尚需时日。

　　华南师范大学的何慧教授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众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情况。她认为，在1950至1960年代，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基本认知是将其视为凶恶的敌人；197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缓慢解冻，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和定位也从“美帝”逐渐变为“美利坚”；而当代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已经多元化了。此外，她还分析了中国民众认知美国的主要途径，并总结了中国民众认知美国的几个特点。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在本次研讨会上，不同认知下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也是不少学者探讨的一个重点。

　　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美国研究所的陶文钊研究员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融入国际体系的原因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过去的32年间，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得到了发展，而美国也从中国融入这个体系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虽然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不但实现了和平共处，而且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赖、互利双赢的关系，这种情况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他认为，进入新世纪之后，中美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开阔，这使得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拓展了，但两国利益的相互冲撞也随之增加了。不过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管理的，中美两国过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处理两国关系的经验，因此两国是可以避免战略摊牌的。

　　山东师范大学的王玮教授对2011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访问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胡主席的这次访美是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长达40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正在跃上一个全新的高度，因此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韩山师范学院的王德春教授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美国战后对华租借援助延期虽有扶蒋压共的政治意图，但其初衷和主要目的是针对日本的。但国民党政府自恃军力强大，不愿向中共做出合理的妥协让步，挑起了全国内战，租借延期援助积聚的能量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解放区政府，客观上异化成为扶蒋反共的武器。

　　还有学者对中美两国间的经贸问题、中美缓和与越美和谈的关系问题、中美军事交流问题、美国的西藏政策、基金会在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美国在青岛的驻军问题，以及美台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话语体系、媒介与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

　　在研究中美两国的相互认知时，有与会者注意到了话语体系和媒介的传播作用对中美两国的认识主体所产生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了探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王磊副教授对杜鲁门、里根和布什这三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发表的《国情咨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探讨美国外交话语的保守规范及美国外交话语对民众认知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外交话语的保守规范，倾向于用面临的威胁来论证对外干涉的必要性、用道德来论证对外干涉的必要性。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段青副教授探讨了国家角色对中美两国官方政治语言的影响。他认为，中美两国的官方语言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角色所决定的，而对国家角色的定位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中泽教授分析了中美两国间的电影交流历程。她认为，中美两国间的电影交流具有促进中美两国相互认知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它们之间的电影交流从多个方面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认知，不失为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

　　与会者还对美国高校的中国政治课课程与教材问题、《大西洋月刊》对费城博览会上中国展品的介绍倾向、美国第三次三K党运动的大众传媒方略与大众文化异化，以及电影对美国本土文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