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11年第3期
零和世界、合作世界，抑或杂乱世界？
——全球性挑战、供选择的未来，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
班宁·加勒特
应邀参加这次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31年前，我曾经和李慎之先生聊到过他想要创建美国研究所的想法，因此对这个由他发起创办的重要机构，我有着一种格外的亲切感。更巧的是，我得以在1981年美国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最先访问中国。所以，30周年纪念对我个人而言，意义尤为重大。再加上我此后几乎每年都有幸访问美国研究所，得以结识了几位所长和众多顶尖的学者。总之，我对这个研究所以及与它相关的杰出同事们都怀有一份密不可分的感情，包括我的朋友黄平所长、王缉思前所长，以及资中筠前所长。
此外，在中美两国都面临着未来几十年巨大挑战的关键时期，能和你们大家一起探讨，我也深感荣幸。这些挑战包括对两国关系的考验，唯有保持足够稳健和协作的双边关系才能应对这些挑战；而这些挑战也给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专家带来了新的艰巨任务。
在我看来，对美国、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最大考验正摆在我们面前。这些考验并非来自双方的差异和分歧，因为我们已然学会了处理这些分歧。不。问题在于，我们将共同面对的更大的战略环境在发展和变化，而且中美两国能否建立一种良好的双边关系还存在不确定性。这种良好的双边关系，在我看来，是应对各国都将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所必需的：只有中美相互合作并提高领导能力，我们这个人类文明的整体才能在应对挑战中取得成功。
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我想阐述几个简单的要点及其意义：
未来30年和过去30年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战略远见，能够分清哪些是对我们国家的真正的战略挑战和威胁，哪些不是。一旦我们选错了目标，把精力集中在错误的挑战上，就会将宝贵的资源用错地方，从而无法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那些国家安全与繁荣所面临的真正威胁。
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威胁，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些威胁和挑战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影响上都是全球性的，将危及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这些趋势不仅包括通常榜单上的核扩散、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失败国家和潜在的疾病流行等。更不妙地是，这些趋势都是长期发展并在不断恶化的，这包括供应短缺——对食品、水、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各种商品的需求正以50%~100%的增速飞涨，而与此同时，供应却正在趋稳或缩减，并且这一切都因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变得更加糟糕。中国人民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会给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也已经从日前粮价居高不下的记录断定，食品价格上涨的走势会伴随着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持续。能源及其他大多数资源和商品也同样面临供求严重不平衡的局面。
这个巨大需求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人口统计学，也就是我所谓的“3个30亿”：
截止到2050年的人口增长将达到20~30亿；
城市人口将增加20~30亿；
全球中产阶级也将增加20~30亿。
当前，中产阶级意味着对能源、食品、水以及自然资源的消耗的增长。满足这种增长的资源要从何而来呢？这种增长将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哪些影响呢？
按照当前“照常营业”的经济发展和资源使用模式，不仅现在的供给无法跟上需求的速度，而且许多地区在未来也很可能如此。照这样下去，供求之间的缺口将会越拉越大。
这些缺口将导致物资的匮乏，并且至少将带来食品、能源、水，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和其他商品的涨价。进而，物资缺乏和通货膨胀又将引发经济的疲软以及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首当其冲并且损失最大的自然是那些贫困国家和各国国内的贫困人群，而最深切地体尝这种恶果及其在政治上的严重影响的，却是中产阶级。
我们尽管可以预见到这些长期发展的趋势，却不能简单地从当前趋势推断整个世界的未来。因为全球各种趋向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很可能孕育出干扰性的、非线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干扰性的变化很可能日益频繁地出现，其影响则可能波及全球。
将加剧这种来自资源、水和食品的挑战的最大未知因素之一就是气候变化。许多科学家担心，气候变化将比此前预计的速度更快地发展并达到一个爆发点，引发一系列不可逆的破坏性剧变，从而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第二大未知因素就是正在加速发展的科技的变化。科学技术使我们有望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带来的挑战，防范由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新发展所带来的致命风险，抵御各种政府和非政府支持的网络战争所引发的危害，这些危害有可能摧毁全球的网络基础，从而把人类文明推向混乱的深渊。
第三大未知因素就是领导能力——在挑战面前，世界各国能否从容应对呢？
我们虽然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可以预见那些对塑造未来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尽管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本身是极其复杂而无法预测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预料到由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未来那些“出乎意料的必然结果”，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次级和再次级的影响。
既然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其中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结局又很可能具有必然性，那么我们人类的回应就将在影响未来发展的结果上起主要作用。
尽管有许多种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都可以帮我们预测这些趋势发展的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我这里只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互斥状况，不是预测，而是思考实验。我把这些简单的图景称为“零和世界”和“合作世界”。第三种图景，或许比前二者的可能性都大，我把它称作“杂乱世界”。
在“零和世界”，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在短缺的驱动下，战略竞争将愈演愈烈。石油价格上涨、气候变化的热浪以及水资源短缺，都将造成食品价格的猛涨；经济增长的速度超出了资源的承载力；由人口扩大、城市化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扩张而导致的需求激增，又将引发自然资源和商品价格旷日持久的暴涨，以致全球经济发展受阻、开放的贸易体系信心受挫。以上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将造成“各国为己”的资源竞争愈演愈烈，甚至可能诉诸武力。最后的结果就是，自18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体系将首次一反正增长而回到零和的局面。这又将波及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并且损害到许多就艰巨的跨国难题而达成的合作，包括利用科技来解决资源稀缺问题的努力。与这种“零和世界”相反的状况，就是双赢的“和谐世界”。
在“合作世界”，各主要大国都意识到，它们彼此不是敌人，而是都面临着一些只有相互协作才能应对的共同挑战。虽然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不会消除，但是东西方能够相互妥协，对不同的制度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包容并认可，同时又能就共同面临的挑战寻求共同的解决途径，比如想方设法实现能源从化石燃料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过渡，包括加大资源保护力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和食品生产率，同时让全球千百万贫困人口脱离贫穷并加入世界中产阶级的行列。尽管“合作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和谐世界”，但其中“正和”的结果居统治地位。
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中美关系来看，“杂乱世界”都与当下的状况有着更多的相同点，因此无需详述，只要环顾周围你就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的担心在于，“杂乱世界”并不足以应对我们将面临的挑战，甚至于，或许这种胡乱应付的办法实际上根本行不通，特别是当我们沿着这条路放眼今后的10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以上所说的各种趋势和考验都按预期的情形发展，那么整个世界就不会有所谓的现状。作为回应，假如我们只是按照现有的管理世界的软弱方法继续敷衍应付，假如我们还是带着相互的猜忌和可能加剧的无穷纷争，那么世界将在不经意间走向“零和”。现状下的中间地带将随着挑战的来临而消失，届时，各国之间要么同心协力面对挑战，要么将投入惨烈的国际竞争，走上相互指责、寻衅滋事的国家主义路线，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生存。
显然，对于未来10~20年的全球走向是更接近“零和世界”、“合作世界”，还是萧条衰败的“杂乱世界”，中美关系将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两国不能同心协力，而是敌对状态持续升温，甚至参与到“零和”的战略性竞争中，那么即便世界其他国家想要谋求建立一个“合作世界”也无济于事，结果很可能还是个“零和世界”。这时的我们就没有太大希望去有效解决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而中美双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将为此承担严峻的后果。
可惜的是，中美两国很可能无法胜任带领世界走向合作的使命，甚至还会将国际社会推向零和的深渊。这样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美国和中国国内都有人强烈坚持，对自己国家安全的最大战略威胁就是对方；有些人则深信现实主义者所谓“大国的悲剧”的理论，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注定会与已经确立地位的霸主相冲突。两方的鹰派人物都能够援引各种行动来佐证他们的观点，包括军事领域的动作等。
在我看来，对于未来世界和美中两国人民来说，没有什么结局能比上演这种所谓“无法避免的”敌对状态更加具有毁灭性。任由美中关系向着零和的战略竞争方向偏移，将是两国共同铸成的巨大战略错误，因为一笔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会随之流走而无法用来解决未来几十年中真正威胁我们繁荣稳定的问题。面对前方那些我认为的真正威胁，两个国家不是合作，而是不顾对文明命脉的潜在威胁去浪费宝贵的资源，使国际合作的前景愈发黯淡。比如，试想两国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拼命研制更先进的武器用来打败对方，而非联合起来，探索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紧缺以及其他长期挑战的新途径。
所幸的是，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两国首脑都已经意识到，相互依赖的深化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给对方国家造成的最大威胁，不是成功，而是失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经济动荡，都将对全球和对方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例如，麦肯锡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20年，美国和中国以及整个世界能出现迄今为止最为强劲的国民经济增长，条件是两国在未来十年都更加强大，并且在全球力量的重新平衡中通力合作。一旦一方有所摇摆，另一方也会如此。不论是否愿意，我们已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此外，两国首脑都表示，面对全球性挑战，我们已经“在同一条船上”了：管理全球经济，与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核扩散、国际犯罪以及疾病流行做斗争，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认为，对于那些更长久的威胁他们还没有完全看清，这些威胁由资源不可持续的趋势引发，而且将加剧其他的风险。他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挑战才是当务之急。诚然，着眼于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非长期挑战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那些长期挑战对政策选择具有近期的意涵。
在我看来，要面对这些真正的挑战，各国需要在美国、中国以至二十国集团的带领下进行长期协作，向“合作世界”发展，避免落入“零和世界”的陷阱。我们应当听取理查德·哈斯近十年前的忠告，从强调“均势”转向强调“力量的集中”——在制衡政治、经济及军事对手的同时，将无穷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及创新力量汇聚起来，以应对共同的挑战。然而，要完成这种转变，可能需要一场严峻的国际危机，来迫使两国政府和公众都放下彼此的猜疑和庞杂的双边争端，而将战略合作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
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摆在我们这个研究和谋求美中关系发展的群体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在我看来，这后30年的路比之前艰辛的30年更加令人望而生畏。应对21世纪的挑战，需要远见、领导力、政策创新，以及各层级上的国际合作。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需要跳出美中双边关系的框框去思索，去放眼更广阔的世界，看清其中对塑造美中战略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力量。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殊荣参加此次周年庆典，并且能够向在座的、以空前阵容汇集的中国最杰出的美国问题专家们发表这篇讲话——其中许多是我的老朋友。谢谢你们！
（陈文佳译 赵梅校）
班宁·加勒特（Banning Garrett）：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项目（Asia Programs, 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S.）主任